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8)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他們甚至說到劉在二野沒有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會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不是1959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鄧小平在信中，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假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之名，行“打著紅旗反紅旗”“準備奪權”之實的反動本質：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於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鄧小平在信中，還談到了對陳伯達的一些看法，揭露了陳伯達的偽善麵目：
對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他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什麽不確切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有聽他說他在哪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小，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鄧小平在信中，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他的“保護”，表示了感謝：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鄧小平在信中，表示了自己對我們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取得的偉大勝利的喜悅心情：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烈地慶祝……摧毀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在信的最後，鄧小平向毛澤東表示：
我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5年多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這封信中，從曆史到現實，一共揭發、批判了林彪五個問題：
1.“一次是在長征中……搞秘密串聯”。
那還是在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剛剛在遵義會議上被確立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人物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被取消了最高軍事指揮權。毛澤東被重新恢複了對紅軍的統率權和軍事指揮權。此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還處在敵人的重兵包圍之中，為了盡快擺脫敵人，爭取主動，跳出敵人四麵圍、追、堵、截的圈子，毛澤東指揮紅軍采取了“大踏步的前進”和“大踏步的後退”的作戰方法，四渡赤水，力爭在“運動”中擺脫敵人和消滅敵人。這就難免要多走一些路。然而，就在這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命運、關係到中共中央和紅軍安危的關鍵時刻，當時任紅一軍團團長的林彪卻跳出來反對毛澤東的領導。
對於這段曆史，當時擔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的聶榮臻是曆史見證人。他於1983年作了如下回憶：
四渡赤水以後到會理期間，在中央紅軍領導層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風潮，算是遵義會議後一股小小的餘波。遵義會議以後，教條宗派主義者並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忽然流傳說毛澤東同誌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起來帶頭創議的一個。
本來，我們在遵義會議以後打了不少勝仗，部隊機動多了。但也不可能每戰必勝，軍事上哪有盡如人意的事情。為了隱蔽自己的意圖和調動敵人，更重要的是為了甩掉敵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點路。有時敵變我變，事後看起來很可能是跑了一點冤枉路，這也難免。但林彪一再埋怨說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走捷徑。還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我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好比落在了敵人的口袋裏，如果不聲東擊西，高度機動，如何出得來？”在會理休整時，林彪忽然跳出來，給彭德懷同誌打電話，他煽動彭德懷同誌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他打電話時，我在旁邊，左權、羅瑞卿、朱瑞同誌也在旁邊。他的要求被彭德懷同誌回絕了。我嚴肅地批評林彪說：“你是什麽地位？你怎麽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我警告他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指令給部隊不執行。”林彪不肯聽我的話，他又寫了一封信給中央三人小組，說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澤東同誌下台。他還要求我在信上簽個名，被我嚴詞拒絕了。我對他說：“革命到了這樣緊急關頭，你不要毛主席領導，誰來領導？你剛參加了遵義會議，你現在又來反對遵義會議。你這個態度是不對的。先不講別的，僅就這一點，你也是違犯紀律的，況且你跟毛主席最久。過去在中央蘇區，在毛主席領導下，敵人幾次‘圍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勝仗。你過去保存了一個小本子又一個小本子，總是一說就把本上的統計數字翻出來，說你繳的槍最多了。現在，你應該相信毛主席，隻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現在，你要我在你寫的信上簽字，我不僅不簽，我還反對你簽字上送。我今天沒有把你說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負責。”最後，他單獨簽字上送了。
1935年5月12日，毛澤東同誌在會理城郊外一個名叫鐵廠的地方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彭德懷、楊尚昆同誌還有我和林彪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毛澤東同誌對林彪的反黨活動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對林彪所謂“走了弓背”的謬論，進行了駁斥。他對林彪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麽？
2.“再一次是抗美援朝……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
此事發生在1950年。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1950年6月爆發了朝鮮戰爭。最初階段，朝鮮人民軍在與敵軍作戰中進展順利，解放了大片國土，並向大丘、釜山一帶進軍。正在這時候，美軍於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將朝鮮人民軍截為兩段，並大舉北進，使戰場局勢陡然轉折。麵對強敵，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派兵支援。據當時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1984年10月回憶：中國軍隊是否參戰？“當時在我們黨內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主要是有些同誌認為，我們打了這麽多年仗，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建國才一年，困難重重，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對於打不打的問題，毛澤東同誌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時部隊已經開到鴨綠江邊，鄧華同誌的先遣隊已經做好過江的準備，毛澤東同誌又讓我給鄧華發電報，讓他慢一點，再停一下，還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後才下了決心。毛澤東同誌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心血的。不是毛澤東同誌好戰，問題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麽辦？就這樣，我們定下來要打。決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須爭取這場戰爭的勝利。”9月30日，中國政府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來總理還通過印度駐華大使，請印度政府轉達中國對美國政府的警告：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將出兵援助朝鮮。但美軍不顧中國的警告，於10月2日淩晨，大舉越過了三八線。當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指示：決定用誌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誌。毛澤東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統一起來了。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在中央開會討論抗美援朝問題時，林彪卻以種種理由反對出兵朝鮮。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決策後，因為考慮到林彪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時間比較長，東北的氣候與朝鮮接近；有利於熟悉朝鮮的自然環境；第四野戰軍的部隊曾長期在東北的冰天雪地中作戰，比較能適應朝鮮冬季的嚴寒，預定派往朝鮮作戰的誌願軍部隊中，第四野戰軍的部隊占的比重較大，其中38軍等部隊都是四野在東北戰場上屢建戰功的主力部隊；當然，也考慮到林彪有長期的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豐富經驗。所以，毛澤東原先決定讓林彪擔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入朝指揮作戰。可是林彪卻托詞有病，硬是不肯去。聶榮臻回憶說：“奇怪得很，過去我們在一起共事，還沒有看到他怕死到這個程度。”林彪此舉，使毛澤東很不滿意。後來，毛澤東決定調彭德懷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兵赴朝作戰。當時彭德懷正在西安，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日常工作極為繁重。中央電令立即赴京，他還以為是研究經濟建設，連衣服都沒換，立即乘飛機於10月4日飛往北京。第二天參加了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決定由他赴朝鮮指揮誌願軍，他表示堅決執行命令，沒有絲毫的推諉，與林彪的畏懼不前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連林彪也不得不酸溜溜地說：“看來你還不服老喲！”在會上，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朝鮮的主張。他說：我們跟美國打，大不了美國打進中國來，最多也就是等於中國晚解放幾年就是了。真可謂是“是大將軍自風流”。
日後，林彪自己對別人談起拒絕赴朝指揮誌願軍作戰一事時，曾暗示說，他拒絕任抗美援朝誌願軍司令員，乃是因為他對美軍既不夠了解，也對朝鮮的作戰環境感到生疏。他覺得沒有打勝仗的把握。
3.“對劉（伯承）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
此事指1958年發生在軍隊的“反教條主義鬥爭”。（1987年11月2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經在一個文件中宣布：“關於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為劉伯承同誌致的悼詞中，黨中央已經作了徹底否定”，“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經中央軍委批準，決定……為在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問題上受到錯誤處理的肖克……等同誌徹底平反。”）
“反教條主義”問題，實事求是地講，並不是由林彪引發的。但林彪在其中推波助瀾，煽風點火，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原定議題是檢查軍委和各總部對工作的領導，促進軍隊的工作。但是，長期以來小病大養，不幹工作的林彪，卻抓住機會，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肆意整人，無限上綱，把原來意義上克服思想上、工作上缺點的反“教條主義”，變成了一場所謂嚴重的“路線鬥爭”。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一大批在軍隊建設上堅持“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並為此而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高級將帥劉伯承、葉劍英、粟裕、宋時輪、陳伯鈞、李達等同誌。把鬥爭的重點對著不謀私利，不戀權力，一心一意從事軍隊高級幹部教育工作的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對著統一領導全軍的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為提高全軍的軍政素質做出了極大貢獻的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及曆任部長劉伯承、葉劍英、肖克。
會議一開始，林彪就無中生有，胡說什麽：“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林彪所提出的這些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他這樣說的目的，是不點名地攻擊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和葉劍英。“反教條主義”的結果，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南京軍事學院自建院以來的工作，徹底否定了劉伯承自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和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以來，辛勤工作，嘔心瀝血，對提高人民軍隊軍政素質、加強人民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方麵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劉伯承在“反教條主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而建國後拒絕赴朝參戰，長期“養病”的林彪，卻因為“反教條主義”的有功等原因，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4.“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
此事是指在如何宣傳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羅榮桓與林彪的一場原則性鬥爭。
林彪與羅榮桓，本是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老戰友。紅軍時期，林彪任紅四軍軍長的時候，羅榮桓任紅四軍政治委員，從這時起，簽發文件、下達命令，即常以“林羅”署名，提起“林羅”人們便知是指紅四軍。林彪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時，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林彪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羅榮桓任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平型關大戰後，林彪負傷，先後到延安、蘇聯養傷、治病，羅榮桓任師政治委員兼代理師長，率部進入山東，開辟了山東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先後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司令員，羅榮桓則分別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新中國建立後，林彪“養病”，羅榮桓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部部長。後因身體不好，辭去了這兩項職務。1959年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中央又讓羅榮桓再次擔任總政治部主任。
平時，林彪性格內向，陰鷙，沉默寡言，勁氣內斂，含而不露，城府很深。羅榮桓性格溫和，待人和氣，處事大度，以誠待人，顧全大局。二人剛柔相濟，在革命戰爭年代基本上配合得很好。除了遼沈戰役中在南下北寧線、攻打錦州問題上發生過一次爭論外，基本沒有出現過其他大的紛爭。
但是，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為了搶占“高舉”“緊跟”的製高點，在如何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問題上提出了一係列庸俗化、實用主義的提法。如，林彪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隻要學好“老三篇”就行了，提倡“走捷徑”“背警句”“帶著問題學”“立竿見影”等等。羅榮桓作為全軍政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與林彪進行了堅決的鬥爭。60年代的一天，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會議，當討論《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時，討論稿中有林彪關於“帶著問題學”的一段話。羅榮桓當即指出：“‘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林彪聽了，很不高興地說：“那你說應該怎麽學呢？”羅榮桓說：“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著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林彪等了一會兒，見沒人支持他的觀點，隻好同意去掉。當羅榮桓接著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匯貫通。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緊密聯係實際……”時，“好吧，散會！”林彪不等羅榮桓講完，便迎頭打斷，宣布散會，接著拂袖而去。
羅榮桓盡管為人大度，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堅持原則、寸步不讓的。於是，他把與林彪的爭論，報告給了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聽了羅榮桓的匯報，感到這是個大問題，便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讓大家討論。大家一致讚成羅榮桓的意見。1975年9月，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此事時說：“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誌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讚成羅榮桓同誌的這個意見。”1977年5月，鄧小平又提起這件事說：“‘兩個凡是’不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係。我和羅榮桓同誌曾經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係來看待。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
由於羅榮桓在一係列原則問題上同林彪進行了堅決鬥爭，所以，林彪懷恨在心，經常在背後製造流言蜚語攻擊羅榮桓，“對羅的關係很壞”，並在一次別人提到“林、羅”時，恨恨地說：“什麽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不是一起的。”
5.“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賀龍為人直爽、熱情，林彪對人陰鷙、猜忌，倆人在性格上正好相反。但，這隻是次要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林彪自1959年出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仍經常“養病”，不能正常工作，給軍隊工作帶來諸多不便。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以後，於1963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林彪身體不好，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
從此，賀龍作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開始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他與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起，發揮集體智慧，齊心協力，很快使軍隊建設呈現出一派熱氣騰騰的嶄新麵貌。1964年，全軍掀起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練兵高潮，成效極大，有力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賀龍代表中央軍委，連續三次觀看了部隊的軍事表演，並作了重要指示，對部隊鼓舞很大。6月15、16日兩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由賀龍等同誌陪同，親臨北京西郊射擊場檢閱部隊軍事訓練成績。觀看了一天部隊和民兵的表演後，毛澤東問賀龍：有夜間的嗎？賀龍說：現在每個團都有“夜老虎連”，晚上就看“夜老虎連”的表演。毛澤東聽了點點頭，高興地說：好，就是要搞夜戰，搞近戰，訓練部隊晚上行軍，晚上打仗。
但是，賀龍為黨為人民為軍隊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招致了陰謀篡黨奪權的林彪的極大忌恨和仇視。他先是誣蔑賀龍狠抓軍事訓練是“單純軍事觀點”“不突出政治”，全盤否定1964年全軍的群眾性練兵運動。接著在1965年底的上海會議上，以“反對突出政治”等罪名，打倒了協助賀龍抓軍隊工作和軍事訓練的羅瑞卿。然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誣蔑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三反分子”“要搞二月兵變”，必欲把賀龍徹底打倒，置於死地而後快。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林彪就一手炮製了“八二五”事件，處心積慮地把矛頭指向賀龍。林彪一夥捏造事實，把一些曾與賀龍共過事的幹部抓起來，誣陷為“反黨分子”，逼他們“揭發”賀龍。林彪還惡毒地對吳法憲說：“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要派人“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不久，吳法憲就向毛澤東寫信，說空軍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反黨黑線”，賀龍是“黑線人物”，“要篡黨奪權”。9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賀龍談話。毛澤東把吳法憲的信交給他看，笑著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
賀龍看了信以後，問：“是不是找他們談談？”毛澤東說：“有什麽好談的？”並風趣地說：
鄧小平在信中，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假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之名，行“打著紅旗反紅旗”“準備奪權”之實的反動本質：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於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鄧小平在信中，還談到了對陳伯達的一些看法，揭露了陳伯達的偽善麵目：
對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他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什麽不確切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有聽他說他在哪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小，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鄧小平在信中，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他的“保護”，表示了感謝：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鄧小平在信中，表示了自己對我們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取得的偉大勝利的喜悅心情：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烈地慶祝……摧毀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在信的最後，鄧小平向毛澤東表示：
我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5年多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這封信中，從曆史到現實，一共揭發、批判了林彪五個問題：
1.“一次是在長征中……搞秘密串聯”。
那還是在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剛剛在遵義會議上被確立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人物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被取消了最高軍事指揮權。毛澤東被重新恢複了對紅軍的統率權和軍事指揮權。此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還處在敵人的重兵包圍之中，為了盡快擺脫敵人，爭取主動，跳出敵人四麵圍、追、堵、截的圈子，毛澤東指揮紅軍采取了“大踏步的前進”和“大踏步的後退”的作戰方法，四渡赤水，力爭在“運動”中擺脫敵人和消滅敵人。這就難免要多走一些路。然而，就在這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命運、關係到中共中央和紅軍安危的關鍵時刻，當時任紅一軍團團長的林彪卻跳出來反對毛澤東的領導。
對於這段曆史，當時擔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的聶榮臻是曆史見證人。他於1983年作了如下回憶：
四渡赤水以後到會理期間，在中央紅軍領導層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風潮，算是遵義會議後一股小小的餘波。遵義會議以後，教條宗派主義者並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忽然流傳說毛澤東同誌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起來帶頭創議的一個。
本來，我們在遵義會議以後打了不少勝仗，部隊機動多了。但也不可能每戰必勝，軍事上哪有盡如人意的事情。為了隱蔽自己的意圖和調動敵人，更重要的是為了甩掉敵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點路。有時敵變我變，事後看起來很可能是跑了一點冤枉路，這也難免。但林彪一再埋怨說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走捷徑。還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我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好比落在了敵人的口袋裏，如果不聲東擊西，高度機動，如何出得來？”在會理休整時，林彪忽然跳出來，給彭德懷同誌打電話，他煽動彭德懷同誌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他打電話時，我在旁邊，左權、羅瑞卿、朱瑞同誌也在旁邊。他的要求被彭德懷同誌回絕了。我嚴肅地批評林彪說：“你是什麽地位？你怎麽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我警告他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指令給部隊不執行。”林彪不肯聽我的話，他又寫了一封信給中央三人小組，說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澤東同誌下台。他還要求我在信上簽個名，被我嚴詞拒絕了。我對他說：“革命到了這樣緊急關頭，你不要毛主席領導，誰來領導？你剛參加了遵義會議，你現在又來反對遵義會議。你這個態度是不對的。先不講別的，僅就這一點，你也是違犯紀律的，況且你跟毛主席最久。過去在中央蘇區，在毛主席領導下，敵人幾次‘圍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勝仗。你過去保存了一個小本子又一個小本子，總是一說就把本上的統計數字翻出來，說你繳的槍最多了。現在，你應該相信毛主席，隻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現在，你要我在你寫的信上簽字，我不僅不簽，我還反對你簽字上送。我今天沒有把你說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負責。”最後，他單獨簽字上送了。
1935年5月12日，毛澤東同誌在會理城郊外一個名叫鐵廠的地方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彭德懷、楊尚昆同誌還有我和林彪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毛澤東同誌對林彪的反黨活動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對林彪所謂“走了弓背”的謬論，進行了駁斥。他對林彪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麽？
2.“再一次是抗美援朝……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
此事發生在1950年。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1950年6月爆發了朝鮮戰爭。最初階段，朝鮮人民軍在與敵軍作戰中進展順利，解放了大片國土，並向大丘、釜山一帶進軍。正在這時候，美軍於9月15日在仁川登陸，將朝鮮人民軍截為兩段，並大舉北進，使戰場局勢陡然轉折。麵對強敵，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派兵支援。據當時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1984年10月回憶：中國軍隊是否參戰？“當時在我們黨內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主要是有些同誌認為，我們打了這麽多年仗，迫切需要休養生息，建國才一年，困難重重，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對於打不打的問題，毛澤東同誌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時部隊已經開到鴨綠江邊，鄧華同誌的先遣隊已經做好過江的準備，毛澤東同誌又讓我給鄧華發電報，讓他慢一點，再停一下，還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後才下了決心。毛澤東同誌對這件事確實是思之再三，煞費心血的。不是毛澤東同誌好戰，問題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麽辦？就這樣，我們定下來要打。決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須爭取這場戰爭的勝利。”9月30日，中國政府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來總理還通過印度駐華大使，請印度政府轉達中國對美國政府的警告：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將出兵援助朝鮮。但美軍不顧中國的警告，於10月2日淩晨，大舉越過了三八線。當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指示：決定用誌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誌。毛澤東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統一起來了。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在中央開會討論抗美援朝問題時，林彪卻以種種理由反對出兵朝鮮。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決策後，因為考慮到林彪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時間比較長，東北的氣候與朝鮮接近；有利於熟悉朝鮮的自然環境；第四野戰軍的部隊曾長期在東北的冰天雪地中作戰，比較能適應朝鮮冬季的嚴寒，預定派往朝鮮作戰的誌願軍部隊中，第四野戰軍的部隊占的比重較大，其中38軍等部隊都是四野在東北戰場上屢建戰功的主力部隊；當然，也考慮到林彪有長期的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豐富經驗。所以，毛澤東原先決定讓林彪擔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入朝指揮作戰。可是林彪卻托詞有病，硬是不肯去。聶榮臻回憶說：“奇怪得很，過去我們在一起共事，還沒有看到他怕死到這個程度。”林彪此舉，使毛澤東很不滿意。後來，毛澤東決定調彭德懷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兵赴朝作戰。當時彭德懷正在西安，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日常工作極為繁重。中央電令立即赴京，他還以為是研究經濟建設，連衣服都沒換，立即乘飛機於10月4日飛往北京。第二天參加了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決定由他赴朝鮮指揮誌願軍，他表示堅決執行命令，沒有絲毫的推諉，與林彪的畏懼不前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連林彪也不得不酸溜溜地說：“看來你還不服老喲！”在會上，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朝鮮的主張。他說：我們跟美國打，大不了美國打進中國來，最多也就是等於中國晚解放幾年就是了。真可謂是“是大將軍自風流”。
日後，林彪自己對別人談起拒絕赴朝指揮誌願軍作戰一事時，曾暗示說，他拒絕任抗美援朝誌願軍司令員，乃是因為他對美軍既不夠了解，也對朝鮮的作戰環境感到生疏。他覺得沒有打勝仗的把握。
3.“對劉（伯承）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
此事指1958年發生在軍隊的“反教條主義鬥爭”。（1987年11月2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經在一個文件中宣布：“關於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為劉伯承同誌致的悼詞中，黨中央已經作了徹底否定”，“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經中央軍委批準，決定……為在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問題上受到錯誤處理的肖克……等同誌徹底平反。”）
“反教條主義”問題，實事求是地講，並不是由林彪引發的。但林彪在其中推波助瀾，煽風點火，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原定議題是檢查軍委和各總部對工作的領導，促進軍隊的工作。但是，長期以來小病大養，不幹工作的林彪，卻抓住機會，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肆意整人，無限上綱，把原來意義上克服思想上、工作上缺點的反“教條主義”，變成了一場所謂嚴重的“路線鬥爭”。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一大批在軍隊建設上堅持“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並為此而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高級將帥劉伯承、葉劍英、粟裕、宋時輪、陳伯鈞、李達等同誌。把鬥爭的重點對著不謀私利，不戀權力，一心一意從事軍隊高級幹部教育工作的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對著統一領導全軍的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為提高全軍的軍政素質做出了極大貢獻的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及曆任部長劉伯承、葉劍英、肖克。
會議一開始，林彪就無中生有，胡說什麽：“有人一提起學習就想到外國，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隻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觀點。”“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他還聳人聽聞地說：“有的單位不把毛主席軍事著作作為軍事基本教材，隻作為參考材料，是不對的。有的單位連參考也沒有列上，就更不應該。”林彪所提出的這些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他這樣說的目的，是不點名地攻擊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攻擊主持這兩個單位工作的劉伯承和葉劍英。“反教條主義”的結果，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南京軍事學院自建院以來的工作，徹底否定了劉伯承自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和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以來，辛勤工作，嘔心瀝血，對提高人民軍隊軍政素質、加強人民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方麵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劉伯承在“反教條主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而建國後拒絕赴朝參戰，長期“養病”的林彪，卻因為“反教條主義”的有功等原因，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4.“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
此事是指在如何宣傳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羅榮桓與林彪的一場原則性鬥爭。
林彪與羅榮桓，本是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老戰友。紅軍時期，林彪任紅四軍軍長的時候，羅榮桓任紅四軍政治委員，從這時起，簽發文件、下達命令，即常以“林羅”署名，提起“林羅”人們便知是指紅四軍。林彪任紅一軍團軍團長時，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抗戰時期，林彪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羅榮桓任一一五師政治部主任。平型關大戰後，林彪負傷，先後到延安、蘇聯養傷、治病，羅榮桓任師政治委員兼代理師長，率部進入山東，開辟了山東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先後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司令員，羅榮桓則分別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新中國建立後，林彪“養病”，羅榮桓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幹部部部長。後因身體不好，辭去了這兩項職務。1959年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中央又讓羅榮桓再次擔任總政治部主任。
平時，林彪性格內向，陰鷙，沉默寡言，勁氣內斂，含而不露，城府很深。羅榮桓性格溫和，待人和氣，處事大度，以誠待人，顧全大局。二人剛柔相濟，在革命戰爭年代基本上配合得很好。除了遼沈戰役中在南下北寧線、攻打錦州問題上發生過一次爭論外，基本沒有出現過其他大的紛爭。
但是，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為了搶占“高舉”“緊跟”的製高點，在如何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問題上提出了一係列庸俗化、實用主義的提法。如，林彪提出，學習毛澤東著作隻要學好“老三篇”就行了，提倡“走捷徑”“背警句”“帶著問題學”“立竿見影”等等。羅榮桓作為全軍政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與林彪進行了堅決的鬥爭。60年代的一天，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會議，當討論《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時，討論稿中有林彪關於“帶著問題學”的一段話。羅榮桓當即指出：“‘帶著問題’學毛選，這句話要考慮，這句話有毛病。”林彪聽了，很不高興地說：“那你說應該怎麽學呢？”羅榮桓說：“應當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帶著問題學’，這句話改掉為好。”林彪等了一會兒，見沒人支持他的觀點，隻好同意去掉。當羅榮桓接著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從根本上學，融匯貫通。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緊密聯係實際……”時，“好吧，散會！”林彪不等羅榮桓講完，便迎頭打斷，宣布散會，接著拂袖而去。
羅榮桓盡管為人大度，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堅持原則、寸步不讓的。於是，他把與林彪的爭論，報告給了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聽了羅榮桓的匯報，感到這是個大問題，便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讓大家討論。大家一致讚成羅榮桓的意見。1975年9月，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談到此事時說：“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誌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讚成羅榮桓同誌的這個意見。”1977年5月，鄧小平又提起這件事說：“‘兩個凡是’不行。”“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係。我和羅榮桓同誌曾經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係來看待。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
由於羅榮桓在一係列原則問題上同林彪進行了堅決鬥爭，所以，林彪懷恨在心，經常在背後製造流言蜚語攻擊羅榮桓，“對羅的關係很壞”，並在一次別人提到“林、羅”時，恨恨地說：“什麽林、羅，林、羅要分開，林、羅從來不是一起的。”
5.“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賀龍為人直爽、熱情，林彪對人陰鷙、猜忌，倆人在性格上正好相反。但，這隻是次要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林彪自1959年出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仍經常“養病”，不能正常工作，給軍隊工作帶來諸多不便。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以後，於1963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林彪身體不好，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
從此，賀龍作為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開始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他與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起，發揮集體智慧，齊心協力，很快使軍隊建設呈現出一派熱氣騰騰的嶄新麵貌。1964年，全軍掀起了大規模的群眾性練兵高潮，成效極大，有力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從4月中旬到5月中旬，賀龍代表中央軍委，連續三次觀看了部隊的軍事表演，並作了重要指示，對部隊鼓舞很大。6月15、16日兩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由賀龍等同誌陪同，親臨北京西郊射擊場檢閱部隊軍事訓練成績。觀看了一天部隊和民兵的表演後，毛澤東問賀龍：有夜間的嗎？賀龍說：現在每個團都有“夜老虎連”，晚上就看“夜老虎連”的表演。毛澤東聽了點點頭，高興地說：好，就是要搞夜戰，搞近戰，訓練部隊晚上行軍，晚上打仗。
但是，賀龍為黨為人民為軍隊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招致了陰謀篡黨奪權的林彪的極大忌恨和仇視。他先是誣蔑賀龍狠抓軍事訓練是“單純軍事觀點”“不突出政治”，全盤否定1964年全軍的群眾性練兵運動。接著在1965年底的上海會議上，以“反對突出政治”等罪名，打倒了協助賀龍抓軍隊工作和軍事訓練的羅瑞卿。然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誣蔑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三反分子”“要搞二月兵變”，必欲把賀龍徹底打倒，置於死地而後快。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林彪就一手炮製了“八二五”事件，處心積慮地把矛頭指向賀龍。林彪一夥捏造事實，把一些曾與賀龍共過事的幹部抓起來，誣陷為“反黨分子”，逼他們“揭發”賀龍。林彪還惡毒地對吳法憲說：“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要派人“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不久，吳法憲就向毛澤東寫信，說空軍有一條以賀龍為代表的“反黨黑線”，賀龍是“黑線人物”，“要篡黨奪權”。9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賀龍談話。毛澤東把吳法憲的信交給他看，笑著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
賀龍看了信以後，問：“是不是找他們談談？”毛澤東說：“有什麽好談的？”並風趣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