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6)
盡管“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勢，洶湧澎湃，勢不可擋，全國上至國家元首、元帥將軍，下至車間主任、生產隊長，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遭到罷官批判、打翻在地的命運。但是，這並非毛澤東的意圖。而是林彪、江青蓄意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結果。毛澤東對於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中哪些人可以打倒、哪些人可以衝擊一下、哪些人不能打倒、哪些人將來還可以用，心中是有所考慮的。
對於鄧小平在中國革命曆史上的巨大功績、在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毛澤東一直有著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麵臨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以“蘇聯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和各國反華反動勢力的巨大壓力，各項工作都以“要準備打仗”為前提來進行部署，國家長期處於臨戰體製，毛澤東對於曆史上鄧小平“能打仗”的特長更是念念不忘。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5）
因此，盡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連天”，“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盡管國家主席、元帥將軍一個個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動群眾組織“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並“批倒批臭”。但對於鄧小平是否要徹底打倒，毛澤東卻始終是持保留態度的。這種保留態度，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一貫看法，同時，也是對鄧小平的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特定的曆史時期和複雜的環境中，毛澤東仍然在各種不同場合，對鄧小平作了正確的評價。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最後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名單時，毛澤東把鄧小平排列在第四位。雖然由於江青的反對，鄧小平的順序後來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於靠前的重要位置。
1967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單獨談話中，還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
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就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整黨問題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出對鄧小平要與劉少奇有所區別。毛澤東說：關於九大問題，第一批反映已經來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以後，各地陸續向中央報告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筆者注），綜合一下，通報各地，繼續征求意見；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麵內戰”——筆者注），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黨員要那種朝氣勃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要吸收新鮮血液，要吐故納新；黨綱要修改，不要寫得太長；鄧小平要批，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67年11月時，劉少奇已經被扣上了“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製的中央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正在以各種手段，製造偽證，羅織罪名，要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這些，已成定局，隻是尚未履行組織手續罷了。
林彪、江青等人此時已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陰謀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因此，毛澤東強調對鄧小平要與劉少奇“區別一下”，這就極大地遏製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圖徹底打倒鄧小平的圖謀。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的）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在會上受到誹謗、誣陷和批判（當時擔任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根據林彪的旨意，在全會小組會上，當麵誹謗朱德說：“朱總司令你在井岡山上怎樣反對毛主席的，講給我們聽一聽，教育我們。你當了一輩子總司令，實際指揮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個黑司令，不是紅司令。”）原97名八屆中央委員除去世10人外，隻有40人到會；從到會的19名候補中央委員裏麵挑選了10名，在會議的第一天補為中央委員，才剛剛超過全體中央委員的半數。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等74人。出席這次全會的人員共有133人，但其中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僅有59人。就是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在這次全會上，林彪、江青一夥還鼓噪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由於毛澤東的反對而未能得逞。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兩次提到了鄧小平。
第一次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
第二次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主要是為一些被林彪、江青一夥揪住不放的老同誌說話。毛澤東說：有些同誌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1967年2月前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和中央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林彪、江青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製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同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說過，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為“二月逆流”問題平反。（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爭嘛。”），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誌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麽幾次反複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麽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這個世界上麵，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麽讚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誌，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麵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對於黨內一些老同誌，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注意一個“準”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讚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鄧，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和劉還有點區別。“多中心”不對。
毛澤東在這兩次講話中，首先對鄧小平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的巨大曆史貢獻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其次是對鄧小平的革命鬥爭曆史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再次是堅持把鄧小平留在黨內，不能像對待劉少奇一樣“開除黨籍”。
關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在這裏還可以引述兩段當年的親曆者王力的回憶。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多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是執筆起草“反修”文章的“大筆杆子”，“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力又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權傾一時，以後在“王、關、戚事件”中銷聲匿跡。他與毛澤東曾經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因此，他的回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文革幹將王力在不久前寫的《“文革”第一年》中回憶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打倒劉的意思，原來隻是換換位置。1967年7月16日，主席在武漢時單獨同我談：開“九大”，劉少奇還要當中央委員，就是還要像王明那樣，這同後來的做法完全不一樣。對鄧小平，主席表示：鄧至少還是政治局常委。當時主席對鄧的評價非常高。我說：你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我們現在的口號叫“打倒劉、鄧、陶”。主席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林彪如果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那時我知道主席當時對林彪意見很大，很懷念和器重小平同誌。主席至少講過十次“劉、鄧要區別”。那天還這樣說：“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這裏說的“人家”，一指林彪，二指江青，三指陳伯達。在此應注意的是，王力的回憶隻能作為參考，而不能當做正史來看侍。
在對待鄧的問題上，主席那時還是清醒的，看得還是準的。在這次談話中，主席還說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劉少奇、林彪或者他人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總理”。這次談話是一次會後主席把我單獨留下來談的。主席對鄧小平的評價一貫是很高的。這次他又重提1957年在莫斯科對赫魯曉夫說過的話：“你別看他（指鄧）個子小，把蘇斯洛夫那麽大個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小平指揮兩個野戰軍，還沒有另外一個人指揮過兩個野戰軍。主席還說過，開“九大”時，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人，大區和各省市第一書記，絕大多數都要選在中央委員會裏麵。彭真被誣陷為叛徒後，主席還說過：“至少要保留黨籍，分配工作。”毛主席還講過這樣的話：一旦發生戰爭，所有被打倒的幹部，一律官複原職，或者是調一個地方任原職。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以後，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正式擺上了議事日程，各項準備工作相繼展開。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為了爭奪《政治報告》的起草權，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又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鬥。最後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張、姚執筆）各起草了一份《政治報告》。後經中央討論，林彪在九大宣讀的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一份《政治報告》。
在陳伯達最初起草的《政治報告》文稿上，曾經寫有“劉鄧路線”的話，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這種提法。
據陳伯達生前回憶：“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把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做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從上述毛澤東一係列講話可以看出，盡管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對鄧小平還是有著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是“最高權威”，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照辦”的。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沒有遭到劉少奇、陶鑄那樣的厄運，毛澤東的政治保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經過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後，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黨員2200萬人。九大代表由少數人醞釀“協商”產生，個別非黨員也成了代表。當時，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沒有恢複，全黨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複黨的生活，相當多的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仍被審查、甚至被監禁。
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處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此時已被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清除出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處境艱難，屢遭暗箭，正在極力苦撐危局（周恩來在當時多次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隻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衝擊”和大字報的圍攻，甚至在中央全會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當麵攻擊。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老右傾”，長期受到批判，成了“靠邊站”的人物。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被打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處在被監禁之中。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衝擊”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隻剩下了毛澤東主席和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的、經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仍保留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於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態度而出現了不同的命運轉折。陶鑄由於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把大批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肆意批判鬥爭的錯誤做法，觸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襲擊，被從中共中央“第四號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馬，先是被打成“全國最大的保皇派”，進行批鬥，爾後又被橫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監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右傾”，多次受到“衝擊”，在所謂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擊。隻有陳伯達和康生，這兩位“文革紅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操縱“中央文革小組”和所謂的“革命群眾組織”，肆意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製造“天下大亂”，成為平步青雲，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肯定下來，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更加係統和完整。報告把黨的全部曆史歸結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以所謂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到劉少奇頭上。報告把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並以此規定了“鬥、批、改”的任務。報告對國際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誇大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因而過分地強調要準備打仗。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還破天荒地寫上了關於確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話，即“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大會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時，林彪、江青集團的一批骨幹和追隨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許多著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久經考驗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卻被排除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在大會選出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原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隻有53人，僅占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總數的19%。
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當選為副主席。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21人是：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這樣，就進一步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野心急劇膨脹，直至密謀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團繼續禍國殃民。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九大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自以為他們已經掌握了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權力，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他們便在暗中進一步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妄圖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襲王朝”。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副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李作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
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利用他們手中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肆無忌憚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活動的重點在軍隊。
1969年10月，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未經任何人批準，任命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部長。與此同時，吳法憲背著中共中央、背著中央軍委，私自提出“空軍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以後吳法憲又向當時的空軍政治委員說：“林立果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吳法憲的話，被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王飛（空軍副參謀長）向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空軍直屬機關進行了傳達。當時的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都製定了貫徹落實這個“兩個一切”的措施。就這樣，吳法憲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送給了林立果，為林立果在空軍進行反革命活動創造了條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竊取的權力，在空軍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聯合艦隊”，其主要成員有：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
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劉沛豐；
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
空四軍政治委員王維國；
空五軍政治委員陳勵耘；
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江騰蛟；
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
林彪一夥表麵上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旗號，表現出一副“最忠誠”“最緊跟”的樣子，實際上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打擊毛主席的力量”，在暗中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
1970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林彪一夥為了實現“搶班奪權”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謀策劃，由林彪在23日的全會開幕會議上發表關於“天才”問題的講話。24日，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黃永勝此時還未到會）按照密商的口徑，一齊出動，分別在各組會議上發起進攻，煽風點火，製造混亂。全會一時被攪亂，許多中央委員上當受騙。25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載有陳伯達等人發言的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嚴厲批評了陳伯達，給了林彪反革命集團以沉重打擊。毛澤東采取的一係列果斷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在廬山會議上篡黨奪權的陰謀。
廬山會議以後，林彪、葉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馳等在上海製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陰謀策劃發動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以“奪取全國政權”。
1971年8月中旬，毛澤東赴南方視察大江南北。一路上，毛澤東分別會見了各地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揭露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的篡黨奪權野心。
對於鄧小平在中國革命曆史上的巨大功績、在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超人的工作能力和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毛澤東一直有著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麵臨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以“蘇聯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和各國反華反動勢力的巨大壓力，各項工作都以“要準備打仗”為前提來進行部署，國家長期處於臨戰體製，毛澤東對於曆史上鄧小平“能打仗”的特長更是念念不忘。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5）
因此，盡管“文化大革命”中“炮火連天”，“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盡管國家主席、元帥將軍一個個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動群眾組織“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並“批倒批臭”。但對於鄧小平是否要徹底打倒，毛澤東卻始終是持保留態度的。這種保留態度，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一貫看法，同時，也是對鄧小平的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特定的曆史時期和複雜的環境中，毛澤東仍然在各種不同場合，對鄧小平作了正確的評價。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最後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候選人名單時，毛澤東把鄧小平排列在第四位。雖然由於江青的反對，鄧小平的順序後來被排在了第六位，但仍然居於靠前的重要位置。
1967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同一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單獨談話中，還說：如果林彪身體不行了的話，還是要鄧小平出來。
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就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整黨問題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出對鄧小平要與劉少奇有所區別。毛澤東說：關於九大問題，第一批反映已經來了（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以後，各地陸續向中央報告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筆者注），綜合一下，通報各地，繼續征求意見；打了一年多仗（指一年多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麵內戰”——筆者注），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黨員要那種朝氣勃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要吸收新鮮血液，要吐故納新；黨綱要修改，不要寫得太長；鄧小平要批，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67年11月時，劉少奇已經被扣上了“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大帽子。江青一手控製的中央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正在以各種手段，製造偽證，羅織罪名，要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這些，已成定局，隻是尚未履行組織手續罷了。
林彪、江青等人此時已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陰謀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因此，毛澤東強調對鄧小平要與劉少奇“區別一下”，這就極大地遏製了林彪、江青等人妄圖徹底打倒鄧小平的圖謀。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的）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在會上受到誹謗、誣陷和批判（當時擔任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根據林彪的旨意，在全會小組會上，當麵誹謗朱德說：“朱總司令你在井岡山上怎樣反對毛主席的，講給我們聽一聽，教育我們。你當了一輩子總司令，實際指揮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個黑司令，不是紅司令。”）原97名八屆中央委員除去世10人外，隻有40人到會；從到會的19名候補中央委員裏麵挑選了10名，在會議的第一天補為中央委員，才剛剛超過全體中央委員的半數。出席會議的還有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等74人。出席這次全會的人員共有133人，但其中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僅有59人。就是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在這次全會上，林彪、江青一夥還鼓噪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由於毛澤東的反對而未能得逞。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兩次提到了鄧小平。
第一次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
第二次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主要是為一些被林彪、江青一夥揪住不放的老同誌說話。毛澤東說：有些同誌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1967年2月前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和中央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林彪、江青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製和打擊。朱德、陳雲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同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說過，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為“二月逆流”問題平反。（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爭嘛。”），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誌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麽幾次反複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麽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這個世界上麵，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麽讚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誌，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麵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對於黨內一些老同誌，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注意一個“準”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讚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保還是要保的。鄧，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他和劉還有點區別。“多中心”不對。
毛澤東在這兩次講話中，首先對鄧小平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的巨大曆史貢獻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其次是對鄧小平的革命鬥爭曆史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鄧小平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再次是堅持把鄧小平留在黨內，不能像對待劉少奇一樣“開除黨籍”。
關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在這裏還可以引述兩段當年的親曆者王力的回憶。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多次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是執筆起草“反修”文章的“大筆杆子”，“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王力又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權傾一時，以後在“王、關、戚事件”中銷聲匿跡。他與毛澤東曾經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因此，他的回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文革幹將王力在不久前寫的《“文革”第一年》中回憶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主席打倒劉的意思，原來隻是換換位置。1967年7月16日，主席在武漢時單獨同我談：開“九大”，劉少奇還要當中央委員，就是還要像王明那樣，這同後來的做法完全不一樣。對鄧小平，主席表示：鄧至少還是政治局常委。當時主席對鄧的評價非常高。我說：你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我們現在的口號叫“打倒劉、鄧、陶”。主席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林彪如果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那時我知道主席當時對林彪意見很大，很懷念和器重小平同誌。主席至少講過十次“劉、鄧要區別”。那天還這樣說：“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這裏說的“人家”，一指林彪，二指江青，三指陳伯達。在此應注意的是，王力的回憶隻能作為參考，而不能當做正史來看侍。
在對待鄧的問題上，主席那時還是清醒的，看得還是準的。在這次談話中，主席還說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劉少奇、林彪或者他人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總理”。這次談話是一次會後主席把我單獨留下來談的。主席對鄧小平的評價一貫是很高的。這次他又重提1957年在莫斯科對赫魯曉夫說過的話：“你別看他（指鄧）個子小，把蘇斯洛夫那麽大個子都整倒了。他是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小平指揮兩個野戰軍，還沒有另外一個人指揮過兩個野戰軍。主席還說過，開“九大”時，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人，大區和各省市第一書記，絕大多數都要選在中央委員會裏麵。彭真被誣陷為叛徒後，主席還說過：“至少要保留黨籍，分配工作。”毛主席還講過這樣的話：一旦發生戰爭，所有被打倒的幹部，一律官複原職，或者是調一個地方任原職。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以後，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正式擺上了議事日程，各項準備工作相繼展開。起草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為了爭奪《政治報告》的起草權，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又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鬥。最後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張、姚執筆）各起草了一份《政治報告》。後經中央討論，林彪在九大宣讀的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一份《政治報告》。
在陳伯達最初起草的《政治報告》文稿上，曾經寫有“劉鄧路線”的話，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這種提法。
據陳伯達生前回憶：“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把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做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從上述毛澤東一係列講話可以看出，盡管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對鄧小平還是有著很好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是“最高權威”，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照辦”的。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沒有遭到劉少奇、陶鑄那樣的厄運，毛澤東的政治保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
經過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後，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黨員2200萬人。九大代表由少數人醞釀“協商”產生，個別非黨員也成了代表。當時，省、直轄市、自治區一級黨委和基層黨的組織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沒有恢複，全黨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複黨的生活，相當多的八屆中共中央委員仍被審查、甚至被監禁。
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處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此時已被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清除出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處境艱難，屢遭暗箭，正在極力苦撐危局（周恩來在當時多次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隻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德多次受到“衝擊”和大字報的圍攻，甚至在中央全會上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當麵攻擊。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陳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為“老右傾”，長期受到批判，成了“靠邊站”的人物。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被打成了“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處在被監禁之中。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受到“衝擊”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隻剩下了毛澤東主席和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的、經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仍保留的惟一的副主席林彪。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於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態度而出現了不同的命運轉折。陶鑄由於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把大批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肆意批判鬥爭的錯誤做法，觸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襲擊，被從中共中央“第四號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馬，先是被打成“全國最大的保皇派”，進行批鬥，爾後又被橫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監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右傾”，多次受到“衝擊”，在所謂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擊。隻有陳伯達和康生，這兩位“文革紅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操縱“中央文革小組”和所謂的“革命群眾組織”，肆意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製造“天下大亂”，成為平步青雲，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肯定下來，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更加係統和完整。報告把黨的全部曆史歸結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以所謂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到劉少奇頭上。報告把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並以此規定了“鬥、批、改”的任務。報告對國際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誇大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因而過分地強調要準備打仗。大會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還破天荒地寫上了關於確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話，即“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大會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時，林彪、江青集團的一批骨幹和追隨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許多著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久經考驗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卻被排除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在大會選出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原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隻有53人，僅占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總數的19%。
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當選為副主席。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21人是：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這樣，就進一步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野心急劇膨脹，直至密謀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團繼續禍國殃民。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九大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自以為他們已經掌握了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權力，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他們便在暗中進一步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妄圖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襲王朝”。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副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治委員李作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
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利用他們手中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肆無忌憚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
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活動的重點在軍隊。
1969年10月，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未經任何人批準，任命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部長。與此同時，吳法憲背著中共中央、背著中央軍委，私自提出“空軍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以後吳法憲又向當時的空軍政治委員說：“林立果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吳法憲的話，被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王飛（空軍副參謀長）向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空軍直屬機關進行了傳達。當時的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都製定了貫徹落實這個“兩個一切”的措施。就這樣，吳法憲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送給了林立果，為林立果在空軍進行反革命活動創造了條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竊取的權力，在空軍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聯合艦隊”，其主要成員有：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
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劉沛豐；
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世英；
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程洪珍；
空四軍政治委員王維國；
空五軍政治委員陳勵耘；
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江騰蛟；
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等。
林彪一夥表麵上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旗號，表現出一副“最忠誠”“最緊跟”的樣子，實際上是“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打擊毛主席的力量”，在暗中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
1970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林彪一夥為了實現“搶班奪權”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謀策劃，由林彪在23日的全會開幕會議上發表關於“天才”問題的講話。24日，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黃永勝此時還未到會）按照密商的口徑，一齊出動，分別在各組會議上發起進攻，煽風點火，製造混亂。全會一時被攪亂，許多中央委員上當受騙。25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收回載有陳伯達等人發言的華北組會議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嚴厲批評了陳伯達，給了林彪反革命集團以沉重打擊。毛澤東采取的一係列果斷措施，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在廬山會議上篡黨奪權的陰謀。
廬山會議以後，林彪、葉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馳等在上海製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陰謀策劃發動武裝政變，謀害毛澤東，以“奪取全國政權”。
1971年8月中旬，毛澤東赴南方視察大江南北。一路上，毛澤東分別會見了各地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揭露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的篡黨奪權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