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4)
周恩來住院期間，江青一夥加緊了奪權活動。他們用的還是老辦法：先製造輿論。《紅旗》雜誌1974年第10期發表了姚文元策劃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曆史經驗》。從6月5日姚文元布置寫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曆時近四個月。《紅旗》編輯部貫徹姚文元的意圖，說文章的主題應放在“研究儒法鬥爭對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意義”上，文章的目的是“為了現實的階級鬥爭”，所以要“針對當前的主要問題來寫”，要著重寫“複辟反複辟”的“經驗教訓”。姚文元8月5日說：“索性改為儒法鬥爭對今天的意義”。文章借研究秦漢儒法鬥爭曆史經驗之名，借古喻今。文章說：“新興地主階級能不能保持政權，關鍵在於能不能保證繼續執行法家路線。”又說：秦始皇陶醉於“黔首安寧，不用兵革”這種太平景象的時候，奴隸主複辟勢力的代表人物趙高已經披著法家的外衣鑽進了秦王朝的心髒，對地主階級政權進行“挖心戰”。秦始皇一死，趙高立即發動沙丘反革命政變，用一條“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儒家路線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對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實行血腥的階級報複。文章說：“西漢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複辟鬥爭中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漢高祖死後“法家路線卻曆經呂後、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堅持”。“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而“清君側”的策略就是要通過“搞垮中央的法家領導集團”改變法家路線。文章進而點明本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那些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這種‘清君側’的反革命策略”，“打擊堅持毛主席正確路線的革命力量”。他們的用意，躍然紙上：一為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是鑽進黨內的趙高、劉氵鼻；一為標榜他們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法家領導集團”，要讓法家人物“在中央主持工作”。在這以後，上海市和兩校等寫作班子發表的多篇文章，為所謂“中央法家領導集團”鼓吹。這些文章，既是給老百姓看的，更是給毛澤東看的。他們向毛澤東進言：隻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澤東心中有數，知道江青“積怨甚多”，對此並不理睬。
1974年10月12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借國產萬噸輪“風慶”號遠航歸來為題，影射攻擊周恩來和中央有關領導同誌。
“風慶”輪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組織處副處長李國堂和宣傳幹事顧廣文，奉派遣到“風慶”輪協助首次遠航歐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顧為政治幹事。“風慶”輪開船後，某些人要李、顧批判所謂造船買船問題上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李、顧給以拒絕，並指出：國務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國內造船工業，但目前在國內造船工業尚不能滿足遠洋運輸的情況下，利用一些有利條件，從國外適當買進一批船隻，是完全必要的。這既有利於加速發展我國獨立的遠洋船隊，也可以盡快地改變由於船隻不夠每年要用大量外匯租用外輪的局麵。一些在這個問題上的謬論，矛頭是直接指向周恩來和國務院其他領導的。他們還在船員中議論了“樣板戲”。“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據此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信，誣蔑李、顧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江青在信的批語中攻擊交通部“崇洋媚外”，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專政”。張春橋、姚文元也誣蔑李國堂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將李國堂留在上海，發動‘風慶’輪船工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交通部必須對李國堂進行嚴肅的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報中央。”國慶節前夕“風慶”輪返回上海後，李、顧兩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顧事件”定為“反動的政治事件”。《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評論員文章，說什麽：“我國近代造船工業發展史，是一部充滿尊孔崇洋與反孔愛國鬥爭的曆史。”“翻一翻中國造船工作發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頭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業。”文章還說什麽：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劉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推行了一條賣國主義路線。又說：“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不僅如此，江青一夥還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來因病住院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預謀地對鄧小平進行了多次挑釁。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上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更加緊了對鄧小平的攻擊。10月17日晚，“四人幫”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預謀地提出所謂“風慶”輪事件“崇洋媚外”問題，要鄧小平立即表態，對鄧小平突然襲擊。江青挑釁性地問鄧小平：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麽態度？鄧小平嚴正地回擊江青：我要調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鬧。鄧小平說，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麽，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擁而上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你果然跳出來了。鄧小平蔑視他們，離開了會場。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進攻開始了。江青提出所謂“風慶輪”問題，說進口船隻是崇洋媚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並逼迫鄧小平表態。
鄧小平毫不退讓。
江青等人胡攪蠻纏，會議無法繼續進行。
鄧小平氣極，拂袖而去。
這天晚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種似乎是決戰前夕的緊張嚴峻的氣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地點在釣魚台17號樓。
四人一致認為，必須爭取毛澤東的支持，由王洪文盡快趕赴長沙，向毛澤東報告情況。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專機在長沙機場降落。當晚，毛澤東接見了他。
在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王洪文向毛澤東報告：
“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但還忙著找人談話至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
王洪文繼續說：
“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毛澤東仍然默不作聲。
“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3）
王洪文的這句話是點睛之筆。如果毛澤東對他的報告重視並給予支持，把事件與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聯係起來，那麽問題的性質就很明顯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釣魚台17號樓。
江青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是江青把她倆叫來的。
王、唐二人看起來像姐妹倆，衣著打扮、個頭長相都差不多。總是穿一身樸素的服裝，方口布鞋，留齊耳短發，戴眼鏡，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她倆一個是毛澤東的表侄孫女，一個是外交部官員唐明照的女兒。她們的職務是外交部的翻譯，但在黨內高級領導層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她們不僅為毛澤東接見外賓擔任翻譯，而且是黨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澤東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家裏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領導人有時半年幾個月都難得見上毛一麵，隻是在他召集政治局會議或接見外賓時，才能和政治局委員們或陪同接見的其他人一起見一見。毛澤東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這兩位年輕人參加政治局會議，然後直接聽取她倆關於政治局內部各種情況的匯報及國內各方麵情況的反映。報送政治局委員傳閱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二位的名字。毛澤東知道政治局內部是分為兩個陣線的，對兩個方麵報告的情況他都不輕易相信。他需要他認為是真實的情況。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王、唐二人便充當了毛澤東與政治局其他人之間的一座特殊的橋梁。毛澤東不僅從這兩個年輕人那裏獲得他想了解的情況，而且他的指示有時也要經過這兩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國務院其他領導部門傳達。
江青今天把這二位請來，是想請她們在毛澤東麵前再奏周、鄧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講了如下意思――
毛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會見外賓，有個重要情況請你們在陪同外賓去的時候，向主席報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討論“風慶輪”問題的會上，小平和我發生爭吵，然後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的會議開不下去了。國務院的領導同誌經常借談工作搞串連。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全是在養病。小平和總理、葉帥都是在一起的。總理是後台。
“這件事我講不很清楚，等晚上我找洪文、春橋、文元一起來，再進一步向你們介紹情況。”江青說。
她還透露，王洪文要向毛澤東報告這件事。
當天晚上，當王海容、唐聞生按照江青的安排來到釣魚台17號樓的時候，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在這裏等她們了。
江青首先讓張春橋“介紹當前國內形勢”。
張春橋首先講了國內財政收支和對外貿易出現逆差的問題，說這是國務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小平在‘風慶輪’問題上跳出來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張春橋說。
對問題性質的看法，張春橋把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會議比作“二月逆流”。
第二天，王海容、唐聞生去醫院，向周恩來匯報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找她們兩人談話的情況。
周恩來聽完匯報，沉思片刻，說：
“我已經知道政治局會議的問題。我所了解的情況並不像江青說的那樣，而是他們四個人事先計劃好要整小平，他們已多次這樣搞過小平，小平忍了他們很久。”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事端已經使鬥爭進一步明朗化，爭論的焦點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問題已經到了毛澤東那裏，如何解決要看毛澤東的態度了。
最後，周恩來對王、唐二人說：
“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
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了北京這幾天發生的情況，並表示了對江青等幾人的不滿。王、唐二人是陪同來華訪問的丹麥首相哈特林到達長沙的。
毛澤東對王海容、唐聞生作了如下指示：
因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
毛澤東的表態使江青等人發起的這次攻勢遭到嚴重挫折。
一架塗有中國軍用飛機標誌的噴氣客機在北京西郊機場呼嘯著騰空而起，不一會兒便消失在藍天白雲之中。
鄧小平飛赴長沙，麵見毛澤東。
1974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鄧小平。談話在極為親切的氣氛中進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聞生。
“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毛澤東以一種滿意和讚賞的口氣對鄧小平說。
“主席也知道了。”鄧小平說。他知道，毛澤東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雙方的對陣。
“好！”毛澤東顯得很高興。
“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讚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毛澤東用手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都不高興。”
“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鄧小平說。
“這個好。”毛澤東很高興。
鄧小平又談到自己的工作問題，向毛澤東表示：
“最近關於我的工作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麽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責任確實重大。
“沒辦法呢，隻好擔起來口羅。”毛澤東說。
同一天，毛澤東在江青給他的一封來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
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澤東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不滿足自己的僅政治局委員這個職務。她想插手國務院。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過問。她在給毛澤東的這封信中提出：讓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金祖敏是紡織工人。中共九大期間，他突然被飛機接到北京，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八天以後，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采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毛澤東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黃瓊，東漢人。李固素來仰慕黃瓊，曾勉勵其出仕。順帝永建二年，黃瓊被召聘入朝，途中稱病不肯前往，經朝廷敦促，才繼續向京城進發。在黃瓊到達洛陽近郊的時候，李固寫了一封信給他，即毛澤東說的《李固給黃瓊書》。這封信從兩個方麵啟發開導黃瓊，一方麵批判了當時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麵針對當時名士專靠聲名而其實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擊的缺點，對黃瓊進行了規勸告誡。毛澤東對李固此文頗為欣賞。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說她“九大以後基本是個閑人”，希望毛澤東給她工作，即給她可以發號施令的實權。毛澤東的信實際上否定了她的這種要求。
“組閣”陰謀的破產
1974年12月下旬，進入數九寒天，凜冽刺骨的寒風在華北平原上空呼嘯著。葉劍英得知周恩來要去長沙的消息後既喜又憂。喜的是，有周恩來親自出馬向毛澤東建議，擊敗江青“倒閣”的陰謀勝利在望。憂的是，周恩來的身體能承受得了嗎？據醫生告訴他：“總理身體狀況很不好，要乘飛機去長沙，怕……”醫生話沒有說完，葉劍英便果斷道：“你們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周總理的安全，這是政治任務。”
與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洪文，毛澤東讓他和周恩來負責四屆人大籌備工作。
長沙，毛澤東對它的感情極深。這是他家鄉湖南的省城。青年時期，他在這裏讀書，度過了難忘的時光――“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澤東這次來長沙，住的時間不短。
周恩來、王洪文到長沙略事休息，便去見毛澤東。
“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澤東一邊搖著手，一邊對王洪文說。
“以後不搞了。”王洪文臉紅了，紅得很明顯。
毛澤東接見周恩來、王洪文時，王海容、唐聞生在座。
“明年1月起，外賓我不見了。要求見，我也不見了。我吃飯、睡覺還好，遊了五次泳。就是講話、肺、腿。”毛澤東向周、王說自己的身體情況。
話題轉到鄧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用手指了指腦袋。
“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語“政治”。周恩來當然聽得懂。
“他沒有鄧小平強。”毛澤東一邊說，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王洪文十分尷尬，也很緊張。
接著，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以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打斷了周恩來的話，一字一句地說：
“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三個字。
周恩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把筆放下了。
周恩來報告副總理名單，念道：“鄧、張、李……”即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
毛澤東又打斷周恩來的話，說了一個“陳”字，即陳錫聯。
12月28日，周恩來、王洪文離開長沙返回北京。飛機在平穩地飛行。上麵，是無邊無垠的晴空；下麵，是茫茫無際的平原。世界、宇宙多麽博大多麽深邃。
兩人的心情此時卻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緒欠佳。周恩來則有一種喜悅寬慰之感。毛澤東與他們說話的主題很明確：批評江青和他們的那個“四人幫”，讚揚小平並賦予小平更重要的責任。
此次來長沙，毛澤東於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與周、王兩人共進行了四次談話。
23日，毛澤東要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逗留三天談談。24日又說，讓他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讓他們再留兩天。27日說，現在沒什麽要談的了。
這四次談話，毛澤東主要談了這樣幾個問題：
“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麽多人，要團結。說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來就好。並舉黨內鬥爭曆史為例。
對鄧小平的評價和擔任新的職務問題以及副總理人選。即23日談話的主要內容。對江青的批評。毛澤東說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內閣）。江青說沒有工作做，毛澤東說看資料，研究國際國內問題，然後提意見。說自己多年來就是這樣做的。毛澤東說，對江青當然可以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11次路線鬥爭就不對了。當時，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這一條隻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談，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毛澤東說，搞亂了，也不告訴他。周恩來說，在一二月份，江青下達那些指示，開了那樣大會，他們也有責任，政治局也沒有認真討論。所以主席離京前約政治局同誌談話時，我說過，有些事是我們“慫”起來的。毛澤東說，說批林容易批孔難。現在五經四書也批了，孔夫子是文聖打倒了，關雲長是武聖也打倒了。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談國際形勢。毛澤東認為越講緩和越備戰，現在可以不提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而要強調備戰緊張，各國人民對此事要有所準備。毛澤東認為要弄清蘇聯對我試探的真正意圖。毛澤東問，如果勃列日涅夫要來談，應該怎樣？周恩來說，如他真想來談，可考慮，但我們不能去請他。毛澤東點頭。
周恩來把這幾次談話的內容歸納整理了一個提綱，準備回京以後立即向政治局常委傳達。
周恩來微微地笑了。四屆人大之前圍繞人事安排的這番較量，已經有了令人鼓舞的結局：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組閣”但沒有成功。如果形勢照這樣發展下去，就可以比較放心了。
飛機開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周恩來一動身去長沙，江青便慌了手腳。她十分敏感：“這是去遊說主席，是去‘組閣’了。他臨死前還同我們較量……十有八九主席會采納他的意見。”張春橋更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果真不出所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中央決定，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這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批準李德生辭去他所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從三屆人大到四屆人大，經曆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政權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已有八年半的時間被實際上廢除了。
四屆人大的召開表明黨內的正確勢力力圖使國家走上正軌的努力有了初步結果。
當周恩來站起身，準備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全場掌聲經久不息。
四屆人大產生的國務院領導層是這樣一個陣容：總理還是周恩來，副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
從這個格局看，為四屆人大的組閣而進行的較量，以“四人幫”陰謀奪權卻敗了下來而告結束。
四屆人大以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並在實際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鋒芒直指“四人幫”
1975年春天，在四屆人大“組閣”問題上遭到慘敗的“四人幫”不甘心失敗，在四屆人大閉幕不久，就大肆鼓吹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把矛頭指向大批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老幹部，妄圖製造新的混亂。鄧小平洞悉其奸，予以堅決鬥爭，粉碎了“四人幫”的圖謀。
1975年3月，上任不到兩個月的張春橋，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用心險惡地提出了所謂“反經驗主義”問題，聲稱“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江青於4月4日在一次講話中也大講：“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四人幫”的指使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一些報刊也大量發表“反經驗主義”的文章。“四人幫”的目的，是借“反經驗主義”為名，攻擊大批富有豐富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領導幹部，尤其是一大批剛剛恢複工作的老幹部。
鄧小平識破了“四人幫”的險惡用心，於4月份就“四人幫”鼓吹的當前工作應以“反經驗主義為綱”的問題向毛澤東請教，並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從而引起了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
4月23日，毛澤東在新華社向中央寫的《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該報告中說：“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上作了重要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1974年10月12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借國產萬噸輪“風慶”號遠航歸來為題，影射攻擊周恩來和中央有關領導同誌。
“風慶”輪事件梗概如下：
1974年，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組織處副處長李國堂和宣傳幹事顧廣文，奉派遣到“風慶”輪協助首次遠航歐洲的工作，李任政委，顧為政治幹事。“風慶”輪開船後，某些人要李、顧批判所謂造船買船問題上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李、顧給以拒絕，並指出：國務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國內造船工業，但目前在國內造船工業尚不能滿足遠洋運輸的情況下，利用一些有利條件，從國外適當買進一批船隻，是完全必要的。這既有利於加速發展我國獨立的遠洋船隊，也可以盡快地改變由於船隻不夠每年要用大量外匯租用外輪的局麵。一些在這個問題上的謬論，矛頭是直接指向周恩來和國務院其他領導的。他們還在船員中議論了“樣板戲”。“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據此寫了一封一萬多字的信，誣蔑李、顧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江青在信的批語中攻擊交通部“崇洋媚外”，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專政”。張春橋、姚文元也誣蔑李國堂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王洪文批示：“先將李國堂留在上海，發動‘風慶’輪船工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交通部必須對李國堂進行嚴肅的處理，並將處理情況報中央。”國慶節前夕“風慶”輪返回上海後，李、顧兩人被扣在上海批判，“李、顧事件”定為“反動的政治事件”。《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評論員文章，說什麽：“我國近代造船工業發展史，是一部充滿尊孔崇洋與反孔愛國鬥爭的曆史。”“翻一翻中國造船工作發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頭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業。”文章還說什麽：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劉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推行了一條賣國主義路線。又說：“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不僅如此，江青一夥還在中央政治局挑起事端。6月1日周恩來因病住院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有預謀地對鄧小平進行了多次挑釁。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實際上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四人幫”更加緊了對鄧小平的攻擊。10月17日晚，“四人幫”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預謀地提出所謂“風慶”輪事件“崇洋媚外”問題，要鄧小平立即表態，對鄧小平突然襲擊。江青挑釁性地問鄧小平：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麽態度？鄧小平嚴正地回擊江青：我要調查。江青等人大吵大鬧。鄧小平說，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麽，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待人。江青等四人一擁而上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今天你果然跳出來了。鄧小平蔑視他們，離開了會場。
10月17日晚，在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進攻開始了。江青提出所謂“風慶輪”問題，說進口船隻是崇洋媚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並逼迫鄧小平表態。
鄧小平毫不退讓。
江青等人胡攪蠻纏，會議無法繼續進行。
鄧小平氣極，拂袖而去。
這天晚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一種似乎是決戰前夕的緊張嚴峻的氣氛中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地點在釣魚台17號樓。
四人一致認為，必須爭取毛澤東的支持，由王洪文盡快趕赴長沙，向毛澤東報告情況。第二天，即10月18日王洪文乘坐的專機在長沙機場降落。當晚，毛澤東接見了他。
在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王洪文向毛澤東報告：
“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但還忙著找人談話至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
王洪文繼續說：
“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毛澤東仍然默不作聲。
“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
第一節 西花廳老人拒住院道不和鬥爭愈劇烈（3）
王洪文的這句話是點睛之筆。如果毛澤東對他的報告重視並給予支持，把事件與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聯係起來，那麽問題的性質就很明顯了。
王洪文期待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
同一天，即10月18日。北京，釣魚台17號樓。
江青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是江青把她倆叫來的。
王、唐二人看起來像姐妹倆，衣著打扮、個頭長相都差不多。總是穿一身樸素的服裝，方口布鞋，留齊耳短發，戴眼鏡，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她倆一個是毛澤東的表侄孫女，一個是外交部官員唐明照的女兒。她們的職務是外交部的翻譯，但在黨內高級領導層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她們不僅為毛澤東接見外賓擔任翻譯，而且是黨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澤東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家裏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領導人有時半年幾個月都難得見上毛一麵，隻是在他召集政治局會議或接見外賓時，才能和政治局委員們或陪同接見的其他人一起見一見。毛澤東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這兩位年輕人參加政治局會議，然後直接聽取她倆關於政治局內部各種情況的匯報及國內各方麵情況的反映。報送政治局委員傳閱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二位的名字。毛澤東知道政治局內部是分為兩個陣線的，對兩個方麵報告的情況他都不輕易相信。他需要他認為是真實的情況。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王、唐二人便充當了毛澤東與政治局其他人之間的一座特殊的橋梁。毛澤東不僅從這兩個年輕人那裏獲得他想了解的情況，而且他的指示有時也要經過這兩人向政治局或中央、國務院其他領導部門傳達。
江青今天把這二位請來，是想請她們在毛澤東麵前再奏周、鄧一本。
江青向王、唐二人講了如下意思――
毛主席很快就要在外地會見外賓，有個重要情況請你們在陪同外賓去的時候，向主席報告。在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討論“風慶輪”問題的會上，小平和我發生爭吵，然後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的會議開不下去了。國務院的領導同誌經常借談工作搞串連。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全是在養病。小平和總理、葉帥都是在一起的。總理是後台。
“這件事我講不很清楚，等晚上我找洪文、春橋、文元一起來，再進一步向你們介紹情況。”江青說。
她還透露，王洪文要向毛澤東報告這件事。
當天晚上，當王海容、唐聞生按照江青的安排來到釣魚台17號樓的時候，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在這裏等她們了。
江青首先讓張春橋“介紹當前國內形勢”。
張春橋首先講了國內財政收支和對外貿易出現逆差的問題，說這是國務院“崇洋媚外”造成的。
“小平在‘風慶輪’問題上跳出來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張春橋說。
對問題性質的看法，張春橋把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會議比作“二月逆流”。
第二天，王海容、唐聞生去醫院，向周恩來匯報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找她們兩人談話的情況。
周恩來聽完匯報，沉思片刻，說：
“我已經知道政治局會議的問題。我所了解的情況並不像江青說的那樣，而是他們四個人事先計劃好要整小平，他們已多次這樣搞過小平，小平忍了他們很久。”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事端已經使鬥爭進一步明朗化，爭論的焦點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問題已經到了毛澤東那裏，如何解決要看毛澤東的態度了。
最後，周恩來對王、唐二人說：
“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
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了北京這幾天發生的情況，並表示了對江青等幾人的不滿。王、唐二人是陪同來華訪問的丹麥首相哈特林到達長沙的。
毛澤東對王海容、唐聞生作了如下指示：
因為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
毛澤東的表態使江青等人發起的這次攻勢遭到嚴重挫折。
一架塗有中國軍用飛機標誌的噴氣客機在北京西郊機場呼嘯著騰空而起，不一會兒便消失在藍天白雲之中。
鄧小平飛赴長沙，麵見毛澤東。
1974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鄧小平。談話在極為親切的氣氛中進行。在座的有王海容、唐聞生。
“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毛澤東以一種滿意和讚賞的口氣對鄧小平說。
“主席也知道了。”鄧小平說。他知道，毛澤東指的是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雙方的對陣。
“好！”毛澤東顯得很高興。
“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讚成你！”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毛澤東用手指著王、唐二人，說，“她們都不高興。”
“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鄧小平說。
“這個好。”毛澤東很高興。
鄧小平又談到自己的工作問題，向毛澤東表示：
“最近關於我的工作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麽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責任確實重大。
“沒辦法呢，隻好擔起來口羅。”毛澤東說。
同一天，毛澤東在江青給他的一封來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
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澤東
十一月十二日
江青不滿足自己的僅政治局委員這個職務。她想插手國務院。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她要過問。她在給毛澤東的這封信中提出：讓謝靜宜當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金祖敏是紡織工人。中共九大期間，他突然被飛機接到北京，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八天以後，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短信：
江青：
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采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毛澤東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黃瓊，東漢人。李固素來仰慕黃瓊，曾勉勵其出仕。順帝永建二年，黃瓊被召聘入朝，途中稱病不肯前往，經朝廷敦促，才繼續向京城進發。在黃瓊到達洛陽近郊的時候，李固寫了一封信給他，即毛澤東說的《李固給黃瓊書》。這封信從兩個方麵啟發開導黃瓊，一方麵批判了當時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麵針對當時名士專靠聲名而其實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擊的缺點，對黃瓊進行了規勸告誡。毛澤東對李固此文頗為欣賞。江青給毛澤東寫信，說她“九大以後基本是個閑人”，希望毛澤東給她工作，即給她可以發號施令的實權。毛澤東的信實際上否定了她的這種要求。
“組閣”陰謀的破產
1974年12月下旬，進入數九寒天，凜冽刺骨的寒風在華北平原上空呼嘯著。葉劍英得知周恩來要去長沙的消息後既喜又憂。喜的是，有周恩來親自出馬向毛澤東建議，擊敗江青“倒閣”的陰謀勝利在望。憂的是，周恩來的身體能承受得了嗎？據醫生告訴他：“總理身體狀況很不好，要乘飛機去長沙，怕……”醫生話沒有說完，葉劍英便果斷道：“你們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周總理的安全，這是政治任務。”
與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洪文，毛澤東讓他和周恩來負責四屆人大籌備工作。
長沙，毛澤東對它的感情極深。這是他家鄉湖南的省城。青年時期，他在這裏讀書，度過了難忘的時光――“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澤東這次來長沙，住的時間不短。
周恩來、王洪文到長沙略事休息，便去見毛澤東。
“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澤東一邊搖著手，一邊對王洪文說。
“以後不搞了。”王洪文臉紅了，紅得很明顯。
毛澤東接見周恩來、王洪文時，王海容、唐聞生在座。
“明年1月起，外賓我不見了。要求見，我也不見了。我吃飯、睡覺還好，遊了五次泳。就是講話、肺、腿。”毛澤東向周、王說自己的身體情況。
話題轉到鄧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用手指了指腦袋。
“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
Politics是英語“政治”。周恩來當然聽得懂。
“他沒有鄧小平強。”毛澤東一邊說，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王洪文十分尷尬，也很緊張。
接著，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以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打斷了周恩來的話，一字一句地說：
“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三個字。
周恩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把筆放下了。
周恩來報告副總理名單，念道：“鄧、張、李……”即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
毛澤東又打斷周恩來的話，說了一個“陳”字，即陳錫聯。
12月28日，周恩來、王洪文離開長沙返回北京。飛機在平穩地飛行。上麵，是無邊無垠的晴空；下麵，是茫茫無際的平原。世界、宇宙多麽博大多麽深邃。
兩人的心情此時卻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緒欠佳。周恩來則有一種喜悅寬慰之感。毛澤東與他們說話的主題很明確：批評江青和他們的那個“四人幫”，讚揚小平並賦予小平更重要的責任。
此次來長沙，毛澤東於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與周、王兩人共進行了四次談話。
23日，毛澤東要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逗留三天談談。24日又說，讓他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讓他們再留兩天。27日說，現在沒什麽要談的了。
這四次談話，毛澤東主要談了這樣幾個問題：
“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麽多人，要團結。說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來就好。並舉黨內鬥爭曆史為例。
對鄧小平的評價和擔任新的職務問題以及副總理人選。即23日談話的主要內容。對江青的批評。毛澤東說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內閣）。江青說沒有工作做，毛澤東說看資料，研究國際國內問題，然後提意見。說自己多年來就是這樣做的。毛澤東說，對江青當然可以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11次路線鬥爭就不對了。當時，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這一條隻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談，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毛澤東說，搞亂了，也不告訴他。周恩來說，在一二月份，江青下達那些指示，開了那樣大會，他們也有責任，政治局也沒有認真討論。所以主席離京前約政治局同誌談話時，我說過，有些事是我們“慫”起來的。毛澤東說，說批林容易批孔難。現在五經四書也批了，孔夫子是文聖打倒了，關雲長是武聖也打倒了。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談國際形勢。毛澤東認為越講緩和越備戰，現在可以不提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而要強調備戰緊張，各國人民對此事要有所準備。毛澤東認為要弄清蘇聯對我試探的真正意圖。毛澤東問，如果勃列日涅夫要來談，應該怎樣？周恩來說，如他真想來談，可考慮，但我們不能去請他。毛澤東點頭。
周恩來把這幾次談話的內容歸納整理了一個提綱，準備回京以後立即向政治局常委傳達。
周恩來微微地笑了。四屆人大之前圍繞人事安排的這番較量，已經有了令人鼓舞的結局：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組閣”但沒有成功。如果形勢照這樣發展下去，就可以比較放心了。
飛機開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周恩來一動身去長沙，江青便慌了手腳。她十分敏感：“這是去遊說主席，是去‘組閣’了。他臨死前還同我們較量……十有八九主席會采納他的意見。”張春橋更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果真不出所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中央決定，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這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批準李德生辭去他所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從三屆人大到四屆人大，經曆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政權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已有八年半的時間被實際上廢除了。
四屆人大的召開表明黨內的正確勢力力圖使國家走上正軌的努力有了初步結果。
當周恩來站起身，準備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全場掌聲經久不息。
四屆人大產生的國務院領導層是這樣一個陣容：總理還是周恩來，副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
從這個格局看，為四屆人大的組閣而進行的較量，以“四人幫”陰謀奪權卻敗了下來而告結束。
四屆人大以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並在實際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鋒芒直指“四人幫”
1975年春天，在四屆人大“組閣”問題上遭到慘敗的“四人幫”不甘心失敗，在四屆人大閉幕不久，就大肆鼓吹要以“反經驗主義為綱”，把矛頭指向大批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老幹部，妄圖製造新的混亂。鄧小平洞悉其奸，予以堅決鬥爭，粉碎了“四人幫”的圖謀。
1975年3月，上任不到兩個月的張春橋，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用心險惡地提出了所謂“反經驗主義”問題，聲稱“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江青於4月4日在一次講話中也大講：“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四人幫”的指使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一些報刊也大量發表“反經驗主義”的文章。“四人幫”的目的，是借“反經驗主義”為名，攻擊大批富有豐富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領導幹部，尤其是一大批剛剛恢複工作的老幹部。
鄧小平識破了“四人幫”的險惡用心，於4月份就“四人幫”鼓吹的當前工作應以“反經驗主義為綱”的問題向毛澤東請教，並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從而引起了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
4月23日，毛澤東在新華社向中央寫的《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該報告中說：“特別要注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上作了重要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於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