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21)
連續乘坐三個多小時的飛機，對於他這位83歲的老人來說，已經相當疲勞了。可是，他還不能馬上去駐地休息，因為，駐地還沒有收拾打掃。
有什麽辦法呢，隻好在候機室裏等著。
對於朱德到底住在哪好，廣州的那一夥子林彪的追隨者們是作過慎重研究的。據說原來是準備讓他住在廣州市內的珠島賓館的，可是後來還是決定：不能讓他進廣州，讓他到從化“呆著”去吧！
名義上說是來從化“療養”的，但是天曉得這是什麽樣的“療養生活”啊！
――前後九個多月的時間裏，沒有任何負責人來看望過他。
――想去附近的工廠、農村搞點調查研究，人家說：“不行！”
――想自由地散散步，人家說：“不準超過橋頭警戒線！”
――想找個服務員來幫助念念報紙，有人就批評服務員：“別給他念，他自己不會看？”
這樣的“療養生活”，與其說是“療養”，不如說是軟禁。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就在朱德在從化“療養”期間，林彪的一個熱心追隨者卻在幾十裏外的廣州一個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上，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朱德是“老軍閥”，“一貫和毛主席唱對台戲”。
這樣的軟禁生活，一直持續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朱老總，你是紅司令啊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投敵，被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件事，使全國人民拍手稱快，也使一些被他欺騙蒙蔽的人醒悟了過來。
朱德懷著激憤的心情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當我從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夥妄圖謀害毛主席時，我感到異常憤慨。他們真是惡貫滿盈，十惡不赦。林彪這顆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最危險的‘定時炸彈’，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使我們黨更加純潔，更加偉大了。”
從這以後，朱德的處境才開始好了些。
1972年10月，忽然有一天，他老人家又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廠視察來了。朱德一下車，就和前來歡迎他的幹部和工人們親切握手。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說：“我是來向大家學習的。”
在廠部辦公室裏，廠的負責同誌向朱老總匯報了全廠這幾年的生產情況。每談一個問題，朱德都要詳細地詢問，一直問到徹底清楚為止。在談到廠裏的人員組成情況時，他老人家特別問道：“現在廠裏還有多少老工人？”
“還有300多人。”
“占全廠總人數的百分之多少？”
“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
朱德點點頭說：“嗯，還不算太少。老工人們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你們一定要注意發揮老工人的作用。”
接下來，朱德又問到廠裏有多少工程技術人員？他們的情緒如何？工作上和生活上還有些什麽困難？最後他對廠的負責幹部們說：“搞現代化，沒有知識分子不行。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工農業生產率，要想開發石油、征服宇宙空間，要想確保祖國的……光靠鐮刀、鐵錘、大刀、長矛行嗎？不行的！得靠科學技術。因此，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哩！你們一定要尊重他們，愛護他們，絕不允許歧視他們，排斥他們。”
聽完匯報，朱德一定要到生活現場去看看。廠的負責同誌考慮到他老人家已經86歲高齡，想攙扶他沿著平坦的馬路視察一兩個主要車間就可以了。可是，朱德堅決不肯沿馬路走，也不讓人攙扶，自己按照廠裏的生產程序，由堆放礦石的料場，一直看到爐火熊熊的煉鋼車間。在車間的電爐旁，他了解到我國生產的鋁合金的品種還不夠多，便說：“一定要想辦法增加品種。咱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上應該有趕上和超過帝國主義的雄心壯誌。”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是不會忘記這個日子的。毛主席在召集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們談話時，向闊別日久的朱德走來了。他熱情地和朱德握手說：“老總啊，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他們。我說是紅司令，還不是紅了嗎？”
聽了這些話，朱德流淚了。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流淚啊！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體育館參加“批林批孔”大會回來，對朱德說：“我剛才聽了江青的講話，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軍隊裏去了。”
朱德沉思了片刻，自信地說：“你不用擔心。軍隊裏絕大多數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絕大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也是好的。你想想，群眾會同意再受二茬罪嗎？你到農村去問問農民，讓地主回來他們讚成不讚成？你到工廠去問問工人，讓資本家回來他們讚成不讚成？你再去問問知識分子們，做亡國奴他們讚成不讚成？他們一定都不讚成。別看有些人一時鬧得挺凶，總有一天，他們會被人民拋棄的。”
送別周恩來
1976年1月，我們黨和國家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全國各民族人民最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
噩耗傳來時，朱德斜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眼睛直盯盯地注視著窗外灰蒙蒙的蒼穹，任憑臉頰上熱淚一滴接一滴地流下來，嘴裏還不斷地念叨著：“恩來呢？恩來在哪裏……”
“老總！你要安靜些！”
“爸爸！您有病剛好，千萬可不能著急呀！”
康克清以及孩子們圍坐在他的周圍，想用各種各樣寬慰的話使他老人家平靜下來。可是，這一些都是徒勞的。
“這可怎麽辦？這可怎麽辦啊！”……人們在門外急得團團轉，搓著手，流著淚。
“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曆史嗎？你們應該了解總理偉大的一生啊！”朱德在稍微平靜下來之後，向周圍的人們發問了。
人們頻頻地點著頭，可是誰也沒有說什麽話。默默之中，讓思緒回到那久遠的年代裏去……
在54年的並肩戰鬥生活裏，朱德和周恩來結下了無比深厚的革命友誼。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把這兩顆偉大的心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從柏林會晤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50多年來，他們一同挑起了多麽沉重的曆史重擔，一同經曆過多少磨難和風雨。艱難險阻中他們患難與共，驚濤駭浪裏他們同舟共濟。他們像手足一樣，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更何況此時“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國際形勢由於超級大國的侵略擴張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在這樣嚴重的形勢下，恩來啊，中國怎麽能沒有你？世界怎麽能沒有你？然而，病魔卻不管這一切，硬是從我們身邊把你奪了去。這怎麽能不使全國人民、特別是和你共同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友悲痛欲絕呢？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撐著顫巍巍的病體，乘車去北京醫院，向恩來的遺體告別。一路上，他都在掉淚，坐在汽車裏就要脫帽。到了恩來的遺容前，他莊嚴地向自己一生最親密的戰友敬禮告別，凝神注視，遲遲不願離去。
從醫院回來，他恍恍惚惚，仿佛覺得這隻是一場噩夢，但又知道這都是真的。
為恩來舉行追悼會的那天，秘書來問：“去不去參加？”
“去！當然去！”朱德毫不遲疑地回答。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汽車已在門口等候了。可是由於幾天來寢食不安，徹夜流淚，身體過分虛弱，兩條腿說什麽也站不起來了。“唉！去不成了！這怎麽對得起恩來？”他不安地癱坐在沙發裏。
“快把電視機打開！就是坐在家裏，我也要參加這個追悼會。”
電視機裏傳來無盡的哀樂，嗚咽的汽笛。朱德閃著淚光的眼睛，緊跟著電視屏幕上那係著黑紗的靈車，經過十裏長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並沒有壓倒這位堅強的革命老人。朱德對周圍的人們說：“總理去世了，毛主席身體也不大好，我應該更多地做些工作。”又說：“人活著是幹什麽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鬥爭！”
帶著深深遺憾，含和堂主人永遠地睡了
1976年春節，朱德對人大常委會的幾位負責同誌說：“總理不在了，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們既對不起黨和人民，也對不起總理。”他針對“四人幫”的一係列罪惡行徑，氣憤地說：“有些人隻要官做，當叛徒、特務。”揭露了“四人幫”一夥的醜惡嘴臉。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揭發“四人幫”罪行的群眾來信，便馬上轉給毛主席：“收到人民來信一件，事關重大，請主席酌處。”態度鮮明地給予了支持。
還是和過去一樣，他從早到晚都是一個“忙”字。開會、看文件、找人談話，接見外賓……工作一項接一項，日程總是安排得滿滿的。
孩子們看他老人家太累了，就勸他說：“您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應該多注意休息。”朱老總不愛聽這個話，便反過來說他們：“我希望你們能夠多注意注意共產主義運動。”他的一個侄子從外地來看他，關切地說：“您都那麽大歲數，該休息的時候就休息一會兒。”
朱德回答說：“休息？把黨和人民委托給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產黨員隻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鬆懈。你要我休息，我還要掛帥出征呢！”
“文化大革命”以來，朱德看到林彪、“四人幫”歪曲、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罪惡行徑，非常著急和氣憤，更加強了學習和傳播革命理論的緊迫感。1976年5月20日，朱德收到了成仿吾寄來的一本新校譯的《共產黨宣言》。他很高興，急忙把老譯本找出來，對照起來閱讀。讀完後，他連連稱讚這個新譯本通俗易懂，非常好。21日早晨，成仿吾突然接到朱德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朱老總要來看他。成仿吾惶惑地回答：
“不！不！這可使不得！總司令都90高齡了，怎麽還能讓他老人家來看我，我應該去看望他老人家嘛！”
“不，總司令說過了，他一定要去你那裏！”
上午9時，朱德果然準時來到成仿吾的住處。
話題很快就轉到《共產黨宣言》的新譯本上來。朱德滿意地說：
“你做了一件有世界意義的工作哩！你搞的新譯本很通俗，很好，沒有倒裝句子，讀起來很流暢，我一口氣就把它讀完了。把這本書翻譯好，是一件根本性的工作。因為這本經典著作裏講的都是一些根本問題，如階級鬥爭問題、民族與國家問題、家庭與婦女問題等等，都講得很清楚。現在許多問題講來講去，總是還要請教馬克思、恩格斯，總得看《共產黨宣言》是怎麽講的。這就得有個好譯本喲！”
接著，朱德又問他現在有多少助手？翻譯這個新本子共花了多長時間？告訴他應該多培養幾個接班人，還說，今後要把這裏當個“點”，時常來。
然而，遺憾的是，朱德沒有能夠實現這一願望。
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惡化了。但按照原先的安排，他還要去接見一批外賓。同誌們建議他休息，請中央其他首長代替接見。他說：“這是黨安排的，我怎麽能夠因為身體不好，就隨便不去呢？”結果，吃了藥，還是去了。
6月25日，經過醫生會診，決定他立即住院治療。可是，在原定工作日程裏，次日上午還有一次接見外賓的任務。他堅持說：“不要緊嘛，等明天我接見完了外賓，再去醫院也不晚。”
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病情又突然惡化，他這才不得不同意去住院治療。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腸胃炎和腎病，而且高燒一直不退。醫護人員和親屬們都在為他著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還把秘書叫到跟前，問道：“今天是黨的生日，報紙該發表社論了吧？念給我聽聽。”
夜，靜悄悄的。
病房裏，醫生、護士們忙碌了一陣之後，安靜了下來。朱德打過安眠針後，慢慢地閉上了眼睛。他實在太疲乏了，也該睡一會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麵的康克清，隔著玻璃窗，憂悒地望著朱德那雙困倦的眼睛。她為他兩天來總也睡不著覺而感到焦慮不安。幾十年來他們甘苦與共，相濡以沫，沒有誰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了。過去，他也常常失眠，半夜半夜睡不著覺，那多半是在考慮黨的、國家的、軍隊的大事。而現在，“四人幫”把黨和國家搞成了這個樣子，問題成堆，滿目瘡痍，他怎麽能靜下心來睡覺呢？
“護士同誌，老總睡著了麽？”康克清的聲音輕極了。
護士輕手輕腳地走到門口，微笑著朝康大姐點了點頭。
趁朱德酣睡的這段時間，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幾天朱德對他說過的一些話。這些話，她越來越覺得意味深長，至關重要：
文化大革命中，軍隊裏雖然出現了幾個敗類，但從整個軍隊來說，林彪、‘四人幫’是拉不走的。幹部中，也有少數人被他們拉了過去，但廣大幹部是不會跟著他們跑的。至於廣大人民群眾，則更是反對他們一夥的倒行逆施，不會讓他們的陰謀得逞的。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堅持真理，不管是在什麽艱難複雜的情況下，對革命都要有堅定的信心。
“……幾十年來，我盡心盡力地去工作，去戰鬥，捫心自問，對黨對人民是無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們的晚輩。如果將來晚輩們的思想染上了惡習，經過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們脫離親屬關係，免得他們打著我們的招牌做壞事。我們積蓄的錢，你要全部交給黨，不給子孫們留下分文……”
經過幾天的綜合治療，朱德的病情不僅不見好轉，反而越來越嚴重了。7月初的一天，黨中央的一位負責同誌趕到醫院來看望他時，朱德說話已經很吃力了。他拉著這位同誌的手，斷斷續續地說：“你要抓經濟……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威望隻能上，不能下……我們的生產也隻能上，不能下……無論如何也要把生產……搞上去！我還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遠永遠地睡了。幾十年來，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新中國的興旺發達，風裏雨裏，沒日沒夜地衝啊，殺啊，忙啊，累啊，從來也不肯安安靜靜休息一下。隻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不得不休息下來。朱老總帶著深深的遺憾和不安離開了人世。
康克清鬆開了他的手，把一塊寬大的白色罩單，輕輕地蓋在他那剛毅的臉上。而後站起來，看了看他的周身。猛然間，她想起了不久前他親手書寫的“革命到底”四個大字，一連串晶瑩閃亮的淚珠又噗噗簌簌地滴落在她胸前的衣襟上。
憶親人憂國事，康克清飛車馳西山
“四人幫”慶幸朱德去世，他們在走向篡黨奪權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塊“絆腳石”。於是，趁熱打鐵，緊鑼密鼓，表演大亂中華的醜劇，且越演越烈。就在朱德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在公布朱德訃告和治喪委員會名單的同時，在第一版發表《發揚井岡山的光榮革命傳統》的文章，介紹解放軍駐井岡山地區某團指戰員“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經驗”，一是學習當年紅軍戰士同反動派鬥爭的堅定性，樹立把批鄧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二是回顧井岡山鬥爭時期地主武裝“還鄉團”反攻倒算的曆史教訓，提高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自覺性……要把這條修正主義路線“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徹底肅清其流毒和影響。除了利用輿論陣地，掀起更廣泛更深入的批鄧惡浪之外，他們還利用中央召開計劃工作座談會之機，唆使上海、遼寧等地的“親信”和“骨幹”炮製了20份顛倒是非、捕風捉影的黑材料，誣蔑1975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是“經濟領域裏右傾翻案風的風源”，並追查所謂“風源”，向中央領導發動攻擊。
葉劍英沒有出席這次計劃工作會議，知道這一情況後，非常氣憤。這位老革命家，憑自己的政治嗅覺，已經預感到“四人幫”在發動新的攻勢，要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了。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1976年7月，“四人幫”經過密議，擬定了一個以王洪文名義提出的全麵篡奪黨政軍權的計劃，等待時機成熟，就要拋出來。這個“計劃”的要點是：
積極創造條件，區別不同情況，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結合。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較好的，隻需在鬥爭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組織問題作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去搞；一種是需要作些充實、調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種是一、二、三把手都問題較多，群眾已不大那麽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幫一手的。
國務院各部的問題，這次鐵道部讓萬裏同誌不管事，專心檢查自己問題，又調了兩個青年幹部去當核心小組副組長，運動有了生氣，看來是得人心的。這個經驗需要總結，並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積極創造條件，有領導地逐步參照解決。這些部自建立以來，大多沒有好好觸動過。現在的情況是下麵變了，上麵不變或有變也不大，矛盾越來越尖銳。趁這個機會變一下，廣大基層幹部、群眾是高興的。
軍隊問題，基層是好的，主要問題在上麵。比較起來，總參的事情更緊迫些。
為了配合這個“計劃”的實施，王洪文在這期間還口授一封給毛澤東的信，讓秘書班子代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我看國內問題還是要批鄧。全國運動有幾種情況，一種搞得好的，一種比較一般，還有一種是問題比較多的。這後麵兩種，占全國多數，都需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特別是第三種不解決不行。國務院有些部，軍委有些部門，也是這樣。解決的辦法要像有的部門已經做的那樣把主要領導幹部換掉。”
在“四人幫”搶班奪權的一片喧囂聲中，老一輩革命家提高了警覺，加緊了串連活動。朱德逝世兩周剛過，為國事擔憂的康克清帶著女兒朱敏離開萬壽路甲15號的住宅，乘車向西疾駛而去。
人們熟知的這位著名的紅軍“女司令”，中國婦女運動傑出的領袖之一，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她從1927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以後，拚殺在井岡山，拉起一支200人左右的女子義勇隊，在一次次的槍林彈雨中，喚醒了無數個同胞姐妹，使她們從封建禮教的束縛和壓迫下掙脫出來，成長為光榮的紅軍女戰士和共和國的棟梁。在長期的作戰與革命鬥爭中，她與朱德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迫害的那些苦難歲月，她支持朱德與林彪、江青一夥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為其分擔憂愁，給以朱德無微不至的體貼和照顧，成為朱德的最大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的後盾。
這位偉大、堅強的中國女性，忍受著巨大的悲痛送走了親人後，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要把朱德的最大心願和最後囑托迅速轉告葉劍英和聶榮臻兩位元帥。
這就是康克清此行的目的。北京的7月，天氣悶燥。她冒著酷暑，坐在車上，滿麵愁容，一顆帶傷的心早已飛上了西山。
葉劍英走出門外，親自迎接客人，他帶著康克清走進客廳裏邊的小辦公室裏。
兩個人坐定以後，葉劍英順手打開收音機。康大姐不理解這個舉動，心想：這是什麽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著看，好像要探尋什麽秘密。葉劍英用手指指外麵，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更大一些，輕聲地問道：“老總臨走時有什麽交代？”
康克清這才會意，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訴葉劍英：老總對“四人幫”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還清醒的時候，囑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四個人，誰都討厭。你去問問農民，他們願不願意讓地主回來？去問問工人，他們願不願意資本家回來？去問一問社會上所有的人誰願意要‘四人幫’？都會回答：不要！別看有些人一時鬧得挺凶，總有一天，他們會被人民拋棄的！”
康克清回憶她當時擔心“四人幫”把黑手已經伸到了軍隊，朱德還是說：“你不要怕！軍隊裏絕大多數是好的，地方上的絕大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也是好的。縣以上的幹部不會跟他們走，我們的軍隊，有老同誌在，靠得住！”
葉劍英聽了深受感動，十分敬佩朱德的膽識，連連讚歎說：“老總有這樣的分析啊！”並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請康克清放心。
此時，康克清雖然還不知道眼前這位元帥正在考慮對付“四人幫”的大計，但是當著他的麵，說出了朱德要說的話，心裏踏實多了。她告別葉劍英，離開15號樓，轉向1號樓，去看望聶榮臻，又向他表達了朱德對“四人幫”深惡痛絕的態度和充滿鬥爭勝利的信心。
兩位老戰友正在深談的時候，葉劍英也急匆匆地過來了。康克清看出兩位老帥有機密相商，就到隔壁房間同聶榮臻夫人張瑞華話“家常”去了。
災難降臨唐山
曆史將永遠深深地銘記著這一時刻：1976年7月28日，北京時間3時42分53點8秒。夜幕籠罩下的唐山市，萬籟俱寂。陡然，一道恐怖的藍色閃光刺破夜空，緊接著，天穹旋轉，大地抖動。隨之，街道、鐵路、樓房，在強烈的搖撼之中錯位、變形、倒塌……
23秒鍾內，一座年產值約占全國百分之一、擁有百萬人口的華北著名的工業城市，被夷為平地，變成一片廢墟。
23秒鍾內，唐山市發生了曆史上最大的慘劇。聽不見呻吟，聽不見呼喊，隻有幸存者驚慌的腳步聲，沉重的喘籲聲，和遍布殘垣斷壁中的具具屍體！
不久，新華通訊社報道，這次地震震級為MS7.8級，死亡24萬（其中市區人口14萬），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30億。外電宣稱：“中國唐山將永遠從地圖上被抹掉了！”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唐山“七二八”大地震！這是迄今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大地震。
地震當天，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向災區人民發出慰問電，緊接著派出了以華國鋒為總團長的中央慰問團。來自全國各地的200多個醫療隊，1萬多醫護人員奮戰在唐山廢墟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從四麵八方伸出支援之手，幫助災區奮起抗災，重建家園。
有什麽辦法呢，隻好在候機室裏等著。
對於朱德到底住在哪好，廣州的那一夥子林彪的追隨者們是作過慎重研究的。據說原來是準備讓他住在廣州市內的珠島賓館的，可是後來還是決定：不能讓他進廣州，讓他到從化“呆著”去吧！
名義上說是來從化“療養”的，但是天曉得這是什麽樣的“療養生活”啊！
――前後九個多月的時間裏，沒有任何負責人來看望過他。
――想去附近的工廠、農村搞點調查研究，人家說：“不行！”
――想自由地散散步，人家說：“不準超過橋頭警戒線！”
――想找個服務員來幫助念念報紙，有人就批評服務員：“別給他念，他自己不會看？”
這樣的“療養生活”，與其說是“療養”，不如說是軟禁。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就在朱德在從化“療養”期間，林彪的一個熱心追隨者卻在幾十裏外的廣州一個部隊團以上幹部大會上，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朱德是“老軍閥”，“一貫和毛主席唱對台戲”。
這樣的軟禁生活，一直持續到1970年8月，朱德才回到北京。
朱老總，你是紅司令啊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投敵，被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件事，使全國人民拍手稱快，也使一些被他欺騙蒙蔽的人醒悟了過來。
朱德懷著激憤的心情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當我從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夥妄圖謀害毛主席時，我感到異常憤慨。他們真是惡貫滿盈，十惡不赦。林彪這顆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最危險的‘定時炸彈’，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使我們黨更加純潔，更加偉大了。”
從這以後，朱德的處境才開始好了些。
1972年10月，忽然有一天，他老人家又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廠視察來了。朱德一下車，就和前來歡迎他的幹部和工人們親切握手。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說：“我是來向大家學習的。”
在廠部辦公室裏，廠的負責同誌向朱老總匯報了全廠這幾年的生產情況。每談一個問題，朱德都要詳細地詢問，一直問到徹底清楚為止。在談到廠裏的人員組成情況時，他老人家特別問道：“現在廠裏還有多少老工人？”
“還有300多人。”
“占全廠總人數的百分之多少？”
“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
朱德點點頭說：“嗯，還不算太少。老工人們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你們一定要注意發揮老工人的作用。”
接下來，朱德又問到廠裏有多少工程技術人員？他們的情緒如何？工作上和生活上還有些什麽困難？最後他對廠的負責幹部們說：“搞現代化，沒有知識分子不行。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工農業生產率，要想開發石油、征服宇宙空間，要想確保祖國的……光靠鐮刀、鐵錘、大刀、長矛行嗎？不行的！得靠科學技術。因此，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哩！你們一定要尊重他們，愛護他們，絕不允許歧視他們，排斥他們。”
聽完匯報，朱德一定要到生活現場去看看。廠的負責同誌考慮到他老人家已經86歲高齡，想攙扶他沿著平坦的馬路視察一兩個主要車間就可以了。可是，朱德堅決不肯沿馬路走，也不讓人攙扶，自己按照廠裏的生產程序，由堆放礦石的料場，一直看到爐火熊熊的煉鋼車間。在車間的電爐旁，他了解到我國生產的鋁合金的品種還不夠多，便說：“一定要想辦法增加品種。咱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上應該有趕上和超過帝國主義的雄心壯誌。”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是不會忘記這個日子的。毛主席在召集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們談話時，向闊別日久的朱德走來了。他熱情地和朱德握手說：“老總啊，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他們。我說是紅司令，還不是紅了嗎？”
聽了這些話，朱德流淚了。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流淚啊！
1975年1月，康克清到首都體育館參加“批林批孔”大會回來，對朱德說：“我剛才聽了江青的講話，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軍隊裏去了。”
朱德沉思了片刻，自信地說：“你不用擔心。軍隊裏絕大多數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絕大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也是好的。你想想，群眾會同意再受二茬罪嗎？你到農村去問問農民，讓地主回來他們讚成不讚成？你到工廠去問問工人，讓資本家回來他們讚成不讚成？你再去問問知識分子們，做亡國奴他們讚成不讚成？他們一定都不讚成。別看有些人一時鬧得挺凶，總有一天，他們會被人民拋棄的。”
送別周恩來
1976年1月，我們黨和國家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全國各民族人民最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
噩耗傳來時，朱德斜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眼睛直盯盯地注視著窗外灰蒙蒙的蒼穹，任憑臉頰上熱淚一滴接一滴地流下來，嘴裏還不斷地念叨著：“恩來呢？恩來在哪裏……”
“老總！你要安靜些！”
“爸爸！您有病剛好，千萬可不能著急呀！”
康克清以及孩子們圍坐在他的周圍，想用各種各樣寬慰的話使他老人家平靜下來。可是，這一些都是徒勞的。
“這可怎麽辦？這可怎麽辦啊！”……人們在門外急得團團轉，搓著手，流著淚。
“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曆史嗎？你們應該了解總理偉大的一生啊！”朱德在稍微平靜下來之後，向周圍的人們發問了。
人們頻頻地點著頭，可是誰也沒有說什麽話。默默之中，讓思緒回到那久遠的年代裏去……
在54年的並肩戰鬥生活裏，朱德和周恩來結下了無比深厚的革命友誼。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把這兩顆偉大的心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從柏林會晤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50多年來，他們一同挑起了多麽沉重的曆史重擔，一同經曆過多少磨難和風雨。艱難險阻中他們患難與共，驚濤駭浪裏他們同舟共濟。他們像手足一樣，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更何況此時“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國際形勢由於超級大國的侵略擴張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在這樣嚴重的形勢下，恩來啊，中國怎麽能沒有你？世界怎麽能沒有你？然而，病魔卻不管這一切，硬是從我們身邊把你奪了去。這怎麽能不使全國人民、特別是和你共同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友悲痛欲絕呢？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撐著顫巍巍的病體，乘車去北京醫院，向恩來的遺體告別。一路上，他都在掉淚，坐在汽車裏就要脫帽。到了恩來的遺容前，他莊嚴地向自己一生最親密的戰友敬禮告別，凝神注視，遲遲不願離去。
從醫院回來，他恍恍惚惚，仿佛覺得這隻是一場噩夢，但又知道這都是真的。
為恩來舉行追悼會的那天，秘書來問：“去不去參加？”
“去！當然去！”朱德毫不遲疑地回答。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汽車已在門口等候了。可是由於幾天來寢食不安，徹夜流淚，身體過分虛弱，兩條腿說什麽也站不起來了。“唉！去不成了！這怎麽對得起恩來？”他不安地癱坐在沙發裏。
“快把電視機打開！就是坐在家裏，我也要參加這個追悼會。”
電視機裏傳來無盡的哀樂，嗚咽的汽笛。朱德閃著淚光的眼睛，緊跟著電視屏幕上那係著黑紗的靈車，經過十裏長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並沒有壓倒這位堅強的革命老人。朱德對周圍的人們說：“總理去世了，毛主席身體也不大好，我應該更多地做些工作。”又說：“人活著是幹什麽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鬥爭！”
帶著深深遺憾，含和堂主人永遠地睡了
1976年春節，朱德對人大常委會的幾位負責同誌說：“總理不在了，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們既對不起黨和人民，也對不起總理。”他針對“四人幫”的一係列罪惡行徑，氣憤地說：“有些人隻要官做，當叛徒、特務。”揭露了“四人幫”一夥的醜惡嘴臉。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揭發“四人幫”罪行的群眾來信，便馬上轉給毛主席：“收到人民來信一件，事關重大，請主席酌處。”態度鮮明地給予了支持。
還是和過去一樣，他從早到晚都是一個“忙”字。開會、看文件、找人談話，接見外賓……工作一項接一項，日程總是安排得滿滿的。
孩子們看他老人家太累了，就勸他說：“您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應該多注意休息。”朱老總不愛聽這個話，便反過來說他們：“我希望你們能夠多注意注意共產主義運動。”他的一個侄子從外地來看他，關切地說：“您都那麽大歲數，該休息的時候就休息一會兒。”
朱德回答說：“休息？把黨和人民委托給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產黨員隻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鬆懈。你要我休息，我還要掛帥出征呢！”
“文化大革命”以來，朱德看到林彪、“四人幫”歪曲、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罪惡行徑，非常著急和氣憤，更加強了學習和傳播革命理論的緊迫感。1976年5月20日，朱德收到了成仿吾寄來的一本新校譯的《共產黨宣言》。他很高興，急忙把老譯本找出來，對照起來閱讀。讀完後，他連連稱讚這個新譯本通俗易懂，非常好。21日早晨，成仿吾突然接到朱德秘書打來的電話，說朱老總要來看他。成仿吾惶惑地回答：
“不！不！這可使不得！總司令都90高齡了，怎麽還能讓他老人家來看我，我應該去看望他老人家嘛！”
“不，總司令說過了，他一定要去你那裏！”
上午9時，朱德果然準時來到成仿吾的住處。
話題很快就轉到《共產黨宣言》的新譯本上來。朱德滿意地說：
“你做了一件有世界意義的工作哩！你搞的新譯本很通俗，很好，沒有倒裝句子，讀起來很流暢，我一口氣就把它讀完了。把這本書翻譯好，是一件根本性的工作。因為這本經典著作裏講的都是一些根本問題，如階級鬥爭問題、民族與國家問題、家庭與婦女問題等等，都講得很清楚。現在許多問題講來講去，總是還要請教馬克思、恩格斯，總得看《共產黨宣言》是怎麽講的。這就得有個好譯本喲！”
接著，朱德又問他現在有多少助手？翻譯這個新本子共花了多長時間？告訴他應該多培養幾個接班人，還說，今後要把這裏當個“點”，時常來。
然而，遺憾的是，朱德沒有能夠實現這一願望。
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惡化了。但按照原先的安排，他還要去接見一批外賓。同誌們建議他休息，請中央其他首長代替接見。他說：“這是黨安排的，我怎麽能夠因為身體不好，就隨便不去呢？”結果，吃了藥，還是去了。
6月25日，經過醫生會診，決定他立即住院治療。可是，在原定工作日程裏，次日上午還有一次接見外賓的任務。他堅持說：“不要緊嘛，等明天我接見完了外賓，再去醫院也不晚。”
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病情又突然惡化，他這才不得不同意去住院治療。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腸胃炎和腎病，而且高燒一直不退。醫護人員和親屬們都在為他著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還把秘書叫到跟前，問道：“今天是黨的生日，報紙該發表社論了吧？念給我聽聽。”
夜，靜悄悄的。
病房裏，醫生、護士們忙碌了一陣之後，安靜了下來。朱德打過安眠針後，慢慢地閉上了眼睛。他實在太疲乏了，也該睡一會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麵的康克清，隔著玻璃窗，憂悒地望著朱德那雙困倦的眼睛。她為他兩天來總也睡不著覺而感到焦慮不安。幾十年來他們甘苦與共，相濡以沫，沒有誰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了。過去，他也常常失眠，半夜半夜睡不著覺，那多半是在考慮黨的、國家的、軍隊的大事。而現在，“四人幫”把黨和國家搞成了這個樣子，問題成堆，滿目瘡痍，他怎麽能靜下心來睡覺呢？
“護士同誌，老總睡著了麽？”康克清的聲音輕極了。
護士輕手輕腳地走到門口，微笑著朝康大姐點了點頭。
趁朱德酣睡的這段時間，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幾天朱德對他說過的一些話。這些話，她越來越覺得意味深長，至關重要：
文化大革命中，軍隊裏雖然出現了幾個敗類，但從整個軍隊來說，林彪、‘四人幫’是拉不走的。幹部中，也有少數人被他們拉了過去，但廣大幹部是不會跟著他們跑的。至於廣大人民群眾，則更是反對他們一夥的倒行逆施，不會讓他們的陰謀得逞的。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堅持真理，不管是在什麽艱難複雜的情況下，對革命都要有堅定的信心。
“……幾十年來，我盡心盡力地去工作，去戰鬥，捫心自問，對黨對人民是無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們的晚輩。如果將來晚輩們的思想染上了惡習，經過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們脫離親屬關係，免得他們打著我們的招牌做壞事。我們積蓄的錢，你要全部交給黨，不給子孫們留下分文……”
經過幾天的綜合治療，朱德的病情不僅不見好轉，反而越來越嚴重了。7月初的一天，黨中央的一位負責同誌趕到醫院來看望他時，朱德說話已經很吃力了。他拉著這位同誌的手，斷斷續續地說：“你要抓經濟……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威望隻能上，不能下……我們的生產也隻能上，不能下……無論如何也要把生產……搞上去！我還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遠永遠地睡了。幾十年來，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新中國的興旺發達，風裏雨裏，沒日沒夜地衝啊，殺啊，忙啊，累啊，從來也不肯安安靜靜休息一下。隻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不得不休息下來。朱老總帶著深深的遺憾和不安離開了人世。
康克清鬆開了他的手，把一塊寬大的白色罩單，輕輕地蓋在他那剛毅的臉上。而後站起來，看了看他的周身。猛然間，她想起了不久前他親手書寫的“革命到底”四個大字，一連串晶瑩閃亮的淚珠又噗噗簌簌地滴落在她胸前的衣襟上。
憶親人憂國事，康克清飛車馳西山
“四人幫”慶幸朱德去世，他們在走向篡黨奪權的道路上，又搬走了一塊“絆腳石”。於是，趁熱打鐵，緊鑼密鼓，表演大亂中華的醜劇，且越演越烈。就在朱德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在公布朱德訃告和治喪委員會名單的同時，在第一版發表《發揚井岡山的光榮革命傳統》的文章，介紹解放軍駐井岡山地區某團指戰員“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經驗”，一是學習當年紅軍戰士同反動派鬥爭的堅定性，樹立把批鄧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二是回顧井岡山鬥爭時期地主武裝“還鄉團”反攻倒算的曆史教訓，提高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自覺性……要把這條修正主義路線“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徹底肅清其流毒和影響。除了利用輿論陣地，掀起更廣泛更深入的批鄧惡浪之外，他們還利用中央召開計劃工作座談會之機，唆使上海、遼寧等地的“親信”和“骨幹”炮製了20份顛倒是非、捕風捉影的黑材料，誣蔑1975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是“經濟領域裏右傾翻案風的風源”，並追查所謂“風源”，向中央領導發動攻擊。
葉劍英沒有出席這次計劃工作會議，知道這一情況後，非常氣憤。這位老革命家，憑自己的政治嗅覺，已經預感到“四人幫”在發動新的攻勢，要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了。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
1976年7月，“四人幫”經過密議，擬定了一個以王洪文名義提出的全麵篡奪黨政軍權的計劃，等待時機成熟，就要拋出來。這個“計劃”的要點是：
積極創造條件，區別不同情況，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結合。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較好的，隻需在鬥爭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組織問題作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去搞；一種是需要作些充實、調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種是一、二、三把手都問題較多，群眾已不大那麽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幫一手的。
國務院各部的問題，這次鐵道部讓萬裏同誌不管事，專心檢查自己問題，又調了兩個青年幹部去當核心小組副組長，運動有了生氣，看來是得人心的。這個經驗需要總結，並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積極創造條件，有領導地逐步參照解決。這些部自建立以來，大多沒有好好觸動過。現在的情況是下麵變了，上麵不變或有變也不大，矛盾越來越尖銳。趁這個機會變一下，廣大基層幹部、群眾是高興的。
軍隊問題，基層是好的，主要問題在上麵。比較起來，總參的事情更緊迫些。
為了配合這個“計劃”的實施，王洪文在這期間還口授一封給毛澤東的信，讓秘書班子代為起草，大意是：“毛主席最近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我看國內問題還是要批鄧。全國運動有幾種情況，一種搞得好的，一種比較一般，還有一種是問題比較多的。這後麵兩種，占全國多數，都需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特別是第三種不解決不行。國務院有些部，軍委有些部門，也是這樣。解決的辦法要像有的部門已經做的那樣把主要領導幹部換掉。”
在“四人幫”搶班奪權的一片喧囂聲中，老一輩革命家提高了警覺，加緊了串連活動。朱德逝世兩周剛過，為國事擔憂的康克清帶著女兒朱敏離開萬壽路甲15號的住宅，乘車向西疾駛而去。
人們熟知的這位著名的紅軍“女司令”，中國婦女運動傑出的領袖之一，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她從1927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以後，拚殺在井岡山，拉起一支200人左右的女子義勇隊，在一次次的槍林彈雨中，喚醒了無數個同胞姐妹，使她們從封建禮教的束縛和壓迫下掙脫出來，成長為光榮的紅軍女戰士和共和國的棟梁。在長期的作戰與革命鬥爭中，她與朱德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迫害的那些苦難歲月，她支持朱德與林彪、江青一夥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為其分擔憂愁，給以朱德無微不至的體貼和照顧，成為朱德的最大精神慰藉和生活保障的後盾。
這位偉大、堅強的中國女性，忍受著巨大的悲痛送走了親人後，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要把朱德的最大心願和最後囑托迅速轉告葉劍英和聶榮臻兩位元帥。
這就是康克清此行的目的。北京的7月，天氣悶燥。她冒著酷暑，坐在車上，滿麵愁容，一顆帶傷的心早已飛上了西山。
葉劍英走出門外，親自迎接客人，他帶著康克清走進客廳裏邊的小辦公室裏。
兩個人坐定以後，葉劍英順手打開收音機。康大姐不理解這個舉動，心想：這是什麽意思？她不住地用眼睛盯著看，好像要探尋什麽秘密。葉劍英用手指指外麵，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得更大一些，輕聲地問道：“老總臨走時有什麽交代？”
康克清這才會意，把身子往前挪了挪，告訴葉劍英：老總對“四人幫”十分憎恨，有一次，他在神智還清醒的時候，囑咐我：“你不要害怕！那四個人，誰都討厭。你去問問農民，他們願不願意讓地主回來？去問問工人，他們願不願意資本家回來？去問一問社會上所有的人誰願意要‘四人幫’？都會回答：不要！別看有些人一時鬧得挺凶，總有一天，他們會被人民拋棄的！”
康克清回憶她當時擔心“四人幫”把黑手已經伸到了軍隊，朱德還是說：“你不要怕！軍隊裏絕大多數是好的，地方上的絕大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也是好的。縣以上的幹部不會跟他們走，我們的軍隊，有老同誌在，靠得住！”
葉劍英聽了深受感動，十分敬佩朱德的膽識，連連讚歎說：“老總有這樣的分析啊！”並且以目示意，表示明白了，請康克清放心。
此時，康克清雖然還不知道眼前這位元帥正在考慮對付“四人幫”的大計，但是當著他的麵，說出了朱德要說的話，心裏踏實多了。她告別葉劍英，離開15號樓，轉向1號樓，去看望聶榮臻，又向他表達了朱德對“四人幫”深惡痛絕的態度和充滿鬥爭勝利的信心。
兩位老戰友正在深談的時候，葉劍英也急匆匆地過來了。康克清看出兩位老帥有機密相商，就到隔壁房間同聶榮臻夫人張瑞華話“家常”去了。
災難降臨唐山
曆史將永遠深深地銘記著這一時刻：1976年7月28日，北京時間3時42分53點8秒。夜幕籠罩下的唐山市，萬籟俱寂。陡然，一道恐怖的藍色閃光刺破夜空，緊接著，天穹旋轉，大地抖動。隨之，街道、鐵路、樓房，在強烈的搖撼之中錯位、變形、倒塌……
23秒鍾內，一座年產值約占全國百分之一、擁有百萬人口的華北著名的工業城市，被夷為平地，變成一片廢墟。
23秒鍾內，唐山市發生了曆史上最大的慘劇。聽不見呻吟，聽不見呼喊，隻有幸存者驚慌的腳步聲，沉重的喘籲聲，和遍布殘垣斷壁中的具具屍體！
不久，新華通訊社報道，這次地震震級為MS7.8級，死亡24萬（其中市區人口14萬），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30億。外電宣稱：“中國唐山將永遠從地圖上被抹掉了！”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唐山“七二八”大地震！這是迄今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大地震。
地震當天，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向災區人民發出慰問電，緊接著派出了以華國鋒為總團長的中央慰問團。來自全國各地的200多個醫療隊，1萬多醫護人員奮戰在唐山廢墟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從四麵八方伸出支援之手，幫助災區奮起抗災，重建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