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7)
林彪、葉群從其黨羽的密報中獲悉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後，決定以武力謀害毛澤東，發動武裝政變。9月8日，林彪親自下達了“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武裝政變手令，反革命“聯合艦隊”開始行動。由於毛澤東事先對林彪一夥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遂機警地改變了原來的日程，於11日提前離開上海，使林彪一夥的謀殺陰謀沒有得逞。12日，林彪準備帶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乘專機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現“武裝割據”。同時秘密調動專機前往山海關機場。
12日下午，毛澤東安全回到北京。晚上，周恩來根據有關方麵報告，追查專機去山海關一事。林彪、葉群、林立果見陰謀敗露，於13日淩晨倉皇乘飛機逃跑，叛黨叛國，投向蘇聯。飛機進入蒙古境內後，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折戟沉沙，機毀人亡。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其他成員被一網打盡。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的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滅亡，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文化大革命”本來是以“反修防修”為目的而發動的，在運動中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幹部，提拔、重用了林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文革新貴”，並在黨章上明確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然而，正是這個林彪，卻陰謀發動武裝政變，要用轟炸機、用火焰噴射器、用炸藥置黨的領袖於死地，以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人們在震驚之餘有理由指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係列基本原則，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製造的混亂局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堅持原則的領導幹部，就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地位的上升，根本不可能確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反革命集團產生的條件和土壤，也根本不可能發生反革命武裝政變和陰謀謀殺黨的領袖這樣震撼中國和世界的嚴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不能不引起全黨、全國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曆史發展已經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妄圖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不是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正是林彪這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借革命以營私”，借“高舉”“緊跟”以篡權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和反革命兩麵派。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從中吸取了某些教訓，在周恩來的協助下，親自抓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遭迫害、靠邊站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命運出現了新的轉機。
1972年1月初，毛澤東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毛澤東還說，現在我有事，請你們去向陳毅同誌傳達一下。
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葉劍英當時核對記錄後，又念給毛澤東聽了一遍。
毛澤東說，對。
這時，陳毅已因身患絕症在醫院住了1年。
1972年1月6日，陳毅已經處於彌留之際。下午4時20分，葉劍英趕到陳毅的病房，將記錄著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話，原原本本地向陳毅作了傳達。臨終之際，陳毅終於放下了這個沉重的“政治負擔”。當天深夜11時55分，陳毅溘然長逝。
1月8日，毛澤東在見到中央政治局送來請他簽發的有關陳毅追悼會的文件時，獲悉了陳毅離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規格，陳毅已不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追悼會的規模是按軍隊的元老一級安排，由中央軍委具體組織，參加人數為500人。沒有規定毛澤東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出席。追悼會地點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毛澤東神態凝重地看了文件，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劃掉後便簽發了。
毛澤東在同前來參加追悼會的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中，通報了林彪於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飛機要跑到蘇聯，在溫都爾汗摔死的情況。並且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
毛澤東還對在座的中央領導人談到了“二月逆流”的性質問題，再次指出“二月逆流”的性質是陳毅和老同誌對付林彪和王、關、戚的。對陳毅等老同誌的“二月抗爭”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毛澤東談話過程中，葉劍英把手中的悼詞交給了周恩來，使致悼詞者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換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提到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對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隻要“定性”為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便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可以出來工作，可以擔任領導職務，可以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樣的例子已不在少數。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去，以便為盡快使鄧小平能夠早日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脫離政壇
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又一次談到鄧小平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千裏以外的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對於這段經曆，鄧小平以後曾多次提到。1985年4月15日，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非洲一位國家副總統時的談話。鄧小平對這位外國客人說：“上一次你是1973年秋來中國的，我那年2月從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許多老幹部打倒了，關進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幾年。”
鄧小平的話，雖然很短，卻體現了他獨有的一貫風格，既坦率又質樸。然而，在這簡短話語的背後，卻是一段沉重的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中，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分別被誣蔑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第三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予以打倒以後，受到長期的批判鬥爭。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經過長期的批判、鬥爭、囚禁之後，在河南開封含冤病逝。
1969年11月，陶鑄在經過長期的批判、鬥爭、囚禁之後，在安徽合肥含冤病逝。
劉少奇、陶鑄都曾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多次被捕入獄，又多次被中共組織營救出來。然而，他們這段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光榮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徹底顛倒。他們分別被誣蔑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和“大叛徒”而慘遭迫害，死於非命。
鄧小平雖然也有過一段白區工作的經曆，但他從來沒有被捕過。所以林彪、江青一夥從曆史問題上難以打開徹底打倒鄧小平的“缺口”。僅僅憑工作中的問題，更難以徹底把鄧小平打倒。
由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以後，雖然也經受了巨大的磨難，但畢竟熬過了最初那段極端混亂的歲月。
1969年10月，當中央決定把鄧小平、陳雲、王震等老同誌疏散到江西以後，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於18日上午親自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打電話，找江西省的黨政軍負責人，當得知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軍區司令員均不在南昌以後，對辦公室主任說：
“有件事，你們先告訴一下黃先同誌（當時任省革委副主任、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同時向程世清同誌（當時任省革委主任、核心領導小組組長）報告。中央決定：中央首長要到下麵去蹲蹲點，接觸實際，適當參加些勞動，向群眾學習。到江西的有：陳雲同誌，有一個秘書和警衛員跟隨他；王震同誌是夫婦兩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過你們那裏麽？他和你們比較熟悉。你們那裏有個五七幹校，還可以到幹校玩玩，年紀大了，勞動也不行了。”
心細如發的周恩來，在電話中充滿了對老同誌的關切之情，在詢問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氣以後，說：“因為從北方一下到南方不習慣，望你們適當注意他們的生活，當然吃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要花自己的錢，房費不要太貴了。他們住到你們那兒要很好幫助他們，向群眾解釋一下。他們除了到農村看看，還可以適當參加勞動。不過他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身體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誌更差一些。我還告訴他們也可以到工廠學習，看看，接觸一下群眾，接觸一下實際，總之，你們核心領導小組要幫助他們。”
講完以上的話後，周恩來鄭重地說：“鄧小平夫婦二人也到你們那裏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說過嗎？鄧小平的問題和別人不同，他下去是到農村鍛煉。當然這些人也不能當全勞力了，也是60多歲了，身體也不太好。收房費也適當照顧一點。黃先同誌在家，你可向他匯報一下，具體到什麽地方去，什麽時候去，請黃先同誌給辦公廳打個電話再定下來。最後一點，再三強調：這些同誌下去，你們要多幫助，要有人照顧他們。”
最後，周恩來又加強語氣對江西的同誌說：“你向程世清政委報告一下，要研究一個具體意見。”
當江西的同誌明確表示立即向程世清報告後，周恩來才放心地放下電話。
江西接電話的辦公室主任雷厲風行，立即將周恩來的指示整理成文，分送在南昌的省黨政軍負責人。然後，乘車前往婺源，向程世清當麵匯報。
程世清，河南新縣人，早年參加工農紅軍，1934年參加長征。在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從事軍隊基層政治工作，後任團長兼政委。解放戰爭時期，隨部隊挺進東北，任師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解放軍師副政委，裝甲兵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軍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8年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至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因為在解放戰爭時期是東北第四野戰軍林彪的老部下這層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緊跟林彪。但在1971年8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經過江西時，程世清向毛澤東反映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在江西的可疑行動，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以後，毛澤東又根據在杭州了解到的新的情況，提高警惕，改變日程，終於化險為夷。
程世清在婺源聽了匯報，看了周恩來的電話記錄以後，讓辦公室主任將以下內容記錄向周恩來匯報：“我們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堅決執行總理指示，對陳雲、王震同誌以及鄧小平夫婦來江西，我們表示歡迎，我的想法是：他們什麽時候來都可以，來後三人先安排在濱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況分幾次向他們作些匯報與介紹，然後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在贛州。至於陳雲、王震住在什麽地方，同他倆具體商量後再定。隻要他們同意去的地方，暖氣我們給裝。周總理對老同誌生活上那麽關心，對我們是個很大的教育。我們打算他們三個人來後，每人給他們配小車一輛，下一段活動以及今後看文件、生活上的問題，我們都作了具體的安排，我們保證陳雲、王震同誌及鄧小平夫婦的絕對安全，不準造反派和紅衛兵衝擊他們。但有兩個問題要請示：1.鄧小平夫婦來後他們住在一起是否合適？2.陳雲、王震同誌確定來江西前，我們想派人去接他們是否可以？”
辦公室主任第二天返回省革委以後，立即用電話將程世清的意見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原則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指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區，條件較差，將鄧小平安排在贛州不妥，應在南昌市郊為宜。鄧小平住的房子應該是一棟兩層樓的樓房，樓上他們夫婦住，樓下工作人員住，最好是獨家獨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較安全。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具體要求，江西省最後決定：（一）將鄧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住在位於該廠附近的望城崗福州軍區南昌步兵學校原少將校長的房子裏，即“將軍樓”；（二）陳雲住在南昌市青雲譜江西軍區幹部休養所，選擇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蹲點調查研究；（三）王震安排在紅星墾殖場招待所住，在該場蹲點調查研究。
1969年10月20日，鄧小平夫婦與鄧的繼母一行三人，乘一架專門押送他們的飛機，直達江西。到南昌後，三位老人先被帶到一個招待所，由省軍區一位負責人對他們訓了一次話，叫他們“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幾天後，他們被送到了居住的地方——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原福州軍區步兵學校院內。在這裏的將軍樓，他們一直住了三年多。
關於鄧小平在江西期間的情況，他的女兒毛毛《在江西的日子裏》一文中，曾有過文筆流暢的記述：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嚴冬已過。一陣綿綿不斷，下得人心煩意亂的春雨過後，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來了！青草從紅土中剛剛鑽出，瞬間便連成了一片。那滿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綻花開。從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團團、一片片，如雲如煙。梧桐新葉初發，很快便濃陰遮路。雪白的梔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風暴可以掃蕩人們的生活，可以衝擊人們的心靈，但擋不住自然界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負，春時不能誤。在我們的院子裏，三位老人乘著春雨浸潤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種上了白菜、胡豆、辣椒、絲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自有了這一片菜地，父親每日總要抓緊時間在園中勞作，挖土、施肥、澆水、鋤草，常常幹得大汗淋漓。隨之而來的是江西素有火爐之稱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熱難當。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開出的菜園竟然鬱鬱蔥蔥、果實累累，使人采之不盡。在樓房後麵，祖母還養了幾隻雞。這幾隻小小的生靈似乎特別招人喜愛、善解人意。父親在院中散步時，它們常常結隊而行，跟在人後咕咕作聲，使小院裏增添了不少的生機。那時因“走資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資早被扣發，每月僅給他們發一點生活費。他們自己省吃儉用，還要節省一些錢以供當時插隊的我和弟弟作為探家路費之用。在經濟拮據的時候，養雞種菜，也的確補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監管規定，他們三人平時不得隨意外出，不得與外人接觸。在這個不大的活動天地裏，他們的生活倒也很有規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三人在園中耕作。晚飯後，清掃完畢，三人便圍坐在一起聽新聞廣播。然後父母親讀書看報，祖母就做一些針線補綴之事。父親和母親非常熱愛看書。離開北京時，經過批準，他們帶來了幾乎全部的藏書。在那謫居的日子裏，父母抓住時機，勤於攻讀。特別是父親，每日都讀到深夜。那幾年之中，他們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書籍。對他們來說，能有時間如此坐下來讀書，確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們到江西探親時，父親常給我們講一些曆史典故，有時還出題考我們。母親也時常給我們講述、議論一些書中精辟之處。在讀書中，他們悟古思今，收益不淺。我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穩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們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於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並用一些實際的工作來調節生活，從不感到空虛與彷徨。在江西那段時間，他就主要用勞動和讀書來充實生活，陶冶精神。
在毛毛的回憶中，還有一個頗為令人深思的生活細節，那就是鄧小平的散步：
在江西的這一段時間裏，父親有一個習慣，每天黃昏落日之前，總是十分規律地圍著我們那個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語，步伐很快，就這樣一圈一圈地走著。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那紅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條白色的小路。我時常看著父親，看著他永遠那樣認真、永遠那樣沉靜的神情，看著他向前邁出的快速而穩健的步伐。我想，就在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誌，隨著前進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確，更加堅定起來。這些思想的蘊育成熟，是否已為日後更加激烈的鬥爭做好了最充分的準備呢？
在毛毛如詩如畫的敘述中，一個身處逆境而“不墜青雲之誌”、毫無悲觀喪氣態度，對生活、對人生、對命運、對前景充滿了昂揚之誌的大革命家的形象，躍然紙上。
在江西期間，鄧小平夫婦被安排到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每天上午到廠勞動半天。鄧小平被分配作鉗工，這是他青年時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幹過的老本行，沒想到幾十年以後又派上了用場。重操舊業，他幹得仍然是那麽認真、那麽熟練。卓琳則被分配做拆洗線圈的工作。鄧小平因為是“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所以每天上工都由人持槍押送，在工廠也是被實行“不許亂說亂動”的監督勞動。盡管如此，對他們來說，這總是長期與世隔絕以後得到與外界、與社會、與群眾接觸的機會。開始的時候，廠裏的工人們是懷著好奇的心理觀察他們二人的。時間一久，他們的言行舉止、勞動態度以及他們的為人，深深地感動了工人們。工人們對這個“大走資派”的隔閡逐漸消除了。在共同的勞動、工作中，工人們與鄧小平夫婦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是最純樸、最善良的，他們並不認為“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勞動的“走資派”有多麽壞，而把這樣的人看做是“奸臣誤國”時的“好人”。鄧小平夫婦在該廠勞動改造的三年中，工人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他們的關心和愛護，使他們永遠難忘。在鄧小平夫婦上下班的路上，工人們特意修了一條小路——以後被人們稱為“鄧小平小道”。當一次鄧小平在勞動中昏倒時，工人們連忙搶救，按照卓琳介紹的方法，衝了一大茶缸白糖水喂到鄧小平口中，使他轉危為安，然後又用拖拉機把他送回住地。在工廠勞動期間，勞動的本身鍛煉了鄧小平的體魄；和工人們的接觸，更使他們了解到人民群眾和當時的社會狀況，並從工人們的關心和愛護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三年之中，無論刮風下雨，無論酷暑嚴冬，他們去工廠上工從不間斷。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在工廠和工人們一起聽了傳達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後叛黨叛國，自取滅亡情況的中央文件。這是鄧小平自被打倒以後，第一次享受聽傳達中央文件的“政治待遇”。在兩個半小時的聽文件過程中，他神情專注，一言不發。聽了中央文件以後工廠以車間為單位組織討論，鄧小平靜靜地聽工人們討論，沒有講一句話。作為一個曾經在政治風浪中縱橫馳騁的政治家，在聽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後，他的內心一定正在起著翻江倒海般的巨瀾。直到回家以後，他才十分興奮和激動地說了一句令家人至今難忘的話：“林彪不亡，天理難容！”
“九一三”事件，鄧小平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震驚。在工廠聽了中央文件以後，鄧小平在住地又反複閱讀了幾遍。他敏銳地感到，隨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敗亡，曆史發展將會出現重大的轉折，這對自己的政治命運，也必然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勞動之餘，鄧小平抓緊時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要在大是大非麵前和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上表明自己的鮮明態度和嚴正立場。
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鄧小平在信中表示了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他寫道：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陳伯達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中，及時地查出了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
鄧小平在信中，談了自己對林彪的看法，揭發、批判了林彪在一些黨內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反革命兩麵派手法和陰謀伎倆：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以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仗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搞秘密串聯……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為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更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12日下午，毛澤東安全回到北京。晚上，周恩來根據有關方麵報告，追查專機去山海關一事。林彪、葉群、林立果見陰謀敗露，於13日淩晨倉皇乘飛機逃跑，叛黨叛國，投向蘇聯。飛機進入蒙古境內後，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折戟沉沙，機毀人亡。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下，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其他成員被一網打盡。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的武裝政變被徹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滅亡，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文化大革命”本來是以“反修防修”為目的而發動的，在運動中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大批久經考驗的領導幹部，提拔、重用了林彪、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文革新貴”，並在黨章上明確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然而，正是這個林彪，卻陰謀發動武裝政變，要用轟炸機、用火焰噴射器、用炸藥置黨的領袖於死地，以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人們在震驚之餘有理由指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係列基本原則，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製造的混亂局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大批堅持原則的領導幹部，就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地位的上升，根本不可能確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根本不可能有林彪反革命集團產生的條件和土壤，也根本不可能發生反革命武裝政變和陰謀謀殺黨的領袖這樣震撼中國和世界的嚴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不能不引起全黨、全國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曆史發展已經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妄圖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不是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的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正是林彪這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借革命以營私”，借“高舉”“緊跟”以篡權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和反革命兩麵派。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從中吸取了某些教訓，在周恩來的協助下，親自抓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遭迫害、靠邊站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命運出現了新的轉機。
1972年1月初，毛澤東對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毛澤東還說，現在我有事，請你們去向陳毅同誌傳達一下。
為了慎重起見，周恩來、葉劍英當時核對記錄後，又念給毛澤東聽了一遍。
毛澤東說，對。
這時，陳毅已因身患絕症在醫院住了1年。
1972年1月6日，陳毅已經處於彌留之際。下午4時20分，葉劍英趕到陳毅的病房，將記錄著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話，原原本本地向陳毅作了傳達。臨終之際，陳毅終於放下了這個沉重的“政治負擔”。當天深夜11時55分，陳毅溘然長逝。
1月8日，毛澤東在見到中央政治局送來請他簽發的有關陳毅追悼會的文件時，獲悉了陳毅離世的消息。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規格，陳毅已不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追悼會的規模是按軍隊的元老一級安排，由中央軍委具體組織，參加人數為500人。沒有規定毛澤東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出席。追悼會地點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毛澤東神態凝重地看了文件，將悼詞中“有功有過”四個字劃掉後便簽發了。
毛澤東在同前來參加追悼會的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中，通報了林彪於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飛機要跑到蘇聯，在溫都爾汗摔死的情況。並且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
毛澤東還對在座的中央領導人談到了“二月逆流”的性質問題，再次指出“二月逆流”的性質是陳毅和老同誌對付林彪和王、關、戚的。對陳毅等老同誌的“二月抗爭”給予了高度評價。
在毛澤東談話過程中，葉劍英把手中的悼詞交給了周恩來，使致悼詞者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換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在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提到鄧小平。並且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這表明毛澤東對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隻要“定性”為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便可以過黨的組織生活，可以出來工作，可以擔任領導職務，可以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樣的例子已不在少數。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鄧是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去，以便為盡快使鄧小平能夠早日出來工作創造條件。
脫離政壇
當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又一次談到鄧小平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千裏以外的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對於這段經曆，鄧小平以後曾多次提到。1985年4月15日，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非洲一位國家副總統時的談話。鄧小平對這位外國客人說：“上一次你是1973年秋來中國的，我那年2月從江西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許多老幹部打倒了，關進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幾年。”
鄧小平的話，雖然很短，卻體現了他獨有的一貫風格，既坦率又質樸。然而，在這簡短話語的背後，卻是一段沉重的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中，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分別被誣蔑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第三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予以打倒以後，受到長期的批判鬥爭。
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經過長期的批判、鬥爭、囚禁之後，在河南開封含冤病逝。
1969年11月，陶鑄在經過長期的批判、鬥爭、囚禁之後，在安徽合肥含冤病逝。
劉少奇、陶鑄都曾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多次被捕入獄，又多次被中共組織營救出來。然而，他們這段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的光榮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被徹底顛倒。他們分別被誣蔑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和“大叛徒”而慘遭迫害，死於非命。
鄧小平雖然也有過一段白區工作的經曆，但他從來沒有被捕過。所以林彪、江青一夥從曆史問題上難以打開徹底打倒鄧小平的“缺口”。僅僅憑工作中的問題，更難以徹底把鄧小平打倒。
由於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以後，雖然也經受了巨大的磨難，但畢竟熬過了最初那段極端混亂的歲月。
1969年10月，當中央決定把鄧小平、陳雲、王震等老同誌疏散到江西以後，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於18日上午親自給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辦公室打電話，找江西省的黨政軍負責人，當得知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軍區司令員均不在南昌以後，對辦公室主任說：
“有件事，你們先告訴一下黃先同誌（當時任省革委副主任、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同時向程世清同誌（當時任省革委主任、核心領導小組組長）報告。中央決定：中央首長要到下麵去蹲蹲點，接觸實際，適當參加些勞動，向群眾學習。到江西的有：陳雲同誌，有一個秘書和警衛員跟隨他；王震同誌是夫婦兩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過你們那裏麽？他和你們比較熟悉。你們那裏有個五七幹校，還可以到幹校玩玩，年紀大了，勞動也不行了。”
心細如發的周恩來，在電話中充滿了對老同誌的關切之情，在詢問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氣以後，說：“因為從北方一下到南方不習慣，望你們適當注意他們的生活，當然吃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要花自己的錢，房費不要太貴了。他們住到你們那兒要很好幫助他們，向群眾解釋一下。他們除了到農村看看，還可以適當參加勞動。不過他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身體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誌更差一些。我還告訴他們也可以到工廠學習，看看，接觸一下群眾，接觸一下實際，總之，你們核心領導小組要幫助他們。”
講完以上的話後，周恩來鄭重地說：“鄧小平夫婦二人也到你們那裏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說過嗎？鄧小平的問題和別人不同，他下去是到農村鍛煉。當然這些人也不能當全勞力了，也是60多歲了，身體也不太好。收房費也適當照顧一點。黃先同誌在家，你可向他匯報一下，具體到什麽地方去，什麽時候去，請黃先同誌給辦公廳打個電話再定下來。最後一點，再三強調：這些同誌下去，你們要多幫助，要有人照顧他們。”
最後，周恩來又加強語氣對江西的同誌說：“你向程世清政委報告一下，要研究一個具體意見。”
當江西的同誌明確表示立即向程世清報告後，周恩來才放心地放下電話。
江西接電話的辦公室主任雷厲風行，立即將周恩來的指示整理成文，分送在南昌的省黨政軍負責人。然後，乘車前往婺源，向程世清當麵匯報。
程世清，河南新縣人，早年參加工農紅軍，1934年參加長征。在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從事軍隊基層政治工作，後任團長兼政委。解放戰爭時期，隨部隊挺進東北，任師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中國成立後，曆任解放軍師副政委，裝甲兵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軍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8年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至197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因為在解放戰爭時期是東北第四野戰軍林彪的老部下這層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緊跟林彪。但在1971年8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經過江西時，程世清向毛澤東反映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在江西的可疑行動，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以後，毛澤東又根據在杭州了解到的新的情況，提高警惕，改變日程，終於化險為夷。
程世清在婺源聽了匯報，看了周恩來的電話記錄以後，讓辦公室主任將以下內容記錄向周恩來匯報：“我們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堅決執行總理指示，對陳雲、王震同誌以及鄧小平夫婦來江西，我們表示歡迎，我的想法是：他們什麽時候來都可以，來後三人先安排在濱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況分幾次向他們作些匯報與介紹，然後把鄧小平夫婦安置在贛州。至於陳雲、王震住在什麽地方，同他倆具體商量後再定。隻要他們同意去的地方，暖氣我們給裝。周總理對老同誌生活上那麽關心，對我們是個很大的教育。我們打算他們三個人來後，每人給他們配小車一輛，下一段活動以及今後看文件、生活上的問題，我們都作了具體的安排，我們保證陳雲、王震同誌及鄧小平夫婦的絕對安全，不準造反派和紅衛兵衝擊他們。但有兩個問題要請示：1.鄧小平夫婦來後他們住在一起是否合適？2.陳雲、王震同誌確定來江西前，我們想派人去接他們是否可以？”
辦公室主任第二天返回省革委以後，立即用電話將程世清的意見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周恩來原則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指出贛州離南昌較遠，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區，條件較差，將鄧小平安排在贛州不妥，應在南昌市郊為宜。鄧小平住的房子應該是一棟兩層樓的樓房，樓上他們夫婦住，樓下工作人員住，最好是獨家獨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較安全。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具體要求，江西省最後決定：（一）將鄧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住在位於該廠附近的望城崗福州軍區南昌步兵學校原少將校長的房子裏，即“將軍樓”；（二）陳雲住在南昌市青雲譜江西軍區幹部休養所，選擇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蹲點調查研究；（三）王震安排在紅星墾殖場招待所住，在該場蹲點調查研究。
1969年10月20日，鄧小平夫婦與鄧的繼母一行三人，乘一架專門押送他們的飛機，直達江西。到南昌後，三位老人先被帶到一個招待所，由省軍區一位負責人對他們訓了一次話，叫他們“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幾天後，他們被送到了居住的地方——江西省新建縣望城崗原福州軍區步兵學校院內。在這裏的將軍樓，他們一直住了三年多。
關於鄧小平在江西期間的情況，他的女兒毛毛《在江西的日子裏》一文中，曾有過文筆流暢的記述：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嚴冬已過。一陣綿綿不斷，下得人心煩意亂的春雨過後，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來了！青草從紅土中剛剛鑽出，瞬間便連成了一片。那滿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綻花開。從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團團、一片片，如雲如煙。梧桐新葉初發，很快便濃陰遮路。雪白的梔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風暴可以掃蕩人們的生活，可以衝擊人們的心靈，但擋不住自然界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負，春時不能誤。在我們的院子裏，三位老人乘著春雨浸潤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種上了白菜、胡豆、辣椒、絲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自有了這一片菜地，父親每日總要抓緊時間在園中勞作，挖土、施肥、澆水、鋤草，常常幹得大汗淋漓。隨之而來的是江西素有火爐之稱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熱難當。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開出的菜園竟然鬱鬱蔥蔥、果實累累，使人采之不盡。在樓房後麵，祖母還養了幾隻雞。這幾隻小小的生靈似乎特別招人喜愛、善解人意。父親在院中散步時，它們常常結隊而行，跟在人後咕咕作聲，使小院裏增添了不少的生機。那時因“走資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資早被扣發，每月僅給他們發一點生活費。他們自己省吃儉用，還要節省一些錢以供當時插隊的我和弟弟作為探家路費之用。在經濟拮據的時候，養雞種菜，也的確補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監管規定，他們三人平時不得隨意外出，不得與外人接觸。在這個不大的活動天地裏，他們的生活倒也很有規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三人在園中耕作。晚飯後，清掃完畢，三人便圍坐在一起聽新聞廣播。然後父母親讀書看報，祖母就做一些針線補綴之事。父親和母親非常熱愛看書。離開北京時，經過批準，他們帶來了幾乎全部的藏書。在那謫居的日子裏，父母抓住時機，勤於攻讀。特別是父親，每日都讀到深夜。那幾年之中，他們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讀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書籍。對他們來說，能有時間如此坐下來讀書，確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們到江西探親時，父親常給我們講一些曆史典故，有時還出題考我們。母親也時常給我們講述、議論一些書中精辟之處。在讀書中，他們悟古思今，收益不淺。我父親為人性格內向，沉穩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們養成了臨危不懼、遇喜不亢的作風，特別是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於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並用一些實際的工作來調節生活，從不感到空虛與彷徨。在江西那段時間，他就主要用勞動和讀書來充實生活，陶冶精神。
在毛毛的回憶中，還有一個頗為令人深思的生活細節，那就是鄧小平的散步：
在江西的這一段時間裏，父親有一個習慣，每天黃昏落日之前，總是十分規律地圍著我們那個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語，步伐很快，就這樣一圈一圈地走著。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那紅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條白色的小路。我時常看著父親，看著他永遠那樣認真、永遠那樣沉靜的神情，看著他向前邁出的快速而穩健的步伐。我想，就在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誌，隨著前進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確，更加堅定起來。這些思想的蘊育成熟，是否已為日後更加激烈的鬥爭做好了最充分的準備呢？
在毛毛如詩如畫的敘述中，一個身處逆境而“不墜青雲之誌”、毫無悲觀喪氣態度，對生活、對人生、對命運、對前景充滿了昂揚之誌的大革命家的形象，躍然紙上。
在江西期間，鄧小平夫婦被安排到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每天上午到廠勞動半天。鄧小平被分配作鉗工，這是他青年時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幹過的老本行，沒想到幾十年以後又派上了用場。重操舊業，他幹得仍然是那麽認真、那麽熟練。卓琳則被分配做拆洗線圈的工作。鄧小平因為是“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所以每天上工都由人持槍押送，在工廠也是被實行“不許亂說亂動”的監督勞動。盡管如此，對他們來說，這總是長期與世隔絕以後得到與外界、與社會、與群眾接觸的機會。開始的時候，廠裏的工人們是懷著好奇的心理觀察他們二人的。時間一久，他們的言行舉止、勞動態度以及他們的為人，深深地感動了工人們。工人們對這個“大走資派”的隔閡逐漸消除了。在共同的勞動、工作中，工人們與鄧小平夫婦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是最純樸、最善良的，他們並不認為“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勞動的“走資派”有多麽壞，而把這樣的人看做是“奸臣誤國”時的“好人”。鄧小平夫婦在該廠勞動改造的三年中，工人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他們的關心和愛護，使他們永遠難忘。在鄧小平夫婦上下班的路上，工人們特意修了一條小路——以後被人們稱為“鄧小平小道”。當一次鄧小平在勞動中昏倒時，工人們連忙搶救，按照卓琳介紹的方法，衝了一大茶缸白糖水喂到鄧小平口中，使他轉危為安，然後又用拖拉機把他送回住地。在工廠勞動期間，勞動的本身鍛煉了鄧小平的體魄；和工人們的接觸，更使他們了解到人民群眾和當時的社會狀況，並從工人們的關心和愛護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三年之中，無論刮風下雨，無論酷暑嚴冬，他們去工廠上工從不間斷。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在工廠和工人們一起聽了傳達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敗露後叛黨叛國，自取滅亡情況的中央文件。這是鄧小平自被打倒以後，第一次享受聽傳達中央文件的“政治待遇”。在兩個半小時的聽文件過程中，他神情專注，一言不發。聽了中央文件以後工廠以車間為單位組織討論，鄧小平靜靜地聽工人們討論，沒有講一句話。作為一個曾經在政治風浪中縱橫馳騁的政治家，在聽到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後，他的內心一定正在起著翻江倒海般的巨瀾。直到回家以後，他才十分興奮和激動地說了一句令家人至今難忘的話：“林彪不亡，天理難容！”
“九一三”事件，鄧小平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震驚。在工廠聽了中央文件以後，鄧小平在住地又反複閱讀了幾遍。他敏銳地感到，隨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敗亡，曆史發展將會出現重大的轉折，這對自己的政治命運，也必然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勞動之餘，鄧小平抓緊時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要在大是大非麵前和一係列重大原則問題上表明自己的鮮明態度和嚴正立場。
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鄧小平在信中表示了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他寫道：主席：前天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陳伯達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中，及時地查出了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
鄧小平在信中，談了自己對林彪的看法，揭發、批判了林彪在一些黨內重大原則問題上的反革命兩麵派手法和陰謀伎倆：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以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仗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搞秘密串聯……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為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更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