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9)
“絕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鄧小平默默地想。他憑著堅韌的意誌等待著第二個春天的來臨。
就這樣，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鄧小平和卓琳，被移居到南昌郊區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圈上一人多高的竹籬笆，活動的天地很小。但是，環境條件的限製，隻能圍住人身，卻壓抑不住老一輩革命家的心。鄧小平是閑不住的，他們住在二層樓，自來水常常上不去，樓上用水困難，已經60多歲的鄧小平常常自己提水上樓。他除了每天堅持在院子裏散步40圈外，還同卓琳動手在院子裏墾出一片菜地，養了一群活蹦亂跳的雞。鄧小平打水、提桶、澆糞什麽都幹。辛勤的勞動，迎來了一片喜人的綠茵，油菜、菠菜、大蔥、青蒜等蔬菜，長滿地壟。
南昌郊區僻居時期，上麵規定鄧小平每天去附近一個工廠勞動。半小時左右的路程，他堅持步行往返。開初，讓他幹些輕活，但他卻主動提出來要幹重活。後來，他便承擔了銼螺絲的力氣活，而且給自己定了每天的勞動定額。
複出後，他的全家又團聚了，但每個人都帶著“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傷。
鄧家生有兩男三女，長子樸方、次子質方，三位千金的單名是林、楠、榕。
長子生於劉鄧大軍的軍營中。鄧小平謙遜，求劉伯承賜名。劉也不謙讓，說中國有句吉祥話為“純樸方正”，叫“樸方”如何？鄧稱善，既有樸方之名為先，後來次子問世，小平以“質樸”配對，也就不求人，定名為“質方”。
鄧小平是講男女平等的，既然男孩由自己作主起名，女孩命名就全權交給夫人卓琳了。
大凡名人的一切都是人所關注的。鄧小平的長女叫鄧林，就有考據家斷言此名出典《山海經》，因為“誇父逐日”中有“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句。但卓琳說她未讀過《山海經》。此女生於抗戰困難時期，出世後卓琳僅供了她7天奶水，就交抗日根據地的鄉親哺育，一時想不到別的名字，就用了自己名字中的琳字，也為了日後方便尋找。誰知這小鄧琳嫌麻煩，去掉“王”旁而成“林”。後來又生二女，卓琳幹脆起名從“木”不從“王”，一曰“楠”，一曰“榕”。楠、榕皆為中華大地普通林木，要猜其意義，可能是望子女成材吧。
這次團聚的長子鄧樸方已成為下肢癱瘓的殘廢人，生活無法料理。而二女兒鄧楠則已“下嫁”給江蘇農民張靖的上大學的兒子。
在江蘇省泰州一帶，這段意味深長的婚姻故事廣為流傳——
江蘇省泰州城外有個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麒麟村。這裏住著一戶“特殊”的人家——戶主就是鄧小平的親家！人們望著那個臒瘦、斯文、說一口泰州土話的老人張靖，心裏總不免道：他是鄧小平的親家嗎？沒錯，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就嫁給他的次子張宏。
張靖是個普普通通的老人，他沒有因為成了鄧小平的親家而頓時身價百倍，他仍默默無聞地生活在鄉親中間。
張靖雖然家裏窮，但懂得學問的意義，總是督促孩子勤奮學習。大兒子高中畢業考取了天津大學，體檢沒過關，給退了回來；二兒子張宏高中畢業考取了北京大學。
張宏上了物理係，與鄧楠是同班同學。當時，張宏在班上擔任團支部委員，而鄧楠是團支部書記。是不是由於工作上的聯係或學習的切磋，使得鄧楠從那麽多“驕子”中偏偏看中張宏這個“鄉裏小夥”呢？張靖老人能提供的情報僅兩點：一是張宏當時在班上講泰州話，別的同學聽不懂，惟獨鄧楠能聽懂，於是成了他的“義務翻譯”；二是張宏學習用功，成績也冒尖，可就是沒錢買書，鄧楠經常買些書“借”給他看……
“文化大革命”“複課鬧革命”後的一天，鄧楠正式把張宏帶到她家介紹給家裏人，他們關係就這麽確定了。畢業時，他倆被分配到陝西林強縣一個小山村高寨村。當時，鄧小平被軟禁在江西南昌某電機廠。一年後，張宏和鄧楠終於調到了他身邊。在老人身邊，他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沒有辦一桌酒。當時他們都是26歲。聽說新婚夫婦要來老家度蜜月，張靖和老伴發愁了：這草房、這板床、這飯菜……接得了這麽尊貴的媳婦嗎？初見麵時，婆婆見鄧楠拎著那麽一大包東西，就去搶著拎。鄧楠說：“我們在山裏鍛煉過，挑百把斤的擔子翻山越嶺，弄慣了。我有勁！”
進門時，婆婆不好意思地說：“我們鄉下，這間草屋子，委屈你了，不曉得你過得慣不……”鄧楠說：“比我們下鄉插隊時住的好多了。”
婆婆燒飯，鄧楠就幫著燒灶。吃完就搶著洗鍋抹碗，洗衣裳。在她身上，找不到一點“特殊”的地方。1971年底，鄧楠懷孕即將臨產，她準備去江西父親身邊生養，希望婆婆跟她一起去。一聽這話，老太太心裏嘀咕開了：隻是我一個鄉下老太婆，一字不識，到你家……鄧楠一聽這話，委屈得要哭：“我們都是一家人了，還分什麽你家我家……”婆婆聽了很感動，這才決定去了。
回憶起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張老太總要提起這幾件事：剛見到鄧小平的時候，我看他很和氣，對我說：“我們是革命家庭，沒有什麽規矩，你隨便些，想吃什麽就請隨便做好了……”
“有一次我燒了兩條魚，鄧小平吃了以後誇味道好，說比卓琳燒得好，說以後還要請我來燒……”
如今，張靖老倆口遷到了泰州一個普通的居民區，有一套半舊的30平方米的住房。張靖已退休，可還在一家百貨商店上班，一個月30元的津貼。老伴沒有工作，張宏每月寄50元給她作為生活費。
張靖的四個子女，除了二兒子張宏現在是中國科學院物理技術部副主任、學部委員外，大兒子張和在農村中學教書。小兒子張良的戶口也在農村，本人在泰州紡織廠做合同工。女兒張珍，現在泰州衛校工作。
他們一家就這樣普普通通，默默無聞地生活著……
也許因為有這麽一房親家，鄧小平與中國人民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
初入中南海
讓時光倒回1952年，鄧小平48歲，正當盛年。
經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火考驗和鍛煉；經曆了新中國建立後主政大西南領導經濟恢複與建設的考驗和鍛煉，鄧小平在軍事、政治、經濟、財政等諸方麵的經驗更加豐富。
毛澤東以信任的目光注視著這位文武兼備、軍政全才的西南局第一書記，決心委之以更加重要的工作。
1952年7月，鄧小平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被調到中央工作。在熟悉了一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情況後，8月7日，被正式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以後還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
解放初期，財政經濟工作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所作的一個重要報告，就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職務，由中共老資格的領導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兼任。財政經濟工作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主管財政經濟，對鄧小平來說，是一項比較熟悉的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原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始終是他主管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1943年7月，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中，就曾對抓好敵後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重要性，進行過深刻的論述。指出：“敵後的經濟戰線，包含了兩個不能分離的環節，一是對敵展開經濟鬥爭，一是在根據地展開經濟建設。沒有對敵鬥爭，談不上根據地建設，沒有根據地建設，更談不上對敵鬥爭。我們各種具體的經濟政策，都是照顧了這兩個方麵而訂出的。抗戰初期，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就提出了‘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經濟建設方向，六年來我們就在這個方向下進行我們的建設工作。經過了無數曲折，遇到過不少的困難，到現在，我們才探索出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使我們不僅保障了抗戰的需要，保護了人民的利益，打擊了敵人的掠奪計劃，而且為反攻和戰後建設做了不少的準備。”文章總結了抗戰以來太行敵後抗日根據地在經濟戰線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基本經驗和教訓，提出了“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也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則是生產的重心”等重要的思想觀點。
解放大西南以後，鄧小平在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等黨、政、軍重要職務之外，還有一個在當時來說非常重要的兼職——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亦稱西南財政經濟委員會，或西南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財委的工作，名義上屬西南軍政委員會，因受鄧小平領導，實際上是西南局的財委。財委聽起來似乎隻管財政經濟工作，實際上，經濟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礎，關係到方方麵麵，會上討論的問題，不僅是財經問題，政治、文教、人事都有所涉及。實際上，財委是軍政委員會中除了軍事工作外，總攬了其他一切工作的一個綜合性大區行政領導機關。
鄧小平主持西南財委期間的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尤其是他在財委會議上聽取匯報、處理問題時的獨到風格和特有的魄力，甘楷分在《會議桌前的鄧小平同誌》的回憶錄中作了精彩的介紹：
每周一次的西南財委會議，開始是在重慶曾家岩對過的財委會辦事處舉行，後來移到西南局內鄧小平家中。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長方形周圍擺了10幾把椅子，靠四周牆邊有些沙發。鄧小平的座位在長方形辦公桌一側中間的椅子上，他的左、右側和對麵坐著財經各部委負責人。
鄧小平似乎從不作筆記（有專人記錄）。會議開始他總是不經意地指一位同誌：“你開始吧！”匯報開始了。他靜靜地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活像一尊塑像，有時還閉上眼睛。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麵聽一麵在思索，思索著解決問題的方案。
鄧小平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耳邊響著各種各樣的困難、不安、困惑、煩惱。他靠在椅背上，有時忽然查問一兩句，然後又陷入深深的沉思。
會議中間，他宣布休息，走進隔壁的台球房打起台球來。片刻休息活動之後，鄧小平精神煥發，重新入座，向與會者一一問過講完沒有，還有什麽要說的，如有補充，再說。一直到大家的話都說完了，鄧小平的壓軸戲這才開始登場。隻見他不慌不忙，對剛才每一個同誌提出的問題都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了一係列的解決辦法，斬釘截鐵，快刀斬亂麻，不拖泥帶水，不優柔寡斷，這時真令人驚訝不已。如果說會議前一段，他主要運用耳朵，那麽會議後一段，他主要是用嘴進行一場說服人的戰鬥。他頭腦中那些不作筆記的筆記，都被整理得有條不紊；他在閉眼似睡非睡之間的苦苦思索，最後把他成熟了的思想泉水般噴放出來。這是人間少見的領導藝術，這是他在長期戰爭中養成的迅速果決、多謀善斷的領導才能。他深具民主的涵養，聽取大家的意見。他又在戰爭中“遊泳”多年，深諳運用集中權力的戰術。民主與集中，在他身上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他講完了，再問大家還有什麽意見，沒有了，散會。
鄧小平主持西南局兩年多的豐富經驗，尤其是他主持西南財經工作兩年多的豐富經驗，為他到中央主持財經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在兼任財政部長期間，對全國財政收支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於1954年1月，在中央財政部召開的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財政工作六條方針，即：
第一，預算歸口管理；
第二，支出包幹使用；
第三，自留預備費，結餘留用不上交；
第四，精減行政人員，嚴格控製人員編製；
第五，動用國家總預備費須經中央批準；
第六，加強財政監察。
鄧小平還簡要地論述了為什麽實行財政工作六條方針的原因：
第一，六條方針有一個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
第二，隻有集中財力，國家財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
第三，為了把國家財政放在穩固的基礎上，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必須節減一切可以節減的開支，克服浪費。
在這次會議的總結講話中，鄧小平在強調地方財政工作要有全局觀念時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會涉及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集中統一與因地製宜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大道理與小道理必須弄清楚”。在處理這些關係時，一定要以中央、全局、集中統一作主導。如果兩者之間發生矛盾，地方應服從中央，局部應服從全局，因地製宜應服從集中統一。
鄧小平在主持財政部工作中提出的上述財政工作方針和基本指導思想，很快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轉了國家財政的被動局麵，保證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以1954年為例，這一年國家預算的執行情況是收支相抵，結餘16.05億元。
鄧小平兼任財政部長的時間並不長，從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僅僅一年，但他在“理財”期間表現出來的魄力、膽識和政績，已足以載入史冊了。
揭露高、饒反黨陰謀
鄧小平進入中央工作不久，在中央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最為嚴重的事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的事件。
高崗，陝西橫山人，生於1902年，其出身說法不一（有位黨史專家說他是牛販子出身，因此早年身上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社會習氣），大致屬於貧苦農民階層。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32年後，擔任過陝甘工農紅軍遊擊隊隊委書記，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1935年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政治委員、紅十五軍團副政治委員。
1935年9、10月，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甘以前，陝甘革命根據地和陝甘紅軍正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之中。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把陝甘黨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劉誌丹等一大批黨和紅軍的幹部幾乎全部逮捕，其中有的秘密處死。高崗亦被關押入獄。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甘蘇區所屬的保安縣吳起鎮。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就到當地人民群眾中調查了解陝甘蘇區的情況，當了解到劉誌丹等被左傾錯誤路線的推行者關押的情況後，極為重視。毛澤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並立即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安定縣的瓦窯堡，傳達中央要保障劉誌丹等同誌安全的指示，並由王首道接管了被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控製了的政治保衛局，釋放了劉誌丹等一大批被關押的領導幹部。陝甘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獲悉劉誌丹被釋放，奔走相告，欣喜異常。許多幹部群眾都極為高興地說：“毛主席一來，形勢馬上就變了。”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周恩來率領紅軍總部於12月8日來到瓦窯堡，親切接見了劉誌丹等曾經遭到左傾錯誤路線打擊、迫害、逮捕的同誌。
劉誌丹聽說周恩來副主席來看望他，激動萬分，頓時熱淚盈眶，像長期受到委屈的孩子見到了親人一般，一進門就對周恩來說：
“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
周恩來親切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你和陝北的同誌受委屈了！”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受委屈的同誌一一表示親切的慰問，進行了熱情的鼓勵。使這些同誌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親切關懷。
看到這麽多的好同誌受到左傾路線的打擊和迫害，周恩來極為氣憤，他怒斥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左傾幼稚病，竟然冤枉這麽好的一批同誌。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2）
劉誌丹說：“中央來了，今後事情就好辦了。”他的話，反映了被迫害過的同誌的一致心聲。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劉誌丹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瓦窯堡警備司令員等重要職務，表示了對劉誌丹的高度信任。其他曾遭左傾路線迫害的同誌也被一一分配了工作。
對於這段曆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中，曾經作了記述：“1935年9、10月間，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實行錯誤的肅反，逮捕了劉誌丹等領導幹部，造成陝甘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中共中央到達陝甘根據地後，立即把被捕的劉誌丹、高崗等釋放出來，及時停止和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從而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
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決策，果斷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的“左傾政治幼稚病”行為。挽救了陝甘的黨組織和紅軍，挽救了陝甘根據地，也挽救了劉誌丹等一大批幹部的生命。
1936年春天，在紅軍東渡黃河，進軍山西的戰鬥中，擔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兼北路總指揮的劉誌丹，在戰鬥中身先士卒，英勇犧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紅軍指戰員繼承劉誌丹的遺願，奪取了東征的勝利。
本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對劉誌丹都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認為他土生土長，聯係群眾，具有高度的黨性原則和崇高的革命品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北群眾領袖。然而，劉誌丹卻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斷肝腸。但是，劉誌丹的犧牲，卻為高崗提供了一個機會，他開始以陝北黨和紅軍的“代表”自居，抬高自己的身價。
抗戰爆發以後，高崗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後，被中共中央派赴東北，曆任北滿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1948年底，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林彪，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率領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高崗於1949年後相繼擔任了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這時起，高崗開始獨攬東北地區的黨、政、軍大權，個人野心也開始急劇膨脹，利用黨和人民給予的地位，向黨和人民討價還價、要高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由於東北地區解放較早，又是重工業基地，中共中央提名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兼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饒漱石，江西臨川人，生於1903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起任青年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常委、滿洲省委代理書記。1935年赴蘇聯，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在新四軍工作。毛澤東在皖南事變中給新四軍的電報中提到的“小饒”“小姚”（饒的代號），即為饒漱石。
皖南事變中，東南局機關、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損失慘重。饒漱石曾受命代替東南局書記項英，負責東南局工作。在突圍中，饒漱石被國民黨軍隊逮捕，押解途中，他用隨身攜帶的經費賄賂敵軍官兵，得以逃脫。後輾轉到達上海，由中共地下組織護送到蘇北鹽城的華中局和新四軍新軍部。經過審查後，於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中央軍委華中軍分會常委，同年兼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間，得到中共中央代表、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劉少奇的信任。劉少奇奉中央電令返延安時，提名由饒漱石擔任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
當饒漱石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以後，便暴露出來靈魂深處一些腐朽的剝削階級舊意識，心胸狹窄，嫉賢妒能，權欲很重。為爭奪權力，不惜陷害、打擊同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1943年秋，他利用整風之機，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發動對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的鬥爭。以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製度、要趕走饒漱石等種種罪名指控陳毅。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製造輿論，打擊、陷害陳毅，削弱陳毅的威信，圖謀把陳毅排擠走，獨攬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大權。他還將他強加給陳毅的“種種錯誤”電報中央，要求中央派其他軍事幹部到華中代替陳毅。此事在新四軍曆史上被稱為“黃花塘事件”（因當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駐地名為黃花塘）。
1944年，中央電令陳毅到延安參加整風。毛澤東曾致電華中局指出：陳毅同誌過去在閩西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主持爭論的錯誤並非屬於總路線性質，並且早已解決，不應再提；又指出陳毅同誌在內戰時期是有功勞的；還指出黃花塘陳、饒爭論亦僅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要華中局結束爭論，加強團結。
就這樣，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鄧小平和卓琳，被移居到南昌郊區的一所小孤院。房子四周圈上一人多高的竹籬笆，活動的天地很小。但是，環境條件的限製，隻能圍住人身，卻壓抑不住老一輩革命家的心。鄧小平是閑不住的，他們住在二層樓，自來水常常上不去，樓上用水困難，已經60多歲的鄧小平常常自己提水上樓。他除了每天堅持在院子裏散步40圈外，還同卓琳動手在院子裏墾出一片菜地，養了一群活蹦亂跳的雞。鄧小平打水、提桶、澆糞什麽都幹。辛勤的勞動，迎來了一片喜人的綠茵，油菜、菠菜、大蔥、青蒜等蔬菜，長滿地壟。
南昌郊區僻居時期，上麵規定鄧小平每天去附近一個工廠勞動。半小時左右的路程，他堅持步行往返。開初，讓他幹些輕活，但他卻主動提出來要幹重活。後來，他便承擔了銼螺絲的力氣活，而且給自己定了每天的勞動定額。
複出後，他的全家又團聚了，但每個人都帶著“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傷。
鄧家生有兩男三女，長子樸方、次子質方，三位千金的單名是林、楠、榕。
長子生於劉鄧大軍的軍營中。鄧小平謙遜，求劉伯承賜名。劉也不謙讓，說中國有句吉祥話為“純樸方正”，叫“樸方”如何？鄧稱善，既有樸方之名為先，後來次子問世，小平以“質樸”配對，也就不求人，定名為“質方”。
鄧小平是講男女平等的，既然男孩由自己作主起名，女孩命名就全權交給夫人卓琳了。
大凡名人的一切都是人所關注的。鄧小平的長女叫鄧林，就有考據家斷言此名出典《山海經》，因為“誇父逐日”中有“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句。但卓琳說她未讀過《山海經》。此女生於抗戰困難時期，出世後卓琳僅供了她7天奶水，就交抗日根據地的鄉親哺育，一時想不到別的名字，就用了自己名字中的琳字，也為了日後方便尋找。誰知這小鄧琳嫌麻煩，去掉“王”旁而成“林”。後來又生二女，卓琳幹脆起名從“木”不從“王”，一曰“楠”，一曰“榕”。楠、榕皆為中華大地普通林木，要猜其意義，可能是望子女成材吧。
這次團聚的長子鄧樸方已成為下肢癱瘓的殘廢人，生活無法料理。而二女兒鄧楠則已“下嫁”給江蘇農民張靖的上大學的兒子。
在江蘇省泰州一帶，這段意味深長的婚姻故事廣為流傳——
江蘇省泰州城外有個普普通通的小村子，名叫麒麟村。這裏住著一戶“特殊”的人家——戶主就是鄧小平的親家！人們望著那個臒瘦、斯文、說一口泰州土話的老人張靖，心裏總不免道：他是鄧小平的親家嗎？沒錯，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就嫁給他的次子張宏。
張靖是個普普通通的老人，他沒有因為成了鄧小平的親家而頓時身價百倍，他仍默默無聞地生活在鄉親中間。
張靖雖然家裏窮，但懂得學問的意義，總是督促孩子勤奮學習。大兒子高中畢業考取了天津大學，體檢沒過關，給退了回來；二兒子張宏高中畢業考取了北京大學。
張宏上了物理係，與鄧楠是同班同學。當時，張宏在班上擔任團支部委員，而鄧楠是團支部書記。是不是由於工作上的聯係或學習的切磋，使得鄧楠從那麽多“驕子”中偏偏看中張宏這個“鄉裏小夥”呢？張靖老人能提供的情報僅兩點：一是張宏當時在班上講泰州話，別的同學聽不懂，惟獨鄧楠能聽懂，於是成了他的“義務翻譯”；二是張宏學習用功，成績也冒尖，可就是沒錢買書，鄧楠經常買些書“借”給他看……
“文化大革命”“複課鬧革命”後的一天，鄧楠正式把張宏帶到她家介紹給家裏人，他們關係就這麽確定了。畢業時，他倆被分配到陝西林強縣一個小山村高寨村。當時，鄧小平被軟禁在江西南昌某電機廠。一年後，張宏和鄧楠終於調到了他身邊。在老人身邊，他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沒有辦一桌酒。當時他們都是26歲。聽說新婚夫婦要來老家度蜜月，張靖和老伴發愁了：這草房、這板床、這飯菜……接得了這麽尊貴的媳婦嗎？初見麵時，婆婆見鄧楠拎著那麽一大包東西，就去搶著拎。鄧楠說：“我們在山裏鍛煉過，挑百把斤的擔子翻山越嶺，弄慣了。我有勁！”
進門時，婆婆不好意思地說：“我們鄉下，這間草屋子，委屈你了，不曉得你過得慣不……”鄧楠說：“比我們下鄉插隊時住的好多了。”
婆婆燒飯，鄧楠就幫著燒灶。吃完就搶著洗鍋抹碗，洗衣裳。在她身上，找不到一點“特殊”的地方。1971年底，鄧楠懷孕即將臨產，她準備去江西父親身邊生養，希望婆婆跟她一起去。一聽這話，老太太心裏嘀咕開了：隻是我一個鄉下老太婆，一字不識，到你家……鄧楠一聽這話，委屈得要哭：“我們都是一家人了，還分什麽你家我家……”婆婆聽了很感動，這才決定去了。
回憶起那段不平常的日子，張老太總要提起這幾件事：剛見到鄧小平的時候，我看他很和氣，對我說：“我們是革命家庭，沒有什麽規矩，你隨便些，想吃什麽就請隨便做好了……”
“有一次我燒了兩條魚，鄧小平吃了以後誇味道好，說比卓琳燒得好，說以後還要請我來燒……”
如今，張靖老倆口遷到了泰州一個普通的居民區，有一套半舊的30平方米的住房。張靖已退休，可還在一家百貨商店上班，一個月30元的津貼。老伴沒有工作，張宏每月寄50元給她作為生活費。
張靖的四個子女，除了二兒子張宏現在是中國科學院物理技術部副主任、學部委員外，大兒子張和在農村中學教書。小兒子張良的戶口也在農村，本人在泰州紡織廠做合同工。女兒張珍，現在泰州衛校工作。
他們一家就這樣普普通通，默默無聞地生活著……
也許因為有這麽一房親家，鄧小平與中國人民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
初入中南海
讓時光倒回1952年，鄧小平48歲，正當盛年。
經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火考驗和鍛煉；經曆了新中國建立後主政大西南領導經濟恢複與建設的考驗和鍛煉，鄧小平在軍事、政治、經濟、財政等諸方麵的經驗更加豐富。
毛澤東以信任的目光注視著這位文武兼備、軍政全才的西南局第一書記，決心委之以更加重要的工作。
1952年7月，鄧小平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被調到中央工作。在熟悉了一段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情況後，8月7日，被正式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以後還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
解放初期，財政經濟工作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所作的一個重要報告，就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職務，由中共老資格的領導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兼任。財政經濟工作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主管財政經濟，對鄧小平來說，是一項比較熟悉的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原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始終是他主管的重要工作之一。早在1943年7月，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中，就曾對抓好敵後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重要性，進行過深刻的論述。指出：“敵後的經濟戰線，包含了兩個不能分離的環節，一是對敵展開經濟鬥爭，一是在根據地展開經濟建設。沒有對敵鬥爭，談不上根據地建設，沒有根據地建設，更談不上對敵鬥爭。我們各種具體的經濟政策，都是照顧了這兩個方麵而訂出的。抗戰初期，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就提出了‘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經濟建設方向，六年來我們就在這個方向下進行我們的建設工作。經過了無數曲折，遇到過不少的困難，到現在，我們才探索出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使我們不僅保障了抗戰的需要，保護了人民的利益，打擊了敵人的掠奪計劃，而且為反攻和戰後建設做了不少的準備。”文章總結了抗戰以來太行敵後抗日根據地在經濟戰線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基本經驗和教訓，提出了“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也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則是生產的重心”等重要的思想觀點。
解放大西南以後，鄧小平在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等黨、政、軍重要職務之外，還有一個在當時來說非常重要的兼職——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亦稱西南財政經濟委員會，或西南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財委的工作，名義上屬西南軍政委員會，因受鄧小平領導，實際上是西南局的財委。財委聽起來似乎隻管財政經濟工作，實際上，經濟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礎，關係到方方麵麵，會上討論的問題，不僅是財經問題，政治、文教、人事都有所涉及。實際上，財委是軍政委員會中除了軍事工作外，總攬了其他一切工作的一個綜合性大區行政領導機關。
鄧小平主持西南財委期間的領導作風和領導方法，尤其是他在財委會議上聽取匯報、處理問題時的獨到風格和特有的魄力，甘楷分在《會議桌前的鄧小平同誌》的回憶錄中作了精彩的介紹：
每周一次的西南財委會議，開始是在重慶曾家岩對過的財委會辦事處舉行，後來移到西南局內鄧小平家中。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長方形周圍擺了10幾把椅子，靠四周牆邊有些沙發。鄧小平的座位在長方形辦公桌一側中間的椅子上，他的左、右側和對麵坐著財經各部委負責人。
鄧小平似乎從不作筆記（有專人記錄）。會議開始他總是不經意地指一位同誌：“你開始吧！”匯報開始了。他靜靜地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活像一尊塑像，有時還閉上眼睛。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麵聽一麵在思索，思索著解決問題的方案。
鄧小平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耳邊響著各種各樣的困難、不安、困惑、煩惱。他靠在椅背上，有時忽然查問一兩句，然後又陷入深深的沉思。
會議中間，他宣布休息，走進隔壁的台球房打起台球來。片刻休息活動之後，鄧小平精神煥發，重新入座，向與會者一一問過講完沒有，還有什麽要說的，如有補充，再說。一直到大家的話都說完了，鄧小平的壓軸戲這才開始登場。隻見他不慌不忙，對剛才每一個同誌提出的問題都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了一係列的解決辦法，斬釘截鐵，快刀斬亂麻，不拖泥帶水，不優柔寡斷，這時真令人驚訝不已。如果說會議前一段，他主要運用耳朵，那麽會議後一段，他主要是用嘴進行一場說服人的戰鬥。他頭腦中那些不作筆記的筆記，都被整理得有條不紊；他在閉眼似睡非睡之間的苦苦思索，最後把他成熟了的思想泉水般噴放出來。這是人間少見的領導藝術，這是他在長期戰爭中養成的迅速果決、多謀善斷的領導才能。他深具民主的涵養，聽取大家的意見。他又在戰爭中“遊泳”多年，深諳運用集中權力的戰術。民主與集中，在他身上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他講完了，再問大家還有什麽意見，沒有了，散會。
鄧小平主持西南局兩年多的豐富經驗，尤其是他主持西南財經工作兩年多的豐富經驗，為他到中央主持財經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在兼任財政部長期間，對全國財政收支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於1954年1月，在中央財政部召開的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財政工作六條方針，即：
第一，預算歸口管理；
第二，支出包幹使用；
第三，自留預備費，結餘留用不上交；
第四，精減行政人員，嚴格控製人員編製；
第五，動用國家總預備費須經中央批準；
第六，加強財政監察。
鄧小平還簡要地論述了為什麽實行財政工作六條方針的原因：
第一，六條方針有一個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
第二，隻有集中財力，國家財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
第三，為了把國家財政放在穩固的基礎上，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必須節減一切可以節減的開支，克服浪費。
在這次會議的總結講話中，鄧小平在強調地方財政工作要有全局觀念時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會涉及全局與局部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集中統一與因地製宜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大道理與小道理必須弄清楚”。在處理這些關係時，一定要以中央、全局、集中統一作主導。如果兩者之間發生矛盾，地方應服從中央，局部應服從全局，因地製宜應服從集中統一。
鄧小平在主持財政部工作中提出的上述財政工作方針和基本指導思想，很快在實踐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迅速扭轉了國家財政的被動局麵，保證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以1954年為例，這一年國家預算的執行情況是收支相抵，結餘16.05億元。
鄧小平兼任財政部長的時間並不長，從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僅僅一年，但他在“理財”期間表現出來的魄力、膽識和政績，已足以載入史冊了。
揭露高、饒反黨陰謀
鄧小平進入中央工作不久，在中央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最為嚴重的事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的事件。
高崗，陝西橫山人，生於1902年，其出身說法不一（有位黨史專家說他是牛販子出身，因此早年身上沾染了一些不良的社會習氣），大致屬於貧苦農民階層。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32年後，擔任過陝甘工農紅軍遊擊隊隊委書記，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1935年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政治委員、紅十五軍團副政治委員。
1935年9、10月，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甘以前，陝甘革命根據地和陝甘紅軍正處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之中。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把陝甘黨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劉誌丹等一大批黨和紅軍的幹部幾乎全部逮捕，其中有的秘密處死。高崗亦被關押入獄。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甘蘇區所屬的保安縣吳起鎮。當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就到當地人民群眾中調查了解陝甘蘇區的情況，當了解到劉誌丹等被左傾錯誤路線的推行者關押的情況後，極為重視。毛澤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並立即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安定縣的瓦窯堡，傳達中央要保障劉誌丹等同誌安全的指示，並由王首道接管了被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控製了的政治保衛局，釋放了劉誌丹等一大批被關押的領導幹部。陝甘根據地的人民群眾獲悉劉誌丹被釋放，奔走相告，欣喜異常。許多幹部群眾都極為高興地說：“毛主席一來，形勢馬上就變了。”
直羅鎮戰役結束後，周恩來率領紅軍總部於12月8日來到瓦窯堡，親切接見了劉誌丹等曾經遭到左傾錯誤路線打擊、迫害、逮捕的同誌。
劉誌丹聽說周恩來副主席來看望他，激動萬分，頓時熱淚盈眶，像長期受到委屈的孩子見到了親人一般，一進門就對周恩來說：
“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
周恩來親切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你和陝北的同誌受委屈了！”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受委屈的同誌一一表示親切的慰問，進行了熱情的鼓勵。使這些同誌感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親切關懷。
看到這麽多的好同誌受到左傾路線的打擊和迫害，周恩來極為氣憤，他怒斥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左傾幼稚病，竟然冤枉這麽好的一批同誌。
第三節 綿裏藏針人才難得國宴上升起一新星（2）
劉誌丹說：“中央來了，今後事情就好辦了。”他的話，反映了被迫害過的同誌的一致心聲。
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劉誌丹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瓦窯堡警備司令員等重要職務，表示了對劉誌丹的高度信任。其他曾遭左傾路線迫害的同誌也被一一分配了工作。
對於這段曆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中，曾經作了記述：“1935年9、10月間，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實行錯誤的肅反，逮捕了劉誌丹等領導幹部，造成陝甘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中共中央到達陝甘根據地後，立即把被捕的劉誌丹、高崗等釋放出來，及時停止和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從而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
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決策，果斷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的“左傾政治幼稚病”行為。挽救了陝甘的黨組織和紅軍，挽救了陝甘根據地，也挽救了劉誌丹等一大批幹部的生命。
1936年春天，在紅軍東渡黃河，進軍山西的戰鬥中，擔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兼北路總指揮的劉誌丹，在戰鬥中身先士卒，英勇犧牲。“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紅軍指戰員繼承劉誌丹的遺願，奪取了東征的勝利。
本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對劉誌丹都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認為他土生土長，聯係群眾，具有高度的黨性原則和崇高的革命品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西北群眾領袖。然而，劉誌丹卻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斷肝腸。但是，劉誌丹的犧牲，卻為高崗提供了一個機會，他開始以陝北黨和紅軍的“代表”自居，抬高自己的身價。
抗戰爆發以後，高崗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後，被中共中央派赴東北，曆任北滿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1948年底，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林彪，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率領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高崗於1949年後相繼擔任了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這時起，高崗開始獨攬東北地區的黨、政、軍大權，個人野心也開始急劇膨脹，利用黨和人民給予的地位，向黨和人民討價還價、要高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由於東北地區解放較早，又是重工業基地，中共中央提名高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時兼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饒漱石，江西臨川人，生於1903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起任青年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常委、滿洲省委代理書記。1935年赴蘇聯，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抗戰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在新四軍工作。毛澤東在皖南事變中給新四軍的電報中提到的“小饒”“小姚”（饒的代號），即為饒漱石。
皖南事變中，東南局機關、新四軍軍部和直屬部隊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損失慘重。饒漱石曾受命代替東南局書記項英，負責東南局工作。在突圍中，饒漱石被國民黨軍隊逮捕，押解途中，他用隨身攜帶的經費賄賂敵軍官兵，得以逃脫。後輾轉到達上海，由中共地下組織護送到蘇北鹽城的華中局和新四軍新軍部。經過審查後，於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中央軍委華中軍分會常委，同年兼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間，得到中共中央代表、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劉少奇的信任。劉少奇奉中央電令返延安時，提名由饒漱石擔任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
當饒漱石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以後，便暴露出來靈魂深處一些腐朽的剝削階級舊意識，心胸狹窄，嫉賢妒能，權欲很重。為爭奪權力，不惜陷害、打擊同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1943年秋，他利用整風之機，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發動對新四軍代理軍長陳毅的鬥爭。以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製度、要趕走饒漱石等種種罪名指控陳毅。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製造輿論，打擊、陷害陳毅，削弱陳毅的威信，圖謀把陳毅排擠走，獨攬華中局和新四軍的大權。他還將他強加給陳毅的“種種錯誤”電報中央，要求中央派其他軍事幹部到華中代替陳毅。此事在新四軍曆史上被稱為“黃花塘事件”（因當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駐地名為黃花塘）。
1944年，中央電令陳毅到延安參加整風。毛澤東曾致電華中局指出：陳毅同誌過去在閩西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主持爭論的錯誤並非屬於總路線性質，並且早已解決，不應再提；又指出陳毅同誌在內戰時期是有功勞的；還指出黃花塘陳、饒爭論亦僅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要華中局結束爭論，加強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