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2)
中共八大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具有曆史發展進程中重要裏程碑的作用。大會指出：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台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製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麵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係。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召開26年以後，鄧小平對這次大會作了如下評價：
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黨對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八大以後，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成就，同時也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製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無疑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八大路線的繼承和發展。
第一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鄧小平曾兩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這是《曆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的作者薛慶起在對中共黨史，對毛澤東、鄧小平生平與思想長期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一個比較慎重而又符合曆史實際的新結論。
這個結論來源於對豐富的曆史資料和複雜的曆史情況以及對五六十年代那段曲折發展的曆史的回顧、反思、研究、澄清和再認識。
1956年八大前後的一段曆史時期內，是毛澤東第一次把鄧小平選為接班人的時期。從中共的曆史上看，現任黨的領導人從黨的事業發展和黨的長遠利益考慮，提前選拔接班人的事，在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沒有發生過。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黨的主要負責人始終是陳獨秀，他先後曆任中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陳獨秀在黨內威信高，年齡大，資格老，權威重。在中共籌備成立期間和中共初創時期，陳獨秀是有曆史貢獻的。這一點不應否認。但陳獨秀隻是一個學者、學問家，充其量可以算一個宣傳家。對於政治鬥爭的領導，尤其是對於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他確實外行。
陳獨秀的領導作風，又是百分之百的“家長製作風”，容不得黨內的不同意見，隻要有人與他一言不合，就大發脾氣。這樣，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當陳獨秀的右傾思想一經發展成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靠中共自己的力量就很難糾正。在中共八七會議以前，中共中央借助於共產國際指示的權威，才把陳獨秀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撤了下來。
在陳獨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許多年輕的同誌已經在政治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嶄露頭角，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陳延年、任弼時等青年新秀或在中央負責一個方麵的工作，或獨擋一麵，均已在鬥爭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建立了一定的威信。但陳獨秀卻視而不見，十分自負，從來不考慮培養選拔接班人的問題。
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八七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推選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政治局常委。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瞿秋白被曆史推上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位置。但正如瞿秋白自己以後承認的那樣，他是一個文人氣質極為濃厚的人。他十分適合作他比較擅長的文化工作、宣傳工作或翻譯工作等。把他這樣一個學者型、文人型的人推舉到一個政黨的領導者地位上，他實在是力不從心，不能勝任。他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也來不及考慮培養選拔比較合適的同誌來接替自己的職務，就因犯了左傾錯誤，匆匆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位置。瞿秋白沒有個人野心，也不迷戀權力地位，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共中央的同誌推舉他上去，他就上去；在主持中央工作中犯了錯誤，同誌們要他下來，他就下來，毫不計較和考慮個人的得失，一切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政治品質是高尚的。
由於中共的前兩任中央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大知識分子，又都分別犯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就使當時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得出了一個結論——知識分子不可靠，左右搖擺，不能擔任黨的領導人。於是，1928年6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個純粹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脫穎而出——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許多黨史著作中，稱向忠發在中共六大上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此種說法不夠確切。向忠發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風，都不能承擔中共中央負責人的重任，實際上他也從來沒有主持過中共中央的工作，而隻是掛了個“負總責”的名義。向於1931年6月被捕後叛變招供，後被國民黨蔣介石下令處決。
雖然中共六大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推選了“工人成分”的向忠發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但是從六大上推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等五人來看，周恩來不僅早已居於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之中，而且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一直在中共中央起著重要的作用。他那豐富的經驗，嚴謹的作風，過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高尚的品質，早已為全黨所熟悉。他在中共六大上的主要報告人身份和中共六大秘書長的突出地位，也標誌著他在黨內的重要地位。從黨的曆史發展看，如果以後沒有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篡奪中共中央領導權的事件，周恩來將會成為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在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央工作中，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並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在中共中央起著重要的領導核心的作用。
1930年，在周恩來出國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期間。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開始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中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李立三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有一定的名氣，大革命失敗後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以後又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出國以後，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無人可以遏製，終於在1930年6月至9月，發展成為在中央領導機關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曆史上稱之為“立三路線”。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實踐中使黨和紅軍受到極大的損失，共產國際也對李立三的錯誤方針提出了批評。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回國後，與瞿秋白一起，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在中共中央結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曾參加這次全會的聶榮臻以後回顧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立三路線”反倒成為以後王明一夥上台的“契機”。
王明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因能說會道，得到校領導的好感。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兼中山大學校長的米夫，為了達到在中共中央內部扶植起一個一切聽命於自己的小宗派的目的，就支持王明等人在學校的所作所為，形成了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小宗派。1929年前後，王明一夥先後回到國內，但並沒有很快居於領導地位，因而對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李立三、瞿秋白等心懷不滿。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經糾正了“立三路線”以後，他們不僅繼續抓住“立三路線”不放，而且把矛頭指向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來等領導同誌，誣指中央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徹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等等，力圖把自己打扮成一貫反“立三路線”的“正確路線代表”形象。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劃下，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發起突然襲擊。在會上王明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害，使黨和紅軍遭到慘重損失，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殆盡，使革命根據地喪失了90%。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曆史證明，如果沒有一個政治上、組織上成熟的黨，沒有一個團結的、穩定的、堅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核心，就不可能從黨的事業發展和黨的長遠利益考慮，提出在革命鬥爭實踐中，選拔、培養和鍛煉黨的接班人問題。這不僅不利於保持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的連續性、穩定性，不利於黨的事業的發展，而且有時甚至會給不成熟或者根本不合格的人提供了掌握中央領導權的機會（如向忠發上台）；更有甚者，甚至會給王明這樣的宗派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使他們的篡權陰謀能夠得逞。
這是一個應當重視的曆史教訓。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以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翻雪山，過草地，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開創了嶄新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麵。毛澤東的領導，經過安理會議、瓦窯堡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不僅為全黨所承認，也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一個成熟的穩定的能夠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終於在遵義會議以後真正形成了。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空前成熟、團結和統一。大會正式選舉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大會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列入了黨章，使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在中共七大上，也標誌著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重要地位的形成。劉少奇同毛澤東一樣也是湖南人，早年曾在長沙讀書。有意思的是，當年長沙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各校學生之間來往頻繁，而劉少奇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接班人，當年與毛澤東並不認識。
劉少奇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員。1922年回國以後，8月，被黨組織派回湖南工作。毛澤東這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即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長沙市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的一間小房子裏，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見麵。從此，兩位偉大的革命家開始了長達40多年的共同合作奮鬥。9月毛澤東委派劉少奇到安源煤礦開展黨的活動和工人運動。
劉少奇在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中，顯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和高度的組織工人運動的能力，為黨內外所注意，開始成為中共領導工人運動的新秀，地位迅速上升。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開始擔負起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重任。五卅慘案前夕，他前往上海，同其他同誌一起，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的大罷工，掀起了五卅運動的浪潮，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1926年，在他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期間，同鄧中夏等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和武漢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有力地支持了廣東革命政府和北伐戰爭。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的成功經驗，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共順直省委常委、中共滬東區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0年去蘇聯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後，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在工作中抵製和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白區工作錯誤方針。在艱苦的白區工作中，劉少奇注意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指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和策略思想，解決了白區工作中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等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為恢複、發展和重建中共在白區的組織，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黨內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劉少奇的正確主張曾經受到過壓製和批評，但曆史發展證明其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在以後中共指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白區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劉少奇是中共“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受到王明錯誤路線排斥的時候，劉少奇亦因在白區工作中堅持正確的意見而受到壓製，兩人在此期間，對王明錯誤路線對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有共同的看法。在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劉少奇擔任過紅八軍團、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和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在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擁護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危害，並首先提出了應從政治路線上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問題。雖然在當時討論政治路線錯誤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但劉少奇的發言無疑給毛澤東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因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與劉少奇具有相同的看法，隻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才沒有在這次會議上提出政治路線的問題，隻在這次會議上解決了當時最為迫切的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的問題。
長征勝利後，劉少奇先後擔任過中共北方局書記、中原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和華中局書記等重要職務。為實現華北、華中地區黨組織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轉變，發展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恢複、發展和整頓黨的組織和黨的隊伍，提高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黨性修養；為開辟和創建華北抗日根據地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為圓滿實現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關於“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決策，都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1942年，毛澤東在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以徹底肅清黨內曆次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影響，特別是肅清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的影響，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為中共七大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為此，毛澤東特意調遠在華中的劉少奇返回延安。在劉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澤東多次給沿途黨、政、軍負責人打電報，嚴令務必確保劉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對劉少奇安危的極大關注。1943年，劉少奇抵達延安後，毛澤東立即提議劉少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表示了對劉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期望。從這時起，劉少奇已經成為毛澤東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科學論述，深刻地、全麵地、係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指導作用，為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實際上已經居於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劉少奇是毛澤東被確立為中共領袖以後選擇的第一個接班人。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再次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以後，每當毛澤東休假、離京或出國訪問期間，一直由劉少奇代替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應當指出，毛澤東對他第一次選定的這位接班人，是寄予了極大期望和充分信任的。
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並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但是，劉少奇作為接班人，有兩點不足，一是沒有帶兵打仗經驗（雖然也曾主管過新四軍的工作，擔任過短期的新四軍政治委員），二是年齡僅比毛澤東小5歲，基本上屬於同齡人。在延安時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選擇劉少奇為接班人可以不考慮年齡因素，因為在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中，犧牲的事情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而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和平環境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考慮接班人就是長遠之計了，因此不能不考慮到年齡的因素，而拉開現任中央主要負責人與將來接班的中央接班人的年齡差距。而鄧小平比毛澤東小11歲，比劉少奇小6歲，作為又一位接班人來培養顯然是最為合適的。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4）
從1952年毛澤東調鄧小平到中央工作來看，顯然對鄧小平寄托著極大的信任和期望。鄧小平到中央工作的短短四年間，地位不斷上升。接連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其間曾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中央財政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黨、政、軍重要職務。
這說明，毛澤東確實在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的合適人選而予以多方麵的鍛煉、培養和使用。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對於黨、政、軍高級幹部，有兩種人比較信任和器重。一種人是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具有豐富的黨務工作和其他多方麵實際工作的經驗，具有突出的領導過多方麵工作的能力，並且善於把實際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會寫理論文章。一種人是經曆過長期的革命戰爭的鍛煉和考驗，或者能夠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或者具有豐富的實際作戰經驗，從士兵到將軍，披堅執銳，身經百戰，具有帶兵才能，能夠領兵打仗，一聲令下，攻無不克，戰則必勝。尤其是對於久經沙場的戰將，毛澤東往往格外器重和信任，即使有些缺點也深信不疑，在某些問題上犯過錯誤也可以諒解。
而在鄧小平身上，對於上述兩種人的優點和長處均不僅兼而有之，而且都十分突出。就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而言，鄧小平具有早年在歐洲、在蘇聯奠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報告、經驗總結、講話稿等，從來都是自己動手，一氣嗬成，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深得毛澤東的好評。鄧小平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曾多次被毛澤東視為有創見而批轉給各中央局、各解放區參照執行。
就經邦治國的多方麵經驗而言，鄧小平從抗日戰爭在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到解放戰爭中在中原解放區，直到建國前後主政大西南，均為黨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曆任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積累了豐富的多方麵的領導工作經驗。
中共八大召開26年以後，鄧小平對這次大會作了如下評價：
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由於當時黨對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八大以後，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成就，同時也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結束“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製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無疑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八大路線的繼承和發展。
第一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鄧小平曾兩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這是《曆史轉折關頭的鄧小平》的作者薛慶起在對中共黨史，對毛澤東、鄧小平生平與思想長期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一個比較慎重而又符合曆史實際的新結論。
這個結論來源於對豐富的曆史資料和複雜的曆史情況以及對五六十年代那段曲折發展的曆史的回顧、反思、研究、澄清和再認識。
1956年八大前後的一段曆史時期內，是毛澤東第一次把鄧小平選為接班人的時期。從中共的曆史上看，現任黨的領導人從黨的事業發展和黨的長遠利益考慮，提前選拔接班人的事，在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沒有發生過。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黨的主要負責人始終是陳獨秀，他先後曆任中共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職務。陳獨秀在黨內威信高，年齡大，資格老，權威重。在中共籌備成立期間和中共初創時期，陳獨秀是有曆史貢獻的。這一點不應否認。但陳獨秀隻是一個學者、學問家，充其量可以算一個宣傳家。對於政治鬥爭的領導，尤其是對於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他確實外行。
陳獨秀的領導作風，又是百分之百的“家長製作風”，容不得黨內的不同意見，隻要有人與他一言不合，就大發脾氣。這樣，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當陳獨秀的右傾思想一經發展成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靠中共自己的力量就很難糾正。在中共八七會議以前，中共中央借助於共產國際指示的權威，才把陳獨秀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撤了下來。
在陳獨秀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許多年輕的同誌已經在政治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嶄露頭角，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陳延年、任弼時等青年新秀或在中央負責一個方麵的工作，或獨擋一麵，均已在鬥爭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建立了一定的威信。但陳獨秀卻視而不見，十分自負，從來不考慮培養選拔接班人的問題。
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八七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推選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政治局常委。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瞿秋白被曆史推上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位置。但正如瞿秋白自己以後承認的那樣，他是一個文人氣質極為濃厚的人。他十分適合作他比較擅長的文化工作、宣傳工作或翻譯工作等。把他這樣一個學者型、文人型的人推舉到一個政黨的領導者地位上，他實在是力不從心，不能勝任。他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時間並不長，也來不及考慮培養選拔比較合適的同誌來接替自己的職務，就因犯了左傾錯誤，匆匆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位置。瞿秋白沒有個人野心，也不迷戀權力地位，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共中央的同誌推舉他上去，他就上去；在主持中央工作中犯了錯誤，同誌們要他下來，他就下來，毫不計較和考慮個人的得失，一切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政治品質是高尚的。
由於中共的前兩任中央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大知識分子，又都分別犯了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就使當時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得出了一個結論——知識分子不可靠，左右搖擺，不能擔任黨的領導人。於是，1928年6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個純粹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脫穎而出——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許多黨史著作中，稱向忠發在中共六大上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此種說法不夠確切。向忠發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風，都不能承擔中共中央負責人的重任，實際上他也從來沒有主持過中共中央的工作，而隻是掛了個“負總責”的名義。向於1931年6月被捕後叛變招供，後被國民黨蔣介石下令處決。
雖然中共六大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推選了“工人成分”的向忠發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但是從六大上推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等五人來看，周恩來不僅早已居於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之中，而且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一直在中共中央起著重要的作用。他那豐富的經驗，嚴謹的作風，過人的智慧，充沛的精力，高尚的品質，早已為全黨所熟悉。他在中共六大上的主要報告人身份和中共六大秘書長的突出地位，也標誌著他在黨內的重要地位。從黨的曆史發展看，如果以後沒有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篡奪中共中央領導權的事件，周恩來將會成為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在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央工作中，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並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上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在中共中央起著重要的領導核心的作用。
1930年，在周恩來出國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期間。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開始在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中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李立三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有一定的名氣，大革命失敗後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在中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以後又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出國以後，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無人可以遏製，終於在1930年6月至9月，發展成為在中央領導機關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曆史上稱之為“立三路線”。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實踐中使黨和紅軍受到極大的損失，共產國際也對李立三的錯誤方針提出了批評。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回國後，與瞿秋白一起，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1930年9月，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在中共中央結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曾參加這次全會的聶榮臻以後回顧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
然而，誰也沒有料到，“立三路線”反倒成為以後王明一夥上台的“契機”。
王明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因能說會道，得到校領導的好感。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兼中山大學校長的米夫，為了達到在中共中央內部扶植起一個一切聽命於自己的小宗派的目的，就支持王明等人在學校的所作所為，形成了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小宗派。1929年前後，王明一夥先後回到國內，但並沒有很快居於領導地位，因而對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李立三、瞿秋白等心懷不滿。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已經糾正了“立三路線”以後，他們不僅繼續抓住“立三路線”不放，而且把矛頭指向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周恩來等領導同誌，誣指中央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徹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等等，力圖把自己打扮成一貫反“立三路線”的“正確路線代表”形象。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劃下，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發起突然襲擊。在會上王明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害，使黨和紅軍遭到慘重損失，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殆盡，使革命根據地喪失了90%。
從中共一大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曆史證明，如果沒有一個政治上、組織上成熟的黨，沒有一個團結的、穩定的、堅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核心，就不可能從黨的事業發展和黨的長遠利益考慮，提出在革命鬥爭實踐中，選拔、培養和鍛煉黨的接班人問題。這不僅不利於保持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的連續性、穩定性，不利於黨的事業的發展，而且有時甚至會給不成熟或者根本不合格的人提供了掌握中央領導權的機會（如向忠發上台）；更有甚者，甚至會給王明這樣的宗派主義分子以可乘之機，使他們的篡權陰謀能夠得逞。
這是一個應當重視的曆史教訓。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以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翻雪山，過草地，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開創了嶄新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麵。毛澤東的領導，經過安理會議、瓦窯堡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不僅為全黨所承認，也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一個成熟的穩定的能夠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終於在遵義會議以後真正形成了。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空前成熟、團結和統一。大會正式選舉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大會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列入了黨章，使毛澤東思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在中共七大上，也標誌著毛澤東選擇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重要地位的形成。劉少奇同毛澤東一樣也是湖南人，早年曾在長沙讀書。有意思的是，當年長沙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各校學生之間來往頻繁，而劉少奇是毛澤東的第一個接班人，當年與毛澤東並不認識。
劉少奇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員。1922年回國以後，8月，被黨組織派回湖南工作。毛澤東這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即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長沙市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的一間小房子裏，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見麵。從此，兩位偉大的革命家開始了長達40多年的共同合作奮鬥。9月毛澤東委派劉少奇到安源煤礦開展黨的活動和工人運動。
劉少奇在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中，顯示了非凡的領導才能和高度的組織工人運動的能力，為黨內外所注意，開始成為中共領導工人運動的新秀，地位迅速上升。1925年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開始擔負起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重任。五卅慘案前夕，他前往上海，同其他同誌一起，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的大罷工，掀起了五卅運動的浪潮，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1926年，在他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期間，同鄧中夏等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工人大罷工和武漢工人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有力地支持了廣東革命政府和北伐戰爭。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組織領導工人運動的成功經驗，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共順直省委常委、中共滬東區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0年去蘇聯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局委員，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回國後，任中共臨時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在工作中抵製和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白區工作錯誤方針。在艱苦的白區工作中，劉少奇注意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指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和策略思想，解決了白區工作中的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等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為恢複、發展和重建中共在白區的組織，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黨內左傾冒險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劉少奇的正確主張曾經受到過壓製和批評，但曆史發展證明其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並且在以後中共指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白區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劉少奇是中共“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受到王明錯誤路線排斥的時候，劉少奇亦因在白區工作中堅持正確的意見而受到壓製，兩人在此期間，對王明錯誤路線對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有共同的看法。在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劉少奇擔任過紅八軍團、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和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在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上，他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擁護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危害，並首先提出了應從政治路線上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問題。雖然在當時討論政治路線錯誤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但劉少奇的發言無疑給毛澤東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因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與劉少奇具有相同的看法，隻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才沒有在這次會議上提出政治路線的問題，隻在這次會議上解決了當時最為迫切的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的問題。
長征勝利後，劉少奇先後擔任過中共北方局書記、中原局書記、新四軍政治委員和華中局書記等重要職務。為實現華北、華中地區黨組織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轉變，發展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恢複、發展和整頓黨的組織和黨的隊伍，提高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黨性修養；為開辟和創建華北抗日根據地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為圓滿實現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關於“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決策，都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1942年，毛澤東在全黨開展了整風運動，以徹底肅清黨內曆次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的影響，特別是肅清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黨內的影響，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為中共七大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為此，毛澤東特意調遠在華中的劉少奇返回延安。在劉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澤東多次給沿途黨、政、軍負責人打電報，嚴令務必確保劉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對劉少奇安危的極大關注。1943年，劉少奇抵達延安後，毛澤東立即提議劉少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表示了對劉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期望。從這時起，劉少奇已經成為毛澤東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科學論述，深刻地、全麵地、係統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指導作用，為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實際上已經居於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劉少奇是毛澤東被確立為中共領袖以後選擇的第一個接班人。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期間，提議由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期間，再次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以後，每當毛澤東休假、離京或出國訪問期間，一直由劉少奇代替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應當指出，毛澤東對他第一次選定的這位接班人，是寄予了極大期望和充分信任的。
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並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地位。
但是，劉少奇作為接班人，有兩點不足，一是沒有帶兵打仗經驗（雖然也曾主管過新四軍的工作，擔任過短期的新四軍政治委員），二是年齡僅比毛澤東小5歲，基本上屬於同齡人。在延安時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選擇劉少奇為接班人可以不考慮年齡因素，因為在革命戰爭的特殊環境中，犧牲的事情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而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和平環境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考慮接班人就是長遠之計了，因此不能不考慮到年齡的因素，而拉開現任中央主要負責人與將來接班的中央接班人的年齡差距。而鄧小平比毛澤東小11歲，比劉少奇小6歲，作為又一位接班人來培養顯然是最為合適的。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4）
從1952年毛澤東調鄧小平到中央工作來看，顯然對鄧小平寄托著極大的信任和期望。鄧小平到中央工作的短短四年間，地位不斷上升。接連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其間曾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中央財政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黨、政、軍重要職務。
這說明，毛澤東確實在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的合適人選而予以多方麵的鍛煉、培養和使用。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對於黨、政、軍高級幹部，有兩種人比較信任和器重。一種人是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具有豐富的黨務工作和其他多方麵實際工作的經驗，具有突出的領導過多方麵工作的能力，並且善於把實際經驗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會寫理論文章。一種人是經曆過長期的革命戰爭的鍛煉和考驗，或者能夠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或者具有豐富的實際作戰經驗，從士兵到將軍，披堅執銳，身經百戰，具有帶兵才能，能夠領兵打仗，一聲令下，攻無不克，戰則必勝。尤其是對於久經沙場的戰將，毛澤東往往格外器重和信任，即使有些缺點也深信不疑，在某些問題上犯過錯誤也可以諒解。
而在鄧小平身上，對於上述兩種人的優點和長處均不僅兼而有之，而且都十分突出。就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而言，鄧小平具有早年在歐洲、在蘇聯奠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報告、經驗總結、講話稿等，從來都是自己動手，一氣嗬成，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深得毛澤東的好評。鄧小平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曾多次被毛澤東視為有創見而批轉給各中央局、各解放區參照執行。
就經邦治國的多方麵經驗而言，鄧小平從抗日戰爭在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到解放戰爭中在中原解放區，直到建國前後主政大西南，均為黨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曆任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積累了豐富的多方麵的領導工作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