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5)
陳伯達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扮演了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攻手”角色。他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作為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批判”。他首先對紅衛兵運動作了“高度評價”：“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曆來各次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歡呼和支持，同時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恐懼、痛恨，而許多庸人則為之目瞪口呆。”接著，從理論上對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領導運動進行了“上綱上線”的“批判”說：“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物，他們都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們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鬥，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誤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變成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陳伯達在講話中，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惡意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極為卑劣。他還進一步從“理論上”發揮說：“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來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錯誤路線的是某些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黨內路線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這條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的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檢查。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誌：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毛澤東9月14日。”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誌：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誌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澤東10月22日上午4時。”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誌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對麵談心一般，鼓舞人心，催人振奮。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劃著一係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突然打電話給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指名要其頭頭蒯大富下午2時到中南海西門，說中央文革有人找他談話。蒯大富原是清華大學化工係學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來“造反”，受到當時王光美任副組長的上級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批判，被工作組定為“右派”。為了表示反抗，蒯大富宣布“絕食”，此舉一下子引起了轟動。以後，陳伯達派人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使蒯大富名聲大振，扯旗造反，拉起了隊伍，成立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並於1966年9月24日篡奪了清華大學的領導權。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後，蒯大富為主要領導成員之一，他堅決按照“中央文革”的號令行動，“步步緊跟”，成為北京市當時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煽動打倒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組織清華大學武鬥，武力對抗工人宣傳隊，誣陷迫害幹部、群眾，後果嚴重，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誣告陷害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2月18日下午2時，蒯大富乘車來到中南海西門。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把蒯大富領到旁邊的一個房間裏，兩人開始了密談。
據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時，蒯大富出庭作證證實：
張春橋首先詢問了蒯大富的近況。蒯大富遂向張春橋匯報了他最近去上海串聯的情況和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其實，張春橋的真實意圖並不在這裏，所以不等蒯大富講完，就打斷了蒯的話頭，一字一頓地向蒯大富麵授機宜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張春橋原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組織人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在北京連連碰壁。到了上海，找到了張春橋，兩人一拍即合。經過張春橋一手秘密策劃，由姚文元執筆，寫成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稿，雖在京、滬兩地數易成稿，幾次修改，竟然絲毫不露風聲，實現了江青對北京市委保密，對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保密的意圖。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對於此事，江青於1967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作了透露：“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到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由於張春橋在組織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中為江青立了“頭功”，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江青提攜為副組長，從上海市委的書記處書記，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長”。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策劃的秘密活動中，總少不了張春橋在其中出謀劃策。
這次張春橋秘密接見蒯大富，也是他與江青等人暗中策劃、密謀過的。
張春橋這次在中南海接見蒯大富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蒯大富和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兵團”，公開出來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並把這一行動推向社會，從而製造“群眾組織”自發起來要求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假象”。但是在他的口中又不直接點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字，讓蒯大富自己去領會。蒯大富當然心領神會，既然是讓“把他們搞臭”，無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詞了。所以，聽了張春橋的一番談話，蒯大富連連表示：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
下午四時，蒯大富“懷揣”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交給的“秘密使命”，離開中南海，返回清華大學。當晚，蒯大富結合自己的理解，把張春橋的談話內容傳達給“井岡山兵團”的頭頭們，並作了具體部署。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主持召開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發出了“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動員令。20日，在清華大學新航空館，蒯大富召開了“井岡山兵團”成立後的第一次總部會議，他在傳達了張春橋的講話後，說：“從春橋同誌講話的意思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還是大方向，但矛頭應該集中指向劉、鄧。我認為春橋同誌的講話不隻是他個人意見，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會議布置了12月25日把“打倒劉鄧”的行動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動計劃。
12月25日上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5000餘人，在蒯大富指揮下，由廣播車開路，揮舞各種橫幅、旗幟，奔向北京市區。在天安門廣場上，蒯大富主持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5000餘人兵分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門廣場，其餘奔向王府井、西單、北京車站和菜市口等鬧市區，把各種各樣充滿了攻擊、謾罵、誣蔑、誹謗性內容的巨幅標語、大字報、傳單等貼滿了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這個所謂的“大行動”中，他們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這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京乃至全國第一次出現這樣內容的大標語。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天安門廣場，被稱為北京的“心髒”。這是何等莊嚴、何等神聖的地方！可是，10月25日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公然有人明目張膽地召開了“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誓師大會”；在天安門城樓的牆上，公然有人明目張膽地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的大幅標語；在北京的大街上，公然明目張膽地出現了聲嘶力竭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畫。而被肆意攻擊的兩個人，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然而，在北京發生這麽大的嚴重事件，卻沒有任何機關、任何人出來進行幹涉、批評和製止。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幾個青年學生根本沒有這麽大的膽子，他們的背後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中支持和操縱。這個事件，立即震動了全北京，震動了全中國，也震動了全世界。它所產生的效果是確鑿無疑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
這次事件的經過和主要內容，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辦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快報》第787期上，被迅速刊載（該《快報》主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閱，以便隨時了解和掌握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動態）。為了繼續借所謂“群眾運動的力量”來實現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目的，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成員江青、姚文元等親自到清華大學，進一步煽風點火，對蒯大富的行動表示“堅決支持”。
與此事件有內在聯係的，是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時的一次講話，他離開會議研究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主題，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原來強加給劉、鄧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的錯誤無限上綱，並聯係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林彪這樣的講法，標誌著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批判，已經不僅僅隻局限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50多天，而是要聯係“文化大革命”以前10年、20年的“問題”，進行徹底的“清算”。須知，在兩個月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批判”，還僅僅隻限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起”了“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在兩個月以後，即上升到聯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二十年，這說明在林彪和中央文革那裏，對劉少奇、鄧小平“問題”性質的看法已經起了大的變化。一般來說，在中共曆史上，犯了路線錯誤，隻要認識了，並不至於被徹底打倒，而如果聯係曆史上的問題進行“清算”，問題的性質就非常“嚴重”了。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勢頭更加猛烈。
1月，在上海，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掀起了向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奪權的所謂“一月風暴”。
2月，在北京，七位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為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奮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在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賀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也相繼被打倒。在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被中央文革小組派人揪回北京，受盡淩辱。大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長們、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和主要行政領導幹部，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衝擊，有的受到批判，有的受到揪鬥，有的被活活打死（如煤炭部長張霖之）。“文化大革命”像一列失去了操縱的列車，在極左的軌道上愈滑愈遠。
2月11日和16日，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再也按捺不住對林彪、江青一夥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滿腔怒火，終於拍案而起，奮起抗爭，“大鬧懷仁堂”、怒斥林彪、江青一夥的種種倒行逆施，要求堅持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持軍隊的穩定。他們堅持黨的原則的正義行動，被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誣蔑為“二月逆流”，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動）。
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采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實的手法，在最後一部分以“八個為什麽”羅織了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從抗戰爆發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狀”。並氣勢洶洶地誣指劉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同時，文章還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誣指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賣力地充當江青等人的馬前卒，寫下了這篇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長文，在當時被稱之為“吹響了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進軍號”，權勢更加膨脹。不料，幾個月之後，就被關進了監獄，成為被打倒的“王、關、戚”中的第三號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三支兩軍”等問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相繼在會上講話，讚揚“文化大革命”，宣揚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經驗，係統地羅織罪名，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這次會議和二三月間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實質上是在軍隊高級幹部中製造“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輿論，為軍隊高級幹部在思想上“轉彎子”作動員。這從另一個方麵也說明：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做法，在軍隊高級幹部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抵製。
1967年夏天，驕陽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溫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溫度更高。
7月中旬，毛澤東打算離開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區“視察文化大革命”。臨行前，毛澤東召開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談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圖，並提出要再次在武漢暢遊長江（同時處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時，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7月13日晚毛澤東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等陪同，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來為提前安排好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和處理武漢問題等事宜，乘專機飛往武漢。
毛澤東、周恩來不在北京，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製約，更加肆無忌憚地掀起了一係列“批判”劉、鄧的高潮。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以中央辦公廳名義寫了《關於批鬥劉少奇的報告》，戚本禹在上麵批道：“請伯達、江青、康老決定。”“康生圈閱後批示”同意。陳伯達、江青均圈閱“同意”。陳伯達還將《報告》中“劉少奇”三個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劉”字後麵增加了“鄧陶夫婦”四個字。這一改動，使報告由原來的請示“批鬥劉少奇”變成了“批鬥劉鄧陶夫婦”，由原來的批鬥一個人，變成了批鬥劉、鄧、陶夫婦六個人。陳伯達這四個字，給劉、鄧、陶夫婦又增加了多大的災難嗬！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動下，北京100多個群眾組織數10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圍困中南海，要求“劉少奇滾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組對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劃下，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在批鬥會期間，王光美專案組組織抄了劉少奇的家，共抄走劉少奇、王光美的筆記本等188本。在揪鬥劉少奇時，曾有人將此事打電話告訴了在武漢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正在一個解決武漢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聽了中南海“造反派”揪鬥劉少奇的匯報後，說：“我不讚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不搞麵對麵。”並把他的話轉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卻置毛澤東指示於不顧，仍按預定計劃組織對劉、鄧、陶夫婦的批鬥。
8月5日，是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周年。為此，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數百萬人參加的紀念大會，聲討劉少奇的“罪行”。這天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直接指揮，分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鄧小平、卓琳，陶鑄、曾誌夫婦。
對於這段曆史，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懷念陳伯伯（陳毅）》一文中，作了回顧：“1967年初，父親被正式地宣布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台了。我們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鬥之後，又被軟禁了。舉國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那時的政治空氣，真是緊張而又瘋狂。”
對於由於黨內“左”的錯誤的發生、發展並進而導致“文化大革命”，對於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鄧小平在1987年4月30日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的談話中，進行了直言不諱的回顧和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確實改變了中國的麵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在世界上一直處於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鬥了28年，打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蔣家王朝。1949年，中國人確實站起來了。但從1949年建國到現在38年，這中間我們又確實有不少失誤，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什麽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後，解放了生產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80%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但是解放了生產力以後，如何發展生產力，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結果不但生產力沒有順利發展，反而受到了阻礙。1957年開始，我們犯了“左”的錯誤，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1962年開始好起來，逐步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結果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
毛澤東沒有忘記鄧小平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檢查。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誌：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誌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毛澤東9月14日。”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誌：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誌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澤東10月22日上午4時。”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誌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對麵談心一般，鼓舞人心，催人振奮。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劃著一係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突然打電話給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總部，指名要其頭頭蒯大富下午2時到中南海西門，說中央文革有人找他談話。蒯大富原是清華大學化工係學生，“文化大革命”初期起來“造反”，受到當時王光美任副組長的上級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批判，被工作組定為“右派”。為了表示反抗，蒯大富宣布“絕食”，此舉一下子引起了轟動。以後，陳伯達派人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使蒯大富名聲大振，扯旗造反，拉起了隊伍，成立了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並於1966年9月24日篡奪了清華大學的領導權。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成立後，蒯大富為主要領導成員之一，他堅決按照“中央文革”的號令行動，“步步緊跟”，成為北京市當時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確認：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煽動打倒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組織清華大學武鬥，武力對抗工人宣傳隊，誣陷迫害幹部、群眾，後果嚴重，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誣告陷害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2月18日下午2時，蒯大富乘車來到中南海西門。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把蒯大富領到旁邊的一個房間裏，兩人開始了密談。
據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時，蒯大富出庭作證證實：
張春橋首先詢問了蒯大富的近況。蒯大富遂向張春橋匯報了他最近去上海串聯的情況和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其實，張春橋的真實意圖並不在這裏，所以不等蒯大富講完，就打斷了蒯的話頭，一字一頓地向蒯大富麵授機宜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張春橋原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組織人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在北京連連碰壁。到了上海，找到了張春橋，兩人一拍即合。經過張春橋一手秘密策劃，由姚文元執筆，寫成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稿，雖在京、滬兩地數易成稿，幾次修改，竟然絲毫不露風聲，實現了江青對北京市委保密，對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保密的意圖。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對於此事，江青於1967年4月12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中，作了透露：“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到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由於張春橋在組織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中為江青立了“頭功”，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江青提攜為副組長，從上海市委的書記處書記，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長”。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策劃的秘密活動中，總少不了張春橋在其中出謀劃策。
這次張春橋秘密接見蒯大富，也是他與江青等人暗中策劃、密謀過的。
張春橋這次在中南海接見蒯大富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蒯大富和清華大學的“井岡山兵團”，公開出來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並把這一行動推向社會，從而製造“群眾組織”自發起來要求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假象”。但是在他的口中又不直接點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字，讓蒯大富自己去領會。蒯大富當然心領神會，既然是讓“把他們搞臭”，無疑就是“打倒”的代名詞了。所以，聽了張春橋的一番談話，蒯大富連連表示：請首長放心，我保證照辦。
下午四時，蒯大富“懷揣”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交給的“秘密使命”，離開中南海，返回清華大學。當晚，蒯大富結合自己的理解，把張春橋的談話內容傳達給“井岡山兵團”的頭頭們，並作了具體部署。1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主持召開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發出了“徹底砸爛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動員令。20日，在清華大學新航空館，蒯大富召開了“井岡山兵團”成立後的第一次總部會議，他在傳達了張春橋的講話後，說：“從春橋同誌講話的意思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前還是大方向，但矛頭應該集中指向劉、鄧。我認為春橋同誌的講話不隻是他個人意見，而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會議布置了12月25日把“打倒劉鄧”的行動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動計劃。
12月25日上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5000餘人，在蒯大富指揮下，由廣播車開路，揮舞各種橫幅、旗幟，奔向北京市區。在天安門廣場上，蒯大富主持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5000餘人兵分五路，一路留守天安門廣場，其餘奔向王府井、西單、北京車站和菜市口等鬧市區，把各種各樣充滿了攻擊、謾罵、誣蔑、誹謗性內容的巨幅標語、大字報、傳單等貼滿了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這個所謂的“大行動”中，他們在北京街頭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這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北京乃至全國第一次出現這樣內容的大標語。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天安門廣場，被稱為北京的“心髒”。這是何等莊嚴、何等神聖的地方！可是，10月25日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上，公然有人明目張膽地召開了“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誓師大會”；在天安門城樓的牆上，公然有人明目張膽地貼出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的大幅標語；在北京的大街上，公然明目張膽地出現了聲嘶力竭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宣傳畫。而被肆意攻擊的兩個人，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然而，在北京發生這麽大的嚴重事件，卻沒有任何機關、任何人出來進行幹涉、批評和製止。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幾個青年學生根本沒有這麽大的膽子，他們的背後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暗中支持和操縱。這個事件，立即震動了全北京，震動了全中國，也震動了全世界。它所產生的效果是確鑿無疑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
這次事件的經過和主要內容，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辦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快報》第787期上，被迅速刊載（該《快報》主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閱，以便隨時了解和掌握北京及全國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動態）。為了繼續借所謂“群眾運動的力量”來實現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目的，12月30日傍晚，中央文革成員江青、姚文元等親自到清華大學，進一步煽風點火，對蒯大富的行動表示“堅決支持”。
與此事件有內在聯係的，是12月6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匯報時的一次講話，他離開會議研究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主題，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原來強加給劉、鄧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的錯誤無限上綱，並聯係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林彪這樣的講法，標誌著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批判，已經不僅僅隻局限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50多天，而是要聯係“文化大革命”以前10年、20年的“問題”，進行徹底的“清算”。須知，在兩個月以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批判”，還僅僅隻限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起”了“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在兩個月以後，即上升到聯係“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二十年，這說明在林彪和中央文革那裏，對劉少奇、鄧小平“問題”性質的看法已經起了大的變化。一般來說，在中共曆史上，犯了路線錯誤，隻要認識了，並不至於被徹底打倒，而如果聯係曆史上的問題進行“清算”，問題的性質就非常“嚴重”了。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勢頭更加猛烈。
1月，在上海，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掀起了向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奪權的所謂“一月風暴”。
2月，在北京，七位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為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奮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在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賀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也相繼被打倒。在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被中央文革小組派人揪回北京，受盡淩辱。大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長們、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和主要行政領導幹部，都程度不同的受到了衝擊，有的受到批判，有的受到揪鬥，有的被活活打死（如煤炭部長張霖之）。“文化大革命”像一列失去了操縱的列車，在極左的軌道上愈滑愈遠。
2月11日和16日，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再也按捺不住對林彪、江青一夥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滿腔怒火，終於拍案而起，奮起抗爭，“大鬧懷仁堂”、怒斥林彪、江青一夥的種種倒行逆施，要求堅持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持軍隊的穩定。他們堅持黨的原則的正義行動，被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誣蔑為“二月逆流”，而受到錯誤的批判。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動）。
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采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事實的手法，在最後一部分以“八個為什麽”羅織了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從抗戰爆發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大罪狀”。並氣勢洶洶地誣指劉少奇：“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同時，文章還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誣指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賣力地充當江青等人的馬前卒，寫下了這篇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長文，在當時被稱之為“吹響了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進軍號”，權勢更加膨脹。不料，幾個月之後，就被關進了監獄，成為被打倒的“王、關、戚”中的第三號人物，真是咎由自取。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三支兩軍”等問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相繼在會上講話，讚揚“文化大革命”，宣揚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經驗，係統地羅織罪名，批判所謂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這次會議和二三月間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實質上是在軍隊高級幹部中製造“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輿論，為軍隊高級幹部在思想上“轉彎子”作動員。這從另一個方麵也說明：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做法，在軍隊高級幹部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抵製。
1967年夏天，驕陽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溫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溫度更高。
7月中旬，毛澤東打算離開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地區“視察文化大革命”。臨行前，毛澤東召開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談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圖，並提出要再次在武漢暢遊長江（同時處理武漢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時，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7月13日晚毛澤東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等陪同，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來為提前安排好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和處理武漢問題等事宜，乘專機飛往武漢。
毛澤東、周恩來不在北京，這使江青等人失去了製約，更加肆無忌憚地掀起了一係列“批判”劉、鄧的高潮。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的“造反派”以中央辦公廳名義寫了《關於批鬥劉少奇的報告》，戚本禹在上麵批道：“請伯達、江青、康老決定。”“康生圈閱後批示”同意。陳伯達、江青均圈閱“同意”。陳伯達還將《報告》中“劉少奇”三個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劉”字後麵增加了“鄧陶夫婦”四個字。這一改動，使報告由原來的請示“批鬥劉少奇”變成了“批鬥劉鄧陶夫婦”，由原來的批鬥一個人，變成了批鬥劉、鄧、陶夫婦六個人。陳伯達這四個字，給劉、鄧、陶夫婦又增加了多大的災難嗬！
7月18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動下，北京100多個群眾組織數10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紮寨”，圍困中南海，要求“劉少奇滾出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組對此表示支持。
同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組策劃下，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在批鬥會期間，王光美專案組組織抄了劉少奇的家，共抄走劉少奇、王光美的筆記本等188本。在揪鬥劉少奇時，曾有人將此事打電話告訴了在武漢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當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正在一個解決武漢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聽了中南海“造反派”揪鬥劉少奇的匯報後，說：“我不讚成那樣搞，那樣勢必造成武鬥。還是背靠背，不搞麵對麵。”並把他的話轉告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林彪。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卻置毛澤東指示於不顧，仍按預定計劃組織對劉、鄧、陶夫婦的批鬥。
8月5日，是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周年。為此，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數百萬人參加的紀念大會，聲討劉少奇的“罪行”。這天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直接指揮，分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鄧小平、卓琳，陶鑄、曾誌夫婦。
對於這段曆史，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懷念陳伯伯（陳毅）》一文中，作了回顧：“1967年初，父親被正式地宣布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台了。我們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鬥之後，又被軟禁了。舉國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那時的政治空氣，真是緊張而又瘋狂。”
對於由於黨內“左”的錯誤的發生、發展並進而導致“文化大革命”，對於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鄧小平在1987年4月30日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的談話中，進行了直言不諱的回顧和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確實改變了中國的麵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在世界上一直處於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鬥了28年，打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蔣家王朝。1949年，中國人確實站起來了。但從1949年建國到現在38年，這中間我們又確實有不少失誤，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但什麽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後，解放了生產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80%的農民的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但是解放了生產力以後，如何發展生產力，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結果不但生產力沒有順利發展，反而受到了阻礙。1957年開始，我們犯了“左”的錯誤，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難，人民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別的了。1962年開始好起來，逐步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但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結果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
毛澤東沒有忘記鄧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