第53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8)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們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廣泛熱烈地討論。
在11月27日的分組討論中，一位代表發言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讚成把這場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他在肯定討論是有益的同時，又表示這樣會引起國內外對安定團結政治局麵的擔憂。他說，現在報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號，例如“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對現代迷信”等，“我不認為這些說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內容，但如果把它們當作思想工作、宣傳工作中的綱領性的口號，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讚成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在實際上引導人們去議論毛澤東的錯誤。”
代表們從全議簡報上看到27日這位代表的發言後，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胡喬木、萬裏、鄧穎超、徐向前、習仲勳等同誌在會上明確指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目前已經不是一般理論問題，而是黨內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我們每個人應該旗幟鮮明。
與會代表在全麵了解了“兩個凡是”方針提出的經過和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由來和發展後，對主張“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同誌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兩個凡是”背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
根據與會代表的要求，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的有關當事人說明了一些情況，汪東興、華國鋒就“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作了一點檢討和說明。
1978年12月8日，汪東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自己的錯誤作了檢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會作了書麵檢查，其中說道：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是在我的直接領導下寫成的，其中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是讚同的，這不僅完全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實際，而且，在以後處理某些問題上自己的思想還束縛在這個框框裏，解放不出來”。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中，我對於它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著一些顧慮，主要是怕因此對捍衛和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產生不利影響”。他表示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解釋和檢討。
華國鋒說明，他在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是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複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出發的。後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製止也沒有講清楚。華國鋒還說，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講的“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
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就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作了說明。
且不說華國鋒、汪東興的檢討說明是否深刻，他們作檢討這一舉動本身就表明，圍繞著“兩個凡是”和實踐標準的鬥爭，以實踐標準的勝利而告基本結束。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鄧小平對持續半年多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作了結論，他指出：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複講過的。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完全接受了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所作的結論，並在全會的決議中對這一討論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建國以來思想理論戰線上一場規模甚大、影響深遠的鬥爭，也是我黨自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又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它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開始把人們從多年盛行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逐漸端正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理論條件。
華國鋒原定的中央工作會議議程
按照原來的設想，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華國鋒於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宣布會議的三項議程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在宣布這三項議程的同時，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麵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那麽首要的就是要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尤其是要端正黨的指導思想。然而華國鋒所宣布的三項議程都隻是經濟問題，而且他在講話中既沒有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又未否定“兩個凡是”。這裏，華國鋒一麵說重點轉移，一麵又不願涉及“左”的指導思想，這也正反映了他複雜的心態。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建議最早是鄧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讚同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建議。當然，華國鋒接受這一建議也還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國人民努力生產，加速實現他提出的八年規劃和二十三年宏偉設想。但是，他畢竟是以維護毛澤東晚年錯誤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糾正“左”的指導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不平反冤假錯案的情況下來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按照華國鋒的這種指導思想召開三中全會，就不會有曆史性的偉大轉折。
陳雲率先放炮
華國鋒致開幕詞後，許多同誌對工作重點轉移的提議熱烈擁護。但與此同時，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11月11日召開了第一次小組會議，譚震林大膽提出，進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先要解決一些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百萬雄師”等問題要不要解決？我看應該解決。
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率先“放了一炮”。
陳雲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張，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陳雲指出，華主席說，對於那些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致的工作，妥善解決。我認為這是很對的。但是，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麵很廣的問題，是需要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予考慮和決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誌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這個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組織部長（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與處理薄一波同誌等問題的精神是一致的。我當時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後來根據審查幹部中遇到的問題，在1941年也寫過一個關於從反省院出來履行過出獄手續，但繼續幹革命的那些同誌，經過審查可給以恢複黨籍的決定。這個決定與“七七決定”精神是一致的。這個決定也是中央批準的。我認為，中央應該承認“七七決定”和1941年的決定是黨的決定。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誌應給以複查，如果並未發現有新的真憑實據的叛黨行為，應該恢複他們的黨籍。
三、陶鑄同誌、王鶴壽同誌等是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戰後由我們黨向國民黨要出來的一批黨員，他們在出獄前還堅持在獄中進行絕食鬥爭。這些同誌，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雖然恢複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一個“尾巴”，例如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四、彭德懷同誌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的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我沒有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既然沒有開除出黨，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關於天安門事件。現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來了，而且還出了話劇《於無聲處》，廣播電台也廣播了天安門的革命詩詞。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評鄧小平同誌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誌是中央文化大革命的顧問，康生同誌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各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誌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誌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
我提出以上六點，請同誌們批評指正。
陳雲提出的六個問題，實際是涉及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重大問題，立即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同誌的熱烈擁護，大家群起響應，使會議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
胡耀邦在西北組發言說：我讚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這些大是大非的解決，關係到安定團結，關係到實事求是作風，關係到維護毛主席的旗幟。
萬裏在華東組發言說：陳雲同誌提出的六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們心裏不舒暢。
王首道在華北組發言說：隻有把遺留的問題解決好，才能真正達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康克清在華北組發言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誌11月12日提出的六點意見。她建議，凡是林彪、“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予以推倒。
與會同誌除讚同陳雲的意見外，還提出了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顛倒了的重大是非問題：肖克發言要求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楊得誌等提出要為武漢“七二”事件徹底平反；陳丕顯提出上海的“一月風暴”問題也應該弄清楚；聶榮臻提出要解決武漢的“百萬雄師”、四川的“產業軍”等問題；與會同誌還提出要正式為所謂“右傾翻案風”問題平反，等等。
政治局宣布重大決定
根據與會同誌的願望和提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認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講話。
華國鋒說，當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這個問題的時候，同誌們提出天安門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遺留下來的比較重要的若幹問題。這些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過去多次議過，準備加以解決。這幾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見。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幾項決定：
（1）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準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對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同日，北京市委根據中央的批準，已正式宣布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
（2）關於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中央認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中央政治局決定，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銷。貫徹執行這些文件的黨委和個人，不承擔責任，責任由中央承擔。
（3）關於所謂“二月逆流”問題。中央認為，所謂“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幫”顛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當時反對他們的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而打倒周總理和朱委員長。因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誌，一律恢複名譽，受牽連和處分的，一律平反。
（4）關於薄一波等61人的問題。現已查明，這是一起重大錯案。中央組織部的調查報告說，大量事實證明，薄一波等同誌在獄中的表現是好的。中央決定為這一重大錯案平反。
（5）關於彭德懷同誌的問題。彭德懷同誌是老黨員，擔任過黨政軍重要職務，有重大貢獻。曆史上有過錯誤，但過去懷疑他裏通外國是沒有根據的。其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6）關於陶鑄同誌的問題。陶鑄同誌是老同誌老黨員，在幾十年工作中對黨對人民是有大貢獻的。經過複查證明，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
（7）關於楊尚昆同誌的問題。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裏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對楊尚昆同誌要分配工作，恢複黨的組織生活。
（8）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問題。他們有很大民憤，對他們進行揭發批判是合理的。
（9）關於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問題。對於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決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對於曾經分裂為兩大派的群眾組織，要妥善處理，不能引起派性鬥爭。要引導群眾向前看，消除資產階級派性。
此外，對於“三支兩軍”工作，中央認為要曆史地看。成績要肯定，出現的錯誤由中央承擔責任。
放手讓大家講話
根據會議的進展情況和曆史發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從中央工作會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應當放手讓大家講話，用以總結工作，肯定成績，批評錯誤，分清是非。
在這一精神和上述決定推動下，會議氣氛更加熱烈。圍繞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這一戰略任務，大家暢所欲言，對許多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與會同誌一致認為，現在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國際形勢也非常有利，工作重點轉移的條件已經成熟，時機也適當。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完全正確、非常及時，這是一個非常英明和有遠見的決策。這一決策，抓住了推動全局的關鍵問題，必將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調動各方麵積極因素，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
與會的許多老同誌和一些地方單位的領導同誌大膽地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質疑。他們說，現在我們講“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提法不確切，我們主張不要再這樣提。我們認為，對劉少奇司令部不能再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來提了，也不存在一個獨立於中央之外的劉少奇司令部。說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也不能說服人。至於說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勞。因此，一些與會同誌提出，對“文化大革命”應當重新研究，重新評價。
在11月27日的分組討論中，一位代表發言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讚成把這場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他在肯定討論是有益的同時，又表示這樣會引起國內外對安定團結政治局麵的擔憂。他說，現在報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號，例如“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對現代迷信”等，“我不認為這些說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內容，但如果把它們當作思想工作、宣傳工作中的綱領性的口號，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讚成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在實際上引導人們去議論毛澤東的錯誤。”
代表們從全議簡報上看到27日這位代表的發言後，對“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胡喬木、萬裏、鄧穎超、徐向前、習仲勳等同誌在會上明確指出，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目前已經不是一般理論問題，而是黨內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我們每個人應該旗幟鮮明。
與會代表在全麵了解了“兩個凡是”方針提出的經過和關於真理標準討論的由來和發展後，對主張“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同誌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兩個凡是”背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完全錯誤的。
根據與會代表的要求，真理標準問題爭論的有關當事人說明了一些情況，汪東興、華國鋒就“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作了一點檢討和說明。
1978年12月8日，汪東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自己的錯誤作了檢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會作了書麵檢查，其中說道：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是在我的直接領導下寫成的，其中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是讚同的，這不僅完全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實際，而且，在以後處理某些問題上自己的思想還束縛在這個框框裏，解放不出來”。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中，我對於它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著一些顧慮，主要是怕因此對捍衛和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產生不利影響”。他表示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
12月13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解釋和檢討。
華國鋒說明，他在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是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複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出發的。後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製止也沒有講清楚。華國鋒還說，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講的“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的思想。
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就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作了說明。
且不說華國鋒、汪東興的檢討說明是否深刻，他們作檢討這一舉動本身就表明，圍繞著“兩個凡是”和實踐標準的鬥爭，以實踐標準的勝利而告基本結束。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鄧小平對持續半年多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作了結論，他指出：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複講過的。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完全接受了鄧小平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所作的結論，並在全會的決議中對這一討論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建國以來思想理論戰線上一場規模甚大、影響深遠的鬥爭，也是我黨自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又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它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開始把人們從多年盛行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逐漸端正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思想理論條件。
華國鋒原定的中央工作會議議程
按照原來的設想，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華國鋒於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宣布會議的三項議程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討論《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兩個文件。（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在宣布這三項議程的同時，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麵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那麽首要的就是要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尤其是要端正黨的指導思想。然而華國鋒所宣布的三項議程都隻是經濟問題，而且他在講話中既沒有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又未否定“兩個凡是”。這裏，華國鋒一麵說重點轉移，一麵又不願涉及“左”的指導思想，這也正反映了他複雜的心態。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建議最早是鄧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華國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讚同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建議。當然，華國鋒接受這一建議也還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國人民努力生產，加速實現他提出的八年規劃和二十三年宏偉設想。但是，他畢竟是以維護毛澤東晚年錯誤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糾正“左”的指導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不平反冤假錯案的情況下來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按照華國鋒的這種指導思想召開三中全會，就不會有曆史性的偉大轉折。
陳雲率先放炮
華國鋒致開幕詞後，許多同誌對工作重點轉移的提議熱烈擁護。但與此同時，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11月11日召開了第一次小組會議，譚震林大膽提出，進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先要解決一些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百萬雄師”等問題要不要解決？我看應該解決。
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率先“放了一炮”。
陳雲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張，從明年起把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見。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所顧慮的。
陳雲指出，華主席說，對於那些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問題，應由有關機關進行細致的工作，妥善解決。我認為這是很對的。但是，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麵很廣的問題，是需要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對此，中央應該給予考慮和決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誌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這個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組織部長（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與處理薄一波同誌等問題的精神是一致的。我當時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後來根據審查幹部中遇到的問題，在1941年也寫過一個關於從反省院出來履行過出獄手續，但繼續幹革命的那些同誌，經過審查可給以恢複黨籍的決定。這個決定與“七七決定”精神是一致的。這個決定也是中央批準的。我認為，中央應該承認“七七決定”和1941年的決定是黨的決定。對於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為叛徒的同誌應給以複查，如果並未發現有新的真憑實據的叛黨行為，應該恢複他們的黨籍。
三、陶鑄同誌、王鶴壽同誌等是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戰後由我們黨向國民黨要出來的一批黨員，他們在出獄前還堅持在獄中進行絕食鬥爭。這些同誌，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雖然恢複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一個“尾巴”，例如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四、彭德懷同誌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的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我沒有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既然沒有開除出黨，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五、關於天安門事件。現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來了，而且還出了話劇《於無聲處》，廣播電台也廣播了天安門的革命詩詞。這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評鄧小平同誌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而且在全國許多大城市也有同樣的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誌是中央文化大革命的顧問，康生同誌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各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康生同誌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同誌的錯誤給予應有的批評。
我提出以上六點，請同誌們批評指正。
陳雲提出的六個問題，實際是涉及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的重大問題，立即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同誌的熱烈擁護，大家群起響應，使會議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
胡耀邦在西北組發言說：我讚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這些大是大非的解決，關係到安定團結，關係到實事求是作風，關係到維護毛主席的旗幟。
萬裏在華東組發言說：陳雲同誌提出的六個問題要解決，不然人們心裏不舒暢。
王首道在華北組發言說：隻有把遺留的問題解決好，才能真正達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康克清在華北組發言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誌11月12日提出的六點意見。她建議，凡是林彪、“四人幫”強加於人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予以推倒。
與會同誌除讚同陳雲的意見外，還提出了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顛倒了的重大是非問題：肖克發言要求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楊得誌等提出要為武漢“七二”事件徹底平反；陳丕顯提出上海的“一月風暴”問題也應該弄清楚；聶榮臻提出要解決武漢的“百萬雄師”、四川的“產業軍”等問題；與會同誌還提出要正式為所謂“右傾翻案風”問題平反，等等。
政治局宣布重大決定
根據與會同誌的願望和提出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認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講話。
華國鋒說，當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這個問題的時候，同誌們提出天安門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遺留下來的比較重要的若幹問題。這些問題，中央政治局常委過去多次議過，準備加以解決。這幾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見。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幾項決定：
（1）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中央認為，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眾運動。應該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準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對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同日，北京市委根據中央的批準，已正式宣布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
（2）關於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中央認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中央政治局決定，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銷。貫徹執行這些文件的黨委和個人，不承擔責任，責任由中央承擔。
（3）關於所謂“二月逆流”問題。中央認為，所謂“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幫”顛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當時反對他們的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而打倒周總理和朱委員長。因所謂“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誌，一律恢複名譽，受牽連和處分的，一律平反。
（4）關於薄一波等61人的問題。現已查明，這是一起重大錯案。中央組織部的調查報告說，大量事實證明，薄一波等同誌在獄中的表現是好的。中央決定為這一重大錯案平反。
（5）關於彭德懷同誌的問題。彭德懷同誌是老黨員，擔任過黨政軍重要職務，有重大貢獻。曆史上有過錯誤，但過去懷疑他裏通外國是沒有根據的。其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6）關於陶鑄同誌的問題。陶鑄同誌是老同誌老黨員，在幾十年工作中對黨對人民是有大貢獻的。經過複查證明，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
（7）關於楊尚昆同誌的問題。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裏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對楊尚昆同誌要分配工作，恢複黨的組織生活。
（8）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問題。他們有很大民憤，對他們進行揭發批判是合理的。
（9）關於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問題。對於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決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對於曾經分裂為兩大派的群眾組織，要妥善處理，不能引起派性鬥爭。要引導群眾向前看，消除資產階級派性。
此外，對於“三支兩軍”工作，中央認為要曆史地看。成績要肯定，出現的錯誤由中央承擔責任。
放手讓大家講話
根據會議的進展情況和曆史發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從中央工作會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應當放手讓大家講話，用以總結工作，肯定成績，批評錯誤，分清是非。
在這一精神和上述決定推動下，會議氣氛更加熱烈。圍繞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這一戰略任務，大家暢所欲言，對許多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真正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與會同誌一致認為，現在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國際形勢也非常有利，工作重點轉移的條件已經成熟，時機也適當。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完全正確、非常及時，這是一個非常英明和有遠見的決策。這一決策，抓住了推動全局的關鍵問題，必將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調動各方麵積極因素，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
與會的許多老同誌和一些地方單位的領導同誌大膽地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質疑。他們說，現在我們講“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提法不確切，我們主張不要再這樣提。我們認為，對劉少奇司令部不能再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來提了，也不存在一個獨立於中央之外的劉少奇司令部。說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也不能說服人。至於說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勞。因此，一些與會同誌提出，對“文化大革命”應當重新研究，重新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