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日晚七點多,王洪文的秘書廖××告訴我,王洪文讓廖帶我到中南海值班。廖××告訴我,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廖還說,王洪文說了,有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誌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個電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十一日和十二日上午,我即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電話。
1976年9月12日上午10點多,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中辦”)的長途電話,當即親自作了記錄:
中辦:米××電話:
中央領導同誌指示:
主席喪期發生重大問題及時報告。有重要問題不好解決及時請示。
找米××同誌聯係。
李瑞山接
在李瑞山接到這樣電話的同一時間,在9月11日晚和12日上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都接到了米××的電話。米接電話後報廖,廖再報告王洪文。這在1976年12月中央印發的王、張、江、姚專案組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中有專門記載。
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到電話,感到事情有些蹊蹺,立即與華國鋒直通電話,問華是怎麽回事?華國鋒大為震驚,當即問葉劍英,葉也不知道此事。他們決定以中央名義通知各地,澄清是非,並發出通知:發生重大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這一招不靈了,“四人幫”另一招還管用。他們把北大、清華和上海的華東師大、複旦當作“窗口”,大搞特務活動,搜集情報。江青布置清華、北大、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直接給她送材料。她儼然以“黨中央主席”自居,凡是給中央的信件,都要送她過目,再作處理。正如汪東興所說,當時有三個中央辦公廳:一個是真正的,由汪主持的,另一個是米××的,再一個是清華大學。
“上書勸進”,是“四人幫”玩弄的又一個花招。他們首先利用毛澤東“夫人”的招牌,妄圖把江青推上黨中央主席的高位。遲群、謝靜宜等從9日12日起就盜用清華、北大兩校全體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的名義,向江青寫“效忠信”,同時向各地打招呼,姚文元親自布置新華社給江青寫“效忠信”。於是“效忠信”“勸進表”,雪片般飛來。上海的餘黨一個個表忠,肉麻地說:“以戰士的身份”,要“統帥保重身體”,“指揮戰鬥”。有一個自稱“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卻完全違反毛澤東的本意,在“效忠信”中寫道: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誌: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麽人手裏?
我懇切地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誌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
類似這樣的數不清的信件,說出了江青一夥的“心裏話”,使他們心頭發癢,陷入陶醉之中。
其實,“四人幫”的幫派體係要大樹特樹江青,已不是從今日始。為了政治需要,他們早就大造輿論,甚至篡改黨史、私自編造黨史,吹捧江青,為毛澤東傳位給夫人作準備。在他們編的所謂“黨史”中寫到江青有18處之多,並將這個偽造的“黨史”編成教材,在大中小學的學生中進行灌輸,流毒甚廣。為了編寫這部“黨史”,掩蓋江青的醜惡曆史,曾經製造多少冤假錯案,有多少人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僅在上海市公安局,因工作接觸到江青30年代的曆史問題,被定為敵我矛盾抓起來的幹警就達1700人之多,被整死和自殺的66人。上海音樂學院部分師生,由於揭了江青、張春橋30年代的醜史,就被指責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本營”,全院700多人,受審查的有110多人,被逼死逼瘋的25人。還有一起著名的“抄家案”:經過江青和葉群一手密謀,30年代曾與江青有過交往的鄭君裏、趙丹、孫維世、王瑩、顧而已以至唐納的摯友夏其言等人,多次被抄家,將搜出的“材料”送到北京,付之一炬。有的人因此而鋃鐺入獄,橫遭殺身之禍。連30年代曾經照顧過江青生活的保姆“阿桂”(秦桂貞)也不能幸免。她被騙到北京,橫加罪名,關押達七年之久……
而所有這一切罪惡,隻不過為了給江青偽造一段曆史,為她登上“女皇”寶座掃清道路。有這樣一樁怪事:以“紅都女皇”自居的江青曾在釣魚台的十七號樓召集七名政治局委員,作過這樣的“自我介紹”:“我生長在一個貧農家庭,以後到濟南的學校旁聽,參加革命工作。30年代到上海搞文藝工作,和魯迅站在一邊……”
多麽奇怪的邏輯:既然30年代與魯迅“站在一邊”,為何在30年後,又要興師問罪,將這段“光榮曆史”的記錄,“焚屍滅跡”呢?
作賊心虛。“四人幫”在毛澤東逝世後,更加迫不及待地盜騙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機密文件和檔案材料。江青不但親自出馬,還派毛遠新每天到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那裏,軟磨硬泡,索要毛澤東的文件手稿,甚至要保密櫃的鑰匙。為了達到目的,還送錢送物,特意請她到釣魚台吃飯,甚至有時一天請幾次。張玉鳳很為難,報告了汪東興。汪東興不同意給。葉帥知道此事後,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拚命搶奪文件無非有兩個卑鄙目的:一是心虛,怕那裏有涉及他們曆史問題的致命的東西。如林彪叛逃時企圖帶走的江青提級報告,就是一個。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彈。“四人幫”的如意算盤是一旦把毛主席的文件檔案搞到手,就拿到了“尚方寶劍”,可以用死人壓活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可以任意歪曲篡改“最高指示”,為他們篡黨奪權製造根據;可以任意銷毀他們的罪證,搖身一變,成為毛澤東的代身,發號施令,為所欲為。葉劍英親自打電話給汪東興,嚴肅地說,毛主席生前,你保衛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請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檔案,暫時來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來,千萬不能遺失,這關係到黨和國家機密的大事。汪東興照辦了。
毛澤東逝世以後,“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的準備,自然忘不了抓武裝力量,這是奪權的關鍵一著。早就奉命竄到上海的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創始人”的姿態,親自檢查落實,返回北京後,抓緊遙控指揮。南京軍區司令員聽說毛澤東病危,以搖羽毛扇的“軍師”身份,特意到上海向馬、徐、王說:“我在南京很孤立,準備被殺頭的,因為有的軍不聽我的……這個軍從南京一直擺到蘇州,發生什麽事件,對上海是一個大威脅,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徐、王聽了此人的話以後,很緊張,第二天王就到民兵指揮部,要他們提高警惕,有所準備,把幾個大廠武裝好。經過此人催促,馬××批準,上海民兵指揮部突擊發放武器。這個指揮部8月31日向市委、市革委會報告說:“根據市委領導指示精神,8月11日和13日,我們分別召開了武器發放工作會議,進行討論、安排,重點是加強邊防和反空降地區。共計下發五六式半自動步槍5.3萬支、六三式全自動步槍22642支、五六式輕機槍200挺、六三式六□炮300門。目前除了寶山、崇明因防震未領回之外,其餘的均已下發完畢。各單位對此工作較重視,成立了1975年武器分發領導班子,對如何加強武器彈藥管理製訂了措施,使這次武器下發工作順利進行。”就這樣,7萬多件武器突擊發放到上海民兵手裏。至於為什麽這樣急?馬××泄露了天機。他在1976年12月15日交代的材料中說:“又批了‘立即發’,將7萬條槍都發下去了。為什麽這麽急,主要是今年以來,特別是主席病重後,我們受‘四人幫’的毒很深。我和徐××、王××同誌也曾議論過主席百年之後的形勢,擔心萬一發生內戰和鬧亂子,手裏有點力量。”這位被“四人幫”俘虜過去的“老革命”的自我招供,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北京也加快了步伐。就在毛澤東逝世的當天,遲×就奉“幫主”之命,在清華大學發出信號:“警惕還在走的走資派的破壞和搗亂。要求民兵樹立高度的戰備觀念,一旦有了什麽情況,能夠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麽地方就到什麽地方。”這並不是虛張聲勢。在清華和其他地方,在“四人幫”能控製的“民兵”中也開始了動員和戒備。
有人將這一情況密報給葉劍英。
這位有著半個世紀軍事生涯的戰略家,以高度的警覺,密切注視著“四人幫”的一舉一動,觀察北京和上海“文”“武”兩個方麵的動向。
一場圍繞著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爭奪戰向縱深展開了。
群妖登場,借勢作亂
麵對“四人幫”的橫行肆虐,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經過天災人禍帶來的巨大創痛之後,更加覺醒了。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結束,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必須清除。
堅持真理、敢於鬥爭的健康力量正在成長、凝聚和壯大。巨大的革命合力卷起的怒潮已經不可阻擋。
人們把希望的目光一齊投向北京,投向黨中央,希望能有人站出來,振臂一呼,帶動千軍萬馬,滌蕩妖霧,重整乾坤。
然而,曆史已經作出裁決: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在天安門城樓上一揮巨手,億萬群眾就發動起來了。
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是否能擔此重任呢?一些善良的人們期待著華國鋒能成為“毛澤東第二”。而華自己也很快承受了別人加給他的“英明領袖”的桂冠。
但是,華國鋒畢竟不是毛澤東。由於曆史的原因,華國鋒在“批鄧”運動中受命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以後,雖然在抗震救災以及其他方麵作出許多貢獻,對“四人幫”也抵製和鬥爭,但畢竟未能完全擺脫“四人幫”的製約,參與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鎮壓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而在毛澤東逝世以後,他仍然繼續在指導思想上執行“左”的一套,繼續堅持“批鄧”,未能有力地製止“四人幫”的篡權活動。
相反的,“四人幫”卻得寸進尺。如果說,毛澤東在世時,他們尚有所顧忌,還需要利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發號施令,那麽,現在則迫不及待地要搬掉華國鋒這塊“絆腳石”,並取而代之,連同他的“內閣”一起轟倒。他們製造謠言,刮陰風,燒陰火,煽動群眾,大肆攻擊“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
關於這一點,匈牙利寫鄧小平傳記的作者巴拉奇?代內什寫道:
8月11日,《人民日報》還把由華國鋒總理親自指揮的抗震救災和深入批判鄧小平的運動結合起來。後來,華國鋒也遭到攻擊。他曾是“四人幫”反對鄧小平的同盟者,但現在卻妨礙“四人幫”奪權。由姚文元控製的報刊刊登有關文章,從中國曆史浩瀚的寶庫中選了這樣一段故事,說有個被指定的接班人辜負了統治者的信任,破壞了統治者的大業。他們曾對周恩來和鄧小平使用過這種把人搞臭的伎倆,現在卻明顯地影射華國鋒。當然這些曆史巧合也反映了炮製者的弱點。他們之所以被迫使用這種手段,是因為他們不敢公開講。當時華國鋒的地位是穩固的。
當然,這個評論未必完全準確,而華國鋒的地位也並不十分穩固,就在毛澤東逝世的當天,那位“四人幫”的反潮流“英雄”就向“群眾”大放厥詞:
現在,我們的國家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父親去世了,家裏有老大、老二、老三,隻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著擔心就在這裏。
華現在是第一號人物,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麽?我給黨中央和人大寫過信,沒想到主席會去世這麽早。他在計委會上的講話,與洪文的講話就不一樣,不能說絕然不同,但起碼有差距。
我真擔心這樣一個思想路線是右的、滿腦子舊東西、大搞唯生產力論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些他這樣的人在支持擁護他。
華的講話對右的人是個鼓舞。有的省有人來信說,他們全省傳達,而不是內部傳達,反響很大,二老爺很猖狂。他可是國家的一把手了。
請看,華國鋒剛剛上台,這位“英雄”就攻擊他“右”得不行。還特意將這份“講話”記錄抄送給毛遠新。
毛遠新自然將這個“寶物”轉給親愛的“母後”。
此刻“母後”和她的三個“男臣”躲在釣魚台的密室,商量倒華的大計。他們挖空心思,想出了一條修改毛澤東指示,顛倒黑白,混水摸魚的“妙策”。1976年4月30日,毛澤東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華國鋒向他匯報了全國總的形勢大好,有幾個省不太好的情況,毛澤東當即親筆給華國鋒寫了三條指示:一是“慢慢來,不要著急”;二是“照過去方針辦”;三是“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向政治局進行傳達,“四人幫”都有親筆記錄,幾乎全國都知道這三條“最高指示”,這也是華國鋒作為法定接班人的重要“依據”。“四人幫”完全知道這塊“通靈寶玉”的價值,因而陰謀加緊篡改,將“照過去方針辦”改為“按既定方針辦”,並偽稱其為“臨終囑咐”。然後把篡改毛澤東指示的罪名加在華國鋒頭上,製造混亂,乘機奪權。在毛澤東逝世後,中央討論《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華國鋒致悼詞的時候,他們參加了討論,從來沒有提出過要在這兩個文件中寫上“按既定方針辦”。而在此後的兩報一刊社論中憑空塞進一個“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並且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地大肆宣揚。
這是一個極端陰險毒辣的計謀。所謂“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四人幫”的方針辦,任意解釋、任意擺布,一切都要聽他們的。他們手裏有了“臨終囑咐”這個“尚方寶劍”就可以亂砍一氣,主宰一切了。
“周公輔成王”,葉帥穩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