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樣,我將於星期五上午到達巴基斯坦,由你出麵張揚一下,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動,既在大使館也在巴基斯坦政府露麵。如果葉海亞總統同意,他可以請我到某一個合適的幽靜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說開伯爾山中或是某一個別墅。我將讓我的飛機停在飛機場一個顯眼的地方。然後,我將乘一架預先停放在機場的飛機到中國去。在我不露麵不超過三十六小時以後,我將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麵,然後往西飛往巴黎。你看,我這計劃中這一切能辦得到麽?”
“你三十六小時之內能回來麽?”法蘭問。
“我想是能回來的”。基辛格說。
法蘭充滿信心地說:“能辦得到。”
基辛格說:“那麽,你一回到伊斯蘭堡就馬上和葉海亞總統聯係。我會把你所擔負的任務通知希拉裏的。我希望你在我呆在巴基斯坦的時候管束住使館的人員,不要讓他們來找我的麻煩,並使人覺得我真的一直在巴基斯坦。”
談罷話,基辛格將法蘭送至屋外。基辛格那個朋友已經笑眯眯地等在院子裏。基辛格跟法蘭握手的時候,又一次笑著提醒他:“你記住,你到棕櫚泉這兒來過的事是無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個朋友朝他詼諧地雙手一攤,聳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蘭以後,基辛格心情特別好,處在一種亢奮的心理期待之中。法蘭給他的印象很佳。基辛格相信自己的計劃會得到落實。他不肯歇一歇,就執筆草擬發給周恩來的回信。當然,這封信也是上沒有抬頭、下沒有簽字的。信中說……為了給尼克鬆總統的訪問作準備,為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建立可靠的聯係,尼克鬆總統建議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的秘密會談。基辛格博士準備在中國國土上參加這樣的會談,地點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飛行距離內,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
“我們建議,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體細節,包括地點、停留的時間多長、通信聯絡以及類似的問題通過葉海亞·汗總統作為居間人進行討論。為保密起見,務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時,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的第一次會談要絕對保密。”
5月9日,基辛格在棕櫚泉休假結束回到華盛頓。第二天尼克鬆看罷給周恩來的回信後批準照發。
周恩來隔洋複信,基辛格如釋重負
華盛頓的國際機場。塗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標誌的噴氣客機呼嘯著在機場降落。這是6月2日下午黃昏時分。機場的燈火與客機的標誌燈相映成趣。一個外交官模樣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塊下了飛機。信使攜著外交郵袋出示了免檢證件,先走出了候機大廳。一位巴基斯坦駐美人員迎著信使,兩人從大廳走到門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國旗的小車。車子沿著波托馬克河岸飛馳,在夜色中隱約可見華盛頓紀念塔高聳入雲。車子馳向巴基斯坦駐美使館。
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裏已經在兩天前從使館接到的電訊中簡略地知道這個信息的內容。阿迦·希拉裏出身於巴基斯坦的名門望族,長期擔任公職,很能幹。正巧,希拉裏的一個兄弟這時也擔任著駐中國大使。希拉裏本人與基辛格很好還另有一層原因,希拉裏的妹妹在50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的學生,她對於女權的主張曾經給基辛格很深的印象。希拉裏是一個精細的、考慮周到的人,覺得兩天前收到的簡單的信息十分鼓舞人心,也馬上轉述給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興奮,盼望著還在路途上的信使趕快到達。
那兩天,基辛格哪兒也不敢去,回絕了好幾次十分有意義的社交活動的邀請。
希拉裏一接到周恩來的答複信,急忙地駕車趕去白宮。
這是用打字機打了兩頁的信。同樣是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基辛格從希拉裏手中接過這兩頁紙的時候,緊張得手都有點兒發顫。他也無形中受了尼克鬆情緒的感染,擔心中國人在關鍵的時候後退。他急急地先掃了一眼——
“……在研究了尼克鬆總統的三次口信後,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來訪,並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直接對話。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先行來訪,進行秘密會談,為尼克鬆總統訪華進行準備並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從伊斯蘭堡直接飛往中國一個不向公眾開放的飛機場。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飛機,或在必要時從中國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國專機。周恩來總理熱烈地期待著在最近的將來在中國同基辛格博士會晤。”
基辛格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喜悅的心情簡直是難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裏,趕忙走到正廳去通知尼克鬆總統。廳裏燈火輝煌,杯盞聲夾雜著歡聲笑語。尼克鬆正在宴請尼加拉瓜總統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基辛格告訴站在國宴廳外的隨從武官,務必請總統盡快出來見他。基辛格興奮而焦急地在廳廊裏來回踱著。
大約9點半鍾,總統出來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訴總統:“來了!來了!周恩來的複信來了!”
總統將基辛格領到林肯廳,接過那兩頁打字的信件,讀了起來。尼克鬆也禁不住眉開眼笑。看著總統把信讀完,基辛格笑嗬嗬地說:
“我看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兩人興奮地暢談起來,談到了兩人辛苦多時共同起草的基辛格準備同周恩來會談的第一次發言稿,談到了在會談中如何靈活處理,以免陷於被動,談到了已經準備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總統接受的十個不同的公報草案。
兩人談興正盛,零時已過,全無睡意。
尼克鬆站了起來,特別興奮地說:“亨利,你等一會兒。雖說我們倆都有晚上不喝酒的習慣,今晚破例了。”
尼克鬆起身出廳門,沿著走廊走至二樓另一頭的家庭小廚房。他在一個櫥櫃裏找到一瓶沒有開過的名牌陳年庫瓦西埃白蘭地。他把它夾在腋下,又從玻璃櫥裏拿了兩隻大短腳杯,高興地走回林肯廳。
在總統去拿酒的時候,基辛格獨自在林肯廳裏想起尼克鬆不止在一個場合說過的話:許多領導人最難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權別人替自己辦事。基辛格這時覺得總統提出過免掉派特使先行的這個環節,還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夾雜了個人的雜念也無可厚非。總統最後還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現了總統的理智與難能可貴。
尼克鬆回來了,斟了兩杯白蘭地,興衝衝舉起杯對基辛格說:“亨利,我們喝這杯酒不是為了祝賀我們個人的成功,是為了祝賀我們能夠收到這封信和享受今晚難忘時刻的我們這屆政府的政策。讓我們為今後的世世代代幹杯,他們可能會由於我們所采取的行動而有過和平生活的更好機會。”
基辛格意味深長地說:“我想起了幾百年前從西方去中國的馬可·波羅。”
尼克鬆靈機一動,說:“我們把你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就叫‘波羅行動’。”
基辛格刹那間又感到沉重:“現代比馬可·波羅時代強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話。可是,我去到中國卻不能向您請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將阿拉斯加賣了?”
尼克鬆淡然一笑:“到那幾天,我會睡不著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個電碼單詞Eure-ka從北京給我發報。”
“Eureka。”基辛格重複了一遍,“發現。馬可·波羅發現了中國,我能發現什麽?”
“和平?”尼克鬆回答,“亨利,再幹一杯。為這次重大的秘密行動。”
兩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鬆,這晚話特別多:“你看……”
尼克鬆桌上擺著研究中國的材料。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生活》雜誌於1971年4月30日發表的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
尼克鬆指著照片說:“毛澤東請一個美國人上天安門站在他身邊。這就是一個象征。是傳達給我的信息。我怎麽沒想到?”
基辛格羨慕地說:“中國人太精細微妙了,到底經曆了幾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鬆慨歎:“我們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澤東早在去年就講了,我‘作為總統去也行,作為旅遊者去也行’……博士,他為什麽又講‘雙方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呐?”
基辛格托著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四周靜寂無聲,聽得見兩人的呼吸聲。
尼克鬆納悶地問:“如果談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麽意義?”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開,臉上喜悅的表情好像小孩考了一個滿分:“我悟出來了!毛澤東這個人真不簡單,他用他的語言講出中美兩國接觸這件事本身的意義,它會改變世界的格局。就是‘談不成’也是有意義的。”
尼克鬆興趣盎然:“也就是說,連毛澤東也認為世界不再是兩極,將要變成三極了。”“毛澤東有句詩,叫‘小小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來,“此人氣魄很大,是從大的全球戰略上考慮問題的……”
白宮的夜景特別迷人。明亮的燈光沐浴著這座樸素而壯麗的歐洲鄉村別墅式建築,更顯得潔白如玉。白宮的主人為即將會見大洋彼岸那個文明古國的紫禁城裏的領袖而興奮不已。
釣魚台忙碌異常,四號樓進駐小組
在那時候,不隻是北京,在全國幾乎所有的城鎮,都醒目地張貼著“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這些標語表明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在軍隊或是民兵的靶場,打靶的目標往往被畫成尼克鬆的漫畫像,長而歪斜的光下頦,長而斜翹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鬆畫像的胸口。不少子彈射穿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他的軀體。不少文藝節目中,尼克鬆是高鼻子被描白了的醜角,戴著寫有USA的高禮帽,在怒不可遏的工農兵演員的聲討聲中,手腳發顫,滿地打滾。那個時候,大凡跟美國有關係的人(這個關係包括有親戚在美國、自己在美國留過學或者在美國逗留過、與美國人有通信往來甚至英語說得好)都被視為“特嫌”(即特務嫌疑)而受到敵視與審查。還有的人因為好奇心強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機收聽過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就被當做“收聽敵台廣播”論罪,輕的監督勞動或是下放改造,重的關進監獄,判以徒刑。
那個時候,對美國的認識,必須統一在一種規範化的標準裏。那就是,美國是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外強中幹,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國帝國主義是最凶惡的敵人,是垂死的、沒落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他們死到臨頭了,就要拚命掙紮,與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為敵。不允許有除此之外的別的認識。如果有,那就是階級敵人炮製出來的蠱惑人心的異端邪說。
那個時候,如果有某個智商高的人預測未來,說中國要和美國友好,說要歡迎尼克鬆來華訪問,“作為總統來也行,作為旅遊者來也行”;那麽,此人肯定會被當做“瘋狂的階級敵人”來打倒,要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
但是,這些話隻有由毛澤東來說,才另當別論。毛澤東是全國人民最信賴的偉大領袖。他的革命堅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說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執行。所謂不理解就是因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領袖的思想。
毛澤東幾十年的經曆無愧地證明他是最革命的無產階級領袖。尼克鬆幾十年的經曆同樣無愧地證明他是最反共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曆史的發展使這兩個處於所謂最革命的極端與最反動的極端的人物要作友好的會晤。
為使這個轉變不至於過於突然,而使中國廣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來首先通過乒乓外交而先下了一場毛毛雨。盡管《人民日報》以精心安排的極有限的篇幅、極不顯眼的位置報道了美國乒乓選手的活動,廣大中國人以吃驚的眼光在注視著,它激起的心理波瀾很快就使人們適應了、接受了——中美兩國人民是要友好相處的。對於尼克鬆來訪的吹風與轉彎子,就要艱難得多。尼克鬆到底是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頭子”嗬。好在毛澤東在“文革”中強調的個人崇拜也有它的好處,隻要說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決定與戰略決策,億萬人民是會在執行中理解它的。毛澤東說的就是真理。
為接待尼克鬆與基辛格訪華而成立的工作小組,在毛澤東批準後,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成立起來了。
尼克鬆是總統,來北京當然得住國賓館釣魚台。尼克鬆總統當然是下榻於釣魚台最高級的十八號樓,平時接待國家元首的樓。工作小組按周恩來的指示也住進了釣魚台四號樓。工作小組的成員由周恩來親自選定,報毛澤東批準。主要成員有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冀朝鑄等,工作小組的紀律很嚴,不準記錄,不準泄密,不準對任何人談論。在基辛格第一次訪華之前,住進了釣魚台也不準回家。對於會談中將涉及的所有能想到的問題,工作小組的同誌們都作了討論、搜集了資料、準備了多種方案。
周恩來經常親自參加一些具體的討論,並親自檢查警衛部署和接待工作,製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禮、萬無一失的方針。
十分有戲劇性的是釣魚台也是當時“中央文革”的大本營,江青住在十一樓,張春橋、姚文元住在十六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