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21)
碰了一個軟釘子，田維新半開玩笑地說：“韓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見，可這是總理讓我征求你的意見。”
韓先楚還是不鬆口。
田維新深感棘手，又把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開會時我與他談。”
幾天後，韓先楚奉命進京。田維新一見韓先楚便招呼：“老韓，這次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麵子吧？”
“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誌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韓先楚說的也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個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員。
紅軍時代就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李誌民上將重新出來工作以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
四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當時，在微妙的政治形勢下，軍隊高級將領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來點一個解決一個。周恩來點的方式又總是十分巧妙。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麽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維新麵麵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隻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從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誌通過調查研究去下。
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
楊勇上將和廖漢生中將是在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任上，於“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來點將，兩位將軍的“解放”工程雖然也費了一番周折，但最終都解決了。
廖漢生將軍複出後，先後擔任過軍事科學院政委、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沈陽軍區第一政委。目前他還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
楊勇將軍複出後，也擔任了大軍區的領導職務。由於他的大度，使他的結論經曆了一番反複，從而體現出周恩來對幹部的一片愛心。
楊勇將軍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一股腦兒地算到楊勇的賬上。
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周恩來總理批示：“請田維新同誌找楊勇同誌談一下，征求一下楊勇同誌本人對結論的意見。”
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征求楊勇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做的結論我沒意見。”田維新說：“結論是我們做的，但是我們對你的問題不是很清楚。總理讓我跟你談一談，你有什麽意見，總理會重視的。”楊勇還是說：“我對總政的結論沒有意見。”
結論作出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過了不久，中央調楊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在楊勇的結論上再次批示：“田維新同誌，我們給楊勇做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征求楊勇同誌一次意見。”
盡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將軍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帶著總政幹部部的一位處長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對結論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幹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把這件事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
吳克華中將是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員的任上被打倒後，便失蹤了。
“吳克華哪裏去了？”周恩來在政治局討論落實幹部政策會議上發問。
總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展開調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幹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說不知道吳克華在什麽地方。後來從一位幹事口中獲悉：吳克華被秘密關押在地下室裏。
得知了吳克華將軍的下落，下一個難題是怎麽把他安全地接出來？因為總政治部並沒有掌握直接的證據，萬一關押吳克華的那夥人聞訊拒交或把將軍轉移，將使問題複雜化。
李德生主任聽了匯報以後，靈機一動，寫下了一紙手令：“提審吳克華”，令總政保衛部當晚派人前去提人。關押吳克華將軍的那夥人，一看李德生的親筆手令，以為總政與他們持同樣觀點，爽快地將吳克華交了出來。
人是找到了，卻引來了一場誤會。
保衛戰士把吳克華將軍帶到京西賓館的一個會客室，向坐在那裏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維新副主任報告說：“報告首長，吳克華帶到。”
李德生揮了揮手：“知道了！”小戰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發上欠了欠身說：“吳克華同誌，請坐。”
吳克華將軍聽說又要“提審”，以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對李德生主任說話口氣和用詞的變化毫無覺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吳克華誤會了，便解釋說：“吳克華同誌，我們是奉周總理之命來找你談話的。”
吳克華將軍仍不敢相信這戲劇性的重大變化——從“提審”一變而為同誌間的談話。
“文革”這幾年，挨鬥挨批，受騙多了。他卻一時反應不過來。
眼見時過半夜，而吳克華將軍顯然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這一反差巨大的突變。李德生隻好順其自然，請吳克華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後找他再談……幾經周折，吳克華終於得到了“解放”。
吳克華將軍解放後，出任過鐵道兵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和廣州軍區司令員。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誌願軍部隊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
賀龍元帥受誣陷後，秦基偉和李成芳立即被關押了起來。
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就是他指揮的。
為了打倒秦基偉這員虎將，林彪一夥到處散布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
如果在賀龍元帥與秦基偉將軍之間一定要扯上一點什麽關係的話，那是誌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帥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當說到秦基偉、李成芳被打倒的情況時，周恩來指出：“他那兒是一鍋端，軍區6位主要領導全部被免職。”
田維新匯報說：“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
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當時這家招待所的後樓成了即將“解放”的將軍們的駐地。將軍們在這裏就恢複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親訪友。
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說，他要見見秦基偉。這個時候，總政尚未給秦基偉做結論。秦基偉的工作安排還沒有定下來。在田維新的印象中，周恩來召見尚未做結論的將軍，僅秦基偉一人。
接到周恩來指示後，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後樓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將軍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
不一會兒，秦基偉的電話便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總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
“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麽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
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七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七年。此刻他剛剛恢複自由，尚未恢複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
田維新把秦基偉領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後便走了，周恩來與秦基偉作了一次單獨長談。
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國防部長。
“解放”老將軍的工作，大體上有個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總政治部審查鑒別原先把老將軍打倒時所做的結論，確認哪些是無中生有的、哪些是顛倒黑白的、哪些是無限上綱的。
然後，總政治部拿出來的審查結論，還必須與把老將軍打倒的原單位取得大體一致的意見。
最難的一關是政治局。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要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經曆、被打倒的情況、甄別情況、總政的審查結論。個別的還要附上必要的證明材料。這些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討論之前先瀏覽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討論老將軍的“解放”，田維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進會場。
當時的政治局會議都是由周恩來總理主持的。
材料發完，周恩來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其江青和張春橋為最甚。
這樣，從下午7時半開始的會議，往往到半夜12時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後一直討論到淩晨4時才結束。
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在老將軍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隻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說話不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
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麽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缺點失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不算個什麽錯誤麽，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不動聲色地頂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麽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布：“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將軍“解放”問題的討論。
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在田維新的記憶中，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
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縣人，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建國後先後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誌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
文化部的副部長怎麽由總政來審查“解放”呢？
田維新在政治局會議上介紹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麽錯誤。”
理由隻有一句話，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其實呢，當時文化部係統控製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係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的“解放”將軍的一著巧棋。
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
田維新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麽文藝路線。”
這話是有根有據的。發給政治局成員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寫著：顏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歲就加入人民軍隊，他能讀過多少年書？
朱德元帥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一板一眼地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總司令為將軍說話，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
眼見這一關過去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誌派到陝西……”
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麵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西南，應該分配到東南。”
江青自己拉幫結夥，故以“山頭”度人。
針對這種猜忌之心，田維新說：“陝西省軍區司令員黃經耀是從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任上調過去的。”
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麵軍的同誌在陝西已經不多了。”經過這麽一番解釋，顏金生將軍去西北才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我們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
江青再次反對說：“他犯那麽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這是江青第三次發難。
田維新說明：“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誌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區企業很多。”
葉劍英元帥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後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誌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
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總算過了關。
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開始後，解放軍報社遲遲未見行動。
這也難怪。解放軍報在“文革”初期最嚴重的一個案子是所謂的“綁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訥，江青的女兒。定案的結論上寫著：綁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勢下，這樣的案子誰敢動！
遲浩田到解放軍報任副總編後，分管政治工作。他經過長時間的深入調查了解，認定軍報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謂的“綁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辦。遲浩田便把情況向軍報主要負責人張誌作了匯報。
涉及到江青的事，張誌哪敢做主。他到總政治部向田維新匯報說：“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個情況，我們軍報的三個事件，遲浩田同誌經過了解，認定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動就會反映到江青那裏去。所以，我們落實幹部政策很難。”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幹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撓，胡攪蠻纏，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還不攪個天翻地覆？
田維新想了想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不惹江青。”
“怎麽能不惹江青呢？”張誌問。
田維新說：“你們把事件撇開，就說這些幹部沒有犯什麽錯誤，先把他們‘解放’出來，讓他們恢複工作。”
張誌說：“這辦法行倒是行，不過風險也很大。”
田維新囑咐說：“這件事你先別辦，等我與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說。”
第二天，田維新就與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認為也隻能這麽辦了。如果不落實幹部政策，幹部受委屈，軍報也沒法辦好。
解放軍報社按照這個辦法，“解放”了一批幹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狀，送了一大堆材料給江青。江青還真看了這些材料，在這裏批一個“這是一個反革命”，在那裏批一個“這是個壞人”，最後要“德生同誌查處”。
李德生正坐在沙發上看江青批轉的這份材料，田維新進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順手把材料往茶幾上一摔，沒好氣地說。
田維新一看，是解放軍報的事，就說：“這是意料之中的。”
“怎麽辦？”李德生問。
“有兩條辦法。”田維新說。
“哪兩條？”李德生緊追著問。
“第一條，再把他們都關起來。”田維新說。
“那不行，哪能這樣幹。”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這一個辦法。
田維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說出了第二條辦法：“那就拖。”
“拖得了嗎？”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還能再把他們關起來嗎？隻有拖。”田維新說。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問。
“能拖個半年。”田維新說，“江青第一次問，你可以說，材料收到了，還沒來得及看。第二次問，說剛看，還沒有看完。第三次問，說剛看完，還沒查。如果再問，說剛查一兩個，還真沒問題，其他的還沒有查。”
“能那麽老拖著？”李德生又問了一句。
“起碼可以拖半年。”田維新蠻有把握地說：“她還有那麽多精力問哪！”
這件事固然拖了下來，不了了之，總政治部對遲浩田卻有了一個好印象，認為這個幹部能夠實事求是，敢講真話。事件過去以後，遲浩田從軍報副總編（副軍級）直接走上了北京軍區副政委的領導崗位。後來他又先後出任副總參謀長、濟南軍區政委，現在是總參謀長。
經過一年多時間緊張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終於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這裏傾注著周恩來總理的一片心血。
毛澤東下定決心要委鄧小平以重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按照黨章規定的五年期限，這次代表大會是提前一年召開的。毛澤東主持了這次大會。出席大會的有1249位代表，代表著全國2800萬名黨員。
十大的主要議程是：一、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三、選舉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大會選舉了148位代表組成的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主席團副主席，張春橋為主席團秘書長。
大會一致通過了上述兩個報告和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選舉產生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195人當選為中央委員，124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一批久經考驗、眾望所歸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擊的老同誌，如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誌等，被選為中央委員。據參加了中共十大的一位中央委員回憶：在中共十大上，她與鄧小平分在一個小組，當討論大會提出的第十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她在小組發言中不同意大會提名自己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鄧小平也是第十屆中央委員候選人之一。鄧小平發言時，認真地說：“我不反對大會提名我為中央委員候選人。”表現了一個老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的氣魄。
由於黨勝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所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成員都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員會。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大批骨幹分子卻以“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的名義，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結果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賽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共十大繼續了中共九大的左傾錯誤，大會通過的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負責起草的政治報告中，沒有正確地分析林彪事件發生的原因，總結正確的經驗教訓，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認定為“客觀規律”，預言“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把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列為首要任務。在這樣的左傾錯誤方針指導下，隻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的後果愈來愈嚴重。
在中共十大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貴”王洪文當選為中央副主席，張春橋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期充當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得到加強。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大肆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但是，全黨、全國人民已經從林彪事件中提高了政治覺悟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一場更加激烈的否定還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正在逐漸地醞釀和形成。
在中共十大的宣傳材料中，曾有這樣一段話，黨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組成，既有建黨初期的老同誌，又有經過長期革命戰爭考驗的中年同誌，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這充分反映了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
明眼人一看得知，這個“興旺發達，後繼有人”指的是身著一套簇新的軍裝，梳著漂亮的小分頭，唇紅齒白，年輕少壯，年僅38歲的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這是毛澤東在林彪叛黨叛國、粉身碎骨以後，又選擇的一位接班人。
王洪文何許人也，一般人並不了解。
韓先楚還是不鬆口。
田維新深感棘手，又把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略一沉吟：“還是放韓先楚那裏，開會時我與他談。”
幾天後，韓先楚奉命進京。田維新一見韓先楚便招呼：“老韓，這次總理找你談了，你不能不給總理麵子吧？”
“見了總理，我也還是有困難啊。”韓先楚說，“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級！老同誌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韓先楚說的也是實話。王建安在紅軍時代就是軍政委，而韓先楚那個時候還是師長。誰知周恩來找韓先楚一談，韓先楚就心悅誠服地同意了。於是，福州軍區又多了一位上將副司令員。
紅軍時代就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李誌民上將重新出來工作以後，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軍區政委。
四位上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當時，在微妙的政治形勢下，軍隊高級將領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來點一個解決一個。周恩來點的方式又總是十分巧妙。
一次，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維新提了一個問題：“楊勇、廖漢生是怎麽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維新麵麵相覷。他倆也不知底細，隻好如實回答：“不知道。”
“你們去調查一下。”周恩來說。這就是周恩來的領導藝術，點到為止，從不劃框框，結論由做具體工作的同誌通過調查研究去下。
總政治部立即派人調查。
楊勇上將和廖漢生中將是在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任上，於“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來點將，兩位將軍的“解放”工程雖然也費了一番周折，但最終都解決了。
廖漢生將軍複出後，先後擔任過軍事科學院政委、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沈陽軍區第一政委。目前他還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
楊勇將軍複出後，也擔任了大軍區的領導職務。由於他的大度，使他的結論經曆了一番反複，從而體現出周恩來對幹部的一片愛心。
楊勇將軍被打倒時，林彪一夥無限上綱，甚至把楊勇部下的參謀、科長的事，一股腦兒地算到楊勇的賬上。
總政治部重新審查楊勇將軍的結論出來後，周恩來總理批示：“請田維新同誌找楊勇同誌談一下，征求一下楊勇同誌本人對結論的意見。”
田維新親自跑到楊勇的住處，征求楊勇對審查結論的意見。楊勇很大度地說：“總政做的結論我沒意見。”田維新說：“結論是我們做的，但是我們對你的問題不是很清楚。總理讓我跟你談一談，你有什麽意見，總理會重視的。”楊勇還是說：“我對總政的結論沒有意見。”
結論作出後，楊勇將軍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過了不久，中央調楊勇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上任之後，周恩來在楊勇的結論上再次批示：“田維新同誌，我們給楊勇做的結論似乎口徑嚴了一些，請你再征求楊勇同誌一次意見。”
盡管周恩來的批示口氣很和緩，田維新將軍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帶著總政幹部部的一位處長去京西賓館拜訪楊勇。不料楊勇還是說對結論沒有意見。田維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楊勇才說，結論中提到的一個問題，是一個科長幹的，但是自己負有領導責任，“把這件事寫在我的頭上也是可以的。”
吳克華中將是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員的任上被打倒後，便失蹤了。
“吳克華哪裏去了？”周恩來在政治局討論落實幹部政策會議上發問。
總政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展開調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幹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說不知道吳克華在什麽地方。後來從一位幹事口中獲悉：吳克華被秘密關押在地下室裏。
得知了吳克華將軍的下落，下一個難題是怎麽把他安全地接出來？因為總政治部並沒有掌握直接的證據，萬一關押吳克華的那夥人聞訊拒交或把將軍轉移，將使問題複雜化。
李德生主任聽了匯報以後，靈機一動，寫下了一紙手令：“提審吳克華”，令總政保衛部當晚派人前去提人。關押吳克華將軍的那夥人，一看李德生的親筆手令，以為總政與他們持同樣觀點，爽快地將吳克華交了出來。
人是找到了，卻引來了一場誤會。
保衛戰士把吳克華將軍帶到京西賓館的一個會客室，向坐在那裏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維新副主任報告說：“報告首長，吳克華帶到。”
李德生揮了揮手：“知道了！”小戰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發上欠了欠身說：“吳克華同誌，請坐。”
吳克華將軍聽說又要“提審”，以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對李德生主任說話口氣和用詞的變化毫無覺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吳克華誤會了，便解釋說：“吳克華同誌，我們是奉周總理之命來找你談話的。”
吳克華將軍仍不敢相信這戲劇性的重大變化——從“提審”一變而為同誌間的談話。
“文革”這幾年，挨鬥挨批，受騙多了。他卻一時反應不過來。
眼見時過半夜，而吳克華將軍顯然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這一反差巨大的突變。李德生隻好順其自然，請吳克華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後找他再談……幾經周折，吳克華終於得到了“解放”。
吳克華將軍解放後，出任過鐵道兵司令員、成都軍區司令員、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和廣州軍區司令員。
又是一次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提出：“秦基偉、李成芳到哪裏去了？”
秦基偉和李成芳都是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士，都在劉鄧大軍和誌願軍部隊擔任過軍長，都於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文革”開始時，秦基偉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李成芳是政委。
賀龍元帥受誣陷後，秦基偉和李成芳立即被關押了起來。
秦基偉是一員戰功卓著的虎將。抗美援朝時的上甘嶺戰役就是他指揮的。
為了打倒秦基偉這員虎將，林彪一夥到處散布說，秦基偉是賀龍的人。
如果在賀龍元帥與秦基偉將軍之間一定要扯上一點什麽關係的話，那是誌願軍回國之後，秦基偉先後出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而昆明軍區是建國初期的西南軍區撤銷後組建的兩大軍區之一（另一個是成都軍區）。賀帥是西南軍區的司令員。
田維新把調查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當說到秦基偉、李成芳被打倒的情況時，周恩來指出：“他那兒是一鍋端，軍區6位主要領導全部被免職。”
田維新匯報說：“根據我們調查掌握的情況，秦基偉被關押在湖南，由廣州軍區負責，具體情況還不很清楚。”
周恩來當即指示：“把他調回來嘛！”
秦基偉到北京以後，住在京東海運倉第一招待所。當時這家招待所的後樓成了即將“解放”的將軍們的駐地。將軍們在這裏就恢複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親訪友。
一天，周恩來通知田維新說，他要見見秦基偉。這個時候，總政尚未給秦基偉做結論。秦基偉的工作安排還沒有定下來。在田維新的印象中，周恩來召見尚未做結論的將軍，僅秦基偉一人。
接到周恩來指示後，田維新立即打電話到招待所，後樓服務員回答說，秦基偉將軍散步去了。田維新告訴服務員：“你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讓他馬上給我回一個電話，總理要見他。”
不一會兒，秦基偉的電話便過來了。他聽說周恩來總理要見他，很激動，在電話中問道：
“總理要見我，我穿什麽衣服去？”田維新說：“穿軍裝。”秦基偉問：“那我還戴領章嗎？”田維新說：“當然戴。”
軍裝，尤其是領章，是軍人的標誌。但是秦基偉在“文革”中受迫害七年，被剝奪了戴領章的權利七年。此刻他剛剛恢複自由，尚未恢複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問。
田維新把秦基偉領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後便走了，周恩來與秦基偉作了一次單獨長談。
落實政策後，李成芳任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秦基偉先後出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員、國防部長。
“解放”老將軍的工作，大體上有個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總政治部審查鑒別原先把老將軍打倒時所做的結論，確認哪些是無中生有的、哪些是顛倒黑白的、哪些是無限上綱的。
然後，總政治部拿出來的審查結論，還必須與把老將軍打倒的原單位取得大體一致的意見。
最難的一關是政治局。按照規定，每個被“解放”的將軍最後都要經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政治局會議一般在下午7時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位將軍的審查結論。每位將軍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經曆、被打倒的情況、甄別情況、總政的審查結論。個別的還要附上必要的證明材料。這些材料，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人手一份，討論之前先瀏覽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討論老將軍的“解放”，田維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進會場。
當時的政治局會議都是由周恩來總理主持的。
材料發完，周恩來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維新講材料時，發難的就是“四人幫”，尤其江青和張春橋為最甚。
這樣，從下午7時半開始的會議，往往到半夜12時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後一直討論到淩晨4時才結束。
田維新回憶說：“在討論老將軍‘解放’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
在老將軍的記憶中，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隻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說話不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
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地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述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麽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缺點失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不算個什麽錯誤麽，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不動聲色地頂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不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麽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布：“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將軍“解放”問題的討論。
由於江青一夥的發難，175位將軍的“解放”在政治局討論時，沒有幾個是很順利的。在田維新的記憶中，顏金生將軍是比較順利的一個，但也連闖了江青設置的三道關。
顏金生少將是湖南茶陵縣人，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建國後先後任過西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誌願軍軍政委，武漢軍區政治部主任。“文革”開始前不久，他轉業調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
文化部的副部長怎麽由總政來審查“解放”呢？
田維新在政治局會議上介紹說：“顏金生是軍隊轉業幹部，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沒有什麽錯誤。”
理由隻有一句話，到文化部工作時間不長。其實呢，當時文化部係統控製在江青一夥手裏。把顏金生從文化部係統調出來，由軍隊去安排，這就跳出了江青一夥的魔爪。這是周恩來的“解放”將軍的一著巧棋。
江青一聽又發難了：“顏金生有錯誤，他推行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
田維新說：“顏金生是工農幹部，識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麽文藝路線。”
這話是有根有據的。發給政治局成員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寫著：顏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歲就加入人民軍隊，他能讀過多少年書？
朱德元帥一聽江青又要無理取鬧，一板一眼地說：“顏金生他就不識幾個大字。”總司令為將軍說話，一言九鼎，江青頓時啞了。
眼見這一關過去了，田維新又介紹說：“準備把顏金生同誌派到陝西……”
話音未落，江青又反對了：“你是讓顏金生到陝西給二方麵軍壘山頭。他不應分配西南，應該分配到東南。”
江青自己拉幫結夥，故以“山頭”度人。
針對這種猜忌之心，田維新說：“陝西省軍區司令員黃經耀是從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任上調過去的。”
李德生說：“現在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二方麵軍的同誌在陝西已經不多了。”經過這麽一番解釋，顏金生將軍去西北才獲通過。田維新繼續說：“我們考慮讓顏金生到陝西當政委。”
江青再次反對說：“他犯那麽大的錯誤，當正職不合適。”這是江青第三次發難。
田維新說明：“陝西省軍區原來有一個政委。派顏金生同誌去陝西，是考慮讓他去管軍工企業。現在備戰，陝西軍區企業很多。”
葉劍英元帥也出來說話：“現在備戰，炮彈子彈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後周恩來表態，“我看顏金生同誌調出文化部，到陝西當政委管軍工是合適的。”
周恩來一錘定音，顏金生總算過了關。
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開始後，解放軍報社遲遲未見行動。
這也難怪。解放軍報在“文革”初期最嚴重的一個案子是所謂的“綁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訥，江青的女兒。定案的結論上寫著：綁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1973年的形勢下，這樣的案子誰敢動！
遲浩田到解放軍報任副總編後，分管政治工作。他經過長時間的深入調查了解，認定軍報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謂的“綁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辦。遲浩田便把情況向軍報主要負責人張誌作了匯報。
涉及到江青的事，張誌哪敢做主。他到總政治部向田維新匯報說：“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個情況，我們軍報的三個事件，遲浩田同誌經過了解，認定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動就會反映到江青那裏去。所以，我們落實幹部政策很難。”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幹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撓，胡攪蠻纏，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還不攪個天翻地覆？
田維新想了想說：“能不能想個辦法，不惹江青。”
“怎麽能不惹江青呢？”張誌問。
田維新說：“你們把事件撇開，就說這些幹部沒有犯什麽錯誤，先把他們‘解放’出來，讓他們恢複工作。”
張誌說：“這辦法行倒是行，不過風險也很大。”
田維新囑咐說：“這件事你先別辦，等我與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說。”
第二天，田維新就與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認為也隻能這麽辦了。如果不落實幹部政策，幹部受委屈，軍報也沒法辦好。
解放軍報社按照這個辦法，“解放”了一批幹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狀，送了一大堆材料給江青。江青還真看了這些材料，在這裏批一個“這是一個反革命”，在那裏批一個“這是個壞人”，最後要“德生同誌查處”。
李德生正坐在沙發上看江青批轉的這份材料，田維新進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順手把材料往茶幾上一摔，沒好氣地說。
田維新一看，是解放軍報的事，就說：“這是意料之中的。”
“怎麽辦？”李德生問。
“有兩條辦法。”田維新說。
“哪兩條？”李德生緊追著問。
“第一條，再把他們都關起來。”田維新說。
“那不行，哪能這樣幹。”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這一個辦法。
田維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說出了第二條辦法：“那就拖。”
“拖得了嗎？”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還能再把他們關起來嗎？隻有拖。”田維新說。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問。
“能拖個半年。”田維新說，“江青第一次問，你可以說，材料收到了，還沒來得及看。第二次問，說剛看，還沒有看完。第三次問，說剛看完，還沒查。如果再問，說剛查一兩個，還真沒問題，其他的還沒有查。”
“能那麽老拖著？”李德生又問了一句。
“起碼可以拖半年。”田維新蠻有把握地說：“她還有那麽多精力問哪！”
這件事固然拖了下來，不了了之，總政治部對遲浩田卻有了一個好印象，認為這個幹部能夠實事求是，敢講真話。事件過去以後，遲浩田從軍報副總編（副軍級）直接走上了北京軍區副政委的領導崗位。後來他又先後出任副總參謀長、濟南軍區政委，現在是總參謀長。
經過一年多時間緊張艱難的工作，全軍175位被打倒的高級將領終於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這裏傾注著周恩來總理的一片心血。
毛澤東下定決心要委鄧小平以重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按照黨章規定的五年期限，這次代表大會是提前一年召開的。毛澤東主持了這次大會。出席大會的有1249位代表，代表著全國2800萬名黨員。
十大的主要議程是：一、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三、選舉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大會選舉了148位代表組成的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主席團副主席，張春橋為主席團秘書長。
大會一致通過了上述兩個報告和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選舉產生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195人當選為中央委員，124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一批久經考驗、眾望所歸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擊的老同誌，如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誌等，被選為中央委員。據參加了中共十大的一位中央委員回憶：在中共十大上，她與鄧小平分在一個小組，當討論大會提出的第十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她在小組發言中不同意大會提名自己為中央委員候選人。鄧小平也是第十屆中央委員候選人之一。鄧小平發言時，認真地說：“我不反對大會提名我為中央委員候選人。”表現了一個老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的氣魄。
由於黨勝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所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成員都被清除出了中央委員會。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大批骨幹分子卻以“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的名義，進入了中央委員會。
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結果如下：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賽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共十大繼續了中共九大的左傾錯誤，大會通過的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負責起草的政治報告中，沒有正確地分析林彪事件發生的原因，總結正確的經驗教訓，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認定為“客觀規律”，預言“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把批判林彪的“極右實質”列為首要任務。在這樣的左傾錯誤方針指導下，隻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壞性的後果愈來愈嚴重。
在中共十大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貴”王洪文當選為中央副主席，張春橋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期充當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當選為中央副主席，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得到加強。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大肆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但是，全黨、全國人民已經從林彪事件中提高了政治覺悟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一場更加激烈的否定還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正在逐漸地醞釀和形成。
在中共十大的宣傳材料中，曾有這樣一段話，黨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的組成，既有建黨初期的老同誌，又有經過長期革命戰爭考驗的中年同誌，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這充分反映了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
明眼人一看得知，這個“興旺發達，後繼有人”指的是身著一套簇新的軍裝，梳著漂亮的小分頭，唇紅齒白，年輕少壯，年僅38歲的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這是毛澤東在林彪叛黨叛國、粉身碎骨以後，又選擇的一位接班人。
王洪文何許人也，一般人並不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