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9)
“我當你的保皇派。”但林彪仍不放過賀龍。9月的一天，林彪當麵對賀龍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賀龍心地無私，朗聲答道：“我幹的是共產黨，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知道？”
與此同時，葉群親自找到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處長宋某，口述了一些所謂賀龍的材料，讓宋某以自己名義給中央寫信揭發，其主要內容是：
（1）“羅瑞卿的家裏辦公桌，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照片，其中有賀（龍）、薛明、羅（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沒有主席的照片。”
（2）“我覺得賀（龍）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反黨分子來往很為密切。他們經常密談”。“常去他家的人神態不正常”。
（3）“賀（龍）本人自己房間裏親自保管著一支精製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不知為了什麽？”
（4）他對警衛人員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掛帥，而是業務掛帥。如教育人家如何將槍法練好，並要求每個警衛人員要練得百發百中。
（5）“聽說體委自動銷毀了120部電台，此事甚為可疑。”
（6）據說賀龍家曾經“在電話上安裝過一個竊聽器。”
就是以上這些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看了令人不禁啞然失笑的“材料”，林彪卻把它看成打倒賀龍的“重磅炮彈”。當宋某按照葉群的口授寫好上報後，林彪立即下令印發，作為攻擊賀龍的“材料”，廣為分發。
在林彪煽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最荒唐的莫過於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二月兵變”了。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仿佛一下子長了翅膀，刹時間，“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著中南海”等等聳人聽聞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從北京傳開，弄得京華大地幾乎無人不曉。
賀龍，就這樣被林彪用謠言、用誹謗、用陰謀擊倒了。最後，一生樂觀、豪爽的賀龍，在長期的監禁中屈辱地辭別了世界。
直到“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才為賀龍平反。周恩來總理抱病參加了賀龍追悼會，並親致悼詞。會場上悲聲四起，“淚飛頓作傾盆雨”。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又正式發出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恢複了元帥一世的英名。
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這封信，經過中共江西省委，寄往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收到後，把這封信轉給了毛澤東。
在江西的三年多，是鄧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個“低潮”時期。在逆境中，他一邊勞動，一邊讀書，一邊思考，一邊鍛煉身體。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進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在為“高潮”的到來，積蓄力量，砥礪意誌，深思熟慮，準備著新的奮起。
“落潮總有漲潮時”。這不僅是自然界的一般規律，也是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般規律。
在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曾針對他在政壇上的幾起幾落，對尼克鬆說：逆境是良師。尼克鬆同意周恩來的話，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者隻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尼克鬆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12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一個偉大的領袖隻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九·一三”事件以後，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江西省委負責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轉。1972年底，鄧小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
鄧小平在期待著新的曆史性的召喚！
國宴上升起一顆“明星”
“這是……不，決不可能！”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複出後第一次在重要場合公開露麵。
這一天，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招待會。中國領導人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
宴會尚未正式開始，赴宴者還未各就其位。人們正在等待著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親王入座。這時，鄧小平出現了。應邀前來參加宴會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內什注視著眼前發生的戲劇性場麵。他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特有的敏銳目光，迅速把這重要的鏡頭攝入大腦。14年後，他的《鄧小平》一書問世，書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鄧小平）孤獨一人站在大廳裏。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裏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地震壓倒在地，爾後又恢複名譽、重新出台的人中間，他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在那次令人難忘的招待會上，等待著宴會開始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談，而他卻隻身孤影，緘默無聲。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歐洲人的眼睛，正掃視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勢，端詳同伴，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和鬥爭。眼前的景象是：這邊站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們不久前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那邊是政治犧牲者，但他現在又站在權力的大廳裏，是副總理之一。此時此刻，他們能互相揣度些什麽呢？
是的，“這一邊”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國二號走資派”和“那一邊”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們，此時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麽呢？巴拉奇·代內什沒有過深地猜測。也許，在這樣一個高雅隆重的場合，誰都不會失態地死死盯著對方估量對方——鄧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沒有去想今後可能遇到的新麻煩；即使他預感到複出以後新的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還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會膽怯和失措的。他是“鋼鐵公司”。
在恢複組織生活五個月後，鄧小平進入中央委員會。他是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1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從“二號走資派”又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委員，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轉折，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為止，毛澤東還要委以鄧小平更重大的責任。
第二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由於毛澤東對江青的多次嚴厲批評，使江青蓄謀已久的妄圖利用四屆人大“組閣”的圖謀，未能得逞。排除了江青的幹擾以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他身在醫院，心係天下，像一部高速運轉的“發動機”，不知疲倦地超負荷日夜工作著。在審閱了四屆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額分配名單後，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增加老幹部的名額。逐字逐句審閱了《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後，他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在事關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哪些人手裏的人事安排問題上，周恩來更是反複考慮，煞費苦心。針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竭力要將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的情況，周恩來與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關係到為國家培養什麽樣的人才，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前途，不能讓“四人幫”推薦的人選擔任部長（江青的意圖是讓原8341部隊幹部、率“軍宣隊”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後，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遲群擔任教育部長），以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的周榮鑫擔任為妥。而對於文化部、體委的領導人選，則可作一些讓步。在形成初步意見後，周恩來在醫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議定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候選人名單的三個方案。人事安排問題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成熟。
12月23日，周恩來、王洪文先後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方案。毛澤東當天會見了他們。在互相問候中談到身體情況時，周恩來問道：“主席身體怎樣？”
“明年1月起，外賓我不見了，要求見，我也不見了。我吃飯睡覺還好，遊了五次泳。就是少講話想活動一下肺和腿。”毛澤東回答道。在長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有了很大好轉，吃飯、睡眠都比以前好多了，從11月到12月，還先後五次到湖南省遊泳館遊泳，每次半個多小時，並提出要到學生時代曾多次“中流擊水”的湘江中去遊泳，但工作人員沒有同意。
“你的病怎麽樣？”毛澤東對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十分關心。
“不要緊，開四屆人大沒問題。”周恩來答道。
“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你還可以到外麵走一走，像漢口、長沙。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誌去頂吧！”毛澤東十分關切地對這位遵義會議以來已經患難與共了40年的老戰友說。
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對王洪文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有。”
在談到議事日程時，毛澤東對周恩來、王洪文說：這次你們來，談兩個問題，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
在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時，毛澤東又一次稱讚了鄧小平。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說著用手指了指腦袋。
“政治比他強。”毛澤東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由於王洪文在場，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政治”兩個字是用英語講的，這樣，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說的意思，而王洪文則不知所雲了。
“他沒有鄧小平強。”毛澤東接著說。邊說邊用手中鉛筆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當周恩來繼續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情況，談到擬由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以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時，毛澤東明確表示說：
“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在提議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的同時，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一邊說一邊用筆費力地在紙上寫下了“人才難……”。
周恩來接過話題說：“人才難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領會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點了點頭。（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說：毛主席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以後，隨著十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段評語迅速傳遍了全黨、全國，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到國務院副總理人選名單時，念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
毛澤東插話，說：“陳”。周恩來立即領會了毛澤東的意思是指陳錫聯，隨即在副總理人選名單中增加了“陳錫聯”的名字。
最後，毛澤東讓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多住幾天，並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洪文繼續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又一次嚴肅地批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講了黨的曆史上的例子，教育王洪文不要與其他三人搞小宗派。
王洪文當即表示：“以後不搞了。”
毛澤東還要求王洪文就近段工作中所犯主要錯誤寫一份檢討。王洪文於第二天寫了一份，但不知為何沒有交給毛澤東，卻帶回了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份檢討才被人們看到：
主席：
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匯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準在這裏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誌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隻是找少數幾個同誌。雖經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誌來找我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10月17日來長沙向主席匯報關於江青同誌和小平同誌為“風雷（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因為當時在提名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小平同誌有不同意見，這本來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數同誌正確的解決問題，而是隻聽了少數同誌意見，錯誤的把提總參謀長人選問題和江青同誌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誌爭吵聯係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而就得出了結論說可能有別的什麽問題。因此我就提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事實是：小平同誌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麵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隻聽少數同誌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幹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
12月25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洪文再次進行了談話。
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誕辰。這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團結和繁榮昌盛而奮鬥了一輩子的偉大的革命家，在81歲的情況下，還在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晝夜操勞，精心安排，殫精竭慮，嘔心瀝血。這一天，毛澤東支走了王洪文，讓他到韶山看一看。中午，毛澤東不願辜負工作人員的盛情厚意，吃了一點長壽麵，喝了一口家鄉的“芙蓉酒”。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進行了長談。毛澤東講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問題。
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個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毛澤東上述談話和10月20日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談到的：“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構成了毛澤東晚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以後，全黨、全國進行了廣泛的傳達、學習和貫徹。這表明，毛澤東這位81歲的革命家，盡管年老體衰，重病在身，但仍然還在孜孜不倦地為達到他所理想中的完美的社會製度而進行著艱辛的探索。
在這次徹夜長談中，毛澤東與周恩來還談到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對現任中央每個負責人的優缺點的分析評價等重大問題。在談話中，周恩來反映了江青、張春橋兩人曆史上均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
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兩位偉大的革命家促膝長談，不覺東方之既白。
在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停留的五天中，毛澤東一共與他們談了四次話，除了上麵已經談到的內容之外，還有以下幾點：
在談到江青時，毛澤東說：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不要亂批東西，不要出風頭，不要參加組織政府。江青的工作是看資料，研究國際國內問題，然後提意見。對江青當然可以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就不對了。
在談到批林批孔運動時，毛澤東說：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也不告訴我……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在談到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時，毛澤東提出了明確的看法。
12月27日，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停留了五天後，飛回北京。
毛澤東在長沙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共在長沙休養114天，然後乘專列返回北京。這次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長沙的一係列談話，在中國現代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在談話中清楚地表明：
一、充分肯定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堅決支持他們同江青進行鬥爭。
二、嚴厲批評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搞的是“四人幫”、是“四人小宗派”。
三、堅決支持周恩來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見。
四、再度表示了對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評態度，對王洪文跟著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所犯的一係列錯誤感到生氣和失望。
五、高度評價鄧小平同江青在原則問題上的堅決鬥爭。認為鄧小平“政治思想強”“政治上比王洪文強”“人才難得”，決心賦予鄧小平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重大責任，為最終讓鄧小平接班創造條件。
根據毛澤東在長沙的決策，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於1月5日發出1號文件，通知全黨，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這標誌著毛澤東把對400萬人民解放軍的統率權交給了鄧小平。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曆來都被視為是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全黨、全軍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第一任總參謀長是徐向前，曾任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一位在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都功勳卓著的名將。
第二任是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曾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德才兼備，軍政皆優。
第三任總參謀長是粟裕，在堅持南方紅色遊擊戰爭和新四軍華中抗戰中皆為著名指揮員。其過人的文韜武略，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華東戰場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作為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他籌劃了一係列重大的戰役、戰鬥，其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第四任總參謀長是黃克誠，曾任紅三軍團師政治委員、新四軍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解放軍兵團司令員、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素以深謀遠慮，辦事沉穩，堅持原則，大公無私，勇於直言而著稱。
第五任總參謀長是羅瑞卿，曾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紅一方麵軍保衛局長、抗大副校長、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解放軍兵團政治委員、公安部長等職務。精力充沛，辦事幹練，勇於負責，雷厲風行。
第六任代總參謀長是楊成武，長征中率“開路先鋒紅四團”斬關奪隘，一往無前。抗戰中率部堅持華北抗戰，曾大戰黃土嶺，斃敵酋“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中將。解放戰爭中在華北戰場東征西殺，屢建功勳。
第七任總參謀長是黃永勝，從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提拔上來後，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九·一三”事件後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
以上七任總參謀長，共有兩位元帥，三位大將，兩位上將。
鄧小平是建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八任總參謀長，同時又是建國後第一位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總參謀部工作的總參謀長。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時期，毛澤東選擇由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確實意義深遠，非同尋常。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因在長沙養病，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研究四屆人大準備工作的會議。全會討論了關於四屆人大的籌備情況，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四屆人大討論。
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會還批準了李德生關於免除他所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會議期間，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自1964年12月召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整整10年間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一、修改憲法；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三、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工作人員。在13日的大會上，朱德主持會議，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在17日的大會上，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批準了《政府工作報告》。大會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任命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
朱德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董必武等22人當選為副委員長。
與此同時，葉群親自找到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處長宋某，口述了一些所謂賀龍的材料，讓宋某以自己名義給中央寫信揭發，其主要內容是：
（1）“羅瑞卿的家裏辦公桌，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照片，其中有賀（龍）、薛明、羅（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沒有主席的照片。”
（2）“我覺得賀（龍）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反黨分子來往很為密切。他們經常密談”。“常去他家的人神態不正常”。
（3）“賀（龍）本人自己房間裏親自保管著一支精製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不知為了什麽？”
（4）他對警衛人員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掛帥，而是業務掛帥。如教育人家如何將槍法練好，並要求每個警衛人員要練得百發百中。
（5）“聽說體委自動銷毀了120部電台，此事甚為可疑。”
（6）據說賀龍家曾經“在電話上安裝過一個竊聽器。”
就是以上這些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看了令人不禁啞然失笑的“材料”，林彪卻把它看成打倒賀龍的“重磅炮彈”。當宋某按照葉群的口授寫好上報後，林彪立即下令印發，作為攻擊賀龍的“材料”，廣為分發。
在林彪煽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最荒唐的莫過於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二月兵變”了。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仿佛一下子長了翅膀，刹時間，“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著中南海”等等聳人聽聞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從北京傳開，弄得京華大地幾乎無人不曉。
賀龍，就這樣被林彪用謠言、用誹謗、用陰謀擊倒了。最後，一生樂觀、豪爽的賀龍，在長期的監禁中屈辱地辭別了世界。
直到“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才為賀龍平反。周恩來總理抱病參加了賀龍追悼會，並親致悼詞。會場上悲聲四起，“淚飛頓作傾盆雨”。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又正式發出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恢複了元帥一世的英名。
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這封信，經過中共江西省委，寄往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收到後，把這封信轉給了毛澤東。
在江西的三年多，是鄧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個“低潮”時期。在逆境中，他一邊勞動，一邊讀書，一邊思考，一邊鍛煉身體。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進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在為“高潮”的到來，積蓄力量，砥礪意誌，深思熟慮，準備著新的奮起。
“落潮總有漲潮時”。這不僅是自然界的一般規律，也是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般規律。
在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曾針對他在政壇上的幾起幾落，對尼克鬆說：逆境是良師。尼克鬆同意周恩來的話，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者隻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尼克鬆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12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一個偉大的領袖隻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九·一三”事件以後，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江西省委負責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轉。1972年底，鄧小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
鄧小平在期待著新的曆史性的召喚！
國宴上升起一顆“明星”
“這是……不，決不可能！”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複出後第一次在重要場合公開露麵。
這一天，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招待會。中國領導人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
宴會尚未正式開始，赴宴者還未各就其位。人們正在等待著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親王入座。這時，鄧小平出現了。應邀前來參加宴會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內什注視著眼前發生的戲劇性場麵。他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特有的敏銳目光，迅速把這重要的鏡頭攝入大腦。14年後，他的《鄧小平》一書問世，書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鄧小平）孤獨一人站在大廳裏。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裏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地震壓倒在地，爾後又恢複名譽、重新出台的人中間，他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在那次令人難忘的招待會上，等待著宴會開始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談，而他卻隻身孤影，緘默無聲。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歐洲人的眼睛，正掃視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勢，端詳同伴，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和鬥爭。眼前的景象是：這邊站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們不久前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那邊是政治犧牲者，但他現在又站在權力的大廳裏，是副總理之一。此時此刻，他們能互相揣度些什麽呢？
是的，“這一邊”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國二號走資派”和“那一邊”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們，此時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麽呢？巴拉奇·代內什沒有過深地猜測。也許，在這樣一個高雅隆重的場合，誰都不會失態地死死盯著對方估量對方——鄧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沒有去想今後可能遇到的新麻煩；即使他預感到複出以後新的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還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會膽怯和失措的。他是“鋼鐵公司”。
在恢複組織生活五個月後，鄧小平進入中央委員會。他是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1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從“二號走資派”又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委員，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轉折，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為止，毛澤東還要委以鄧小平更重大的責任。
第二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由於毛澤東對江青的多次嚴厲批評，使江青蓄謀已久的妄圖利用四屆人大“組閣”的圖謀，未能得逞。排除了江青的幹擾以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他身在醫院，心係天下，像一部高速運轉的“發動機”，不知疲倦地超負荷日夜工作著。在審閱了四屆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額分配名單後，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增加老幹部的名額。逐字逐句審閱了《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後，他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在事關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哪些人手裏的人事安排問題上，周恩來更是反複考慮，煞費苦心。針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竭力要將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的情況，周恩來與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關係到為國家培養什麽樣的人才，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前途，不能讓“四人幫”推薦的人選擔任部長（江青的意圖是讓原8341部隊幹部、率“軍宣隊”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後，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遲群擔任教育部長），以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的周榮鑫擔任為妥。而對於文化部、體委的領導人選，則可作一些讓步。在形成初步意見後，周恩來在醫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議定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候選人名單的三個方案。人事安排問題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成熟。
12月23日，周恩來、王洪文先後飛往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方案。毛澤東當天會見了他們。在互相問候中談到身體情況時，周恩來問道：“主席身體怎樣？”
“明年1月起，外賓我不見了，要求見，我也不見了。我吃飯睡覺還好，遊了五次泳。就是少講話想活動一下肺和腿。”毛澤東回答道。在長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有了很大好轉，吃飯、睡眠都比以前好多了，從11月到12月，還先後五次到湖南省遊泳館遊泳，每次半個多小時，並提出要到學生時代曾多次“中流擊水”的湘江中去遊泳，但工作人員沒有同意。
“你的病怎麽樣？”毛澤東對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十分關心。
“不要緊，開四屆人大沒問題。”周恩來答道。
“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以後，你安心養病吧。你還可以到外麵走一走，像漢口、長沙。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誌去頂吧！”毛澤東十分關切地對這位遵義會議以來已經患難與共了40年的老戰友說。
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對王洪文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有。”
在談到議事日程時，毛澤東對周恩來、王洪文說：這次你們來，談兩個問題，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
在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時，毛澤東又一次稱讚了鄧小平。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說著用手指了指腦袋。
“政治比他強。”毛澤東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由於王洪文在場，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政治”兩個字是用英語講的，這樣，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說的意思，而王洪文則不知所雲了。
“他沒有鄧小平強。”毛澤東接著說。邊說邊用手中鉛筆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當周恩來繼續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情況，談到擬由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以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時，毛澤東明確表示說：
“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在提議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的同時，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一邊說一邊用筆費力地在紙上寫下了“人才難……”。
周恩來接過話題說：“人才難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領會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點了點頭。（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說：毛主席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以後，隨著十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段評語迅速傳遍了全黨、全國，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當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到國務院副總理人選名單時，念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
毛澤東插話，說：“陳”。周恩來立即領會了毛澤東的意思是指陳錫聯，隨即在副總理人選名單中增加了“陳錫聯”的名字。
最後，毛澤東讓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多住幾天，並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洪文繼續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又一次嚴肅地批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你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講了黨的曆史上的例子，教育王洪文不要與其他三人搞小宗派。
王洪文當即表示：“以後不搞了。”
毛澤東還要求王洪文就近段工作中所犯主要錯誤寫一份檢討。王洪文於第二天寫了一份，但不知為何沒有交給毛澤東，卻帶回了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這份檢討才被人們看到：
主席：
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匯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準在這裏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
主席發現以後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誌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隻是找少數幾個同誌。雖經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誌來找我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10月17日來長沙向主席匯報關於江青同誌和小平同誌為“風雷（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因為當時在提名總參謀長人選問題上小平同誌有不同意見，這本來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數同誌正確的解決問題，而是隻聽了少數同誌意見，錯誤的把提總參謀長人選問題和江青同誌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誌爭吵聯係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而就得出了結論說可能有別的什麽問題。因此我就提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事實是：小平同誌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麵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隻聽少數同誌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幹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
12月25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洪文再次進行了談話。
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誕辰。這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統一、團結和繁榮昌盛而奮鬥了一輩子的偉大的革命家，在81歲的情況下，還在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晝夜操勞，精心安排，殫精竭慮，嘔心瀝血。這一天，毛澤東支走了王洪文，讓他到韶山看一看。中午，毛澤東不願辜負工作人員的盛情厚意，吃了一點長壽麵，喝了一口家鄉的“芙蓉酒”。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進行了長談。毛澤東講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問題。
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個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毛澤東上述談話和10月20日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談到的：“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構成了毛澤東晚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以後，全黨、全國進行了廣泛的傳達、學習和貫徹。這表明，毛澤東這位81歲的革命家，盡管年老體衰，重病在身，但仍然還在孜孜不倦地為達到他所理想中的完美的社會製度而進行著艱辛的探索。
在這次徹夜長談中，毛澤東與周恩來還談到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對現任中央每個負責人的優缺點的分析評價等重大問題。在談話中，周恩來反映了江青、張春橋兩人曆史上均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
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兩位偉大的革命家促膝長談，不覺東方之既白。
在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停留的五天中，毛澤東一共與他們談了四次話，除了上麵已經談到的內容之外，還有以下幾點：
在談到江青時，毛澤東說：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不要亂批東西，不要出風頭，不要參加組織政府。江青的工作是看資料，研究國際國內問題，然後提意見。對江青當然可以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就不對了。
在談到批林批孔運動時，毛澤東說：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也不告訴我……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在談到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時，毛澤東提出了明確的看法。
12月27日，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停留了五天後，飛回北京。
毛澤東在長沙一直住到1975年2月3日，共在長沙休養114天，然後乘專列返回北京。這次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長沙的一係列談話，在中國現代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在談話中清楚地表明：
一、充分肯定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堅決支持他們同江青進行鬥爭。
二、嚴厲批評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搞的是“四人幫”、是“四人小宗派”。
三、堅決支持周恩來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見。
四、再度表示了對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評態度，對王洪文跟著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所犯的一係列錯誤感到生氣和失望。
五、高度評價鄧小平同江青在原則問題上的堅決鬥爭。認為鄧小平“政治思想強”“政治上比王洪文強”“人才難得”，決心賦予鄧小平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重大責任，為最終讓鄧小平接班創造條件。
根據毛澤東在長沙的決策，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於1月5日發出1號文件，通知全黨，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這標誌著毛澤東把對400萬人民解放軍的統率權交給了鄧小平。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曆來都被視為是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全黨、全軍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第一任總參謀長是徐向前，曾任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一位在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都功勳卓著的名將。
第二任是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曾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德才兼備，軍政皆優。
第三任總參謀長是粟裕，在堅持南方紅色遊擊戰爭和新四軍華中抗戰中皆為著名指揮員。其過人的文韜武略，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華東戰場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作為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他籌劃了一係列重大的戰役、戰鬥，其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第四任總參謀長是黃克誠，曾任紅三軍團師政治委員、新四軍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解放軍兵團司令員、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素以深謀遠慮，辦事沉穩，堅持原則，大公無私，勇於直言而著稱。
第五任總參謀長是羅瑞卿，曾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紅一方麵軍保衛局長、抗大副校長、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解放軍兵團政治委員、公安部長等職務。精力充沛，辦事幹練，勇於負責，雷厲風行。
第六任代總參謀長是楊成武，長征中率“開路先鋒紅四團”斬關奪隘，一往無前。抗戰中率部堅持華北抗戰，曾大戰黃土嶺，斃敵酋“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中將。解放戰爭中在華北戰場東征西殺，屢建功勳。
第七任總參謀長是黃永勝，從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提拔上來後，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九·一三”事件後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
以上七任總參謀長，共有兩位元帥，三位大將，兩位上將。
鄧小平是建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八任總參謀長，同時又是建國後第一位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總參謀部工作的總參謀長。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時期，毛澤東選擇由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確實意義深遠，非同尋常。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因在長沙養病，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研究四屆人大準備工作的會議。全會討論了關於四屆人大的籌備情況，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四屆人大討論。
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會還批準了李德生關於免除他所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會議期間，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自1964年12月召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整整10年間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一、修改憲法；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三、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工作人員。在13日的大會上，朱德主持會議，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在17日的大會上，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一致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批準了《政府工作報告》。大會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了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委員，任命了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
朱德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董必武等22人當選為副委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