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1)
第一節 信使往來東京北京中日建交提上日程
周總理強調說：“是啊，先來談一下嘛！談才能談清楚嘛！”田中說：“日本過去的外交是看美國的眼色行事，認為同美國一致就不會錯。今後即使有險阻，也要由自己來判斷。”
尼克鬆把日本撇一邊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27分。尼克鬆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終於在北京機場停穩。片刻，尼克鬆從舷梯上走下來，這時周總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尼克鬆的手。兩位要人的握手，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美兩國首腦的第一次和解。
尼克鬆訪華實況，通過電視衛星向世界各地進行了轉播。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自己的官邸觀看電視，他要看一看尼克鬆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尼克鬆從飛機上走下來，和迎接他的周恩來握手，說：“I am very happy。（我非常高興。）”
接下來就是檢閱儀仗隊……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地狠狠地關掉了電視。他一言不發地靠在沙發上，七個月前那件令人掃興的事情又呈現在眼前——
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書遞給首相一份美國送來的備忘錄，上麵寫著：“尼克鬆總統將於明年5月以前訪華”，發表時間為日本時間11時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針已指在11時27分。佐藤首相認為尼克鬆把日本撇在一邊，顯然是一種不考慮友好國家立場出賣朋友的行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喚“上當了”。
尼克鬆訪華的消息使日本全國上下為之嘩然。在收到《上海公報》後，外務省開始秘密地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準備。
誰知一群記者卻緊追不舍，非要他談談對尼克鬆訪華的看法。
佐藤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他自己不是已經說了嗎？這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事業。他自己說了，別人還說什麽？”
“他”，自然是指尼克鬆。
佐藤的態度自然是惱怒的。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田中角榮競選自民黨總裁。中日關係已成了自民黨總裁能否當選的一個問題。
田中角榮順應了曆史的潮流，他當選了，並很快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花費了23年的時間。23年，在人類社會曆史上是暫短的一瞬，但對渴望實現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兩國人民來說，又何等漫長。
為了早日實現中日邦交，續寫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新篇章，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早在建國初期，中國領導人和政府就非常重視與日本的關係，認為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從而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標。
但是，日本政府在美國控製下，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1951年，美國與日本片麵媾和之後，日本吉田茂政府又在美國的促壓下於1952年同台灣當局締結所謂“和平條約”，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製造“兩個中國”，為中日關係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
周恩來總理1954年10月11日在北京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日本學術文化訪華團時說：
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在中國方麵。舊金山條約不承認中國，而承認台灣，說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很傷心。我們承認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誰的票，誰得的票多，誰組織政府，我們就承認誰。但是，日本政府卻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認中國人民所選擇的政府，中國人民不要蔣介石，日本政府卻承認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當然感到很傷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認我們，對我們采取不友好態度。我也知道困難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於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的頭上還有個太上皇，就是美國。
在中日兩國官方關係一時難於打開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大力開展民間外交，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創造條件。
為開辟民間外交的渠道，中國首先在溝通中日貿易方麵采取主動步驟。1952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南漢宸利用在莫斯科出席會議的機會，與出席會議的日本國會參議員高良富，國會眾議員、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代表帆足計，國會眾議員、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理事長宮腰喜助進行接觸，商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針下開展中日貿易，並邀請他們三人來北京進一步商談。
同年5月，這三位代表應邀來到北京。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前來訪問的日本政界和經濟界人士，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方與他們通過會談，正式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由於美、日政府百般阻撓，這個協定後來執行情況不好，但中日民間交往的大門畢竟打開了。
1954年12月，吉田內閣下台，鳩山一郎出任首相。由於他對改善日中關係、發展日中貿易較為熱心，1955年，中日雙方簽署第三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鳩山首相表示願對此給予支持和協助，從而實現了民間協議、官方掛鉤的形式，比吉田內閣時期簽訂的兩個協定提高了層次，協定執行的情況也較好。
鳩山執政期間，不僅貿易關係有發展，中日雙方還簽訂了民間漁業協定，增加了人員往來。來自日本的許多客人都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雙方都表示了關係正常化的強烈願望。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國民運動隨之在日本國內逐漸展開。
為直接對話，試邀鳩山來北京
為推動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實現，中國政府曾嚐試同鳩山內閣直接對話。
1955年8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8月17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沈平遞信日本總領事田付景一，向日本政府提出：
為了促進中日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有助於國際局勢的繼續和緩，中國政府認為中日兩國政府有必要就兩國貿易問題、雙方僑民問題、兩國人民互相往來問題和其他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商談。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樣願望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來北京舉行會談。
10月，周恩來總理會見來訪的日本各界人士時提出，中日兩國應結束戰爭狀態，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否則，兩國人民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也將受到影響。
11月4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再次遞信日本總領事，提出：中日應就兩國之間許多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交談，其中兩國關係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政府歡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到北京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
經過一番曲折，鳩山首相於1956年3月29日對中國政府的呼籲作出間接的回應。他在回答國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必須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如周恩來總理願意舉行談判的話，那麽就沒有理由加以拒絕”。
鑒此，周總理於4月18日致函邀請鳩山首相訪華。這一重大舉措進一步表明了中國政府的願望和誠意。遺憾的是，鳩山內閣因內受執政黨保守勢力牽製，外受美國政府壓力，對中國政府的倡議和邀請沒有作出積極的響應，致使鳩山內閣時期的中日關係未獲突破性進展。
鳩山內閣辭職後，繼任的新首相石橋湛山於1956年底就職伊始，便在中國問題上表示，要盡可能地促進同中國的經濟關係。但又說，日本同中國的關係要同美國進行協商，暗示了日本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難度。新任外相岸信介說得更直截了當：日本隻有在聯合國和美國承認中國之後，才能考慮承認中國。
盡管當時恢複兩國邦交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石橋開始執政時，還是想把中日民間的經貿、文化、藝術、體育和衛生等交流搞得更活躍一些。不幸的是，石橋入主首相官邸僅兩個月，就因病辭職了。
岸內閣逆行，引出政治三原則
岸信介繼任首相後，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又是訪問台灣，又是阻撓、破壞中日民間貿易、人員交流，采取了一係列惡化中日關係的步驟，導致兩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在1958年以後一度中斷，使中日關係出現很大的困難。
在此背景下，中國方麵於1958年7月提出了中日關係史上有名的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
1.日本政府不能敵視中國；
2.不能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
3.不能阻礙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逐步發展。
中國政府提出這個“三原則”旨在敦促日本政府改變追隨美國、親蔣、反華的政策。這是總結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發展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指出中日友好和恢複中日邦交的障礙是日本政府，中日兩國人民要求友好和複交的願望和行動的目標應集中到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反華政策上來。這是解決中日關係問題的正確途徑。
當時，周恩來總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日關係的症結所在。他說，“中國政府並不敵視日本，並且承認日本的存在，高興地看到日本人民的發展，如果雙方進行談判，當然以日本政府為對手”，“但是日本政府對中國並不如此，不承認新中國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敵視新中國，承認台灣，說它代表中國。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國為談判的對手”。又說，在鳩山、石橋兩屆內閣期間，中國方麵曾做了積極的努力，從民間入手，以“漸進積累”方式改善兩國關係，但這一方式被後來的岸信介政府破壞了。中國從這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改變了支持民間協定的態度，主張應該由兩國政府做的事，必須通過政府來解決。
作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引申，中國政府又提出了政經不可分原則。這個原則同樣是在岸信介內閣執政時期提出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中國政府提出政治三原則後，日本國內要求改善日中關係的呼聲高漲，岸信介政府受到很大壓力。但他又不願放棄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為欺騙輿論，緩解壓力，並撈取經濟實惠，他提出了所謂“政治經濟分離”的原則，作為權宜之計。
岸信介政府此舉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政府的反對。1959年3月，周恩來總理會見淺沼稻次郎率領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指出：
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還是采取遠親近攻的政策，我們不會上這個當……杜勒斯說他敵視中國，就不和中國做買賣，要禁運。他是反動頭子，但是表裏一致，他的話是合邏輯的。岸信介就不是這樣。他一麵在政治上敵視中國，但經濟上又要做買賣，這是不合邏輯的。他並不是不講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敵視中國，在敵視中國、阻撓中日關係正常化和陰謀製造“兩個中國”的情況下，就無法恢複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
周總理這番話深刻揭露了岸信介政府所謂“政治經濟分離”原則的實質，明確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
同年，《人民日報》多次發表社論，對岸信介政府這個“政經分離原則”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獨立國家，可以一麵聽任另一個國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敵視自己，一麵又同這個國家發展經濟和文化關係”，指出“就是岸信介本人，也從來沒有把政治和經濟分開過。他的所謂政治和經濟分離的原則，就是他處處屈從美國和一貫敵視中國這個最大的政治的具體體現”。
開廖、高貿易，迎來半官半民交流
1960年7月，岸信介內閣在日本人民聲勢浩大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浪潮中倒台，池田勇人內閣成立，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池田上任伊始就公開表示，“對中共的政策，未必與美國采取同樣的態度”，“要采取向前看的態度”，“逐漸改善日中關係”。
池田內閣成立後一個多月，周總理會見來華訪問的日中貿易促進會常務理事鈴木一雄等人時，重申政治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同時提出了中日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
周總理說，中日貿易三原則是從同岸信介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過去中日雙方曾經搞民間團體協定，想通過民間協定發展中日貿易。岸信介時期，證明這種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認、不保證民間協定的實施，並且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來破壞它。我們不能容忍這種行動，隻好將中日貿易來往停了兩年半。根據中日兩國人民的願望，中日貿易如能逐漸恢複，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但是，池田政府的態度究竟如何，我們還要看一看。
池田政府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有限地調整了對華政策，在改善、發展中日關係方麵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步驟。他不僅批準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時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為擴大中日貿易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還積極支持自民黨內主張同中國發展關係的元老鬆村謙三和高石奇達之助、岡崎嘉平太、古井喜實、田川誠一等政治、經濟界人士改善日中關係的努力。
周總理抓住機遇，因勢利導，終於使中日關係出現了生機。1962年秋天，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同鬆村一行促膝長談三次，就以“漸進積累”方式、在“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達成共識。同時，就擴大中日貿易問題，確定了以下原則事項：（1）以貨易貨；（2）綜合貿易；（3）延期付款；（4）長期合同（為期五年）。雙方商定由廖承誌和高石奇達之助負責協商落實這些原則事項。
緊接著，高石奇達之助率包括22家大廠商代表在內的大型代表團來訪北京，同廖承誌為首的中方代表團就落實周總理與鬆村會談確定的原則事項進行商談，並順利地達成一致，於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誌、高石奇達之助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這個長期綜合貿易亦稱備忘錄貿易，後來又被稱為“廖·高備忘錄貿易”，簡稱“LT貿易”（L為廖字發音第一字母，T為高石奇發音第一字母）。這個貿易簽署後，中日雙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麵聯係人為廖承誌——鬆村謙三，經濟方麵聯係人為廖承誌、劉希文——高石奇達之助、岡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誌辦事處，設在外貿部內，負責人為外貿部部長助理劉希文，具體業務由外貿部主管局處理。日方成立“日中綜合貿易聯絡協議會事務所”，亦稱“高石奇辦事處”，高石奇任該聯絡協議會會長，背後是日本通產省。而中國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的主管官員都參與了備忘錄貿易的工作。
可見，中日備忘錄貿易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民間貿易協定。周總理曾說，這個協定已接近於中方所提的貿易三原則的第一項原則，即政府間協定。陳毅副總理也曾向記者說過，這個協定既可以說是民間協定，也可以說是政府間協定。這個備忘錄協定的簽訂使中日間的貿易在原來的民間友好貿易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渠道，猶如兩個車輪，相輔相成，不僅大大促進了中日貿易關係的發展，而且在政治上發揮了曆史性的作用，開辟了中日間半官半民接觸和交流的窗口。
中日備忘錄貿易達成協議、各自成立辦事處後，隨著貿易關係的發展、人員來往增多，雙方就在對方首都互設常駐機構和交換常駐記者問題進行接觸。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尤其是日本最高當局受到中法建交衝擊，感到在日中關係上應做些實事，所以，雙方很快就取得了共識。1964年4月，鬆村謙三偕竹山祐太郎、古井喜實、岡崎嘉平太等人訪華，同周總理連續進行了五個多小時的政治會談，並同廖承誌進行了充分地協商，於4月20日簽署了互設常駐機構和交換常駐記者的會談紀要。按照紀要的規定，中方在東京開設了廖承誌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日方在北京開設了高石奇達之助辦事處駐北京聯絡事務所。中方首任首席代表孫平化、代表吳曙東、陳抗等五人於8月13日到任。雙方交換的常駐記者（中方七名，日方九名）於9月29日同時抵達對方首都，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間第一次互設常駐機構和互換常駐記者。不言而喻，這是中日關係上一個突破性的進展。
但天有不測風雲。正在中日關係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時，池田首相因患喉癌病倒，不得不於同年11月9日宣布辭職，佐藤榮作同日出任首相。
討論通過《二月綱領》
佐藤上台前，在對華政策上講了不少漂亮話。他表示，在日中關係上要采取“向前看”的態度，說什麽要“根據全體國民的意誌”來製定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外交政策，等等。可是，他執政後的一係列言行表明，他是在奉行一條追隨美國、親蔣反華的政策。佐藤執政達七年八個月之久，其間在中國問題上並沒有什麽作為，更談不上突破。佐藤剛上台時，日本評論界曾有人認為他會效仿戴高樂，同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可是，直到70年代初，他敵視中國的立場都沒有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1971年的聯大上，日本仍充當所謂“逆重要事項”提案國，阻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而正是這一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複了中國的合法席位，趕走了蔣介石集團。所以，廖承誌在與日本朋友談話時，曾戲稱佐藤在處理日中關係上不是“榮作”而是“無作”。這句俏皮話一時在日本傳為笑談。
佐藤執政後期，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蔣幫被逐出；尼克鬆訪華，中美關係打開大門。圍繞中國問題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對日本國內產生重大影響。包括執政黨人在內的日本各黨各界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運動空前高漲，並就恢複中日邦交的基本原則與中方達成共識，即：
一、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荒謬主張。
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已經歸還中國。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幹涉。堅決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和策劃“台灣獨立”的陰謀。
三、“日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
恢複中日邦交基本原則的提出，闡明了中國政府在複交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沉重地打擊了堅持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導致日本國內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運動空前高漲，使日中邦交這個外交課題變成當時日本的內政問題，使佐藤政權空前孤立，加速倒台。這個恢複中日邦交基本原則，成為後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基本指導方針，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在中日兩國政府就此達成協議的基礎上實現的。
總理功績，日本朋友有評說
1972年金秋時節，周總理邀請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通過會談，雙方就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係列重大問題達成協議，並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恢複中日邦交，是當年2月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國外交戰線上又一件舉世矚目的大事。
人民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但這個主義並不否定領袖人物在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不僅不否認，而且還充分肯定某些領袖人物在鑄就特定曆史事件中的關鍵作用。
1972年9月12日，田中首相訪華臨近。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一直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奔波的日本朋友古井喜實一行時，主客之間有一段非常精彩、深刻的對話：
鬆本（俊一）：總理是不是一直工作到天亮？
周總理：現在慢慢改了一點，現在還在改。因為你們的首相是早晨辦事，晚上睡覺，正好相反。談判要找一個共同的時間。
古井：這樣的話，上午舉行會談就很困難。
總理：晚上舉行會談也困難。
鬆本：聽了總理的話，十分感動。想不到總理為接待田中首相，竟然要改變自己多年的生活習慣，改變作息時間。
古井：日中邦交正常化能以這麽快的速度進行，是周總理引導工作做得好的緣故。
總理：是兩國人民努力的結果，兩國人民願意友好。這是曆史的潮流和趨勢。古井：很抱歉，我跟總理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周總理引導得好，所以恢複邦交進展很快。
總理：要說中國方麵的作用，當然應歸功於毛澤東主席。比如說，我們解放以後，日本政界的元老久原房之助先生來過中國，毛主席親切地接見了他……
古井：我們原來的估計是，新內閣成立後，可能先舉行大選，然後再解決日中問題。由於中方引導得好，他倒過來了，先解決日中邦交問題，後舉行大選……
總理……這不是誰的功勞，是形勢造成的，歸功於人民。
中日兩國從曆史上看，中間有50年不愉快的時期，但這是暫短的一瞬，而戰後27年，我們的來往頻繁，造成了這樣的形勢。
兩國邦交是形勢造成的，客觀形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人的因素是起決定作用的。
總理預言邦交正常化後兩國關係的前景說：路是開了，但道路不一定都是平坦的，也許要走一點彎路。所以，我們希望中日邦交的恢複，人民的友好往來走上廣闊的路，但途中還會有一些曲折要繞過，荊棘要掃除。希望你們諸位不僅作為中日邦交恢複的開路人，而且是繼續走下去的披荊斬棘的人。
會見後，總理、廖承誌、劉希文會見並宴請古井一行後，古井異常興奮，對中方接待人員說，他為日中關係奔走了13年，現在兩國關係即將正常化，心情十分暢快，十分樂觀。他反複強調，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的引導，日中關係不會有如此迅速的發展。
周總理強調說：“是啊，先來談一下嘛！談才能談清楚嘛！”田中說：“日本過去的外交是看美國的眼色行事，認為同美國一致就不會錯。今後即使有險阻，也要由自己來判斷。”
尼克鬆把日本撇一邊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27分。尼克鬆乘坐的美國總統專機終於在北京機場停穩。片刻，尼克鬆從舷梯上走下來，這時周總理走上前去，緊緊握住尼克鬆的手。兩位要人的握手，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美兩國首腦的第一次和解。
尼克鬆訪華實況，通過電視衛星向世界各地進行了轉播。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自己的官邸觀看電視，他要看一看尼克鬆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尼克鬆從飛機上走下來，和迎接他的周恩來握手，說：“I am very happy。（我非常高興。）”
接下來就是檢閱儀仗隊……
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地狠狠地關掉了電視。他一言不發地靠在沙發上，七個月前那件令人掃興的事情又呈現在眼前——
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書遞給首相一份美國送來的備忘錄，上麵寫著：“尼克鬆總統將於明年5月以前訪華”，發表時間為日本時間11時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針已指在11時27分。佐藤首相認為尼克鬆把日本撇在一邊，顯然是一種不考慮友好國家立場出賣朋友的行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喚“上當了”。
尼克鬆訪華的消息使日本全國上下為之嘩然。在收到《上海公報》後，外務省開始秘密地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準備。
誰知一群記者卻緊追不舍，非要他談談對尼克鬆訪華的看法。
佐藤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他自己不是已經說了嗎？這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事業。他自己說了，別人還說什麽？”
“他”，自然是指尼克鬆。
佐藤的態度自然是惱怒的。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田中角榮競選自民黨總裁。中日關係已成了自民黨總裁能否當選的一個問題。
田中角榮順應了曆史的潮流，他當選了，並很快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到中日邦交正常化，花費了23年的時間。23年，在人類社會曆史上是暫短的一瞬，但對渴望實現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兩國人民來說，又何等漫長。
為了早日實現中日邦交，續寫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新篇章，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了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早在建國初期，中國領導人和政府就非常重視與日本的關係，認為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從而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標。
但是，日本政府在美國控製下，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1951年，美國與日本片麵媾和之後，日本吉田茂政府又在美國的促壓下於1952年同台灣當局締結所謂“和平條約”，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製造“兩個中國”，為中日關係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
周恩來總理1954年10月11日在北京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日本學術文化訪華團時說：
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在中國方麵。舊金山條約不承認中國，而承認台灣，說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很傷心。我們承認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誰的票，誰得的票多，誰組織政府，我們就承認誰。但是，日本政府卻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認中國人民所選擇的政府，中國人民不要蔣介石，日本政府卻承認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當然感到很傷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認我們，對我們采取不友好態度。我也知道困難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於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的頭上還有個太上皇，就是美國。
在中日兩國官方關係一時難於打開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大力開展民間外交，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創造條件。
為開辟民間外交的渠道，中國首先在溝通中日貿易方麵采取主動步驟。1952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任南漢宸利用在莫斯科出席會議的機會，與出席會議的日本國會參議員高良富，國會眾議員、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代表帆足計，國會眾議員、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理事長宮腰喜助進行接觸，商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針下開展中日貿易，並邀請他們三人來北京進一步商談。
同年5月，這三位代表應邀來到北京。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前來訪問的日本政界和經濟界人士，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方與他們通過會談，正式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由於美、日政府百般阻撓，這個協定後來執行情況不好，但中日民間交往的大門畢竟打開了。
1954年12月，吉田內閣下台，鳩山一郎出任首相。由於他對改善日中關係、發展日中貿易較為熱心，1955年，中日雙方簽署第三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鳩山首相表示願對此給予支持和協助，從而實現了民間協議、官方掛鉤的形式，比吉田內閣時期簽訂的兩個協定提高了層次，協定執行的情況也較好。
鳩山執政期間，不僅貿易關係有發展，中日雙方還簽訂了民間漁業協定，增加了人員往來。來自日本的許多客人都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接見，雙方都表示了關係正常化的強烈願望。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國民運動隨之在日本國內逐漸展開。
為直接對話，試邀鳩山來北京
為推動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實現，中國政府曾嚐試同鳩山內閣直接對話。
1955年8月1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8月17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沈平遞信日本總領事田付景一，向日本政府提出：
為了促進中日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有助於國際局勢的繼續和緩，中國政府認為中日兩國政府有必要就兩國貿易問題、雙方僑民問題、兩國人民互相往來問題和其他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商談。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樣願望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來北京舉行會談。
10月，周恩來總理會見來訪的日本各界人士時提出，中日兩國應結束戰爭狀態，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否則，兩國人民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也將受到影響。
11月4日，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再次遞信日本總領事，提出：中日應就兩國之間許多有關兩國人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進行交談，其中兩國關係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政府歡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團到北京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
經過一番曲折，鳩山首相於1956年3月29日對中國政府的呼籲作出間接的回應。他在回答國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必須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如周恩來總理願意舉行談判的話，那麽就沒有理由加以拒絕”。
鑒此，周總理於4月18日致函邀請鳩山首相訪華。這一重大舉措進一步表明了中國政府的願望和誠意。遺憾的是，鳩山內閣因內受執政黨保守勢力牽製，外受美國政府壓力，對中國政府的倡議和邀請沒有作出積極的響應，致使鳩山內閣時期的中日關係未獲突破性進展。
鳩山內閣辭職後，繼任的新首相石橋湛山於1956年底就職伊始，便在中國問題上表示，要盡可能地促進同中國的經濟關係。但又說，日本同中國的關係要同美國進行協商，暗示了日本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難度。新任外相岸信介說得更直截了當：日本隻有在聯合國和美國承認中國之後，才能考慮承認中國。
盡管當時恢複兩國邦交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石橋開始執政時，還是想把中日民間的經貿、文化、藝術、體育和衛生等交流搞得更活躍一些。不幸的是，石橋入主首相官邸僅兩個月，就因病辭職了。
岸內閣逆行，引出政治三原則
岸信介繼任首相後，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又是訪問台灣，又是阻撓、破壞中日民間貿易、人員交流，采取了一係列惡化中日關係的步驟，導致兩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在1958年以後一度中斷，使中日關係出現很大的困難。
在此背景下，中國方麵於1958年7月提出了中日關係史上有名的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
1.日本政府不能敵視中國；
2.不能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
3.不能阻礙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逐步發展。
中國政府提出這個“三原則”旨在敦促日本政府改變追隨美國、親蔣、反華的政策。這是總結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關係發展的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指出中日友好和恢複中日邦交的障礙是日本政府，中日兩國人民要求友好和複交的願望和行動的目標應集中到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反華政策上來。這是解決中日關係問題的正確途徑。
當時，周恩來總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日關係的症結所在。他說，“中國政府並不敵視日本，並且承認日本的存在，高興地看到日本人民的發展，如果雙方進行談判，當然以日本政府為對手”，“但是日本政府對中國並不如此，不承認新中國的存在，而且相反地敵視新中國，承認台灣，說它代表中國。日本政府也不以新中國為談判的對手”。又說，在鳩山、石橋兩屆內閣期間，中國方麵曾做了積極的努力，從民間入手，以“漸進積累”方式改善兩國關係，但這一方式被後來的岸信介政府破壞了。中國從這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改變了支持民間協定的態度，主張應該由兩國政府做的事，必須通過政府來解決。
作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引申，中國政府又提出了政經不可分原則。這個原則同樣是在岸信介內閣執政時期提出的，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中國政府提出政治三原則後，日本國內要求改善日中關係的呼聲高漲，岸信介政府受到很大壓力。但他又不願放棄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為欺騙輿論，緩解壓力，並撈取經濟實惠，他提出了所謂“政治經濟分離”的原則，作為權宜之計。
岸信介政府此舉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政府的反對。1959年3月，周恩來總理會見淺沼稻次郎率領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指出：
目前日本政府的政策還是采取遠親近攻的政策，我們不會上這個當……杜勒斯說他敵視中國，就不和中國做買賣，要禁運。他是反動頭子，但是表裏一致，他的話是合邏輯的。岸信介就不是這樣。他一麵在政治上敵視中國，但經濟上又要做買賣，這是不合邏輯的。他並不是不講政治，他的政治就是敵視中國，在敵視中國、阻撓中日關係正常化和陰謀製造“兩個中國”的情況下，就無法恢複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
周總理這番話深刻揭露了岸信介政府所謂“政治經濟分離”原則的實質，明確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
同年，《人民日報》多次發表社論，對岸信介政府這個“政經分離原則”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獨立國家，可以一麵聽任另一個國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敵視自己，一麵又同這個國家發展經濟和文化關係”，指出“就是岸信介本人，也從來沒有把政治和經濟分開過。他的所謂政治和經濟分離的原則，就是他處處屈從美國和一貫敵視中國這個最大的政治的具體體現”。
開廖、高貿易，迎來半官半民交流
1960年7月，岸信介內閣在日本人民聲勢浩大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浪潮中倒台，池田勇人內閣成立，中日關係出現轉機。池田上任伊始就公開表示，“對中共的政策，未必與美國采取同樣的態度”，“要采取向前看的態度”，“逐漸改善日中關係”。
池田內閣成立後一個多月，周總理會見來華訪問的日中貿易促進會常務理事鈴木一雄等人時，重申政治三原則和政治經濟不可分的原則，同時提出了中日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
周總理說，中日貿易三原則是從同岸信介敵視中國的政策進行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過去中日雙方曾經搞民間團體協定，想通過民間協定發展中日貿易。岸信介時期，證明這種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認、不保證民間協定的實施，並且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來破壞它。我們不能容忍這種行動，隻好將中日貿易來往停了兩年半。根據中日兩國人民的願望，中日貿易如能逐漸恢複，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但是，池田政府的態度究竟如何，我們還要看一看。
池田政府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有限地調整了對華政策，在改善、發展中日關係方麵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步驟。他不僅批準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時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為擴大中日貿易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還積極支持自民黨內主張同中國發展關係的元老鬆村謙三和高石奇達之助、岡崎嘉平太、古井喜實、田川誠一等政治、經濟界人士改善日中關係的努力。
周總理抓住機遇，因勢利導，終於使中日關係出現了生機。1962年秋天，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同鬆村一行促膝長談三次，就以“漸進積累”方式、在“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達成共識。同時，就擴大中日貿易問題，確定了以下原則事項：（1）以貨易貨；（2）綜合貿易；（3）延期付款；（4）長期合同（為期五年）。雙方商定由廖承誌和高石奇達之助負責協商落實這些原則事項。
緊接著，高石奇達之助率包括22家大廠商代表在內的大型代表團來訪北京，同廖承誌為首的中方代表團就落實周總理與鬆村會談確定的原則事項進行商談，並順利地達成一致，於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誌、高石奇達之助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這個長期綜合貿易亦稱備忘錄貿易，後來又被稱為“廖·高備忘錄貿易”，簡稱“LT貿易”（L為廖字發音第一字母，T為高石奇發音第一字母）。這個貿易簽署後，中日雙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麵聯係人為廖承誌——鬆村謙三，經濟方麵聯係人為廖承誌、劉希文——高石奇達之助、岡崎嘉平太。中方成立廖承誌辦事處，設在外貿部內，負責人為外貿部部長助理劉希文，具體業務由外貿部主管局處理。日方成立“日中綜合貿易聯絡協議會事務所”，亦稱“高石奇辦事處”，高石奇任該聯絡協議會會長，背後是日本通產省。而中國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的主管官員都參與了備忘錄貿易的工作。
可見，中日備忘錄貿易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民間貿易協定。周總理曾說，這個協定已接近於中方所提的貿易三原則的第一項原則，即政府間協定。陳毅副總理也曾向記者說過，這個協定既可以說是民間協定，也可以說是政府間協定。這個備忘錄協定的簽訂使中日間的貿易在原來的民間友好貿易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渠道，猶如兩個車輪，相輔相成，不僅大大促進了中日貿易關係的發展，而且在政治上發揮了曆史性的作用，開辟了中日間半官半民接觸和交流的窗口。
中日備忘錄貿易達成協議、各自成立辦事處後，隨著貿易關係的發展、人員來往增多，雙方就在對方首都互設常駐機構和交換常駐記者問題進行接觸。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尤其是日本最高當局受到中法建交衝擊，感到在日中關係上應做些實事，所以，雙方很快就取得了共識。1964年4月，鬆村謙三偕竹山祐太郎、古井喜實、岡崎嘉平太等人訪華，同周總理連續進行了五個多小時的政治會談，並同廖承誌進行了充分地協商，於4月20日簽署了互設常駐機構和交換常駐記者的會談紀要。按照紀要的規定，中方在東京開設了廖承誌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日方在北京開設了高石奇達之助辦事處駐北京聯絡事務所。中方首任首席代表孫平化、代表吳曙東、陳抗等五人於8月13日到任。雙方交換的常駐記者（中方七名，日方九名）於9月29日同時抵達對方首都，從而實現了新中國成立後，中日間第一次互設常駐機構和互換常駐記者。不言而喻，這是中日關係上一個突破性的進展。
但天有不測風雲。正在中日關係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時，池田首相因患喉癌病倒，不得不於同年11月9日宣布辭職，佐藤榮作同日出任首相。
討論通過《二月綱領》
佐藤上台前，在對華政策上講了不少漂亮話。他表示，在日中關係上要采取“向前看”的態度，說什麽要“根據全體國民的意誌”來製定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外交政策，等等。可是，他執政後的一係列言行表明，他是在奉行一條追隨美國、親蔣反華的政策。佐藤執政達七年八個月之久，其間在中國問題上並沒有什麽作為，更談不上突破。佐藤剛上台時，日本評論界曾有人認為他會效仿戴高樂，同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可是，直到70年代初，他敵視中國的立場都沒有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1971年的聯大上，日本仍充當所謂“逆重要事項”提案國，阻撓新中國進入聯合國，而正是這一屆聯大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複了中國的合法席位，趕走了蔣介石集團。所以，廖承誌在與日本朋友談話時，曾戲稱佐藤在處理日中關係上不是“榮作”而是“無作”。這句俏皮話一時在日本傳為笑談。
佐藤執政後期，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蔣幫被逐出；尼克鬆訪華，中美關係打開大門。圍繞中國問題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對日本國內產生重大影響。包括執政黨人在內的日本各黨各界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運動空前高漲，並就恢複中日邦交的基本原則與中方達成共識，即：
一、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荒謬主張。
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已經歸還中國。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幹涉。堅決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和策劃“台灣獨立”的陰謀。
三、“日蔣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
恢複中日邦交基本原則的提出，闡明了中國政府在複交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沉重地打擊了堅持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導致日本國內要求恢複日中邦交的運動空前高漲，使日中邦交這個外交課題變成當時日本的內政問題，使佐藤政權空前孤立，加速倒台。這個恢複中日邦交基本原則，成為後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的基本指導方針，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在中日兩國政府就此達成協議的基礎上實現的。
總理功績，日本朋友有評說
1972年金秋時節，周總理邀請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通過會談，雙方就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係列重大問題達成協議，並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恢複中日邦交，是當年2月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國外交戰線上又一件舉世矚目的大事。
人民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但這個主義並不否定領袖人物在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不僅不否認，而且還充分肯定某些領袖人物在鑄就特定曆史事件中的關鍵作用。
1972年9月12日，田中首相訪華臨近。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一直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奔波的日本朋友古井喜實一行時，主客之間有一段非常精彩、深刻的對話：
鬆本（俊一）：總理是不是一直工作到天亮？
周總理：現在慢慢改了一點，現在還在改。因為你們的首相是早晨辦事，晚上睡覺，正好相反。談判要找一個共同的時間。
古井：這樣的話，上午舉行會談就很困難。
總理：晚上舉行會談也困難。
鬆本：聽了總理的話，十分感動。想不到總理為接待田中首相，竟然要改變自己多年的生活習慣，改變作息時間。
古井：日中邦交正常化能以這麽快的速度進行，是周總理引導工作做得好的緣故。
總理：是兩國人民努力的結果，兩國人民願意友好。這是曆史的潮流和趨勢。古井：很抱歉，我跟總理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周總理引導得好，所以恢複邦交進展很快。
總理：要說中國方麵的作用，當然應歸功於毛澤東主席。比如說，我們解放以後，日本政界的元老久原房之助先生來過中國，毛主席親切地接見了他……
古井：我們原來的估計是，新內閣成立後，可能先舉行大選，然後再解決日中問題。由於中方引導得好，他倒過來了，先解決日中邦交問題，後舉行大選……
總理……這不是誰的功勞，是形勢造成的，歸功於人民。
中日兩國從曆史上看，中間有50年不愉快的時期，但這是暫短的一瞬，而戰後27年，我們的來往頻繁，造成了這樣的形勢。
兩國邦交是形勢造成的，客觀形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人的因素是起決定作用的。
總理預言邦交正常化後兩國關係的前景說：路是開了，但道路不一定都是平坦的，也許要走一點彎路。所以，我們希望中日邦交的恢複，人民的友好往來走上廣闊的路，但途中還會有一些曲折要繞過，荊棘要掃除。希望你們諸位不僅作為中日邦交恢複的開路人，而且是繼續走下去的披荊斬棘的人。
會見後，總理、廖承誌、劉希文會見並宴請古井一行後，古井異常興奮，對中方接待人員說，他為日中關係奔走了13年，現在兩國關係即將正常化，心情十分暢快，十分樂觀。他反複強調，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的引導，日中關係不會有如此迅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