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8)
華國鋒還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誌負責。”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轉彎子”會議。目的在於通過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首先排除在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中間對於“批鄧”的阻力，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排除思想上的“障礙”，轉好關於“批鄧”的思想彎子。
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江青於會議期間，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區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拉開架勢，語無倫次，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放厥詞，集中攻擊誣蔑鄧小平。同時，吹捧武則天、吹捧呂後，借古喻今，為自己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誌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4月底一直鬥我到6月。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的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隻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麽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麽偉大的成果……
據這次揭發，他家的常客是什麽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有什麽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
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消，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說怕我看了生氣……
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後。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後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誌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的。從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為她所用。她簡單嗎？但是那些個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專門攻擊這樣的人。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個很厲害的女人，趙太後。同誌們知道我講過這個曆史。齊威後，那都是很厲害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後，誹謗我……
江青的講話，不僅肆意攻擊了鄧小平，而且明目張膽地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翻案，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會議的批評翻案。有人把她的講話內容匯報給毛澤東以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震怒，他憤怒地斥責說：“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講話。”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上的講話。
從此“批鄧”問題在黨內正式公開了。
就在中央召開會議期間，“四人幫”控製的輿論工具使“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文章誣蔑說：“‘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文章不點名（但實際上已經點了名）地攻擊鄧小平，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來的。”“‘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詞，就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報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鄧小平。成為一種“不點名”的“點名批判”。
這篇文章以極大的瘋狂，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麵整頓，說什麽：
一個綱領“是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三項指示為綱”的杏黃旗一舉，右傾翻案勢力就迅速地聚集在這麵修正主義旗幟下，大搞複辟活動。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是什麽“今不如昔”呀，“問題相當多”呀，“積重難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們來扭轉局勢，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相。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當年的孔老二一樣，公然以複辟派自居，說什麽“無非有人講‘還鄉團’回來了，複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說他的。”於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就刮了起來，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連，彈冠相慶，或作演說，或擬提綱，或寫黑信，或造謠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麵的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甚囂塵上，其矛頭對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難道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嗎？現在人們明白了：這股右傾翻案風，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從上邊刮下來的，是存在著一個“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綱領……追根溯源，蓋出於此。
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出了一係列反動的理論觀點，為“反擊右傾翻案風”製造理論根據。文章說：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新形勢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搏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當前這場鬥爭告訴人們，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同走資派的鬥爭是長期的，反複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和特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些人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究竟在哪裏呢？當然要看到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這些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那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的利益。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是樂意參加的，但到了社會主義的時期，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自己不願意革命，而且反對革命……
與這篇毒汁四濺、暗藏殺機的黑文相呼應，“四人幫”還相繼拋出了一大批長篇理論文章。
3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經姚文元審定的池恒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2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在同期的《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
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文章。
4月1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
同期的《紅旗》雜誌還發表程越的《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
在這些文章中，“四人幫”除了肆意誣蔑鄧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誣蔑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是“複辟、倒退”以外，還提出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根據江青關於“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的旨意，公然論證道：“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複辟派，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走過的道路嗎？”
“四人幫”一夥還公開明目張膽地叫嚷：“現在革命的對象，就是舊社會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等等，妄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四人幫”逆曆史潮流而動，違背中國人民的意誌而行，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麵整頓，肆意攻擊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做出了巨大成績的鄧小平，在報刊上影射誹謗周恩來，這種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慨。
“四五”霹靂
江青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企圖整倒鄧小平，整倒黨的一批老幹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首先集中攻擊鄧小平。在1976年2月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區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說：“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得很多”，“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鄧小平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要共同對敵，對著鄧小平。”江青還表露她想當“女皇”的野心，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後，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後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誌們，不簡單啊”。“誹謗呂後，誹謗武則天，誹謗我，就是誹謗主席嘛。”
3月10日，毛澤東寫下：“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開12省談話。”
為了大造輿論，江青一夥授意並親自審定發表了一大批文章。1976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2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遼寧大學大批判組的《不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4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了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和程越的《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連篇累牘，鋪天蓋地。這些文章把鄧小平主持的各條戰線的整頓都誣蔑為“右傾翻案風”，鼓動在各個方麵開展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中，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學校和教育說成為資產階級統治效勞的“舊學校”“舊教育製度”，提出要“粉碎這股複辟17年舊教育的右傾翻案風，徹底摧毀舊學校”。在《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中，把鄧小平關於提拔著名科學家到領導崗位的正確意見批判為“專家治所”“否定黨的領導的投降主義言論”，提出要在科技界實行“專政”的荒謬主張。在《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把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關於調整文藝政策的意見提出的正確意見，攻擊為文藝界的“黑風”的風源，為17年修正主義黑線和舊文化部“揚幡招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中，把“三項指示為綱”說成翻案複辟的政治綱領，把鄧小平提出的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全黨今後25年內的一個根本任務批判為鼓吹“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3月10日《人民日報》社論《翻案不得人心》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黨內的資產階級。”“由於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還存在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總會在黨內出現走資派，出現新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將長期存在。煽起右傾翻案風的那個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隨劉少奇搞修正主義、對抗曆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過而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社論要求“集中批判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了攻擊一大批老幹部，江青一夥製造了一個“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老幹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張春橋在2月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私自召見上海親信時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研究現在的階級關係；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走資派”；黨內“有一批人根本是資產階級”。2月底3月初，在徐景賢等人組織下，上海市委召開了大型的“理論工作座談會”，討論所謂“老幹部變走資派”的問題。4月初，上海市委召開萬人大會，經張春橋審閱批準，徐景賢作了《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的長篇講話。經姚文元審定的《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也在3月2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文章從分析所謂“右傾翻案風”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入手，指出：老幹部“如果思想還停止在舊階段，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和世界觀來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革命，那就會代表資產階級，就會成為走資派，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複辟派，從思想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到搞修正主義，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按指鄧小平）所走過的道路嗎？”把民主派（即老幹部）變成“走資派”說成是普遍規律，是“20多年來我們黨內反複出現的一種曆史現象”，這個理論是極端荒謬的。它從根本上歪曲了黨的鬥爭曆史，醜化了黨的一大批老幹部的形象。
江青等人還向文藝界布置趕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文藝作品。2月1日，江青對於會泳等人說，現在演的戲，一個也沒有與走資派作鬥爭的，這怎麽行？要他們趕快布置將“與走資派鬥爭”的電影改編為京劇，緊密配合“當前的鬥爭”。2月6日，張春橋又向於會泳下達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務，他說：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是當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務；寫這種題材，概括的廣度大些，可以寫一個地區、一個市，甚至一個省、一個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寫出走資派的特征。2月16日，江青對《人民日報》上吹捧《朝霞》叢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該書一些寫“走資派”的作品“改編為電影、戲劇”。於會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種會議加以落實。3月2日，反黨影片《反擊》由遲群籌建班子開始炮製（6月4日正式開拍，9月完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召開了“創作座談會”，於會泳傳達了張春橋的指示，並且布置了20部“與走資派鬥爭”的創作規劃。其中寫到中央部長、副部長或省委書記是“走資派”的有8部，寫到地、縣（包括工廠）領導幹部是走資派的有12部。6月，反黨影片《盛大的節日》和《千秋業》開始拍攝。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他們再也不能忍受了！
2月中旬，北京街頭出現了傳單：
張、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艦隊，是陳伯達式的政治騙子，他們欲把大批老同誌置於死地而篡黨奪權。
起來！起來！戰鬥！戰鬥！全國人民緊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向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流進行堅決鬥爭！
全國各地憤怒的人群起來了，投入戰鬥了！
2月下旬和3月初，在福州、杭州、貴州、重慶、太原、西安、廣東等地張貼出《“阿鬥”的呼聲》《我愛我的祖國》《對目前形勢和新的曆史任務的幾點看法》等傳單、大字報、大標語和上書毛澤東的信，以及各種各樣的指責、批判“四人幫”的文章。許多市縣還出現街頭演講，向“四人幫”挑戰。
祖國大地在燃燒。
廣大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總理的懷念和熱愛，對“四人幫”的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愛與恨撞擊的強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隕石，與稠密的大氣發生劇烈的磨擦，立刻變成巨大火球，燃燒爆炸。
這種引爆的導火線，就是“四人幫”的喉舌――上海《文匯報》製造的反周恩來事件。
3月5日，新華社播發了沈陽部隊指戰員學習雷鋒的報道，全文引用了周恩來生前為學習雷鋒寫下的四句題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全國報刊大都原文轉載，而《文匯報》不僅把這一消息擠至第四版，而且把周恩來的題詞全部砍掉。群眾對此已經極為不滿，可是事過20天，3月25日，《文匯報》又火上澆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文章，惡毒咒罵：“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黨內那個走資派”就是含沙射影汙蔑周恩來。
《文匯報》的這兩支毒箭，好像射在億萬群眾的心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熱愛周恩來總理的神聖感情受到了嚴重的挑釁。成百上千的抗議電話、電報和信件，連珠炮似地射向《文匯報》。於是，一個悼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巨大火球開始引爆了，一場偉大的群眾抗議運動興起了！
在江蘇省哺育過一代偉人周恩來成長的大地上，在故都南京，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勢。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學數學係數百名師生，抬著周恩來的巨幅遺像和大花圈，繞道新街口繁華的街道，到周恩來戰鬥過生活過的梅園新村進行悼念活動。沿途許多工人、學生、幹部和群眾紛紛加入，匯集成為南京市民反對“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京大學和其他學校的數百名學生分成20多個小組，走上街頭，在各個主要街道，張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台！”等大標語。當晚，師生們擁向火車站，在鐵路員工的幫助下，把大標語刷在過往南京的列車上。在廣大旅客的護衛下，將列車廂上的標語，帶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
3月30日，“南京事件”繼續擴大。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了第一張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悼詞。緊跟著越來越多的人群湧向天安門廣場，詩詞、傳單、標語、花圈、小字報……從天而降，一場大風暴席卷而來，遍及全國各地。
懸在太空的隕石和蘊藏在地下的岩漿同時爆發。一聲霹靂，發出了巨大的光和熱。它在全國億萬人民群眾的心底點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程。
也就在同一時間，躲在陰溝裏玩弄陰謀的“四人幫”被群眾正義行動之火震撼了。他們膽戰心驚，慌恐萬狀，瘋狂地進行反撲，妄圖迅速撲滅這場熊熊大火。
於是，反“四人幫”的鬥爭和“四人幫”的反撲開始了大搏鬥。雙方都意識到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就要來臨。一方積蓄力量準備掀起更大的鬥爭高潮，一方調兵遣將，東堵西截，妄圖阻止人民運動的興起。
“四人幫”在釣魚台的指揮部燈火通明，他們研究對策，緊急部署。北京公安部門指示天安門派出所將送花圈的單位、人數匯總上報；派出“便衣”，跟蹤人群，觀察記錄。為了防止事態的擴大，他們關閉了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紙店不向機關團體供應祭奠用的紙張。3月30日，王洪文給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報界心腹打招呼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瘋狂地叫嚷，“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複辟製造輿論。”下令一律取締。
然而，以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為內容的群眾抗議運動是取締不了的。南京中山東路貼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大標語。人們在製作悼念周恩來、楊開慧烈士的花圈。北京市集合到天安門廣場的人群日益增多。天安門廣場這個中華民族的聖地成了悼念周恩來的祭壇，在人民的心中閃閃發光。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放滿了花圈、花籃。數不清的悼詞、傳單、詩詞出現在紀念碑上和花圈叢中。人們自發地朗誦詩詞，發表演說，宣誓默哀，采取各種形式悼念周恩來總理，痛斥“四人幫”。進入4月，鬥爭達到空前緊張熱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謠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睜開哭腫的雙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決死的戰鬥。”請看清明前後幾天的大事記錄：
4月1日，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秩序井然，到處是悼念周總理的人群。有一個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寫著白字：“深切懷念敬愛的周總理。”有一首傳抄最廣的小詩貼在紀念碑前：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這首膾炙人口的詩句出自山西的一位工人共青團員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門專把它列為“一號反革命案件”重點追查，並強調清明掃墓是“舊傳統、舊習慣”，要阻止群眾送花圈。凡是紀念碑前“反動的東西都要堅決搞掉！”
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江青於會議期間，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區領導幹部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拉開架勢，語無倫次，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大放厥詞，集中攻擊誣蔑鄧小平。同時，吹捧武則天、吹捧呂後，借古喻今，為自己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江青說：
鄧小平這種事，恐怕很多同誌不知道內幕，當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過，我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請示主席，擅自鬥爭一個政治局委員，4月底一直鬥我到6月。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為他知道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在捍衛主席革命路線上，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我很光榮。我這個過了河的卒子，能夠吃掉他那個反革命的老帥，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來，剛剛隻有一年多嘛。不過我對他一直有警惕，有這麽一個問號。這個人出來以後，從來不說一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麽偉大的成果……
據這次揭發，他家的常客是什麽人呢？李井泉、胡喬木、胡耀邦，還有王海容、唐聞生，還有什麽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無話不說，交待任務的……
鄧小平說我是個勇敢分子。現在看來，全國的謠言都是鄧小平弄的。說我一切職務撤消，下放勞動啊，說我已經自殺了。其他的，人家不給我看，說怕我看了生氣……
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後。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後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
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誌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她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的。從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為她所用。她簡單嗎？但是那些個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專門攻擊這樣的人。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個很厲害的女人，趙太後。同誌們知道我講過這個曆史。齊威後，那都是很厲害的。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後，誹謗我……
江青的講話，不僅肆意攻擊了鄧小平，而且明目張膽地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翻案，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間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會議的批評翻案。有人把她的講話內容匯報給毛澤東以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震怒，他憤怒地斥責說：“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講話。”
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同一天，中共中央還轉發了華國鋒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上的講話。
從此“批鄧”問題在黨內正式公開了。
就在中央召開會議期間，“四人幫”控製的輿論工具使“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這篇文章誣蔑說：“‘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文章不點名（但實際上已經點了名）地攻擊鄧小平，說“‘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提出來的。”“‘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詞，就成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報刊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專門用來指鄧小平。成為一種“不點名”的“點名批判”。
這篇文章以極大的瘋狂，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麵整頓，說什麽：
一個綱領“是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三項指示為綱”的杏黃旗一舉，右傾翻案勢力就迅速地聚集在這麵修正主義旗幟下，大搞複辟活動。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是什麽“今不如昔”呀，“問題相當多”呀，“積重難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們來扭轉局勢，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相。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當年的孔老二一樣，公然以複辟派自居，說什麽“無非有人講‘還鄉團’回來了，複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說他的。”於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就刮了起來，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連，彈冠相慶，或作演說，或擬提綱，或寫黑信，或造謠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麵的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甚囂塵上，其矛頭對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難道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嗎？現在人們明白了：這股右傾翻案風，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從上邊刮下來的，是存在著一個“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綱領……追根溯源，蓋出於此。
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出了一係列反動的理論觀點，為“反擊右傾翻案風”製造理論根據。文章說：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新形勢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搏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當前這場鬥爭告訴人們，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同走資派的鬥爭是長期的，反複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和特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些人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究竟在哪裏呢？當然要看到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這些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那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的利益。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是樂意參加的，但到了社會主義的時期，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自己不願意革命，而且反對革命……
與這篇毒汁四濺、暗藏殺機的黑文相呼應，“四人幫”還相繼拋出了一大批長篇理論文章。
3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經姚文元審定的池恒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2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在同期的《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
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文章。
4月1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
同期的《紅旗》雜誌還發表程越的《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
在這些文章中，“四人幫”除了肆意誣蔑鄧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誣蔑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是“複辟、倒退”以外，還提出了“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根據江青關於“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的旨意，公然論證道：“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複辟派，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走過的道路嗎？”
“四人幫”一夥還公開明目張膽地叫嚷：“現在革命的對象，就是舊社會吃過糠，抗日戰爭負過傷，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渡過江的民主派”，“現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過草地的‘走資派’，戴紅領章、紅帽徽的‘走資派’”等等，妄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打倒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
“四人幫”逆曆史潮流而動，違背中國人民的意誌而行，全盤否定1975年的全麵整頓，肆意攻擊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做出了巨大成績的鄧小平，在報刊上影射誹謗周恩來，這種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慨。
“四五”霹靂
江青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企圖整倒鄧小平，整倒黨的一批老幹部，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首先集中攻擊鄧小平。在1976年2月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議期間，張春橋多次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區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她說：“鄧小平是個謠言公司的總經理，他的謠言散布得很多”，“他是個大漢奸，現在已經走得很遠了”鄧小平是“買辦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中國有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鄧小平。”“要共同對敵，對著鄧小平。”江青還表露她想當“女皇”的野心，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是呂後，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後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誌們，不簡單啊”。“誹謗呂後，誹謗武則天，誹謗我，就是誹謗主席嘛。”
3月10日，毛澤東寫下：“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開12省談話。”
為了大造輿論，江青一夥授意並親自審定發表了一大批文章。1976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2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和遼寧大學大批判組的《不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梁效、任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了初瀾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4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了苗雨的《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和程越的《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剖析》。連篇累牘，鋪天蓋地。這些文章把鄧小平主持的各條戰線的整頓都誣蔑為“右傾翻案風”，鼓動在各個方麵開展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中，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學校和教育說成為資產階級統治效勞的“舊學校”“舊教育製度”，提出要“粉碎這股複辟17年舊教育的右傾翻案風，徹底摧毀舊學校”。在《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中，把鄧小平關於提拔著名科學家到領導崗位的正確意見批判為“專家治所”“否定黨的領導的投降主義言論”，提出要在科技界實行“專政”的荒謬主張。在《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把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關於調整文藝政策的意見提出的正確意見，攻擊為文藝界的“黑風”的風源，為17年修正主義黑線和舊文化部“揚幡招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中，把“三項指示為綱”說成翻案複辟的政治綱領，把鄧小平提出的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全黨今後25年內的一個根本任務批判為鼓吹“唯生產力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3月10日《人民日報》社論《翻案不得人心》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黨內的資產階級。”“由於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還存在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總會在黨內出現走資派，出現新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將長期存在。煽起右傾翻案風的那個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隨劉少奇搞修正主義、對抗曆次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過而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社論要求“集中批判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了攻擊一大批老幹部，江青一夥製造了一個“老幹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江青在一次講話中說：“老幹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發展到走資派是客觀的必然規律。”張春橋在2月中央打招呼會議期間私自召見上海親信時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研究現在的階級關係；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走資派”；黨內“有一批人根本是資產階級”。2月底3月初，在徐景賢等人組織下，上海市委召開了大型的“理論工作座談會”，討論所謂“老幹部變走資派”的問題。4月初，上海市委召開萬人大會，經張春橋審閱批準，徐景賢作了《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的長篇講話。經姚文元審定的《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也在3月2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文章從分析所謂“右傾翻案風”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入手，指出：老幹部“如果思想還停止在舊階段，用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立場和世界觀來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革命，那就會代表資產階級，就會成為走資派，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反對派、複辟派，從思想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到搞修正主義，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按指鄧小平）所走過的道路嗎？”把民主派（即老幹部）變成“走資派”說成是普遍規律，是“20多年來我們黨內反複出現的一種曆史現象”，這個理論是極端荒謬的。它從根本上歪曲了黨的鬥爭曆史，醜化了黨的一大批老幹部的形象。
江青等人還向文藝界布置趕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文藝作品。2月1日，江青對於會泳等人說，現在演的戲，一個也沒有與走資派作鬥爭的，這怎麽行？要他們趕快布置將“與走資派鬥爭”的電影改編為京劇，緊密配合“當前的鬥爭”。2月6日，張春橋又向於會泳下達寫與走資派作鬥爭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務，他說：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是當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務；寫這種題材，概括的廣度大些，可以寫一個地區、一個市，甚至一個省、一個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寫出走資派的特征。2月16日，江青對《人民日報》上吹捧《朝霞》叢刊《序曲》的文章作了批示，要求把該書一些寫“走資派”的作品“改編為電影、戲劇”。於會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種會議加以落實。3月2日，反黨影片《反擊》由遲群籌建班子開始炮製（6月4日正式開拍，9月完成）。3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召開了“創作座談會”，於會泳傳達了張春橋的指示，並且布置了20部“與走資派鬥爭”的創作規劃。其中寫到中央部長、副部長或省委書記是“走資派”的有8部，寫到地、縣（包括工廠）領導幹部是走資派的有12部。6月，反黨影片《盛大的節日》和《千秋業》開始拍攝。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他們再也不能忍受了！
2月中旬，北京街頭出現了傳單：
張、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艦隊，是陳伯達式的政治騙子，他們欲把大批老同誌置於死地而篡黨奪權。
起來！起來！戰鬥！戰鬥！全國人民緊急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向叛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之流進行堅決鬥爭！
全國各地憤怒的人群起來了，投入戰鬥了！
2月下旬和3月初，在福州、杭州、貴州、重慶、太原、西安、廣東等地張貼出《“阿鬥”的呼聲》《我愛我的祖國》《對目前形勢和新的曆史任務的幾點看法》等傳單、大字報、大標語和上書毛澤東的信，以及各種各樣的指責、批判“四人幫”的文章。許多市縣還出現街頭演講，向“四人幫”挑戰。
祖國大地在燃燒。
廣大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總理的懷念和熱愛，對“四人幫”的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愛與恨撞擊的強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隕石，與稠密的大氣發生劇烈的磨擦，立刻變成巨大火球，燃燒爆炸。
這種引爆的導火線，就是“四人幫”的喉舌――上海《文匯報》製造的反周恩來事件。
3月5日，新華社播發了沈陽部隊指戰員學習雷鋒的報道，全文引用了周恩來生前為學習雷鋒寫下的四句題詞：“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誌。”全國報刊大都原文轉載，而《文匯報》不僅把這一消息擠至第四版，而且把周恩來的題詞全部砍掉。群眾對此已經極為不滿，可是事過20天，3月25日，《文匯報》又火上澆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文章，惡毒咒罵：“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黨內那個走資派”就是含沙射影汙蔑周恩來。
《文匯報》的這兩支毒箭，好像射在億萬群眾的心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熱愛周恩來總理的神聖感情受到了嚴重的挑釁。成百上千的抗議電話、電報和信件，連珠炮似地射向《文匯報》。於是，一個悼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巨大火球開始引爆了，一場偉大的群眾抗議運動興起了！
在江蘇省哺育過一代偉人周恩來成長的大地上，在故都南京，星星之火促成燎原之勢。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學數學係數百名師生，抬著周恩來的巨幅遺像和大花圈，繞道新街口繁華的街道，到周恩來戰鬥過生活過的梅園新村進行悼念活動。沿途許多工人、學生、幹部和群眾紛紛加入，匯集成為南京市民反對“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京大學和其他學校的數百名學生分成20多個小組，走上街頭，在各個主要街道，張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揪出《文匯報》黑後台！”等大標語。當晚，師生們擁向火車站，在鐵路員工的幫助下，把大標語刷在過往南京的列車上。在廣大旅客的護衛下，將列車廂上的標語，帶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
3月30日，“南京事件”繼續擴大。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貼出了第一張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悼詞。緊跟著越來越多的人群湧向天安門廣場，詩詞、傳單、標語、花圈、小字報……從天而降，一場大風暴席卷而來，遍及全國各地。
懸在太空的隕石和蘊藏在地下的岩漿同時爆發。一聲霹靂，發出了巨大的光和熱。它在全國億萬人民群眾的心底點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程。
也就在同一時間，躲在陰溝裏玩弄陰謀的“四人幫”被群眾正義行動之火震撼了。他們膽戰心驚，慌恐萬狀，瘋狂地進行反撲，妄圖迅速撲滅這場熊熊大火。
於是，反“四人幫”的鬥爭和“四人幫”的反撲開始了大搏鬥。雙方都意識到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就要來臨。一方積蓄力量準備掀起更大的鬥爭高潮，一方調兵遣將，東堵西截，妄圖阻止人民運動的興起。
“四人幫”在釣魚台的指揮部燈火通明，他們研究對策，緊急部署。北京公安部門指示天安門派出所將送花圈的單位、人數匯總上報；派出“便衣”，跟蹤人群，觀察記錄。為了防止事態的擴大，他們關閉了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紙店不向機關團體供應祭奠用的紙張。3月30日，王洪文給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報界心腹打招呼說：“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瘋狂地叫嚷，“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複辟製造輿論。”下令一律取締。
然而，以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為內容的群眾抗議運動是取締不了的。南京中山東路貼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大標語。人們在製作悼念周恩來、楊開慧烈士的花圈。北京市集合到天安門廣場的人群日益增多。天安門廣場這個中華民族的聖地成了悼念周恩來的祭壇，在人民的心中閃閃發光。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放滿了花圈、花籃。數不清的悼詞、傳單、詩詞出現在紀念碑上和花圈叢中。人們自發地朗誦詩詞，發表演說，宣誓默哀，采取各種形式悼念周恩來總理，痛斥“四人幫”。進入4月，鬥爭達到空前緊張熱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謠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睜開哭腫的雙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決死的戰鬥。”請看清明前後幾天的大事記錄：
4月1日，天安門廣場莊嚴肅穆，秩序井然，到處是悼念周總理的人群。有一個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寫著白字：“深切懷念敬愛的周總理。”有一首傳抄最廣的小詩貼在紀念碑前：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這首膾炙人口的詩句出自山西的一位工人共青團員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門專把它列為“一號反革命案件”重點追查，並強調清明掃墓是“舊傳統、舊習慣”，要阻止群眾送花圈。凡是紀念碑前“反動的東西都要堅決搞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