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9)
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當前局勢。會議認為，當前全國各地流傳所謂“總理遺囑”“總理給主席的詩詞”欺騙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幹擾破壞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南京已有人借故鬧事，還要利用清明節（4月4日）搞什麽掃墓活動。並要以紀念楊開慧烈士名義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類似的東西。這個動向值得注意。除電話答複江蘇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發一文件，說明所謂遺囑之類，是敵人造的謠言，幹擾破壞當前的鬥爭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當。會議中有人提出要改革今年“五一”節的慶祝方式，不搞遊園活動。討論結果，會議認為，“五一”節活動可以改革，但今年改變不利，不搞影響太大。要利用這個機會體現安定團結，慶祝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初步勝利，鼓舞全國人民。並建議鄧小平不出席。會後在“四人幫”的把持下，中央發出電話通知，把人民悼念周總理的活動說成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蓋大字報、大標語，並要徹底追查“謠言”。
葉劍英和鄧小平沒有出席這一天晚間的政治局會議。這一天，葉劍英像往常一樣十分關注天安門的動態。辦公室人員悄悄去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看小字報，聽演講，抄錄詩詞，葉帥看到傳抄回來的“揚眉劍出鞘”這首詩，非常欣賞，反複吟誦，連說“好詩，好詩”，並打聽作者的姓名，可惜當時無法知曉。
4月2日，北京出現了第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清晨，中國科學院109廠的職工，用四輛大卡車開道，抬著四個大花圈和四塊巨型詩牌，牌上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遊行隊伍高擎著詩牌，穿過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走進天安門廣場，把它放在紀念碑的最高處。幾乎同一時間，北京重型電機廠工人製作的第一個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巨大的詩牌、鋼鐵花圈，十分引人注目，這一消息在整個北京迅速傳播。
北京各單位普遍傳達關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通知還胡說什麽“清明節是鬼節”“送花圈是四舊”“天安門有反革命分子搗亂”，警告人們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成立由首都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組成的“聯合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三層小灰樓內。指揮部決定抽調民兵、公安幹警各3000人和部分衛戍部隊組成機動力量，采取措施，製止悼念活動，並隨時準備鎮壓“鬧事”的群眾。
首都人民對“四人幫”的警告和阻攔，置若罔聞，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詩碑、挽聯、傳單有增無減。詩詞內容也不斷升格。“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野心家”“陰謀家”等等以及許多諧音詞，成了“四人幫”的代名詞和專用語。直到深夜，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抄寫詩詞、悼文，護衛著花圈、挽聯。
“四人幫”在江蘇的代理人賣力地貫徹中央電話通知，開始驅趕鎮壓革命群眾。南京人民群眾不理這一套，繼續抬著花圈遊行。虹橋、蘭橋等地出現了反對張春橋、搗毀《文匯報》的標語傳單，南京大學出現了“萬萬千”作詞、“千千萬”抄寫的《捉妖戰歌》。
4月3日，天色陰沉，細雨迷蒙。無數支人流伴著淅瀝的小雨，迎著曙光，從四麵八方湧進天安門廣場。來自天津、湖北、安徽、陝西、沈陽、哈爾濱等地的人群，懷著深深的崇敬之情，把親手製作的花圈敬獻在紀念碑前。這一天，到天安門的群眾達百萬人以上。數不清的悼詞、詩文、傳單，有如衝決堤壩的洪水洶湧而出，遍灑廣場。在詩山詞海中，出現了駁斥“四人幫”謬論的篇章：“誰說清明是四舊，誰說清明習慣臭？年年奠祭我先烈，今發禁令何理由？”“誰言獻花是舊俗？明朝她死定無花！”許多人當眾朗誦長篇悼詞，有人把悼念周總理的詩詞譜成歌曲，在天安門廣場教唱，出現了萬人大合唱的動人場麵。
“四人幫”加緊了反撲。這一天淩晨，王洪文到天安門廣場打著手電看了紀念碑周圍的花圈和悼詞，越看越怕。回去後，他給在公安局的親信打電話說：“你還在睡覺啊！”要他們趕快到天安門去拍照“反動詩詞”，以備將來好“破案”。姚文元把許多大標語定為“反動口號”，在日記中惡狠狠地寫道：“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方麵、部分）總是不徹底。為什麽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究竟不是繡花。”果然“四人幫”就要殺人了，他們部署“便衣”人員緊急出動，拍照、跟蹤、綁架、逮捕。到夜裏，被捕的群眾已達26人。
4月4日，清明節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抗議“四人幫”的活動達到最高潮。這一天首都天色灰蒙蒙，氣候乍暖還寒。一排排樹木，瑟瑟地伸著沒有葉子的枝條。一座座高樓，孤寂地聳入寒風翻卷的高空。“路上行人欲斷魂”。寬闊的長安街道上，人們低著頭，默默地前進，一切都是那樣沉寂。不在沉寂中逝去，就要在沉寂中爆發！長期蘊藏在人民心底的無數座火山終於一齊爆發了！首都各界群眾，同連日來從全國各地湧來的百萬大軍湧向了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人動員，沒有任何人組織，眾多的人群從四麵八方匯攏而來，沉痛悼念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前前後後，陸陸續續，到達這個莊嚴聖地的人數總計達200萬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秩序井然。作家、詩人走來了，科學家走來了，許多老將軍走來了。眾多的共青團員、少先隊員，來到天安門廣場過團日、過隊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草坪圍欄上麵，在蒼鬆翠柏枝頭，在威嚴矗立的旗杆下，到處擺滿了花圈，掛起了潔白花束，到處是哀悼的人群。
關於這一天天安門廣場的壯觀場麵，童懷周所著《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書作過生動的描述：
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如同周總理的光輝形象，巍然聳立在萬花叢中。碑座的最高層，四周環繞著許多花圈和橫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幾個耀眼的大字下麵，安放著周總理的巨幅畫像，畫像下麵是一條用大朵白花裝飾著的黑布大型橫幅，上麵寫著“民族英魂”四個大字。再下麵是一條黑底白字的巨大橫幅：“我們日日夜夜想念敬愛的周總理！”
紀念碑四周的鬆牆上，係滿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皚皚白雪；係在鐵鏈上的白花像一條白色的素帶，環繞著紀念碑。
在紀念碑南麵的鬆樹林裏，掛起了一長排用大字報那樣大小的紙寫的詩文。紀念碑上花圈挨著花圈，挽聯連著挽聯。在花山人海中，幾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門，上麵都掛著巨大的橫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幾米就是一長排花圈，一直擺到天安門前的國旗杆下。國旗旗杆的基石上，放著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鋪著金絲絨台布的金屬製的小桌子上。相距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用石紋紙做成的墓碑，上麵工整地抄錄了鄧小平同誌代表黨中央在周總理追悼大會上致的悼詞。在廣場中央，放著一個東風電視機廠敬獻的盛著巨大萬年青的花籃，上麵係著的挽聯上寫著：“億瓣心鑲人民將總理永遠懷念，萬年長青總理為人民一片丹心。”
廣場的每一根華燈柱上，都掛滿了花圈或花籃。
廣場上空，迎風飄蕩著兩串黃色大氣球，這是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幾個青年帶來的。氣球上麵懸掛的白色飄帶上寫著：“懷念總理”“革命到底”……
這就是天安門廣場的真實寫照。人們聚集在那裏發表演講，朗誦詩詞，湧現出無數天才的演說家和詩人。北京不愧是文化古都，中國不愧為是詩人之國。“哀思念總理，誓言動天地。鬼蜮欲出籠，九天有霹靂！”許多詩篇，被爭相傳抄，一時間，卷起了哀曲和憤歌的浪潮。
童懷周先後編輯的《天安門革命詩抄》《天安門詩文選》等書收錄了幾乎所有的詩文。這是丙辰清明的忠實紀錄。作者在《前言》中作了這樣的評述：
“憤怒出詩人”。憤怒的人民以詩詞為武器，向“四人幫”呼嘯著發起了衝鋒，無情地揭露了這些政治流氓、江湖騙子的醜惡嘴臉，同時沉痛悼念和盡情歌頌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周總理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真是“誦者聲淚俱下，抄者廢寢忘餐”。一首詩詞是一把匕首，無不擊中了“四人幫”的要害；一首詩詞是一把火炬，使人們對“四人幫”的滿腔仇恨燒得更旺。這些凝聚著革命人民的血和淚的詩詞，無不出自作者們靈魂深處的呐喊，因此具有強烈的戰鬥力和藝術感染力。革命群眾看了，愈益鬥誌昂揚；敵人看了，則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它們真正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無論思想性或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高度，無論在我國或世界文學史上，它們必將占有光輝的一頁！
天安門廣場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幫”一夥望而生畏。有些馬前卒被那如火如荼的戰鬥場麵驚呆了，預感到末日就要來臨了。江青一夥及其死硬派並不服輸。他們極力給下麵壓驚打氣，妄圖挽回敗局。這夥黑幫借助手中的權力，施展淫威，進行瘋狂的反撲和鎮壓。在這場“扼殺戰”中，“金棍子”姚文元特別賣力。他和張春橋通過《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等渠道，製造“理論根據”，出謀劃策，為天安門事件定性，提出“製服”群眾的緊急措施。姚文元筆杆一搖，多次批道：“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治行動”，“就是要推翻社會主義革命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江青點著北京市委、北京軍區負責人的名字質問道：“中央的安全還有沒有保障？為什麽攻擊中央的人不抓？抓不著要拿你們是問！”“四人幫”不但繼續指使在公安部的黨羽派人到天安門廣場偷記汽車號碼，揭撕詩詞，跟蹤群眾，還派人到曆史博物館樓上用長焦鏡頭進行錄像偵察。“聯合指揮部”總指揮下達指示：“要注意是否有開大會或衝擊什麽地方的苗頭”，“要研究戰術”，把“力量穿插進去，分割開，然後抓他，聲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奉“四人幫”之命，緊急部署公安部門，準備好車輛、拘留所、收容所。北京公安部門還召開會議布置，要有目標地打擊反革命壞分子，查出下落，搞好材料，報請處理，準備捉人。於是，民兵的棒子馬上派上用場，在“抓反革命”的嗥叫聲中，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臉腫，扔進事先備好的囚車。
事態向更壞的方向發展。4月4日清明晚上，在“四人幫”的威逼下，國務院代總理兼公安部長、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研究連日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活動情況。說“很惡毒的，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他根據“四人幫”提供的材料，介紹了天安門廣場上送花圈和詩詞的情況：紀念碑前送花圈2073個，有1400多個單位次，有的不寫單位，有的冒充某單位，4月3日那天有20萬人507個單位送花圈800多個，4日有7-8萬人420個單位送450個花圈。一部分寫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寫總理的（點了一些單位的名）。有的煽動、演講，反動的實質很清楚。詩詞、悼詞、小字報，有48起是惡毒攻擊主席、中央的。已經采取措施：當場取證、拍照。看準了是反動的，有人盯著，離開人群以後再抓，拘留10個人。已經投入了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員，都著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現，做了大量保衛、勸說工作。對外部進入的火車車輛，有各種大標語的都在豐台火車站刷掉。他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1975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明顯地是拿死人壓活人，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正當會議討論采取什麽措施的時候，姚文元得知天安門廣場上發現一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傳單，點了江青的名。他馬上告訴江青。江青借故大吵大鬧，壓別人表態，說什麽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轉走，要抓那些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在江青等人的壓力下，會議認為天安門前聚集那麽多人，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這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文化大革命”以來也沒有過像這次這樣嚴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幹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會議決定采取緊急措施：在全國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擊；組織好首都工人民兵，向廣大群眾做宣傳、教育，打擊暴露的反革命活動，公安機關密切配合破案；衛戍部隊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北京軍區要穩定，指定一定的機動部隊，以防萬一；從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明天開始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員圍住紀念碑，勸說阻止群眾去送花圈和集會。會議主持人最後說：“這次有個迷惑人的借口是《文匯報》3月6日、24日的文章來騙人，說是攻《文匯報》，實際上是攻中央的。這次利用清明節跳出來搞，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要追查謠言，深入進行批判。”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沒有讓鄧小平和葉劍英參加。
毛遠新這個“聯絡員”將中央政治局4月1日會議情況寫成書麵報告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閱批：“同意”，接著又將中央政治局4月4日討論天安門事件情況向毛澤東寫了書麵報告。報告中首先列舉了幾天來向天安門前烈士紀念碑送花圈的數字、人數、單位，然後寫道：
多數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當場致悼詞，讀詩詞，有的貼小字報、標語、傳單。其中不少內容是以悼念總理為名，分裂、攻擊中央，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還有人上去發表煽動性演說、宣讀十分反動的傳單，語言極為惡毒，下麵有人組織鼓掌，要求再讀一遍。有的人上去讀反動材料，周圍有一幫打手，誰去幹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開讀一個傳單，說鄧小平上台是決定性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總理，××人想奪權等等，大群人圍著聽（還有外國人），有人幫助照明，他連讀五遍，完全是攻擊中央，攻擊主席的。
北京組織民兵、公安人員在現場，這幾天已發生五十來起反動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幹涉，結果被挨打，已打傷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衝擊，天安門的衛兵幹涉一個人爬上旗杆發表演說，結果被打傷。在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麽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
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這也是去年以來大量散布反革命謠言，造反革命輿論準備的繼續和發展，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批經驗主義就是揪總理（上海馬老的揭發），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社會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辟謠。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抬出總理作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編造大量所謂“遺囑”“詩詞”“談話”等等東西美化鄧小平，於是誰要批鄧，誰就是反總理了。這種手法頗有些煽動性。
這次敵人活動得如此猖狂，不足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資產階級（主要是黨內資產階級）的要害，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政治局的同誌分析，階級敵人猖狂跳出來是件好事，他們隻能靠謠言、靠死人來煽動不明真相的人，說明他們日子實在不好過，也沒什麽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這次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因此也要防止萬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計下一步會出現兩個可能：一是暫時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敵人會利用“中央有人反總理，連送花圈悼念活動都不許”的借口去煽動，以導致戰鬥。
就是這樣一份歪曲事實真相、混淆敵我矛盾、把矛頭指向鄧小平的“報告”，被病中的毛澤東“圈閱”，並說“天下已定”。毛澤東受到了蒙騙。
黨內民主生活的極端不正常，顛倒了正常現象，從而導致了曆史的顛倒、曆史的倒退。這是多麽嚴重的曆史教訓啊！
4月5日淩晨1時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花圈慘遭洗劫。200輛大汽車將花圈運往八寶山銷毀，隻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園當作“罪證”。王洪文到“聯合指揮部”小灰樓向親信們麵授機宜。廣場的路口和紀念碑被封鎖，截至淩晨5時，在數千民兵和公安人員的包圍下，抓住了“當眾宣讀”“反革命”傳單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審查，其中有20餘人查出身上攜有“反革命”傳單材料。有些人當場被捕。
清晨，廣大群眾衝破封鎖，陸續湧向天安門廣場。當發現他們奉獻的花圈被收走，護衛花圈的人被抓走時，異常氣憤。有數萬人圍在大會堂東門口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中午，群眾包圍了“聯合指揮部”的小灰樓，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人民有悼念總理的權利等三項要求，均遭拒絕。被激怒的群眾同前來的民兵、警察等發生衝突。指揮部的幾輛汽車在混亂中被毀，指揮部的小灰樓被燒。此時，張春橋、王洪文和爪牙們一直在人民大會堂注視著廣場事態的發展，研究指揮“反擊”的部署。
晚上6點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出麵發表廣播講話。天安門廣場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齊開放，反複廣播：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吳德廣播講話，正是下班時間，廣場上的人群不但沒有減少，而且越增越多。
晚9時30分，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逐漸減少。突然間，廣場上照明燈全部熄滅，一瞬間又全部打開，如同白晝。“四人幫”早已組織好，隱蔽待命的1萬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一齊出動，迅速封鎖天安門廣場，對群眾進行毆打逮捕，殘酷鎮壓。經過一番苦鬥，紀念碑旁邊留下灘灘血跡，200多名群眾被打傷，有數十人被捕，投入監獄。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天安門事件，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四五”的運動。
“四五”運動，以人民的眼淚和鮮血流在莊嚴的天安門廣場、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欄杆上而載入史冊。“四人幫”想抹煞這一段曆史，在當天的深夜裏統一調動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北向南一字排開，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洗刷他們一夥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曆史是掩蓋不了的。
鄧小平二出中南海
4月6日淩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聽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衛戍區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匯報，認為群眾的行動是“反革命暴亂性質”，指出：“不要以為事情完了，天安門前大表演是在造輿論，下一步是不是在廣場不一定”；“公安局要側重偵察線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盡快通報全國”；“準備更大的事件發生”。決定組織3萬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待命，派出9個營的部隊在市區內隨時機動。
淩晨3時許，毛遠新將政治局會議向毛澤東寫了書麵報告。報告的基調與會議紀錄相同，隻是做了更多的渲染，更放肆地攻擊群眾和鄧小平，如說：“各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在這句後麵，特意加上“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在“內容既惡毒又隱晦”的後麵，更明白地挑明“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其用意很顯然在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老同誌。
再如誣蔑群眾是“法西斯”，加了一大段這樣的文字：
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人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意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們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毛遠新的報告結尾說：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國，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
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
毛澤東看了看毛遠新的報告，於4月6日11時寫了批語。
第二天早晨8時05分，毛遠新繼續向毛澤東匯報。
當他再次提到“華國鋒建議將北京發生的事通報全國，起草了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央要發個文件”時，毛澤東好像早已想好，說出了四個字：“公開發表。”
毛遠新似乎未聽懂，小心地問：“是要登報嗎？”
毛澤東指著桌子上放著的《人民日報》的三份《情況匯編》回答：“是的。發表《人民日報》記者寫的現場報道。”
毛遠新又問：“北京市委的報告不發了？”
毛澤東明確回答：“不發。”接著好像早已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據此免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稍稍停一停，又交待，“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準。”
這樣，就決定了鄧小平的命運，使他再次與中南海絕緣。這也許是不久前葉劍英和鄧小平談話時，所估計的第二種可能“一批二保”。
對於這件事，一位外國傳記作家曾作過這樣評述：
葉劍英和鄧小平沒有出席這一天晚間的政治局會議。這一天，葉劍英像往常一樣十分關注天安門的動態。辦公室人員悄悄去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看小字報，聽演講，抄錄詩詞，葉帥看到傳抄回來的“揚眉劍出鞘”這首詩，非常欣賞，反複吟誦，連說“好詩，好詩”，並打聽作者的姓名，可惜當時無法知曉。
4月2日，北京出現了第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清晨，中國科學院109廠的職工，用四輛大卡車開道，抬著四個大花圈和四塊巨型詩牌，牌上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遊行隊伍高擎著詩牌，穿過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走進天安門廣場，把它放在紀念碑的最高處。幾乎同一時間，北京重型電機廠工人製作的第一個鐵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巨大的詩牌、鋼鐵花圈，十分引人注目，這一消息在整個北京迅速傳播。
北京各單位普遍傳達關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通知還胡說什麽“清明節是鬼節”“送花圈是四舊”“天安門有反革命分子搗亂”，警告人們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成立由首都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組成的“聯合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三層小灰樓內。指揮部決定抽調民兵、公安幹警各3000人和部分衛戍部隊組成機動力量，采取措施，製止悼念活動，並隨時準備鎮壓“鬧事”的群眾。
首都人民對“四人幫”的警告和阻攔，置若罔聞，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詩碑、挽聯、傳單有增無減。詩詞內容也不斷升格。“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野心家”“陰謀家”等等以及許多諧音詞，成了“四人幫”的代名詞和專用語。直到深夜，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抄寫詩詞、悼文，護衛著花圈、挽聯。
“四人幫”在江蘇的代理人賣力地貫徹中央電話通知，開始驅趕鎮壓革命群眾。南京人民群眾不理這一套，繼續抬著花圈遊行。虹橋、蘭橋等地出現了反對張春橋、搗毀《文匯報》的標語傳單，南京大學出現了“萬萬千”作詞、“千千萬”抄寫的《捉妖戰歌》。
4月3日，天色陰沉，細雨迷蒙。無數支人流伴著淅瀝的小雨，迎著曙光，從四麵八方湧進天安門廣場。來自天津、湖北、安徽、陝西、沈陽、哈爾濱等地的人群，懷著深深的崇敬之情，把親手製作的花圈敬獻在紀念碑前。這一天，到天安門的群眾達百萬人以上。數不清的悼詞、詩文、傳單，有如衝決堤壩的洪水洶湧而出，遍灑廣場。在詩山詞海中，出現了駁斥“四人幫”謬論的篇章：“誰說清明是四舊，誰說清明習慣臭？年年奠祭我先烈，今發禁令何理由？”“誰言獻花是舊俗？明朝她死定無花！”許多人當眾朗誦長篇悼詞，有人把悼念周總理的詩詞譜成歌曲，在天安門廣場教唱，出現了萬人大合唱的動人場麵。
“四人幫”加緊了反撲。這一天淩晨，王洪文到天安門廣場打著手電看了紀念碑周圍的花圈和悼詞，越看越怕。回去後，他給在公安局的親信打電話說：“你還在睡覺啊！”要他們趕快到天安門去拍照“反動詩詞”，以備將來好“破案”。姚文元把許多大標語定為“反動口號”，在日記中惡狠狠地寫道：“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方麵、部分）總是不徹底。為什麽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究竟不是繡花。”果然“四人幫”就要殺人了，他們部署“便衣”人員緊急出動，拍照、跟蹤、綁架、逮捕。到夜裏，被捕的群眾已達26人。
4月4日，清明節又逢星期日。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抗議“四人幫”的活動達到最高潮。這一天首都天色灰蒙蒙，氣候乍暖還寒。一排排樹木，瑟瑟地伸著沒有葉子的枝條。一座座高樓，孤寂地聳入寒風翻卷的高空。“路上行人欲斷魂”。寬闊的長安街道上，人們低著頭，默默地前進，一切都是那樣沉寂。不在沉寂中逝去，就要在沉寂中爆發！長期蘊藏在人民心底的無數座火山終於一齊爆發了！首都各界群眾，同連日來從全國各地湧來的百萬大軍湧向了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人動員，沒有任何人組織，眾多的人群從四麵八方匯攏而來，沉痛悼念周恩來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前前後後，陸陸續續，到達這個莊嚴聖地的人數總計達200萬人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秩序井然。作家、詩人走來了，科學家走來了，許多老將軍走來了。眾多的共青團員、少先隊員，來到天安門廣場過團日、過隊日。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草坪圍欄上麵，在蒼鬆翠柏枝頭，在威嚴矗立的旗杆下，到處擺滿了花圈，掛起了潔白花束，到處是哀悼的人群。
關於這一天天安門廣場的壯觀場麵，童懷周所著《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書作過生動的描述：
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如同周總理的光輝形象，巍然聳立在萬花叢中。碑座的最高層，四周環繞著許多花圈和橫幅。在“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幾個耀眼的大字下麵，安放著周總理的巨幅畫像，畫像下麵是一條用大朵白花裝飾著的黑布大型橫幅，上麵寫著“民族英魂”四個大字。再下麵是一條黑底白字的巨大橫幅：“我們日日夜夜想念敬愛的周總理！”
紀念碑四周的鬆牆上，係滿了朵朵小白花，宛如皚皚白雪；係在鐵鏈上的白花像一條白色的素帶，環繞著紀念碑。
在紀念碑南麵的鬆樹林裏，掛起了一長排用大字報那樣大小的紙寫的詩文。紀念碑上花圈挨著花圈，挽聯連著挽聯。在花山人海中，幾道用花圈搭成的彩門，上麵都掛著巨大的橫幅。
由彩旗杆往北，每隔幾米就是一長排花圈，一直擺到天安門前的國旗杆下。國旗旗杆的基石上，放著一瓶塑料花，花瓶放在鋪著金絲絨台布的金屬製的小桌子上。相距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用石紋紙做成的墓碑，上麵工整地抄錄了鄧小平同誌代表黨中央在周總理追悼大會上致的悼詞。在廣場中央，放著一個東風電視機廠敬獻的盛著巨大萬年青的花籃，上麵係著的挽聯上寫著：“億瓣心鑲人民將總理永遠懷念，萬年長青總理為人民一片丹心。”
廣場的每一根華燈柱上，都掛滿了花圈或花籃。
廣場上空，迎風飄蕩著兩串黃色大氣球，這是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幾個青年帶來的。氣球上麵懸掛的白色飄帶上寫著：“懷念總理”“革命到底”……
這就是天安門廣場的真實寫照。人們聚集在那裏發表演講，朗誦詩詞，湧現出無數天才的演說家和詩人。北京不愧是文化古都，中國不愧為是詩人之國。“哀思念總理，誓言動天地。鬼蜮欲出籠，九天有霹靂！”許多詩篇，被爭相傳抄，一時間，卷起了哀曲和憤歌的浪潮。
童懷周先後編輯的《天安門革命詩抄》《天安門詩文選》等書收錄了幾乎所有的詩文。這是丙辰清明的忠實紀錄。作者在《前言》中作了這樣的評述：
“憤怒出詩人”。憤怒的人民以詩詞為武器，向“四人幫”呼嘯著發起了衝鋒，無情地揭露了這些政治流氓、江湖騙子的醜惡嘴臉，同時沉痛悼念和盡情歌頌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周總理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真是“誦者聲淚俱下，抄者廢寢忘餐”。一首詩詞是一把匕首，無不擊中了“四人幫”的要害；一首詩詞是一把火炬，使人們對“四人幫”的滿腔仇恨燒得更旺。這些凝聚著革命人民的血和淚的詩詞，無不出自作者們靈魂深處的呐喊，因此具有強烈的戰鬥力和藝術感染力。革命群眾看了，愈益鬥誌昂揚；敵人看了，則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它們真正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無論思想性或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高度，無論在我國或世界文學史上，它們必將占有光輝的一頁！
天安門廣場燃起的熊熊烈火，使“四人幫”一夥望而生畏。有些馬前卒被那如火如荼的戰鬥場麵驚呆了，預感到末日就要來臨了。江青一夥及其死硬派並不服輸。他們極力給下麵壓驚打氣，妄圖挽回敗局。這夥黑幫借助手中的權力，施展淫威，進行瘋狂的反撲和鎮壓。在這場“扼殺戰”中，“金棍子”姚文元特別賣力。他和張春橋通過《人民日報》的《情況匯編》等渠道，製造“理論根據”，出謀劃策，為天安門事件定性，提出“製服”群眾的緊急措施。姚文元筆杆一搖，多次批道：“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治行動”，“就是要推翻社會主義革命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江青點著北京市委、北京軍區負責人的名字質問道：“中央的安全還有沒有保障？為什麽攻擊中央的人不抓？抓不著要拿你們是問！”“四人幫”不但繼續指使在公安部的黨羽派人到天安門廣場偷記汽車號碼，揭撕詩詞，跟蹤群眾，還派人到曆史博物館樓上用長焦鏡頭進行錄像偵察。“聯合指揮部”總指揮下達指示：“要注意是否有開大會或衝擊什麽地方的苗頭”，“要研究戰術”，把“力量穿插進去，分割開，然後抓他，聲明他是反革命”。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奉“四人幫”之命，緊急部署公安部門，準備好車輛、拘留所、收容所。北京公安部門還召開會議布置，要有目標地打擊反革命壞分子，查出下落，搞好材料，報請處理，準備捉人。於是，民兵的棒子馬上派上用場，在“抓反革命”的嗥叫聲中，有的人被打得鼻青臉腫，扔進事先備好的囚車。
事態向更壞的方向發展。4月4日清明晚上，在“四人幫”的威逼下，國務院代總理兼公安部長、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華國鋒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研究連日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活動情況。說“很惡毒的，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他根據“四人幫”提供的材料，介紹了天安門廣場上送花圈和詩詞的情況：紀念碑前送花圈2073個，有1400多個單位次，有的不寫單位，有的冒充某單位，4月3日那天有20萬人507個單位送花圈800多個，4日有7-8萬人420個單位送450個花圈。一部分寫人民烈士的，一部分寫總理的（點了一些單位的名）。有的煽動、演講，反動的實質很清楚。詩詞、悼詞、小字報，有48起是惡毒攻擊主席、中央的。已經采取措施：當場取證、拍照。看準了是反動的，有人盯著，離開人群以後再抓，拘留10個人。已經投入了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員，都著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現，做了大量保衛、勸說工作。對外部進入的火車車輛，有各種大標語的都在豐台火車站刷掉。他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1975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明顯地是拿死人壓活人，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正當會議討論采取什麽措施的時候，姚文元得知天安門廣場上發現一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傳單，點了江青的名。他馬上告訴江青。江青借故大吵大鬧，壓別人表態，說什麽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轉走，要抓那些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在江青等人的壓力下，會議認為天安門前聚集那麽多人，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這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文化大革命”以來也沒有過像這次這樣嚴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幹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會議決定采取緊急措施：在全國揭露敵人的陰謀，發動群眾追查政治謠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擊；組織好首都工人民兵，向廣大群眾做宣傳、教育，打擊暴露的反革命活動，公安機關密切配合破案；衛戍部隊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北京軍區要穩定，指定一定的機動部隊，以防萬一；從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明天開始布置民兵和公安人員圍住紀念碑，勸說阻止群眾去送花圈和集會。會議主持人最後說：“這次有個迷惑人的借口是《文匯報》3月6日、24日的文章來騙人，說是攻《文匯報》，實際上是攻中央的。這次利用清明節跳出來搞，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要追查謠言，深入進行批判。”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沒有讓鄧小平和葉劍英參加。
毛遠新這個“聯絡員”將中央政治局4月1日會議情況寫成書麵報告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閱批：“同意”，接著又將中央政治局4月4日討論天安門事件情況向毛澤東寫了書麵報告。報告中首先列舉了幾天來向天安門前烈士紀念碑送花圈的數字、人數、單位，然後寫道：
多數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當場致悼詞，讀詩詞，有的貼小字報、標語、傳單。其中不少內容是以悼念總理為名，分裂、攻擊中央，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還有人上去發表煽動性演說、宣讀十分反動的傳單，語言極為惡毒，下麵有人組織鼓掌，要求再讀一遍。有的人上去讀反動材料，周圍有一幫打手，誰去幹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開讀一個傳單，說鄧小平上台是決定性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人搞的，××人反總理，××人想奪權等等，大群人圍著聽（還有外國人），有人幫助照明，他連讀五遍，完全是攻擊中央，攻擊主席的。
北京組織民兵、公安人員在現場，這幾天已發生五十來起反動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幹涉，結果被挨打，已打傷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衝擊，天安門的衛兵幹涉一個人爬上旗杆發表演說，結果被打傷。在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麽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
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這也是去年以來大量散布反革命謠言，造反革命輿論準備的繼續和發展，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批經驗主義就是揪總理（上海馬老的揭發），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社會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辟謠。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抬出總理作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編造大量所謂“遺囑”“詩詞”“談話”等等東西美化鄧小平，於是誰要批鄧，誰就是反總理了。這種手法頗有些煽動性。
這次敵人活動得如此猖狂，不足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資產階級（主要是黨內資產階級）的要害，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政治局的同誌分析，階級敵人猖狂跳出來是件好事，他們隻能靠謠言、靠死人來煽動不明真相的人，說明他們日子實在不好過，也沒什麽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這次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因此也要防止萬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計下一步會出現兩個可能：一是暫時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敵人會利用“中央有人反總理，連送花圈悼念活動都不許”的借口去煽動，以導致戰鬥。
就是這樣一份歪曲事實真相、混淆敵我矛盾、把矛頭指向鄧小平的“報告”，被病中的毛澤東“圈閱”，並說“天下已定”。毛澤東受到了蒙騙。
黨內民主生活的極端不正常，顛倒了正常現象，從而導致了曆史的顛倒、曆史的倒退。這是多麽嚴重的曆史教訓啊！
4月5日淩晨1時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花圈慘遭洗劫。200輛大汽車將花圈運往八寶山銷毀，隻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園當作“罪證”。王洪文到“聯合指揮部”小灰樓向親信們麵授機宜。廣場的路口和紀念碑被封鎖，截至淩晨5時，在數千民兵和公安人員的包圍下，抓住了“當眾宣讀”“反革命”傳單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審查，其中有20餘人查出身上攜有“反革命”傳單材料。有些人當場被捕。
清晨，廣大群眾衝破封鎖，陸續湧向天安門廣場。當發現他們奉獻的花圈被收走，護衛花圈的人被抓走時，異常氣憤。有數萬人圍在大會堂東門口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中午，群眾包圍了“聯合指揮部”的小灰樓，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人民有悼念總理的權利等三項要求，均遭拒絕。被激怒的群眾同前來的民兵、警察等發生衝突。指揮部的幾輛汽車在混亂中被毀，指揮部的小灰樓被燒。此時，張春橋、王洪文和爪牙們一直在人民大會堂注視著廣場事態的發展，研究指揮“反擊”的部署。
晚上6點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出麵發表廣播講話。天安門廣場所有的高音喇叭一齊開放，反複廣播：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吳德廣播講話，正是下班時間，廣場上的人群不但沒有減少，而且越增越多。
晚9時30分，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逐漸減少。突然間，廣場上照明燈全部熄滅，一瞬間又全部打開，如同白晝。“四人幫”早已組織好，隱蔽待命的1萬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一齊出動，迅速封鎖天安門廣場，對群眾進行毆打逮捕，殘酷鎮壓。經過一番苦鬥，紀念碑旁邊留下灘灘血跡，200多名群眾被打傷，有數十人被捕，投入監獄。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天安門事件，也就是後來被稱為“四五”的運動。
“四五”運動，以人民的眼淚和鮮血流在莊嚴的天安門廣場、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欄杆上而載入史冊。“四人幫”想抹煞這一段曆史，在當天的深夜裏統一調動上百名公安幹警從北向南一字排開，拖擦地上的血跡，企圖洗刷他們一夥在黑夜中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曆史是掩蓋不了的。
鄧小平二出中南海
4月6日淩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聽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衛戍區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匯報，認為群眾的行動是“反革命暴亂性質”，指出：“不要以為事情完了，天安門前大表演是在造輿論，下一步是不是在廣場不一定”；“公安局要側重偵察線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盡快通報全國”；“準備更大的事件發生”。決定組織3萬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待命，派出9個營的部隊在市區內隨時機動。
淩晨3時許，毛遠新將政治局會議向毛澤東寫了書麵報告。報告的基調與會議紀錄相同，隻是做了更多的渲染，更放肆地攻擊群眾和鄧小平，如說：“各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在這句後麵，特意加上“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在“內容既惡毒又隱晦”的後麵，更明白地挑明“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其用意很顯然在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老同誌。
再如誣蔑群眾是“法西斯”，加了一大段這樣的文字：
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人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意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們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毛遠新的報告結尾說：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國，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
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
毛澤東看了看毛遠新的報告，於4月6日11時寫了批語。
第二天早晨8時05分，毛遠新繼續向毛澤東匯報。
當他再次提到“華國鋒建議將北京發生的事通報全國，起草了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央要發個文件”時，毛澤東好像早已想好，說出了四個字：“公開發表。”
毛遠新似乎未聽懂，小心地問：“是要登報嗎？”
毛澤東指著桌子上放著的《人民日報》的三份《情況匯編》回答：“是的。發表《人民日報》記者寫的現場報道。”
毛遠新又問：“北京市委的報告不發了？”
毛澤東明確回答：“不發。”接著好像早已打好腹稿，一字一句地作出新的指示，“據此免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稍稍停一停，又交待，“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準。”
這樣，就決定了鄧小平的命運，使他再次與中南海絕緣。這也許是不久前葉劍英和鄧小平談話時，所估計的第二種可能“一批二保”。
對於這件事，一位外國傳記作家曾作過這樣評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