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葉帥午夜布奇兵！“四人幫”中計就擒(19)
居住在這座豪華殿堂中的“女皇”，這幾天為籌備“登極”大典，實在是太忙碌、太亢奮，也太疲倦了。此刻，她穿著綢子睡衣正仰靠在法蘭絨的長沙發裏，一邊看著進口的錄像片，一邊翻著今天送來的一疊厚厚的情況“清樣”，得意洋洋，沉浸在美妙的女皇夢中。
突然，幾個不速之客，未經請示，出現在尊貴的殿堂大廳裏。
“女皇”斜睨一下門口，打量幾個“來客”，厲聲喝道：“你們來幹什麽？”
不過，此刻她的神威已經不靈了。
行動組的負責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高雲江帶著幾名警衛已經跨進室內，向她宣讀了“隔離審查”的決定。
還未等讀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麽回事，頓時慌了神，驀地站起來連問：“為什麽？為什麽？”
“來客”回稱：“你去了就知道了！”
江青馬上提出一個難題：“我可以方便一下嗎？”
高雲江告訴作者，這位現代“女皇”，有一個不大衛生的習慣，一緊張就要入廁，這會兒神經高度緊張，驚慌失措，自然產生出這種生理需要，但此刻她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時間，到高級廁所裏冷靜一下頭腦，想想對策。
“來客”清楚她的舊習，也明白她的目的，不能勉為其難，隻能答應她的要求，但派護士馬曉先陪著她入廁。
人們隻好耐心等待。室內的空氣似乎凍結了。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大約過了一刻鍾，江青從廁所裏走出來，神情沮喪，故作鎮靜。
“來客”提出最後要求：“請交出保險櫃的鑰匙！”
江青不答，拒絕交出。
雙方對峙著，進入高度緊張狀態。
行動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連催幾次，江青不高興地說：“要交，也不能交給你們！”隨後，她要了一個大信封，氣鼓鼓地把自己隨身帶的一串鑰匙裝進去，寫上“華總理親啟”，交給行動組人員。
此時此刻，江青方感到交出了鑰匙，就是交出自己稱皇稱霸、作威作福的豪華“宮殿”，交出自己苦心經營、抓住不放的手中大權，交出這裏的一切……她抬起頭來，環顧左右，期待能夠得到跟隨自己身邊的服務人員伸出保護救援之手，哪怕是一點點同情光顧的眼光……
然而，這“美好”的願望再也不會實現了，這個昔日的自封“女皇”，今日的孤家寡人早已眾叛親離，成了“紙老虎”，所有“201”的工作人員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臉色發青，渾身顫抖，手腳發麻，直到此時她才感到孤立了，玩完了，沒轍了！辦完“交接”手續，行動組人員實在無心欣賞這場“龍床驚夢”的鬧劇，還是請她快點收場，換一個地方。“女皇”不得不離開“寶座”，跟隨警衛人員鑽進轎車，由兩輛警衛車“監護”送到她應該去的地方。平時受夠“妖婆”窩囊氣的服務員們，此刻揚眉吐氣，送走了瘟神！
關於這位瘟神的“秘史”，中外已有幾部專著，均是長篇大論，自不贅述。“四五”運動以來，倒是有些無名詩人的詞，如《三寵三哭》《贈某女士》《禿兒想掘墳》《氣死你》等等，寫得蠻有趣味，膾炙人口，尤其那首《終身誤》據說是出自名家趙樸初之手，當時爭相傳抄，廣為流行，時至今日，仍不失其光彩。可惜洋洋灑灑數百言，這裏隻好割愛了。還有一首也廣為傳誦的，那便是廣東省文史館胡希明先生寫的七絕：
銀幕華燈跡未殘，山呼萬歲夢江南。
當年慶壽人如在，記得兒家舊姓藍。
這首七絕妙在揭露了30年代藍蘋女士混跡十裏洋場，為蔣介石慶壽的醜事。這是江青一大心病，為此她曾將知情者王瑩、鄭君裏等老電影工作者置於死地。此詩首句以蒙太奇的手法將人們的思緒拉回到燈紅酒綠的舊上海之夜，末句模仿江青的口氣，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絕。
這裏，有一件事需要補敘一筆：在“201”室接管江青鑰匙、封存文件的前後，在釣魚台和姚文元住所，也安排專人分別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辦公室取鑰匙，封文件，不過此事據說並不順利，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煩，不必細說。
到此為止，“四人幫”已經各得其所，各就其位，被關押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地下室裏（因屬機密故略）。不過，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也沒有人向他們透露半點消息。他們自然不習慣於“地下生活”，在“候審”中等得不耐煩了，未免仍然口出狂言，口出怨言，口出罵言，“地上”的人自然聽不到，可惜一直陪伴他們在地下的警衛人員隻好“挨罵受氣”，有時不得已“回敬”幾句，也是合理合法，絕無虐待之舉。關於關押“四人幫”，已有許多“受審記”麵世，不是本書範圍，毋須多言。
這裏，轉引傳抄的趙樸初《快刀斬麻除四害》四首詩，為“王、張、江、姚”的覆滅作個小結吧：
王八烏龜夢發財，
洪水江波起上海。
文麵鼠輩大流氓，
絞盡腦汁想上台。
張牙舞爪陰氣露，
春風作麵容狼豺。
橋上抽板設陷阱，
殺盡忠良心太壞。
江湖巫婆臭戲子，
青從蛇口毒牙栽。
碎骨吸髓欲稱王，
屍落黃泉鬼不睬。
姚士叭狗爬得快，
文過飾非兩麵派。
元凶惡鬼徒遮日，
焚作骨灰糞中埋。
大江南北齊憤慨，
快刀斬麻除四害。
人民歡呼新勝利，
心花怒放樂開懷。
最後勝利的喜悅
閑話少敘，再說10月6日晚8時後發生在中南海這場“特殊戰鬥”的另外一幕。
時間：在處置江青之前。
地點：頤年堂後院。
頤年堂是豐澤園的一座主體建築，清朝最初稱崇雅殿，後改名頤年殿，到民國初年改為頤年堂。上刻橫匾“紅彩碧滋”，右聯是：“榴花照耀菖蒲岸”，左聯是：“竹影扶疏翡翠亭”。院內東西房上至今保留著慈禧太後書寫的“雲山畫”“煙雨圖”懸匾。頤年堂，康熙初年為儒臣給皇帝進講之處。新中國建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頤年堂一直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舉行重要會議的地方，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決策都是在這裏集體作出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還常在這裏會見黨內外知名人士和外賓。“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搬到新建的“遊泳池”，豐澤園便逐漸冷落下來。小小院落，幾間寬敞明亮的房子，仍舊保持著當年陳設的原貌。蒼鬆香菊，幽雅宜人。現在的屋主就是那位曾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毛遠新。此刻這位“聯絡員”已經無事可以“聯絡”，外間紛紛傳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陽。其實，他並沒有走。一來“母後”不讓走；二來，他自己也覺得重任在身，走不開。他的妻子遠在遼寧，身邊隻有一個原來給江青女兒看過孩子的老保姆侍候。晚間，孤零零的一個人埋頭在電視機的熒光屏上，看得入神。
突然，李聯青（作者尊重本人意見改用化名）出現在門口。李聯青是跟隨毛澤東多年的衛士。和毛遠新是老相識了，常來常往。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聯絡員”開始並沒有在意。後來，仔細一打量，看到老熟人今天脫掉往常的便衣，換上了整齊的軍裝，後麵還跟著幾個軍人，覺得有點異樣。
“老李，有什麽事嗎？”“聯絡員”有點坐不住了。
“準備給你另外換個地方住，不要住在這裏了。”老熟人慢慢地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還要帶點東西。”
“不要了，什麽也別帶，現在就走！”
直到此時，“聯絡員”才明白是怎麽回事！
“啊！你來抓我？”他霍地站起身來，瞪大眼睛，質問老熟人。
老熟人開始不客氣了，隻好實話實說：“你說得不完全對，不是我來抓你，而是我來奉命向你傳達一件事情。”於是把中央對毛遠新實行“隔離審查”（當時區別於王、張、江、姚，叫“保護審查”）的決定複述了一遍。
“聯絡員”還算懂事，沒有任何抗拒。接著，軍人們搜出了他的手槍，然後將他帶上汽車，送到候審的地方。
解決江青和毛遠新的消息，很快回報到懷仁堂正廳。
焦急等待在那裏的葉劍英元帥臉上露出了笑容，高興地說“好！沒有放一槍，實在太好了！”他和華國鋒、汪東興及全部參加這次特殊“會議”的警衛人員，一起分享了勝利的喜悅。
另一方麵，北京市委在北京衛戍區部隊的配合下，由吳德、吳忠等主持，以召開市委緊急會議的形式，召來了“四人幫”的親信遲×、謝××、金××等人，宣布了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並采取了其他相應措施，保證了北京市局勢的穩定。一向消息靈通的人士遲×，這兩天竟害了“政治感冒”。前一天，他還在清華大學大肆吹捧江青，並帶著挑釁的口吻大講特講斯大林死後蘇聯政權更迭的曆史，說：“有人講主席在，一個個跳出來好辦，主席不在了怎麽辦？無非修正主義上台嘛！我們再把他趕下來就是了。”他斷言：“文化大革命可能進行多次，有人說搞一次就夠嗆了，其實，是太好了，按革命派來講恨不得馬上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個原8341部隊的宣傳科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扯著江青的“布拉吉”飛黃騰達，一躍而當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還嫌不足，正在夢想“二次革命”，乘機青雲直上。他的夢幻徹底破滅了！
遙望太空，烏雲退去，銀河迢迢，星光閃閃，這是多麽喜人的夜晚啊！
這樣的勝利是人們所期望，但卻是出乎意料的。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過去了；從1974年起毛澤東就說要解決的“四人幫”，兩年時間又過去了。誰能料到今天10月6日晚8時至9時，前後不到一小時，沒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就從組織上打垮了這個反黨集團，結束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這是曆史的偶然嗎？不！這是曆史的必然。這是智慧戰勝愚頑、正義戰勝邪惡的必然勝利，也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心，堅持與“四人幫”長期鬥爭的結果。
在這場鬥爭中，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員一道，集中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在關鍵時刻，再一次為黨為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並永遠載入史冊。
關於對“四人幫”采取緊急措施，實行“隔離審查”依法處置的問題，中外的一些史學工作者和傳記作者，在論著和作品中，有各種各樣的記敘和評述。有說是葉帥下令“逮捕”的；有說是傳訊“扣押”的；有說是“軟禁”的。至於最後解決“四人幫”的地點，更是“五花八門”。或說是在西山“軍委作戰室”，或說在釣魚台，或說是分頭在辦公室或家裏抓的，等等。如嚴家其夫婦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寫道：“六日淩晨，汪東興到釣魚台，逮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這自然是靠他們天才的靈感和豐富的想象力編造出來的。
還有一本名為《七十八天》的小冊子，先是刊登在《中國》雜誌上，後又由湖南某出版社印成單行本，流傳甚廣。這本書竟這樣寫道：
10月6日。
在這個寧靜而溫和的星期三的午夜，北京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團同時接到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的命令；
立即逮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立即接管公安部。
立即接管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釣魚台某號樓（梁效寫作組所在地）。
中央警衛團趙營長聽到汪東興傳達這個命令後，十分鎮定，立即趕回營區，下令緊急“集合”。
部隊全副武裝拉出營房，在操場上列隊待命……
7日淩晨2時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幾輛軍車駛出營區大門。趙營長荷槍坐在指揮車上，戴著耳機，無線電天線在擋風玻璃前搖曳。車隊行駛十分鍾後，已接近中南海。
由於篇幅有限，恕不再引下去。這位作者在後麵接著寫這個曾是朱德衛士的“趙營長”，如何一個一個向王、張、江、姚宣讀“逮捕令”，實行武裝逮捕的。
對於這個顯然失實的“紀實”，許多知情的讀者和嚴肅的史學工作者曾經提出過不同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1986年第4期《文獻與研究》上，曾發表陳一非撰寫的《紀實文學作品應當尊重曆史真實》的文章，提出批評：
《中國》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登載了×××寫的紀實小說《中國：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紀實》。以後，不少報刊紛紛轉載，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這篇作品所以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同它自稱的“紀實”有關。作品裏描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有時間，有地點，用的是真實姓名，還有許多刻畫入微的細節。這就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它所敘述的基本情節，都是真實的、可信的。讀者之所以對它有興趣，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從這裏來的。作者在接受《南方周末》編輯部采訪時曾表示：“我認為，紀實性文學的生命在於真實”，“作者應該嚴格按照曆史的真實去反映曆史事件，特別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及其背景，不能胡亂虛構。”（見《南方周末》第121期）可惜的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卻違背了這一原則，這篇作品描述的曆史事件中的許多重要情節或是作者任意虛構的，或是真假摻雜的。這裏隻舉幾個例子：
讀過這篇作品的人都會記得，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活龍活現地描繪了毛澤東主持2月14日的懷仁堂碰頭會這一情節。這大概要算是作品中的關鍵性章節之一了吧！這裏不僅寫下了毛澤東在會上的多次講話，還有他當時心理活動的細致刻畫，以後又說他會後離京到南京中山陵小住，直到2月28日才回來，等等。可事實是怎樣的呢？事實是：毛澤東當時根本不參加這一類的會議，在此期間也並未離開過北京。所以，作品著力渲染的會議中的許多情況是否“嚴格按照曆史的真實去反映”，實在是不言自明的。至於作品把2月16日“大鬧懷仁堂”的許多內容挪到了2月14日來寫，這裏就不再多說了。作者在杜撰了毛澤東去南京小住後，接著又引出江青在他回到北京時向他告狀這一段情節。這段對話寫得波瀾起伏，有聲有色。可惜，也全是憑作者想象虛構出來的。實際上，2月16日懷仁堂碰頭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整理出會議記錄，在同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江青密謀後，於16日當晚向毛澤東匯報，江青並沒有去。
據該“回憶錄”作者交待，“逮捕”（“四人幫”）行動發生時，他並不在場，第二天聽一位“朋友”告訴他的。可見，又是道聽途說，生編硬造！問題不在於他本人及其“造謠公司”的寫作班子胡說八道，而在於大陸上居然有人對這位僑居美國的“中國人”，還有一點現代迷信，所以，這裏不惜筆墨把這一段有關“回憶”端出來曝曝光。如此而已。
鑒於該書作者及其他“傳記”作者都多次引用汪東興的回憶，現將經過汪東興本人審閱過的一段有關“懷仁堂會議”的回憶摘錄如後，以供研究參考：
突然，幾個不速之客，未經請示，出現在尊貴的殿堂大廳裏。
“女皇”斜睨一下門口，打量幾個“來客”，厲聲喝道：“你們來幹什麽？”
不過，此刻她的神威已經不靈了。
行動組的負責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和高雲江帶著幾名警衛已經跨進室內，向她宣讀了“隔離審查”的決定。
還未等讀完，“女皇”一下子明白了怎麽回事，頓時慌了神，驀地站起來連問：“為什麽？為什麽？”
“來客”回稱：“你去了就知道了！”
江青馬上提出一個難題：“我可以方便一下嗎？”
高雲江告訴作者，這位現代“女皇”，有一個不大衛生的習慣，一緊張就要入廁，這會兒神經高度緊張，驚慌失措，自然產生出這種生理需要，但此刻她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時間，到高級廁所裏冷靜一下頭腦，想想對策。
“來客”清楚她的舊習，也明白她的目的，不能勉為其難，隻能答應她的要求，但派護士馬曉先陪著她入廁。
人們隻好耐心等待。室內的空氣似乎凍結了。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
大約過了一刻鍾，江青從廁所裏走出來，神情沮喪，故作鎮靜。
“來客”提出最後要求：“請交出保險櫃的鑰匙！”
江青不答，拒絕交出。
雙方對峙著，進入高度緊張狀態。
行動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連催幾次，江青不高興地說：“要交，也不能交給你們！”隨後，她要了一個大信封，氣鼓鼓地把自己隨身帶的一串鑰匙裝進去，寫上“華總理親啟”，交給行動組人員。
此時此刻，江青方感到交出了鑰匙，就是交出自己稱皇稱霸、作威作福的豪華“宮殿”，交出自己苦心經營、抓住不放的手中大權，交出這裏的一切……她抬起頭來，環顧左右，期待能夠得到跟隨自己身邊的服務人員伸出保護救援之手，哪怕是一點點同情光顧的眼光……
然而，這“美好”的願望再也不會實現了，這個昔日的自封“女皇”，今日的孤家寡人早已眾叛親離，成了“紙老虎”，所有“201”的工作人員再也不理睬她了。
“女皇”臉色發青，渾身顫抖，手腳發麻，直到此時她才感到孤立了，玩完了，沒轍了！辦完“交接”手續，行動組人員實在無心欣賞這場“龍床驚夢”的鬧劇，還是請她快點收場，換一個地方。“女皇”不得不離開“寶座”，跟隨警衛人員鑽進轎車，由兩輛警衛車“監護”送到她應該去的地方。平時受夠“妖婆”窩囊氣的服務員們，此刻揚眉吐氣，送走了瘟神！
關於這位瘟神的“秘史”，中外已有幾部專著，均是長篇大論，自不贅述。“四五”運動以來，倒是有些無名詩人的詞，如《三寵三哭》《贈某女士》《禿兒想掘墳》《氣死你》等等，寫得蠻有趣味，膾炙人口，尤其那首《終身誤》據說是出自名家趙樸初之手，當時爭相傳抄，廣為流行，時至今日，仍不失其光彩。可惜洋洋灑灑數百言，這裏隻好割愛了。還有一首也廣為傳誦的，那便是廣東省文史館胡希明先生寫的七絕：
銀幕華燈跡未殘，山呼萬歲夢江南。
當年慶壽人如在，記得兒家舊姓藍。
這首七絕妙在揭露了30年代藍蘋女士混跡十裏洋場，為蔣介石慶壽的醜事。這是江青一大心病，為此她曾將知情者王瑩、鄭君裏等老電影工作者置於死地。此詩首句以蒙太奇的手法將人們的思緒拉回到燈紅酒綠的舊上海之夜，末句模仿江青的口氣，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絕。
這裏，有一件事需要補敘一筆：在“201”室接管江青鑰匙、封存文件的前後，在釣魚台和姚文元住所，也安排專人分別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辦公室取鑰匙，封文件，不過此事據說並不順利，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煩，不必細說。
到此為止，“四人幫”已經各得其所，各就其位，被關押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地下室裏（因屬機密故略）。不過，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也沒有人向他們透露半點消息。他們自然不習慣於“地下生活”，在“候審”中等得不耐煩了，未免仍然口出狂言，口出怨言，口出罵言，“地上”的人自然聽不到，可惜一直陪伴他們在地下的警衛人員隻好“挨罵受氣”，有時不得已“回敬”幾句，也是合理合法，絕無虐待之舉。關於關押“四人幫”，已有許多“受審記”麵世，不是本書範圍，毋須多言。
這裏，轉引傳抄的趙樸初《快刀斬麻除四害》四首詩，為“王、張、江、姚”的覆滅作個小結吧：
王八烏龜夢發財，
洪水江波起上海。
文麵鼠輩大流氓，
絞盡腦汁想上台。
張牙舞爪陰氣露，
春風作麵容狼豺。
橋上抽板設陷阱，
殺盡忠良心太壞。
江湖巫婆臭戲子，
青從蛇口毒牙栽。
碎骨吸髓欲稱王，
屍落黃泉鬼不睬。
姚士叭狗爬得快，
文過飾非兩麵派。
元凶惡鬼徒遮日，
焚作骨灰糞中埋。
大江南北齊憤慨，
快刀斬麻除四害。
人民歡呼新勝利，
心花怒放樂開懷。
最後勝利的喜悅
閑話少敘，再說10月6日晚8時後發生在中南海這場“特殊戰鬥”的另外一幕。
時間：在處置江青之前。
地點：頤年堂後院。
頤年堂是豐澤園的一座主體建築，清朝最初稱崇雅殿，後改名頤年殿，到民國初年改為頤年堂。上刻橫匾“紅彩碧滋”，右聯是：“榴花照耀菖蒲岸”，左聯是：“竹影扶疏翡翠亭”。院內東西房上至今保留著慈禧太後書寫的“雲山畫”“煙雨圖”懸匾。頤年堂，康熙初年為儒臣給皇帝進講之處。新中國建立後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頤年堂一直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舉行重要會議的地方，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決策都是在這裏集體作出的。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還常在這裏會見黨內外知名人士和外賓。“文化大革命”開始，毛澤東搬到新建的“遊泳池”，豐澤園便逐漸冷落下來。小小院落，幾間寬敞明亮的房子，仍舊保持著當年陳設的原貌。蒼鬆香菊，幽雅宜人。現在的屋主就是那位曾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毛遠新。此刻這位“聯絡員”已經無事可以“聯絡”，外間紛紛傳言他已回了老家沈陽。其實，他並沒有走。一來“母後”不讓走；二來，他自己也覺得重任在身，走不開。他的妻子遠在遼寧，身邊隻有一個原來給江青女兒看過孩子的老保姆侍候。晚間，孤零零的一個人埋頭在電視機的熒光屏上，看得入神。
突然，李聯青（作者尊重本人意見改用化名）出現在門口。李聯青是跟隨毛澤東多年的衛士。和毛遠新是老相識了，常來常往。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聯絡員”開始並沒有在意。後來，仔細一打量，看到老熟人今天脫掉往常的便衣，換上了整齊的軍裝，後麵還跟著幾個軍人，覺得有點異樣。
“老李，有什麽事嗎？”“聯絡員”有點坐不住了。
“準備給你另外換個地方住，不要住在這裏了。”老熟人慢慢地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還要帶點東西。”
“不要了，什麽也別帶，現在就走！”
直到此時，“聯絡員”才明白是怎麽回事！
“啊！你來抓我？”他霍地站起身來，瞪大眼睛，質問老熟人。
老熟人開始不客氣了，隻好實話實說：“你說得不完全對，不是我來抓你，而是我來奉命向你傳達一件事情。”於是把中央對毛遠新實行“隔離審查”（當時區別於王、張、江、姚，叫“保護審查”）的決定複述了一遍。
“聯絡員”還算懂事，沒有任何抗拒。接著，軍人們搜出了他的手槍，然後將他帶上汽車，送到候審的地方。
解決江青和毛遠新的消息，很快回報到懷仁堂正廳。
焦急等待在那裏的葉劍英元帥臉上露出了笑容，高興地說“好！沒有放一槍，實在太好了！”他和華國鋒、汪東興及全部參加這次特殊“會議”的警衛人員，一起分享了勝利的喜悅。
另一方麵，北京市委在北京衛戍區部隊的配合下，由吳德、吳忠等主持，以召開市委緊急會議的形式，召來了“四人幫”的親信遲×、謝××、金××等人，宣布了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並采取了其他相應措施，保證了北京市局勢的穩定。一向消息靈通的人士遲×，這兩天竟害了“政治感冒”。前一天，他還在清華大學大肆吹捧江青，並帶著挑釁的口吻大講特講斯大林死後蘇聯政權更迭的曆史，說：“有人講主席在，一個個跳出來好辦，主席不在了怎麽辦？無非修正主義上台嘛！我們再把他趕下來就是了。”他斷言：“文化大革命可能進行多次，有人說搞一次就夠嗆了，其實，是太好了，按革命派來講恨不得馬上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個原8341部隊的宣傳科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扯著江青的“布拉吉”飛黃騰達，一躍而當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還嫌不足，正在夢想“二次革命”，乘機青雲直上。他的夢幻徹底破滅了！
遙望太空，烏雲退去，銀河迢迢，星光閃閃，這是多麽喜人的夜晚啊！
這樣的勝利是人們所期望，但卻是出乎意料的。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時間過去了；從1974年起毛澤東就說要解決的“四人幫”，兩年時間又過去了。誰能料到今天10月6日晚8時至9時，前後不到一小時，沒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就從組織上打垮了這個反黨集團，結束了整整一個時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這是曆史的偶然嗎？不！這是曆史的必然。這是智慧戰勝愚頑、正義戰勝邪惡的必然勝利，也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心，堅持與“四人幫”長期鬥爭的結果。
在這場鬥爭中，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員一道，集中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在關鍵時刻，再一次為黨為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並永遠載入史冊。
關於對“四人幫”采取緊急措施，實行“隔離審查”依法處置的問題，中外的一些史學工作者和傳記作者，在論著和作品中，有各種各樣的記敘和評述。有說是葉帥下令“逮捕”的；有說是傳訊“扣押”的；有說是“軟禁”的。至於最後解決“四人幫”的地點，更是“五花八門”。或說是在西山“軍委作戰室”，或說在釣魚台，或說是分頭在辦公室或家裏抓的，等等。如嚴家其夫婦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寫道：“六日淩晨，汪東興到釣魚台，逮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這自然是靠他們天才的靈感和豐富的想象力編造出來的。
還有一本名為《七十八天》的小冊子，先是刊登在《中國》雜誌上，後又由湖南某出版社印成單行本，流傳甚廣。這本書竟這樣寫道：
10月6日。
在這個寧靜而溫和的星期三的午夜，北京衛戍區和中央警衛團同時接到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的命令；
立即逮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
立即接管公安部。
立即接管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釣魚台某號樓（梁效寫作組所在地）。
中央警衛團趙營長聽到汪東興傳達這個命令後，十分鎮定，立即趕回營區，下令緊急“集合”。
部隊全副武裝拉出營房，在操場上列隊待命……
7日淩晨2時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幾輛軍車駛出營區大門。趙營長荷槍坐在指揮車上，戴著耳機，無線電天線在擋風玻璃前搖曳。車隊行駛十分鍾後，已接近中南海。
由於篇幅有限，恕不再引下去。這位作者在後麵接著寫這個曾是朱德衛士的“趙營長”，如何一個一個向王、張、江、姚宣讀“逮捕令”，實行武裝逮捕的。
對於這個顯然失實的“紀實”，許多知情的讀者和嚴肅的史學工作者曾經提出過不同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1986年第4期《文獻與研究》上，曾發表陳一非撰寫的《紀實文學作品應當尊重曆史真實》的文章，提出批評：
《中國》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登載了×××寫的紀實小說《中國：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紀實》。以後，不少報刊紛紛轉載，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這篇作品所以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同它自稱的“紀實”有關。作品裏描述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有時間，有地點，用的是真實姓名，還有許多刻畫入微的細節。這就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它所敘述的基本情節，都是真實的、可信的。讀者之所以對它有興趣，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從這裏來的。作者在接受《南方周末》編輯部采訪時曾表示：“我認為，紀實性文學的生命在於真實”，“作者應該嚴格按照曆史的真實去反映曆史事件，特別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及其背景，不能胡亂虛構。”（見《南方周末》第121期）可惜的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卻違背了這一原則，這篇作品描述的曆史事件中的許多重要情節或是作者任意虛構的，或是真假摻雜的。這裏隻舉幾個例子：
讀過這篇作品的人都會記得，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活龍活現地描繪了毛澤東主持2月14日的懷仁堂碰頭會這一情節。這大概要算是作品中的關鍵性章節之一了吧！這裏不僅寫下了毛澤東在會上的多次講話，還有他當時心理活動的細致刻畫，以後又說他會後離京到南京中山陵小住，直到2月28日才回來，等等。可事實是怎樣的呢？事實是：毛澤東當時根本不參加這一類的會議，在此期間也並未離開過北京。所以，作品著力渲染的會議中的許多情況是否“嚴格按照曆史的真實去反映”，實在是不言自明的。至於作品把2月16日“大鬧懷仁堂”的許多內容挪到了2月14日來寫，這裏就不再多說了。作者在杜撰了毛澤東去南京小住後，接著又引出江青在他回到北京時向他告狀這一段情節。這段對話寫得波瀾起伏，有聲有色。可惜，也全是憑作者想象虛構出來的。實際上，2月16日懷仁堂碰頭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整理出會議記錄，在同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江青密謀後，於16日當晚向毛澤東匯報，江青並沒有去。
據該“回憶錄”作者交待，“逮捕”（“四人幫”）行動發生時，他並不在場，第二天聽一位“朋友”告訴他的。可見，又是道聽途說，生編硬造！問題不在於他本人及其“造謠公司”的寫作班子胡說八道，而在於大陸上居然有人對這位僑居美國的“中國人”，還有一點現代迷信，所以，這裏不惜筆墨把這一段有關“回憶”端出來曝曝光。如此而已。
鑒於該書作者及其他“傳記”作者都多次引用汪東興的回憶，現將經過汪東興本人審閱過的一段有關“懷仁堂會議”的回憶摘錄如後，以供研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