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3)
就帶兵打仗而言，鄧小平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已經統兵一方，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中共前委書記，獨擋一麵，創建過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在二萬五千裏長征中，追隨毛澤東爬雪地、過草地，靠兩隻腳板走到了陝北。抗日戰爭中，鄧小平出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和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與劉伯承等同誌一起，以華北太行山為依托，開辟建立和堅持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這是中共在抗日戰爭建立的一塊地域最大的根據地，多次給予日本侵略軍以沉重打擊。解放戰爭中，鄧小平曆任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兼晉冀魯豫野戰軍政治委員，與劉伯承一起，指揮部隊，首戰上黨，殲敵3.5萬餘人，給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以極大的軍事支持和鼓舞，再戰平漢線，殲敵3萬餘人，大大增強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戰勝國民黨反動派的信心。尤其令毛澤東深深難忘的，是在1947年6月，這既是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的前夜，也是解放戰爭最困難的階段。國民黨軍隊在對解放區的“全麵進攻”失敗後，重點進攻陝北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在胡宗南幾十萬大軍的進攻下，手中掌握的兵力有限，條件極為艱難。正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勇挑重擔，與劉伯承一起，毅然地發起了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的千裏大進軍。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餘人，不要後方，全部輕裝，以破釜沉舟，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於1947年6月30日突然強渡黃河，進軍大別山，將進攻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心髒地區，殲滅了大量敵軍，吸引了國民黨軍隊精銳部隊33個旅於自己周圍，減輕了國民黨軍隊對陝北和其他解放區的壓力。此舉有力地扭轉了全國的戰局，揭開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大大加速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在淮海戰役中，鄧小平受命擔任中共淮海戰役總前委書記，與劉伯承、陳毅等一起，統一指揮中原、華東兩大野戰軍，殲敵55.5萬餘人，使長江以北盡歸我手，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預定的作戰方針。在渡江戰役中，鄧小平親自擬定了《京滬杭戰役實施綱要》，經中央軍委批準後，與劉伯承、陳毅等指揮百萬雄師，橫渡長江，直取南京，攻克上海，連戰皆捷。勝利捷報傳到北京，毛澤東欣喜異常，寫下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詩篇。爾後，鄧小平征塵未洗，又與劉伯承一起，率領二野大軍離開最繁華最富庶的京滬杭地區，發起了解放大西南的進軍，軍事進攻與政治攻勢相結合，“橫掃千軍如卷席”，很快解放了西南全境。對於鄧小平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文韜武略，毛澤東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談話中曾作了高度評價，說：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除此之外，鄧小平那雷厲風行，辦事果斷，知難而進，勇挑重擔，善於開創新局麵的工作作風，也給毛澤東留有深刻的印象。
進入中央工作以後，鄧小平在主持財經、主持中央秘書長會議和中央組織部、主持中共八大的籌備工作中，立黨為公，有功不驕，公道正派，堅持原則，不謀私利，不拉“小圈子”，堅決揭露和反對高、饒的反黨宗派、分裂活動，維護中央領導人的威信和權威，贏得了廣大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
就年齡而言，1956年，鄧小平才52歲，在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是比較年輕的一位。
中共八大以前，毛澤東曾利用一些場合對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進行了必要的“輿論工作”。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期間召開的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準備設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問題時，指出：
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誌，恩來同誌，朱德同誌，陳雲同誌。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誌。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幹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誌。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誌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麽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誌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陳雲同誌跟鄧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就是作“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隻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麽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麵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誌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麽，什麽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誌。這並不是說別的同誌不可以當副主席，同誌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隻要能夠幹的都幹。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與會的中共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
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隻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我想起來就不舒服，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還評價了陳雲：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接著，毛澤東又對與會的中共中央委員們說：
請你們在代表裏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以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麽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隻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10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裏處理，在那裏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13個，要擴大到20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170人（也許170幾）……
從毛澤東這次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於鄧小平的評價來看，意圖是明確的：
一是為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推選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作宣傳、造輿論。
二是為鄧小平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宣傳、造輿論。
三是通過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使與會的中央委員們了解鄧小平，並通過他們向參加八大預備會議的代表們宣傳鄧小平。
四是表明中共八大推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確實是來自毛澤東的推薦。
五是表明毛澤東對鄧小平有著很好的印象。毛澤東對中共高級幹部曆來要求嚴格，很少讚揚，偶爾評價幾句，說某人“是個老實人”，某人“比較忠厚”，就是很高的讚語了。而這次對於鄧小平的評價，卻非同尋常。毛澤東一再稱讚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他任總書記“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等等。在中共高級幹部中，能夠獲此殊榮的人，確實為數不多。
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作為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的地位。
中共八大以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對黨和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同時，鄧小平還分管中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麵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工作範圍不斷擴大。
在中共八大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毛澤東對他又選定的這位接班人是滿意的，並且繼續在一些國內外重大場合上宣傳鄧小平，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圖使國內外更多的人們了解鄧小平。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代表團成員有：宋慶齡、鄧小平、彭德懷、烏蘭夫、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此期間，毛澤東曾在一次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談話中，談到了他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
毛澤東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
接著，毛澤東一一評價了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朱德，說：
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第三個是周恩來。這個同誌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麵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但是周恩來有個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朱德同誌年齡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辦大事了，年齡不饒人。
總之，這些人不管誰到這裏來，希望你們都把他們像我一樣來對待，都看做是你們的朋友。
在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劉少奇被他列為第一位的接班人。在此前後，毛澤東在黨內外作了一係列的工作，要求黨內外同意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一年多以後，在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了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鄧小平在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被列為第二位的接班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指出其“很有發展前途”。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斷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正常進程，鄧小平也必將在60年代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
在1959年4月於上海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個關於工作方法十六條的講話：1.多謀善斷。2.留有餘地。3.波浪式前進。4.實事求是。5.要善於觀察形勢。6.當機立斷。7.與人通氣。8.解除封鎖。9.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10.要曆史地觀察問題。11.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12.權要集中。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13.要解放思想。14.關於批評。15.集體領導。16.和各部的聯係，特別是和工業部的聯係要加強。
毛澤東在講到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時，詼諧而富有深意地說：我這個人的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另外，毛澤東還在一些小範圍內講過：政治局就是政治設計院，我是主席，是統帥；副帥就是總書記；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
1959年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一線、二線。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個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對繁重的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
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前期，毛澤東總的來說是滿意的。196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久負盛名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時，很關心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千方百計進行了解。毛澤東知道後，在武昌會見了蒙哥馬利。當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你的接班人是誰？毛澤東明確回答：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這是毛澤東在回答了蘇聯赫魯曉夫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接班人問題後，第一次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明確表示中國的接班人問題。
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恢複在“大躍進”中傷了元氣的國民經濟而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的陸續出台（這些措施以後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係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的糾正，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認識的深化，他們與退居第二線的毛澤東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分歧。
盡管如此，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毛澤東對他親自選定的又一位接班人——鄧小平的看法也仍然是很好的。
1965年，周恩來總理或許已經感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先兆”，為此，向中央一些老資格的同誌“打招呼”，以便使他們在思想上能對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有所準備。1965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看望正在家休息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王稼祥早年曾在蘇聯留學，1930年歸國後，擔任過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理論刊物總編輯、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重要職務。在遵義會議前夕，第一個同王明錯誤路線決裂，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遵義會議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要求毛澤東出來領導全黨、指揮紅軍。以後，毛澤東多次稱讚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意思是在關鍵時刻的發言起了重要作用）。但在60年代，王稼祥已因所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三和一少’的錯誤路線”而受到批判，離開了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領導崗位，在家休息。周恩來在這次同王稼祥的談話中，除了對王稼祥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以外，還告訴他：人事變動極大，黨中央的繼承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我隻能幹幹跑龍套的演員，而不能掌舵。
這說明，一直到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基本上被毛澤東排除之後，在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看來，毛澤東對於以後究竟是選擇鄧小平還是選擇林彪作為自己的正式接班人，尚未最後確定下來。
風暴驟起卷神州
60年代後期，當中國剛剛從“大躍進”造成的巨大困難中恢複過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都呈現勃勃生機的時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
這場席卷中國城鄉的動亂整整持續了10年之久，成為新中國建國以後曆史上的一場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決不是晴天霹靂，而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
對此，鄧小平1980年4月1日在同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中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鄧小平指出：
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論十大關係》是好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還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能獲得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兩次鄭州會議也開得及時。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誌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以前，還搞了農業十二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從1961年到1966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
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一位東歐國家黨的總書記時，再次指出：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誤了我們十年時間。說深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麵，而“左”的事情從1957年就開始了。
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後，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後的頭八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1957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鬥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麵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1976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
從鄧小平的上述談話不難看出，“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1957年以後“左”的錯誤發展的邏輯產物。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幹擾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得到更加迅速的發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正式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篇長文，名曰評《海瑞罷官》，似乎矛頭是對著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這一點，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的巢穴——劉少奇控製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更深層的目標，則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
對於這篇文章起草和發表的內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來勢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實目的，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均不知道。盡管如此，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試圖把這場運動限製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並使運動盡可能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他們的努力，曾經收到過一定的效果。
除此之外，鄧小平那雷厲風行，辦事果斷，知難而進，勇挑重擔，善於開創新局麵的工作作風，也給毛澤東留有深刻的印象。
進入中央工作以後，鄧小平在主持財經、主持中央秘書長會議和中央組織部、主持中共八大的籌備工作中，立黨為公，有功不驕，公道正派，堅持原則，不謀私利，不拉“小圈子”，堅決揭露和反對高、饒的反黨宗派、分裂活動，維護中央領導人的威信和權威，贏得了廣大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
就年齡而言，1956年，鄧小平才52歲，在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是比較年輕的一位。
中共八大以前，毛澤東曾利用一些場合對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進行了必要的“輿論工作”。
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期間召開的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談到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準備設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問題時，指出：
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誌，恩來同誌，朱德同誌，陳雲同誌。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誌。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
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幹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誌。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誌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麽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誌半個。不包括恩來同誌、陳雲同誌跟鄧小平同誌，他們是少壯派），就是作“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隻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麽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麵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誌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麽，什麽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誌。這並不是說別的同誌不可以當副主席，同誌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隻要能夠幹的都幹。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與會的中共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
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隻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我想起來就不舒服，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還評價了陳雲：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接著，毛澤東又對與會的中共中央委員們說：
請你們在代表裏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以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麽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隻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10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裏處理，在那裏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13個，要擴大到20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170人（也許170幾）……
從毛澤東這次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於鄧小平的評價來看，意圖是明確的：
一是為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推選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作宣傳、造輿論。
二是為鄧小平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宣傳、造輿論。
三是通過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使與會的中央委員們了解鄧小平，並通過他們向參加八大預備會議的代表們宣傳鄧小平。
四是表明中共八大推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確實是來自毛澤東的推薦。
五是表明毛澤東對鄧小平有著很好的印象。毛澤東對中共高級幹部曆來要求嚴格，很少讚揚，偶爾評價幾句，說某人“是個老實人”，某人“比較忠厚”，就是很高的讚語了。而這次對於鄧小平的評價，卻非同尋常。毛澤東一再稱讚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他任總書記“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等等。在中共高級幹部中，能夠獲此殊榮的人，確實為數不多。
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作為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的地位。
中共八大以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總理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對黨和國家重大事務的決策。同時，鄧小平還分管中共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麵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工作範圍不斷擴大。
在中共八大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毛澤東對他又選定的這位接班人是滿意的，並且繼續在一些國內外重大場合上宣傳鄧小平，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圖使國內外更多的人們了解鄧小平。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代表團成員有：宋慶齡、鄧小平、彭德懷、烏蘭夫、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活動，並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此期間，毛澤東曾在一次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談話中，談到了他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
毛澤東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
接著，毛澤東一一評價了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朱德，說：
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第三個是周恩來。這個同誌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麵比我強，善於處理各種複雜矛盾。但是周恩來有個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朱德同誌年齡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辦大事了，年齡不饒人。
總之，這些人不管誰到這裏來，希望你們都把他們像我一樣來對待，都看做是你們的朋友。
在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劉少奇被他列為第一位的接班人。在此前後，毛澤東在黨內外作了一係列的工作，要求黨內外同意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一年多以後，在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了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鄧小平在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被列為第二位的接班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指出其“很有發展前途”。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打斷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正常進程，鄧小平也必將在60年代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擔負起更大的責任。
在1959年4月於上海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個關於工作方法十六條的講話：1.多謀善斷。2.留有餘地。3.波浪式前進。4.實事求是。5.要善於觀察形勢。6.當機立斷。7.與人通氣。8.解除封鎖。9.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10.要曆史地觀察問題。11.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12.權要集中。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13.要解放思想。14.關於批評。15.集體領導。16.和各部的聯係，特別是和工業部的聯係要加強。
毛澤東在講到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時，詼諧而富有深意地說：我這個人的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另外，毛澤東還在一些小範圍內講過：政治局就是政治設計院，我是主席，是統帥；副帥就是總書記；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
1959年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一線、二線。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個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對繁重的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
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前期，毛澤東總的來說是滿意的。196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久負盛名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時，很關心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千方百計進行了解。毛澤東知道後，在武昌會見了蒙哥馬利。當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你的接班人是誰？毛澤東明確回答：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這是毛澤東在回答了蘇聯赫魯曉夫關於中國領導人的接班人問題後，第一次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明確表示中國的接班人問題。
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恢複在“大躍進”中傷了元氣的國民經濟而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的陸續出台（這些措施以後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係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的糾正，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認識的深化，他們與退居第二線的毛澤東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分歧。
盡管如此，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毛澤東對他親自選定的又一位接班人——鄧小平的看法也仍然是很好的。
1965年，周恩來總理或許已經感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先兆”，為此，向中央一些老資格的同誌“打招呼”，以便使他們在思想上能對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有所準備。1965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看望正在家休息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王稼祥早年曾在蘇聯留學，1930年歸國後，擔任過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理論刊物總編輯、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重要職務。在遵義會議前夕，第一個同王明錯誤路線決裂，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遵義會議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要求毛澤東出來領導全黨、指揮紅軍。以後，毛澤東多次稱讚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意思是在關鍵時刻的發言起了重要作用）。但在60年代，王稼祥已因所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三和一少’的錯誤路線”而受到批判，離開了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領導崗位，在家休息。周恩來在這次同王稼祥的談話中，除了對王稼祥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以外，還告訴他：人事變動極大，黨中央的繼承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我隻能幹幹跑龍套的演員，而不能掌舵。
這說明，一直到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基本上被毛澤東排除之後，在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看來，毛澤東對於以後究竟是選擇鄧小平還是選擇林彪作為自己的正式接班人，尚未最後確定下來。
風暴驟起卷神州
60年代後期，當中國剛剛從“大躍進”造成的巨大困難中恢複過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都呈現勃勃生機的時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
這場席卷中國城鄉的動亂整整持續了10年之久，成為新中國建國以後曆史上的一場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決不是晴天霹靂，而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
對此，鄧小平1980年4月1日在同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中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鄧小平指出：
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論十大關係》是好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還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能獲得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兩次鄭州會議也開得及時。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誌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以前，還搞了農業十二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從1961年到1966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
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一位東歐國家黨的總書記時，再次指出：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誤了我們十年時間。說深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麵，而“左”的事情從1957年就開始了。
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後，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後的頭八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1957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鬥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麵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1976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
從鄧小平的上述談話不難看出，“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1957年以後“左”的錯誤發展的邏輯產物。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幹擾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得到更加迅速的發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正式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篇長文，名曰評《海瑞罷官》，似乎矛頭是對著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這一點，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的巢穴——劉少奇控製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更深層的目標，則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
對於這篇文章起草和發表的內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來勢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實目的，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均不知道。盡管如此，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試圖把這場運動限製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並使運動盡可能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他們的努力，曾經收到過一定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