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0)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饒漱石當選為中央委員，在解放戰爭中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央決定設立華東軍政委員會，並準備像其他大區一樣，由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時，事前向華東局征求意見。饒漱石竟采用欺騙手法，向中央報告說，華東局經過研究，認為由饒漱石出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比較合適，而陳毅則專門負責上海的工作（陳毅當時兼任上海市長）。由此又一次暴露出饒漱石那種不顧大局，惟權是爭，惟利是奪的資產階級政客手段。
1953年，高崗被調到中央，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主持國家計委的工作。同時，饒漱石亦被調到中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高崗、饒漱石二人之間，在曆史上並無淵源。一個長期在西北、東北工作，一個長期在華中、華東工作，既非同鄉，又非好友，也沒有在一起共過事。但到中央工作以後，由於彼此之間野心相合，氣味相投，出於互相利用的需要，開始勾結在一起，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反黨分裂陰謀活動。
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惟一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會議麵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麵貌，而在進行陰謀活動的時候，也是隨時隨地變換自己的手法。”高、饒反黨分裂活動的主要矛頭，對著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為此，他們利用一切機會，製造謊言，挑撥離間，散布流言蜚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許願，自我吹噓，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拉攏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高崗經常舉行的宴會和舞會，就是他搞陰謀活動拉攏腐蝕幹部的一種手法。一時間，高崗門前大有“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風光。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高崗、饒漱石認為時機已到，在這兩次會議期間和會議前後，大肆活動。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利用主持會議的機會，離開會議原定的主題，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由於中央及時察覺，排除了他們的幹擾，會議才得以順利進行。會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和中南地區進行遊說，繼續進行陰謀活動。饒漱石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與高崗遙相呼應，配合默契，通過發動對中央組織部安子文副部長的無理鬥爭，借以達到攻擊主管組織工作的劉少奇的目的。
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到1953年底達到頂點。毛澤東在12月要休假時，提議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和1949年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時，劉少奇曾兩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本來，劉少奇在黨內一直居於第二把手的地位，毛澤東主席休假，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這既順理成章，又是過去的慣例。但高崗卻出來反對。
高崗的目的，就是要推倒在他前邊的劉少奇、周恩來，而由他擔任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政務院總理或部長會議主席。按照他的如意算盤，在當時全國的六個大區中：東北大區屬於在他的控製之下；與中南大區的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也達成了協議，（高崗為此曾親自到正在杭州休養的林彪那裏，多次與林彪密謀）；華東大區的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全力支持他。因此，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就在這時候，鄧小平發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並及時向毛澤東作了反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對於這一段曆史事實，鄧小平在80年代初《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的談話中，是這樣講的：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麽看？
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毛澤東對於黨內問題的看法，曆來是見微知著，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從不會掉以輕心的。聽了鄧小平等同誌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揭露，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視，聯係到高、饒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反常表現，更使毛澤東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而多次在黨的會議上強調搞好團結的重要性，告誡領導幹部要加強團結，消除山頭。這時，其他同誌也陸續向中央揭發了高、饒的非組織分裂活動。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饒發出嚴重警告說：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高、饒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光，打倒一批人。”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毛澤東、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領導同誌，親自找一些人談話，分頭作調查研究，摸清問題的症結所在，很快掌握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的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向高崗嚴肅指出其錯誤的嚴重性，要求他深刻反省，認識錯誤，停止一切壞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錯上加錯，自絕於黨和人民。
為了提高全黨同誌特別是高級幹部在執政條件下的思想認識，加強黨的團結，維護黨的紀律，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54年2月中共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因休假未出席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並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了報告，號召全黨為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44位同誌作了發言，嚴肅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強調了加強黨的團結，防止驕傲自滿的重要性。
鄧小平在發言中，首先強調了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反對驕傲自滿的重要性。指出：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由於我們各方麵的工作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於是在我們黨內，尤其是在我們的高級幹部中，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如果不注意克服，就會發展到一種可怕的危險的地步。決議草案是這樣說的：在中國“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幹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有意地或無意地看做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決議草案又清楚地告訴我們：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個人來說，對於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麵去。
接著，鄧小平在發言中，嚴肅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妄自尊大，抬高自己，違背黨的原則，破壞黨的團結，攻擊中共中央領導同誌等反黨陰謀活動。指出：
我們常常聞到這樣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誇大到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稱的地步，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空氣稀薄，不注意集體領導，不注意團結，對犯錯誤的同誌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態度，不大照顧別的地區、別的部門等等。尤其嚴重的是，有些同誌不注意維護中央的威信，對中央領導同誌的批評有些已經發展到黨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
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誌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誌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誌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比如今天少奇同誌在自我批評裏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所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1949年初少奇同誌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富農黨員的問題，不過是早一點或遲一點發指示的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工人階級半工人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在提法上當然是不妥當的，可是這裏並沒有涉及黨的性質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我說有些流言是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的，不但從組織方麵來說不應該，而且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誇大，這種現象是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能夠把維護中央的威信和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的威信分開嗎？能不能這樣說，維護中央的威信與中央幾個主要領導同誌無關，例如與少奇同誌無關，是否能夠這樣解釋呢？
最後，鄧小平在發言中，強調指出：
我認為四中全會和全會的決議，對某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誌是很重要的，是給了這些同誌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是對這些同誌最直接的幫助。
鄧小平還高度評價了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具有與延安整風同樣的作用。認為，“它將使黨更加團結和一致，使我們能夠克服許多錯誤的東西，使我們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氣，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的曆史任務。”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要求全黨對於那種有意識的破壞黨的團結，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危害黨的分子，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
高崗、饒漱石雖然迫於形勢，不得不在全會上作了檢查，但避重就輕，很不深刻。
會後，為了徹底查清高、饒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高崗問題座談會，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了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參加了這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露、調查、核實了高、饒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各項事實。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了總結講話，揭露了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事實，指出了應當吸取的教訓。鄧小平、陳毅、譚震林根據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報告，揭露了饒漱石陰謀家的本來麵目和他與高崗合謀進行反黨活動的事實，指出了應當吸取的教訓。隨後，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分別召集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饒的反黨活動，肅清了他們在這些地區的錯誤影響。
高、饒反黨事件發生後，華東局擴大會議討論得很熱烈，因為饒漱石在華東地區曾長期工作過。據張勁夫在《坦言宏論千載傳——回憶陳毅同誌》一文中回憶，陳毅在一次發言中，談到饒漱石問題時說：“饒與高崗過去不認識，未在一起工作過。饒與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過，受到劉的賞識，由於劉的推薦，黨中央委以重任，按舊道德說，劉對饒是有恩的。而卻發生饒攻擊劉投靠高，與高崗結成反黨聯盟。”陳毅分析：饒在解放前，思想上“革命”是主要的，而到了全國解放後，“做官”占了思想上的主要地位。為了要做更大的官，個人主義的權欲膨脹，因此就產生投機心。於是用鼻子到處嗅，當饒嗅到劉的“股票”行情可能下跌，高的“股票”行情可能上漲，於是就棄劉靠高，有如舊社會的政客投機。結果，饒對“股票”行情未有看準，“偷雞不成蝕把米”，陰謀暴露了。遭到了可恥的下場。最後，陳毅又坦誠告誡與會幹部說：“不要伸手，謹防扒手。”個人對黨組織不要伸手。黨內是有扒手的，這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需要有警惕性。陳毅還傳達毛澤東的話說，政治上不要患有傷風感冒，鼻子嗅覺不靈了，要警惕，對搞陰謀者，不要失去警覺性，要能聞出他的氣味不對，防止上當受騙。陳毅的坦言宏論，給與會幹部以深刻的教育。
高、饒在全部陰謀活動被揭露以後，不思悔改，不深刻檢查。高崗先後兩次自殺，終於在1954年8月自絕於黨和人民，饒漱石於1975年病逝。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全黨團結一致，粉碎了高崗、饒漱石的分裂陰謀活動。鄧小平在這場涉及到黨的團結和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決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邊，揭露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陰謀，表現了一位共產黨人在大是大非問題麵前的高度的黨性原則和無私無畏的高風亮節。
第三次任中央秘書長
粉碎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後，為了加強中央對全國各大區、各省市的集中統一領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全國各大區一級黨政機構。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會議作出了《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並若幹省、市建製的決定》。
至此，從解放戰爭時期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陸續設立的東北、華北、西北、西南、華東、中南各大區及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各大區中央局；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各大區行政委員會（初期為軍政委員會），一並撤銷。
同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全國各大軍區的劃分方案，將原來的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西南、中南六個大軍區改劃為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新疆、內蒙古、西藏12個大軍區（以後又有撤銷、增設等變動）。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任命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
中共中央秘書長一職，對鄧小平來說並不陌生。須知，在他投身中國革命的偉大潮流中以來，這已經是第三次擔任這個重要而又關鍵性的職務了。
鄧小平第一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在1927年底到1929年夏。
鄧小平第二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在紅軍長征中的遵義會議前後。
鄧小平第三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在1954年4月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
但是，第三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卻與前兩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前兩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作為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處理事務性的具體工作，為中央領導決策提供服務。第三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則是作為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書記處（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即八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下設的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書長會議”負責人，直接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在任命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的同時，決定在中央設立由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收入毛澤東1955年10月的一個批示中，曾提到，中央副秘書長共有8位）組成的“中央秘書長會議”，代中央處理日常事務，以減輕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擔。
中央秘書長會議的成員有：
鄧小平（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政務院副總理，同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4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尚昆（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
譚震林（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
胡喬木（中央副秘書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主席秘書）；
宋任窮（中央副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副部長）；
馬明方（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財貿部部長）；
劉瀾濤（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林楓（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
李雪峰（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主任）。
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為：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
這一屆的中央書記處是1945年6月19日，由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的，順序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於1945年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6月任中央書記處代理書記。1950年10月任弼時病逝，陳雲正式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時的中央書記處與中共八大以後的中央書記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其構成和職能類似於中共八大以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更遠一些說，是從1945年中共七大至1956年中共八大，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50年代，百廢待興，由於全黨全國麵臨的空前繁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麵的重大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製定與各項重大日常工作的處理，最後都集中到了中央書記處這裏，使五位中共領袖確有日理萬機之感。為此，在1954年，中央決定建立秘書長製度。即：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一個經常的中央秘書長會議，其任務是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研究和處理黨和群眾工作方麵的日常事務，辦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交議或交辦的其他工作。同時，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下重新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對全黨全國軍事工作的領導。在政府係統，則建立由國務院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決定國家日常事務的製度。這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通過國務院國務會議、中共中央軍委、中央秘書長會議來行使對黨和國家的領導，處理大量繁忙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諸方麵的日常工作。這就減輕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擔，為中央主要負責同誌集中精力，考慮、研究和製定一些關係到黨和國家長遠發展問題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及理論問題等，創造了條件。
從1954年4月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下設立“中央秘書長會議”，代中央處理日常事務的形式，一直延續到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止。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央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3）
鄧小平的工作作風，具有思想敏銳，才思敏捷，辦事果斷，雷厲風行，幹脆利落，令行禁止，富有創造性等特點。難怪周恩來總理以後曾頗為感慨地評價說：小平同誌是舉重若輕，而他自己則是屬於舉輕若重。這雖然是周恩來的謙虛之詞，但其中倒也說出了鄧小平的若幹特征。
鄧小平到中央以後的工作情況，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充分肯定。這從以下事實中可以證明：
1954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來擔負整個軍事工作的領導。並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1953年，高崗被調到中央，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主持國家計委的工作。同時，饒漱石亦被調到中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高崗、饒漱石二人之間，在曆史上並無淵源。一個長期在西北、東北工作，一個長期在華中、華東工作，既非同鄉，又非好友，也沒有在一起共過事。但到中央工作以後，由於彼此之間野心相合，氣味相投，出於互相利用的需要，開始勾結在一起，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反黨分裂陰謀活動。
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惟一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會議麵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麵貌，而在進行陰謀活動的時候，也是隨時隨地變換自己的手法。”高、饒反黨分裂活動的主要矛頭，對著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為此，他們利用一切機會，製造謊言，挑撥離間，散布流言蜚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封官許願，自我吹噓，貶低別人，抬高自己，拉攏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高崗經常舉行的宴會和舞會，就是他搞陰謀活動拉攏腐蝕幹部的一種手法。一時間，高崗門前大有“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風光。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高崗、饒漱石認為時機已到，在這兩次會議期間和會議前後，大肆活動。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利用主持會議的機會，離開會議原定的主題，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由於中央及時察覺，排除了他們的幹擾，會議才得以順利進行。會後，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和中南地區進行遊說，繼續進行陰謀活動。饒漱石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與高崗遙相呼應，配合默契，通過發動對中央組織部安子文副部長的無理鬥爭，借以達到攻擊主管組織工作的劉少奇的目的。
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到1953年底達到頂點。毛澤東在12月要休假時，提議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和1949年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時，劉少奇曾兩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本來，劉少奇在黨內一直居於第二把手的地位，毛澤東主席休假，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這既順理成章，又是過去的慣例。但高崗卻出來反對。
高崗的目的，就是要推倒在他前邊的劉少奇、周恩來，而由他擔任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或第一副主席，同時擔任政務院總理或部長會議主席。按照他的如意算盤，在當時全國的六個大區中：東北大區屬於在他的控製之下；與中南大區的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也達成了協議，（高崗為此曾親自到正在杭州休養的林彪那裏，多次與林彪密謀）；華東大區的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全力支持他。因此，高崗的反黨陰謀活動，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
就在這時候，鄧小平發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並及時向毛澤東作了反映，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對於這一段曆史事實，鄧小平在80年代初《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的談話中，是這樣講的：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麽看？
彭德懷同誌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誌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誌、李立三同誌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誌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麽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毛澤東對於黨內問題的看法，曆來是見微知著，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從不會掉以輕心的。聽了鄧小平等同誌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揭露，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視，聯係到高、饒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反常表現，更使毛澤東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而多次在黨的會議上強調搞好團結的重要性，告誡領導幹部要加強團結，消除山頭。這時，其他同誌也陸續向中央揭發了高、饒的非組織分裂活動。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饒發出嚴重警告說：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高、饒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光，打倒一批人。”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毛澤東、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領導同誌，親自找一些人談話，分頭作調查研究，摸清問題的症結所在，很快掌握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的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向高崗嚴肅指出其錯誤的嚴重性，要求他深刻反省，認識錯誤，停止一切壞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錯上加錯，自絕於黨和人民。
為了提高全黨同誌特別是高級幹部在執政條件下的思想認識，加強黨的團結，維護黨的紀律，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分散主義和個人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54年2月中共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因休假未出席會議，劉少奇主持會議並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了報告，號召全黨為增強黨的團結而鬥爭。朱德、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44位同誌作了發言，嚴肅批判了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強調了加強黨的團結，防止驕傲自滿的重要性。
鄧小平在發言中，首先強調了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反對驕傲自滿的重要性。指出：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由於我們各方麵的工作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於是在我們黨內，尤其是在我們的高級幹部中，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如果不注意克服，就會發展到一種可怕的危險的地步。決議草案是這樣說的：在中國“革命勝利後，黨內一部分幹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幹成績就衝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有意地或無意地看做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決議草案又清楚地告訴我們：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於個人來說，對於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麵去。
接著，鄧小平在發言中，嚴肅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妄自尊大，抬高自己，違背黨的原則，破壞黨的團結，攻擊中共中央領導同誌等反黨陰謀活動。指出：
我們常常聞到這樣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誇大到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稱的地步，不願意受檢查，不願意受批評，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空氣稀薄，不注意集體領導，不注意團結，對犯錯誤的同誌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態度，不大照顧別的地區、別的部門等等。尤其嚴重的是，有些同誌不注意維護中央的威信，對中央領導同誌的批評有些已經發展到黨組織所不能允許的程度……
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誌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誌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誌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一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比如今天少奇同誌在自我批評裏講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問題，就與我所聽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對資產階級問題，雖然我沒有見到1949年初少奇同誌在天津講話的原文，但是據我所聽到的，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雖然在講話當中個別詞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那時天下還沒有定，半個中國還未解放。我們剛進城，最怕的是“左”，而當時又確實已經發生了“左”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采取堅決的態度來糾正和防止“左”的傾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渡江後，就是本著中央的精神，抱著寧右勿“左”的態度去接管城市的，因為右充其量喪失幾個月的時間，而“左”就不曉得要受多大的損失，而且是難以糾正的。所以，我認為少奇同誌的那個講話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富農黨員的問題，不過是早一點或遲一點發指示的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又比如對於工人階級半工人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在提法上當然是不妥當的，可是這裏並沒有涉及黨的性質問題，但是我聽到的流言就不是這樣的。我說有些流言是超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限度的，不但從組織方麵來說不應該，而且有些變成了無稽之談或隨意誇大，這種現象是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能夠把維護中央的威信和維護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誌的威信分開嗎？能不能這樣說，維護中央的威信與中央幾個主要領導同誌無關，例如與少奇同誌無關，是否能夠這樣解釋呢？
最後，鄧小平在發言中，強調指出：
我認為四中全會和全會的決議，對某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誌是很重要的，是給了這些同誌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是對這些同誌最直接的幫助。
鄧小平還高度評價了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具有與延安整風同樣的作用。認為，“它將使黨更加團結和一致，使我們能夠克服許多錯誤的東西，使我們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氣，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的曆史任務。”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要求全黨對於那種有意識的破壞黨的團結，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危害黨的分子，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
高崗、饒漱石雖然迫於形勢，不得不在全會上作了檢查，但避重就輕，很不深刻。
會後，為了徹底查清高、饒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中共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高崗問題座談會，委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了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參加了這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露、調查、核實了高、饒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各項事實。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作了總結講話，揭露了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事實，指出了應當吸取的教訓。鄧小平、陳毅、譚震林根據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報告，揭露了饒漱石陰謀家的本來麵目和他與高崗合謀進行反黨活動的事實，指出了應當吸取的教訓。隨後，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分別召集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饒的反黨活動，肅清了他們在這些地區的錯誤影響。
高、饒反黨事件發生後，華東局擴大會議討論得很熱烈，因為饒漱石在華東地區曾長期工作過。據張勁夫在《坦言宏論千載傳——回憶陳毅同誌》一文中回憶，陳毅在一次發言中，談到饒漱石問題時說：“饒與高崗過去不認識，未在一起工作過。饒與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過，受到劉的賞識，由於劉的推薦，黨中央委以重任，按舊道德說，劉對饒是有恩的。而卻發生饒攻擊劉投靠高，與高崗結成反黨聯盟。”陳毅分析：饒在解放前，思想上“革命”是主要的，而到了全國解放後，“做官”占了思想上的主要地位。為了要做更大的官，個人主義的權欲膨脹，因此就產生投機心。於是用鼻子到處嗅，當饒嗅到劉的“股票”行情可能下跌，高的“股票”行情可能上漲，於是就棄劉靠高，有如舊社會的政客投機。結果，饒對“股票”行情未有看準，“偷雞不成蝕把米”，陰謀暴露了。遭到了可恥的下場。最後，陳毅又坦誠告誡與會幹部說：“不要伸手，謹防扒手。”個人對黨組織不要伸手。黨內是有扒手的，這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需要有警惕性。陳毅還傳達毛澤東的話說，政治上不要患有傷風感冒，鼻子嗅覺不靈了，要警惕，對搞陰謀者，不要失去警覺性，要能聞出他的氣味不對，防止上當受騙。陳毅的坦言宏論，給與會幹部以深刻的教育。
高、饒在全部陰謀活動被揭露以後，不思悔改，不深刻檢查。高崗先後兩次自殺，終於在1954年8月自絕於黨和人民，饒漱石於1975年病逝。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全黨團結一致，粉碎了高崗、饒漱石的分裂陰謀活動。鄧小平在這場涉及到黨的團結和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決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邊，揭露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陰謀，表現了一位共產黨人在大是大非問題麵前的高度的黨性原則和無私無畏的高風亮節。
第三次任中央秘書長
粉碎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後，為了加強中央對全國各大區、各省市的集中統一領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全國各大區一級黨政機構。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會議作出了《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並若幹省、市建製的決定》。
至此，從解放戰爭時期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陸續設立的東北、華北、西北、西南、華東、中南各大區及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各大區中央局；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機構——各大區行政委員會（初期為軍政委員會），一並撤銷。
同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全國各大軍區的劃分方案，將原來的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西南、中南六個大軍區改劃為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新疆、內蒙古、西藏12個大軍區（以後又有撤銷、增設等變動）。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任命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
中共中央秘書長一職，對鄧小平來說並不陌生。須知，在他投身中國革命的偉大潮流中以來，這已經是第三次擔任這個重要而又關鍵性的職務了。
鄧小平第一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在1927年底到1929年夏。
鄧小平第二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在紅軍長征中的遵義會議前後。
鄧小平第三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在1954年4月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
但是，第三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卻與前兩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前兩次擔任中央秘書長，是作為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處理事務性的具體工作，為中央領導決策提供服務。第三次擔任中央秘書長，則是作為中央領導人和中央書記處（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即八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下設的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書長會議”負責人，直接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在任命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的同時，決定在中央設立由中央秘書長、副秘書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收入毛澤東1955年10月的一個批示中，曾提到，中央副秘書長共有8位）組成的“中央秘書長會議”，代中央處理日常事務，以減輕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擔。
中央秘書長會議的成員有：
鄧小平（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政務院副總理，同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4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楊尚昆（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
譚震林（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
胡喬木（中央副秘書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主席秘書）；
宋任窮（中央副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副部長）；
馬明方（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財貿部部長）；
劉瀾濤（中央副秘書長、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林楓（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
李雪峰（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主任）。
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為：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
這一屆的中央書記處是1945年6月19日，由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的，順序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於1945年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6月任中央書記處代理書記。1950年10月任弼時病逝，陳雲正式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這時的中央書記處與中共八大以後的中央書記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其構成和職能類似於中共八大以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更遠一些說，是從1945年中共七大至1956年中共八大，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50年代，百廢待興，由於全黨全國麵臨的空前繁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麵的重大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製定與各項重大日常工作的處理，最後都集中到了中央書記處這裏，使五位中共領袖確有日理萬機之感。為此，在1954年，中央決定建立秘書長製度。即：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一個經常的中央秘書長會議，其任務是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研究和處理黨和群眾工作方麵的日常事務，辦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交議或交辦的其他工作。同時，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下重新設立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對全黨全國軍事工作的領導。在政府係統，則建立由國務院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決定國家日常事務的製度。這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通過國務院國務會議、中共中央軍委、中央秘書長會議來行使對黨和國家的領導，處理大量繁忙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諸方麵的日常工作。這就減輕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擔，為中央主要負責同誌集中精力，考慮、研究和製定一些關係到黨和國家長遠發展問題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及理論問題等，創造了條件。
從1954年4月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下設立“中央秘書長會議”，代中央處理日常事務的形式，一直延續到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止。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央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3）
鄧小平的工作作風，具有思想敏銳，才思敏捷，辦事果斷，雷厲風行，幹脆利落，令行禁止，富有創造性等特點。難怪周恩來總理以後曾頗為感慨地評價說：小平同誌是舉重若輕，而他自己則是屬於舉輕若重。這雖然是周恩來的謙虛之詞，但其中倒也說出了鄧小平的若幹特征。
鄧小平到中央以後的工作情況，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充分肯定。這從以下事實中可以證明：
1954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來擔負整個軍事工作的領導。並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