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20)
周恩來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孫健被任命為副總理。
至此，由周恩來具體籌備，毛澤東最後批準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圓滿實現。
江青在四屆人大的籌備過程中，雖多方活動，但連遭挫敗，“組閣”陰謀完全落空，推薦人選被排除在外。看到四屆人大順利閉幕，她氣極敗壞，又把王海容、唐聞生召去，破口大罵了一頓，以發泄怒氣。
王海容、唐聞生在1976年10月17日寫的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敘述：
1975年初，四屆人大之後，江青又把我們找去，情緒十分激動地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我們把她的意見報告毛主席。我們報告毛主席說，江青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意見。毛主席聽了以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我們又問：你呢？主席說：“不在她眼裏。”主席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毛澤東真不愧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預言在自己逝世以後立即得到驗證。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僅僅度過了28天，就被逮捕入獄，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從鄧小平1973年3月10日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鄧小平再次躍升成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正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位置十分重要，而當時人民解放軍的兩任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楊成武對林的陰謀均程度不同的有所抵製，所以被林彪視為篡黨奪權的巨大障礙，一一打倒。最後換了個死黨黃永勝，上任僅僅三年多，就因“九一三”事件與林彪一同倒了台。
“九一三”事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位置一直空缺，直到經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親自“點將”，鄧小平才於1975年正式出任此職。
縱觀鄧小平從複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複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複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曆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建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頭上的“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麵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一夥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隻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隻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隻不過更加暴露其霸權主義嘴臉罷了。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如此高的讚譽。偉大領袖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盡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一個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曆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複思考，反複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五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從上述曆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比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一夥，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九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托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至此，由鄧小平接班的政治格局已經基本確定。
鄧小平，這位雖然經曆了幾起幾落但仍然始終不渝地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和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奮鬥的政治家，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後，第二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第四節 毛澤東拍案而起眾將軍終獲解放
“我也來悼念陳毅同誌嘛！陳毅同誌是一個好同誌。”中央決定由四位領導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負責毛澤東的醫療工作。在微妙的政治形勢下，軍隊高級將領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來點一個解決一個。毛澤東下定了決心，對鄧小平委以重任。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為老戰友“送行”
1972年1月6日，陳毅元帥逝世了，毛澤東是在1月8日簽發中央送審的有關陳毅追悼會文件時獲悉這一不幸消息的。
這份報告中關於追悼會的規格是按軍隊元老一級安排的。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不參加。毛澤東看了報告，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劃掉後便簽發了。
1月10日午飯後，照例，他要睡一會，但這一天他卻沒有睡意。秘書張玉鳳勸他休息一會，他說到沙發上坐坐，坐下以後便隨手抓起一本書看，他顯得那麽煩躁。張玉鳳和其他工作人員不敢多問什麽，做完事就離開了他的房間。過了一陣，他突然問張玉鳳，現在是什麽時間？張玉鳳告訴他：“現在是一點半。”他馬上說：“調車，我要去參加陳毅同誌的追悼會。”毛澤東這個突然決定張玉鳳一點都沒想到，她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麽安排。
聽毛澤東說要去參加追悼會，她就趕緊地通知調車，又通知了汪東興等領導同誌。這時，毛澤東還穿著睡衣，下身是一條薄毛褲。工作人員拿著他平時出門見客時總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給他換上，他說：“不要換了。我套在睡袍外麵就行了。”他們給他穿好上衣，再穿製服褲子時，他便不讓穿了，弄得工作人員都感到無所適從。
毛澤東隻穿著薄毛褲出門，怎麽行呢？可是，他的脾氣他們是很了解的，有時候他要做的事誰都別想阻攔，他不想做的事你動員他做也不那麽容易，所以，工作人員隻好在外麵給他穿了件大衣。毛澤東乘坐50年代蘇聯政府送給他的那輛吉斯牌轎車，沿長安街徑直向西駛去……
八寶山公墓禮堂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會來。盡管周恩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關領導同誌，毛澤東要來參加追悼會，工作人員仍然來不及準備。當毛澤東的汽車到了八寶山時，連個出來接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其他中央領導同誌更來不及提前趕到了。就連張茜及其子女也沒料到毛澤東會來得這麽快。
毛澤東下汽車後沒看到張茜及其子女，他邊走邊對張玉鳳說：“去問問張茜和她的孩子來了沒有，來了就請他們來。”
當張玉鳳把張茜引到大廳時，毛澤東這裏已經圍坐了許多的領導同誌了。有周恩來、朱德、康克清、宋慶齡、葉劍英、李先念等。毛澤東見張茜進來，欠身並站起來迎接，卻被快步走過來的張茜阻止了。張茜滿臉淚痕哽咽著問：“毛主席，您怎麽也來了？”毛澤東看到張茜悲咽，也淒然淚下。他握著張茜的手，請她坐在自己身邊。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誌嘛！陳毅同誌是一個好同誌。”
張茜看到毛澤東能來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心情特別激動。她對毛澤東有多少話要說呀，卻不知從何說起。隻是喃喃地說：“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毛主席。”毛澤東打斷張茜的話，不讓她講下去，毛澤東說：“不能這麽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
說完之後毛澤東又一一問及四個孩子的名字及近況。周恩來在旁邊逐一作了介紹。毛澤東聽後勉勵他們：“要努力奮鬥，陳毅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作了結論了。”
談話快結束時，張茜關切地說：“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澤東搖頭說：“不，我也要參加追悼會，給我一個黑紗。”於是，工作人員把一塊寬寬的黑紗戴在毛澤東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會開始後，周恩來站在陳毅遺像前致悼詞。
毛澤東站在隊伍的前麵，高大的身軀略略前傾，靜靜地聽著。最後，毛澤東向鮮紅的黨旗覆蓋下的陳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會結束後，毛澤東再一次握著張茜的手告別，久久沒有鬆開。張茜以及其他老同誌一直把毛澤東送到汽車前。
送毛澤東上車的隊伍中有一位醫生，他發現老人上汽車時，腿明顯無力，因為幾次用力邁步都蹬不上汽車，在張玉鳳的攙扶下他才上了汽車。事後這位醫生說，他注意到這一年毛澤東身體的變化太大了。
這次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參加他的同誌、戰友和朋友的追悼會。
“反革命集團頭子”“就是我”
人總是要老的。過度勞累和生活的無規律，飲食的隨意性，這一切都使毛澤東一天天衰老下去。
1965年，外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在毛澤東接見後，非常冷靜客觀地寫道：
自從談話開始以來，毛隻是把煙送到嘴上或放在煙缸上，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動作。等會談結束，毛慵懶地揮揮手，然後兩手支著椅子扶手站起來。他的身體比我們所有人都直，尤如一塊巨石。他身後跟著女護士，一步一步地走著，僵硬得似乎沒有曲膝。
這不是疾病，卻是比疾病更難纏的衰老。
1972年，毛澤東患了一場大病，是在尼克鬆總統來華訪問前夕，是1月份的一天。由於過度勞累，毛澤東犯病。由於病來得突然，一直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醫護人員都沒料到。
由於肺心病以及嚴重缺氧，毛澤東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吳旭君發現後，立即推開從來不開的一扇玻璃大門，用一種異樣的聲音急切地呼叫“快來”。
此時女秘書張玉鳳正在警衛幹部值班室，聽到她的呼叫，幾個人一起跑到毛澤東會客廳（當時已成為臥室和治療室），給毛澤東看病的醫生也飛快地趕到了。
毛澤東側身躺在床上，像是“睡著了”。吳旭君趕緊給毛澤東摸脈。說不清楚是心急，還是緊張的關係，吳旭君對在場的醫生說：“摸不到脈。”
這是張玉鳳平生第一次看到搶救危重病人。在場的主治醫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應用的藥物。吳護士長又重述一遍藥物的名稱，再往針管裏抽藥，然後再注入到毛澤東的體內，一次一次地打針，用藥……
此時，毛澤東已完全昏迷了。現場的緊張氣氛他是毫不知曉的，搶救時，在場的心髒科專家胡旭軍扶起毛澤東，有節奏地捶他背部，不停地呼叫著：“毛主席、毛主席。”張玉鳳也幫他叫著：“主席、主席”……
毛澤東的生命力也真是頑強，經緊張搶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睜開了雙眼。看到眼前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問：你們這是幹什麽？因為剛才發生的事，他一點都不知道。
當時在場的人，對於毛澤東的安然醒來，無不驚喜萬分，一個個像孩子似地樂了，好像剛才什麽都不曾發生。其實，大家是有意識表現出輕鬆的樣子，怕他緊張。當毛澤東知道自己剛才已經休克時，神態安詳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毛澤東大病一場，周恩來的心情比誰都沉重，都著急。警衛人員後來講，總理得知毛澤東病危的消息後，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遊泳池時，許久下不來車。當他來到搶救現場時，人們也從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負的擔子沉重，責任重大。雖然他曾帶領毛澤東這邊的醫護人員對毛澤東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療，但是，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也沒有絲毫思想準備，如果毛澤東萬一有個“閃失”，他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澤東這次重病之後，中央決定由四位領導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負責毛澤東的醫療工作。
然而，搶救之後，江青卻不滿意結果，把參加會診的醫生扣上反革命特務集團的帽子，並且嚇人地舉出蘇聯“白衫陰謀”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報》上：
不久前，國家安全部門發現一個由醫生組成的恐怖集團，他們想通過有害的療法達到縮短某些蘇聯領導人生命的目的。當時有五位醫生被捕。
此時與毛澤東分居多年的夫人江青已經是站在國家政治領導頂峰上的“大人物”，這一句話足以讓醫生們人頭落地。
幸虧這件事讓毛澤東自己知道了。他以虛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問：“你說這些醫生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
江青張張嘴，沒敢貿然回答。
“我知道。”毛澤東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話救了這些會診醫生，使蘇聯醫生的悲劇不曾在中國重演。
“解放”175位將軍
風雲變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糾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一次關係著千百萬人命運的重要談話正在進行。
毛澤東拍案而起：看來賀龍同誌的案子假了。怎麽打倒了那麽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點頭，下了決心：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
周恩來宣布，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
周恩來還規定，“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文革”初期，軍內被打倒被關押的軍以上幹部多達數百人。級別最高的是兩位元帥：彭德懷和賀龍。總政治部考慮到毛澤東說過，賀龍同誌的案子假了。於是，派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
一辦的負責人回答：“賀龍同誌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總理沒有說賀龍同誌的案子讓你們總政治部去平反。”
蔣潤觀解釋：“我們考慮賀龍同誌是元帥，軍委副主席，賀帥的事我們總政應該辦。”
那位負責人又說：“賀龍同誌不光是元帥，他還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沒有說賀龍的案子讓你們平反，材料不能給你們。”
保衛部部長乘興而去，失望而回。落實幹部政策從什麽地方下手呢？
正當總政治部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從何入手之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選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將軍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個大會，接到周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有事找他。田維新急忙趕到人民大會堂。
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好吧。”
當時，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長魏伯亭馬上趕來。
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誌和鍾漢華同誌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麽事實根據。
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與原職級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這可遇上了難題。田維新將軍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隻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確實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幹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就這樣，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上將後來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
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和成都軍區政委。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上將是繼十大元帥十位大將之後的第三級軍銜。能晉身上將之列的將軍，都是勇冠三軍、可以獨擋一麵的將才。
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匯聚了四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得到“解放”，麵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與陳再道將軍一樣，王建安的資格也很老。他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將軍隻好又去請求周恩來總理。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
田維新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誌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
至此，由周恩來具體籌備，毛澤東最後批準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圓滿實現。
江青在四屆人大的籌備過程中，雖多方活動，但連遭挫敗，“組閣”陰謀完全落空，推薦人選被排除在外。看到四屆人大順利閉幕，她氣極敗壞，又把王海容、唐聞生召去，破口大罵了一頓，以發泄怒氣。
王海容、唐聞生在1976年10月17日寫的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敘述：
1975年初，四屆人大之後，江青又把我們找去，情緒十分激動地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我們把她的意見報告毛主席。我們報告毛主席說，江青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意見。毛主席聽了以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我們又問：你呢？主席說：“不在她眼裏。”主席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毛澤東真不愧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的預言在自己逝世以後立即得到驗證。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僅僅度過了28天，就被逮捕入獄，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從鄧小平1973年3月10日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鄧小平再次躍升成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劉少奇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民解放軍中沒有兼任任何職務（雖然新中國建立前，劉少奇也曾兼任過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確立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最高職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正是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位置十分重要，而當時人民解放軍的兩任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楊成武對林的陰謀均程度不同的有所抵製，所以被林彪視為篡黨奪權的巨大障礙，一一打倒。最後換了個死黨黃永勝，上任僅僅三年多，就因“九一三”事件與林彪一同倒了台。
“九一三”事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位置一直空缺，直到經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親自“點將”，鄧小平才於1975年正式出任此職。
縱觀鄧小平從複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複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複工作，又在鄧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曆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建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頭上的“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麵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一夥正是看到了這一點，竭力阻止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隻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絕大多數國家和國際輿論對於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普遍給予高度評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中國站在他們一邊，更是給予熱烈的讚揚，就是被劃為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也不反對“三個世界”的劃法。隻有被劃為第一世界的蘇聯霸權主義對“三個世界”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隻不過更加暴露其霸權主義嘴臉罷了。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如此高的讚譽。偉大領袖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總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盡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一個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曆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複思考，反複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五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從上述曆史發展過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1973年以後，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仍然在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使這種錯誤在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但是，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在一些具體工作中，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此來著手糾正他自己意識到的那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比如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無論是以後的“批林批孔”還是“反擊右傾翻案風”，他都一再強調，堅決不允許“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種“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重演，堅決把“運動”置於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多次嚴厲地批評江青一夥，等等。這反映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大亂”了九年之後，迫切希望達到他所說的“天下大治”，使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軌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來重病在身的情況下，毛澤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能夠把自己領導中國人民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繼承下來，推向前進，能夠足以托付治國安邦的重任。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他把治國安邦的重任，把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潮頭上，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上。
至此，由鄧小平接班的政治格局已經基本確定。
鄧小平，這位雖然經曆了幾起幾落但仍然始終不渝地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和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奮鬥的政治家，自1956年中共八大以後，第二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第四節 毛澤東拍案而起眾將軍終獲解放
“我也來悼念陳毅同誌嘛！陳毅同誌是一個好同誌。”中央決定由四位領導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負責毛澤東的醫療工作。在微妙的政治形勢下，軍隊高級將領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來點一個解決一個。毛澤東下定了決心，對鄧小平委以重任。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為老戰友“送行”
1972年1月6日，陳毅元帥逝世了，毛澤東是在1月8日簽發中央送審的有關陳毅追悼會文件時獲悉這一不幸消息的。
這份報告中關於追悼會的規格是按軍隊元老一級安排的。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不參加。毛澤東看了報告，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劃掉後便簽發了。
1月10日午飯後，照例，他要睡一會，但這一天他卻沒有睡意。秘書張玉鳳勸他休息一會，他說到沙發上坐坐，坐下以後便隨手抓起一本書看，他顯得那麽煩躁。張玉鳳和其他工作人員不敢多問什麽，做完事就離開了他的房間。過了一陣，他突然問張玉鳳，現在是什麽時間？張玉鳳告訴他：“現在是一點半。”他馬上說：“調車，我要去參加陳毅同誌的追悼會。”毛澤東這個突然決定張玉鳳一點都沒想到，她也不知道今天中午中央有什麽安排。
聽毛澤東說要去參加追悼會，她就趕緊地通知調車，又通知了汪東興等領導同誌。這時，毛澤東還穿著睡衣，下身是一條薄毛褲。工作人員拿著他平時出門見客時總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給他換上，他說：“不要換了。我套在睡袍外麵就行了。”他們給他穿好上衣，再穿製服褲子時，他便不讓穿了，弄得工作人員都感到無所適從。
毛澤東隻穿著薄毛褲出門，怎麽行呢？可是，他的脾氣他們是很了解的，有時候他要做的事誰都別想阻攔，他不想做的事你動員他做也不那麽容易，所以，工作人員隻好在外麵給他穿了件大衣。毛澤東乘坐50年代蘇聯政府送給他的那輛吉斯牌轎車，沿長安街徑直向西駛去……
八寶山公墓禮堂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會來。盡管周恩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有關領導同誌，毛澤東要來參加追悼會，工作人員仍然來不及準備。當毛澤東的汽車到了八寶山時，連個出來接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其他中央領導同誌更來不及提前趕到了。就連張茜及其子女也沒料到毛澤東會來得這麽快。
毛澤東下汽車後沒看到張茜及其子女，他邊走邊對張玉鳳說：“去問問張茜和她的孩子來了沒有，來了就請他們來。”
當張玉鳳把張茜引到大廳時，毛澤東這裏已經圍坐了許多的領導同誌了。有周恩來、朱德、康克清、宋慶齡、葉劍英、李先念等。毛澤東見張茜進來，欠身並站起來迎接，卻被快步走過來的張茜阻止了。張茜滿臉淚痕哽咽著問：“毛主席，您怎麽也來了？”毛澤東看到張茜悲咽，也淒然淚下。他握著張茜的手，請她坐在自己身邊。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誌嘛！陳毅同誌是一個好同誌。”
張茜看到毛澤東能來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心情特別激動。她對毛澤東有多少話要說呀，卻不知從何說起。隻是喃喃地說：“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毛主席。”毛澤東打斷張茜的話，不讓她講下去，毛澤東說：“不能這麽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
說完之後毛澤東又一一問及四個孩子的名字及近況。周恩來在旁邊逐一作了介紹。毛澤東聽後勉勵他們：“要努力奮鬥，陳毅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作了結論了。”
談話快結束時，張茜關切地說：“毛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澤東搖頭說：“不，我也要參加追悼會，給我一個黑紗。”於是，工作人員把一塊寬寬的黑紗戴在毛澤東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會開始後，周恩來站在陳毅遺像前致悼詞。
毛澤東站在隊伍的前麵，高大的身軀略略前傾，靜靜地聽著。最後，毛澤東向鮮紅的黨旗覆蓋下的陳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會結束後，毛澤東再一次握著張茜的手告別，久久沒有鬆開。張茜以及其他老同誌一直把毛澤東送到汽車前。
送毛澤東上車的隊伍中有一位醫生，他發現老人上汽車時，腿明顯無力，因為幾次用力邁步都蹬不上汽車，在張玉鳳的攙扶下他才上了汽車。事後這位醫生說，他注意到這一年毛澤東身體的變化太大了。
這次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參加他的同誌、戰友和朋友的追悼會。
“反革命集團頭子”“就是我”
人總是要老的。過度勞累和生活的無規律，飲食的隨意性，這一切都使毛澤東一天天衰老下去。
1965年，外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在毛澤東接見後，非常冷靜客觀地寫道：
自從談話開始以來，毛隻是把煙送到嘴上或放在煙缸上，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動作。等會談結束，毛慵懶地揮揮手，然後兩手支著椅子扶手站起來。他的身體比我們所有人都直，尤如一塊巨石。他身後跟著女護士，一步一步地走著，僵硬得似乎沒有曲膝。
這不是疾病，卻是比疾病更難纏的衰老。
1972年，毛澤東患了一場大病，是在尼克鬆總統來華訪問前夕，是1月份的一天。由於過度勞累，毛澤東犯病。由於病來得突然，一直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醫護人員都沒料到。
由於肺心病以及嚴重缺氧，毛澤東休克了。正在值班的吳旭君發現後，立即推開從來不開的一扇玻璃大門，用一種異樣的聲音急切地呼叫“快來”。
此時女秘書張玉鳳正在警衛幹部值班室，聽到她的呼叫，幾個人一起跑到毛澤東會客廳（當時已成為臥室和治療室），給毛澤東看病的醫生也飛快地趕到了。
毛澤東側身躺在床上，像是“睡著了”。吳旭君趕緊給毛澤東摸脈。說不清楚是心急，還是緊張的關係，吳旭君對在場的醫生說：“摸不到脈。”
這是張玉鳳平生第一次看到搶救危重病人。在場的主治醫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應用的藥物。吳護士長又重述一遍藥物的名稱，再往針管裏抽藥，然後再注入到毛澤東的體內，一次一次地打針，用藥……
此時，毛澤東已完全昏迷了。現場的緊張氣氛他是毫不知曉的，搶救時，在場的心髒科專家胡旭軍扶起毛澤東，有節奏地捶他背部，不停地呼叫著：“毛主席、毛主席。”張玉鳳也幫他叫著：“主席、主席”……
毛澤東的生命力也真是頑強，經緊張搶救，他老人家慢慢地睜開了雙眼。看到眼前這一切，他有些愕然和不解，像是在問：你們這是幹什麽？因為剛才發生的事，他一點都不知道。
當時在場的人，對於毛澤東的安然醒來，無不驚喜萬分，一個個像孩子似地樂了，好像剛才什麽都不曾發生。其實，大家是有意識表現出輕鬆的樣子，怕他緊張。當毛澤東知道自己剛才已經休克時，神態安詳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
毛澤東大病一場，周恩來的心情比誰都沉重，都著急。警衛人員後來講，總理得知毛澤東病危的消息後，坐車從他的住所西花廳趕到遊泳池時，許久下不來車。當他來到搶救現場時，人們也從他的表情上看出，他肩負的擔子沉重，責任重大。雖然他曾帶領毛澤東這邊的醫護人員對毛澤東的病做了全力以赴的治療，但是，在一片“萬壽無疆”的聲浪中，從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病情、身體狀況一點都不知道，也沒有絲毫思想準備，如果毛澤東萬一有個“閃失”，他該如何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向世界交待呢……
毛澤東這次重病之後，中央決定由四位領導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負責毛澤東的醫療工作。
然而，搶救之後，江青卻不滿意結果，把參加會診的醫生扣上反革命特務集團的帽子，並且嚇人地舉出蘇聯“白衫陰謀”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報》上：
不久前，國家安全部門發現一個由醫生組成的恐怖集團，他們想通過有害的療法達到縮短某些蘇聯領導人生命的目的。當時有五位醫生被捕。
此時與毛澤東分居多年的夫人江青已經是站在國家政治領導頂峰上的“大人物”，這一句話足以讓醫生們人頭落地。
幸虧這件事讓毛澤東自己知道了。他以虛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問：“你說這些醫生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
江青張張嘴，沒敢貿然回答。
“我知道。”毛澤東忽然以手指鼻子：“就是我！”
一句話救了這些會診醫生，使蘇聯醫生的悲劇不曾在中國重演。
“解放”175位將軍
風雲變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團塵埃落定，糾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
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一次關係著千百萬人命運的重要談話正在進行。
毛澤東拍案而起：看來賀龍同誌的案子假了。怎麽打倒了那麽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
周恩來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建議：看來有一個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點點頭，下了決心：對，這個問題就由你組織落實吧！
周恩來宣布，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組部負責落實省委常委以上幹部政策；國務院由總理辦公室負責，落實副部長以上幹部政策；軍隊由總政治部負責，落實正軍級以上幹部政策。
周恩來還規定，“解放”幹部的審查報告都必須送政治局最後討論決定。
“文革”初期，軍內被打倒被關押的軍以上幹部多達數百人。級別最高的是兩位元帥：彭德懷和賀龍。總政治部考慮到毛澤東說過，賀龍同誌的案子假了。於是，派保衛部部長蔣潤觀持介紹信前往中央專案組一辦索取賀龍元帥的材料。
一辦的負責人回答：“賀龍同誌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總理沒有說賀龍同誌的案子讓你們總政治部去平反。”
蔣潤觀解釋：“我們考慮賀龍同誌是元帥，軍委副主席，賀帥的事我們總政應該辦。”
那位負責人又說：“賀龍同誌不光是元帥，他還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沒有說賀龍的案子讓你們平反，材料不能給你們。”
保衛部部長乘興而去，失望而回。落實幹部政策從什麽地方下手呢？
正當總政治部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從何入手之時，周恩來親自為他們選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將軍正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個大會，接到周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有事找他。田維新急忙趕到人民大會堂。
周恩來說：“我今天找你來談幹部問題，光給你一個人說不好，你再找一個人來好吧。”
當時，田維新立即用電話通知總政幹部部長魏伯亭馬上趕來。
周恩來對他們說：“找你們來，是談陳再道同誌和鍾漢華同誌的問題。”
陳再道上將和鍾漢華中將是在武漢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謂“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據周恩來的談話精神，田維新與魏伯亭回到總政以後，經過調查甄別，寫出報告，送政治局討論。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烈，雖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卻沒有什麽事實根據。
陳再道上將“解放”後，再回武漢軍區任司令員比較困難。考慮給他安排一個與原職級相當的職位，可是當時大軍區一級的正職都各有其人，這可遇上了難題。田維新將軍便去請示周恩來，結果決定：先委屈一下陳再道將軍，安排一個大軍區副司令的職位。
田維新將軍給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打電話，考慮讓陳再道到那個軍區任副司令員。司令員回答說：“他是我的老上級啊！”話雖隻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讓老上級去當副手，這工作確實不太好開展。可是，別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維新再次給這位司令員打電話，司令員幹脆直說了：“老田，千萬別讓他來。”就這樣，找來找去，最後找到了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
韓先楚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福州軍區司令員、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難得他爽朗表態：歡迎陳再道來福州。這才算解決了一個難題。
陳再道上將後來還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顧問、鐵道兵司令員。
鍾漢華“解放”後，先後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裝甲兵政委和成都軍區政委。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有57位將軍獲上將軍銜。上將是繼十大元帥十位大將之後的第三級軍銜。能晉身上將之列的將軍，都是勇冠三軍、可以獨擋一麵的將才。
到70年代初，已經有幾位中將出任大軍區司令員。福州軍區卻匯聚了四位上將。福州軍區乃一塊福地。
那是陳再道上將到福州軍區任副司令員不久，王建安上將也得到“解放”，麵臨一個工作安排問題。與陳再道將軍一樣，王建安的資格也很老。他是在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任上，因所謂“搞修正主義”被打倒。現任大軍區司令員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級。遇到了這樣的難題，田維新將軍隻好又去請求周恩來總理。周恩來說：“你找韓先楚再談一談。”
田維新再次找韓先楚商量。韓先楚說：“我這裏已經有一位老同誌了，別的軍區也可以安排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