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機猶係乒乓球(7)
科恩正是大學二年級學生，學的是曆史和政治學。他原以為在這個最革命的國家，聽它的總理評價嬉皮士，一定會聽到那種“資產階級的”“頹廢的”“沒落的生活方式”之類的訓詞，結果，出人意料。周恩來並沒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訓人，還表示出十分理解當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為周恩來所折服，欽佩而信服地聽著。
周恩來又將眼光轉向科恩：“要是經過自己做了以後，發現這樣做不正確，那就應該改變。你說是麽？”
科恩聳聳肩，友好而誠懇地笑著點了點頭。
周恩來略略停頓，又補充了一句：“這是我的意見。隻是一個建議而已。”
周恩來這番話，在第二天，幾乎被所有的世界大報與通訊社報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親從美國加州威斯活德托人通過香港，將一束深紅色的玫瑰花送給周恩來總理，感謝周恩來對她的兒子講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事後，基辛格評論說：“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跟中國人的所有舉動一樣，它有許多層意義；描畫得光彩奪目的表麵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對這些美國青年的邀請的最明顯的意義是：它象征著中國已承擔了和美國改善關係的義務；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來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由於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種政治傾向，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國內部，這有助於使黨政幹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
被稱“乒乓外交”的這段曆史，充分展現出了周恩來外交藝術的智慧與才華，被譽為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尼克鬆猶疑難決，基辛格秘密訪華
在廣大美國人看來，有新聞價值的隻不過是美國一個乒乓球隊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請，去封閉已久的中國訪問，受到了盛情接待，並且得以使美國球員及記者向公眾傳達他們對“文化革命”中的中國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來乒乓外交舉動的全部含義的，在美國隻有兩個人。一個就是尼克鬆，另一個就是基辛格。因為隻有他倆才知道北京和華盛頓之間來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從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兩條渠道傳來的秘密信件，隻有他倆了解。
尼克鬆以他幾十年來鍛煉出來的特有的政治敏銳，預感到中美兩國之間即將有某個重大事件發生。他感到興奮，受到鼓舞。美國乒乓球隊是4月10日上午從香港穿過羅湖橋到達中國境內，當天傍晚乘飛機抵達北京的。尼克鬆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複活節。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鬆夫人與帕特及兩個女兒特裏西亞與朱莉在一起。還有兩個女兒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與戴維·艾森豪威爾。尼克鬆還用大鋼琴彈了一支曲子。當全家圍坐在西大廳沙發上的時候，講起了女兒的婚事，還談到蜜月旅行。特裏西亞和考克斯再過兩個月就要結婚了。他們征詢尼克鬆的意見，蜜月旅行應該上哪兒？如果你是我們，你會去哪個國家？
尼克鬆仰靠在椅背上，還在想著現在美國乒乓球隊今天在中國該怎麽樣度過的。他想了一會，然後說：“應該去的地方是亞洲。我希望你們在一生中某個時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夠到中國去，去看看那裏的大城市、那裏的人民、那裏的一切。”
尼克鬆希望他們能去，其實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去。
4月12日，台灣駐華盛頓的“大使”周書楷由陳納德夫人陳香梅女士陪同來白宮向尼克鬆辭行，他就要卸任回台灣去了。周書楷以一種悲涼而複雜的心情，談到了美國乒乓球隊對大陸的訪問，對尼克鬆說：“要采取冷靜的態度，對任何這種姿態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鬆轉開話題，稱讚周書楷在華盛頓給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請代問委員長和蔣夫人好。
周書楷無可奈何地剛剛告辭。尼克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批準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賽之前）向總統提交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規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項對華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對華貿易禁運。
4月13日，尼克鬆把采取對華政策新措施的決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門。
4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講話傳到華盛頓時，正好是美國東海岸的早晨。尼克鬆找基辛格、羅傑斯作了研究，認為美國該作出反應了。
中午，尼克鬆總統通過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宣布，總統決定采取五項對華政策新措施。齊格勒公開承認乒乓球事件對這次宣布的時機是有影響的。這四項新措施是：
——美國準備迅速發給從中國到美國來訪問的個人或團體的簽證。
——允許中國使用美元。
——取消對供應前往中國或來自中國的船隻和飛機的燃料的限製。
——準許掛外國旗幟的美國船隻停靠在中國港口。
4月16日，尼克鬆在會見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成員時，仍然處於因為乒乓球隊訪華引起的興奮狀況之中。他喜悅難捺，大談特談他使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長遠目標，使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使中國大陸“結束與世界大家庭隔絕的狀態”。還把在複活節對女兒特裏西亞和她的未婚夫說的話公開出來，稱中國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卻對一群記者說，他不同意同北京的關係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紐還說，在美國乒乓球隊受到邀請的那天晚上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他就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同中國搞關係會危害美國利益，肯定會破壞美國同台灣的關係。阿格紐說，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錯。他又說，美國隨行記者對乒乓球隊訪華的報道糟透了，是在為共產黨中國宣傳。最使他惱火的是美聯社羅德裏克的報道。他大叫接受邀請，讓乒乓球隊訪華是上當了，是個錯誤。阿格紐的談話在4月20日的《紐約時報》披露了出來。
尼克鬆看了報大為惱火，擔心影響中美對話的進程。他命令助手霍爾德曼要阿格紐以後不要再談論中國問題。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有意識地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總統和副總統在美中關係問題上的觀點尤其一致。”
阿格紐不再作聲了。
乒乓外交過去之後，4月21日，尼克鬆在白宮特別接見了剛從中國回來的美國乒乓球隊領隊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證，對於美國乒協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美之事，他一定給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後，尼克鬆獨自坐在辦公室裏，內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緒。每當重大事件即將來臨的時候，尼克鬆的心情總是很矛盾。阿格紐的反對態度使他產生事情會變糟的預感，同時他又滿懷希望。他期望著突破給自己帶來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動曆史前進。入主白宮以來，他曾經反複思考過：一個有建樹的領袖人物應該具備的最重要特征是什麽？是美德麽？美德不是使偉大領袖高於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麽成功。智力的異彩也不是確定領袖人物的特色。偉大領袖當然必須聰明過人，具有透徹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領袖不須像一般教授一樣依照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世界，創立學說。他經曆過六次危機，遭遇過一敗塗地的窘境，他終於從失敗的深淵攀上了權力的頂峰。他的經曆告訴他，偉大領袖最需要深謀遠慮，要果斷，要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要敢於冒險，鋌而走險。他覺得，現在周恩來發出了信號，這就是時機。他甚至擔心中國人會在最後的時刻後退。這幾天，他忽然產生了一個十分大膽的想法，省掉先派總統使節這個階段。既然乒乓球隊已經起了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為什麽不直接由自己出麵飛去北京呢？當然，他也考慮到總統的使節出使北京將會產生莫大的轟動，而使自己接著的中國之行為之減色。
尼克鬆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來商量。基辛格對中國人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他們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與學識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為背景的；美國人太缺乏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了。基辛格勸告總統：“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中國人的直接邀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總統前往中國訪問，未免太危險了。要是吵崩了，在國內外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現在形勢往好的方向發展，我覺得總統不必操之過急。”
尼克鬆覺得也對，微微點頭，說：“我是擔心時間一長，中國人會變卦，又上天安門來一個革命聲明，我們就前功盡棄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懷疑中國會變卦，會後退，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決定的，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
尼克鬆稍稍寬下心來，還是決定按原計劃進行。可是，他的焦慮著急的心情有增無減。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頭的時候，決定直接去和中國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過法國的關係把正式建議傳達給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之所以選擇巴黎，是因為中國人對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渠道保持緘默已經時間很長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對這兩個渠道都不信任。
發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4月27日這天下午，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裏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新的口信。口信說，中國人現在對於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周恩來口信的新內容是說公開接待美國去北京的使者。這是尼克鬆覺得難於接受的。他認為，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後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事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裏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這個口信，又使尼克鬆欣喜不已。他花了兩三天時間與基辛格討論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開始認為美國在巴黎的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最合適，一想到中國人不願意和越南談判問題攪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魯斯。又考慮到國務卿羅傑斯，基辛格覺得羅傑斯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最後，尼克鬆決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說，他像羅傑斯一樣目標太大。
尼克鬆笑著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基辛格十分高興。他後來曾經開玩笑：“理查德·尼克鬆真有膽量：他派我一個人去，到時無法同國內聯係，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賣掉嗬！”
尼克鬆覺得，也隻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訪華，沒有經過官僚機構審批的正常手續提供的證件，便授權派出使節；如果使節此行失敗，必定會給他造成一場政治災難，對美國也會是一場國際災難。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務顧問啊。
要有所建樹，就要果斷，要敢於冒巨大的風險。他在心裏說。否則就會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
正因為與中國人的信息聯係隻有尼克鬆和基辛格知道，國務院等官僚機構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細。事物都有它另外一麵。保守秘密就導致了混亂。明確歸國務院管的對華政策的一個方麵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當時，國務院估計到，美國反對接納中國的主張在聯合國所得到的支持愈來愈少；因此，國務院設計出了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驅逐台灣的“雙重代表權”方案。這種方案，對台灣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隻有在國內批評尼克鬆的對華政策的人才認為它是可以接受的。國務院寫了備忘錄要總統批準。
尼克鬆正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這個觸痛神經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危害對華新政策的還不牢靠的開端，就幹脆把它擱了下來，表了一個態：“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對這個問題作任何決定。”
羅傑斯國務卿當然不知道，尼克鬆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訪問北京。
國務院這個“雙重代表權”，尚未正式拋出，影響還不大。當時，發生了另一件事幾乎捅了大漏子。
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雜誌報道了毛澤東跟斯諾在北京的那次談話內容。幾家通訊社搶先幾天預發了斯諾這篇文章的摘要。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又引起了很大反響，成為許多報紙、通訊社的頭條新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法國、日本等國的大報都發了消息。4月29日，羅傑斯國務卿在倫敦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部長級會議時，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宣稱，埃德加·斯諾在《生活》雜誌上報道的毛澤東邀請尼克鬆去訪問是“隨隨便便地提出的”。他認為，那不是“當真的邀請”。他還說，中國對許多方麵都是“擴張主義的”“相當偏激”。
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尼克鬆當晚得知羅傑斯的談話尤如聽到晴天霹靂，好半天才冷靜下來，隻好於當天親自出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做一些糾正工作，在談話中用和解和語氣提到他可能訪問中國。有一段話簡直是講給北京聽的：“我希望，事實上是預期，在某個時間以某種身份訪問陸大中國，以什麽身份出訪我還拿不定主意。”
周恩來運籌較量，毛澤東批複同意
周恩來又將眼光轉向科恩：“要是經過自己做了以後，發現這樣做不正確，那就應該改變。你說是麽？”
科恩聳聳肩，友好而誠懇地笑著點了點頭。
周恩來略略停頓，又補充了一句：“這是我的意見。隻是一個建議而已。”
周恩來這番話，在第二天，幾乎被所有的世界大報與通訊社報道。四月十六日，科恩的母親從美國加州威斯活德托人通過香港，將一束深紅色的玫瑰花送給周恩來總理，感謝周恩來對她的兒子講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事後，基辛格評論說：“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跟中國人的所有舉動一樣，它有許多層意義；描畫得光彩奪目的表麵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對這些美國青年的邀請的最明顯的意義是：它象征著中國已承擔了和美國改善關係的義務；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來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由於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種政治傾向，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國內部，這有助於使黨政幹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
被稱“乒乓外交”的這段曆史，充分展現出了周恩來外交藝術的智慧與才華，被譽為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尼克鬆猶疑難決，基辛格秘密訪華
在廣大美國人看來，有新聞價值的隻不過是美國一個乒乓球隊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請，去封閉已久的中國訪問，受到了盛情接待，並且得以使美國球員及記者向公眾傳達他們對“文化革命”中的中國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來乒乓外交舉動的全部含義的，在美國隻有兩個人。一個就是尼克鬆，另一個就是基辛格。因為隻有他倆才知道北京和華盛頓之間來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從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兩條渠道傳來的秘密信件，隻有他倆了解。
尼克鬆以他幾十年來鍛煉出來的特有的政治敏銳，預感到中美兩國之間即將有某個重大事件發生。他感到興奮，受到鼓舞。美國乒乓球隊是4月10日上午從香港穿過羅湖橋到達中國境內，當天傍晚乘飛機抵達北京的。尼克鬆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複活節。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鬆夫人與帕特及兩個女兒特裏西亞與朱莉在一起。還有兩個女兒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與戴維·艾森豪威爾。尼克鬆還用大鋼琴彈了一支曲子。當全家圍坐在西大廳沙發上的時候，講起了女兒的婚事，還談到蜜月旅行。特裏西亞和考克斯再過兩個月就要結婚了。他們征詢尼克鬆的意見，蜜月旅行應該上哪兒？如果你是我們，你會去哪個國家？
尼克鬆仰靠在椅背上，還在想著現在美國乒乓球隊今天在中國該怎麽樣度過的。他想了一會，然後說：“應該去的地方是亞洲。我希望你們在一生中某個時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夠到中國去，去看看那裏的大城市、那裏的人民、那裏的一切。”
尼克鬆希望他們能去，其實是他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去。
4月12日，台灣駐華盛頓的“大使”周書楷由陳納德夫人陳香梅女士陪同來白宮向尼克鬆辭行，他就要卸任回台灣去了。周書楷以一種悲涼而複雜的心情，談到了美國乒乓球隊對大陸的訪問，對尼克鬆說：“要采取冷靜的態度，對任何這種姿態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鬆轉開話題，稱讚周書楷在華盛頓給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請代問委員長和蔣夫人好。
周書楷無可奈何地剛剛告辭。尼克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批準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賽之前）向總統提交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規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項對華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對華貿易禁運。
4月13日，尼克鬆把采取對華政策新措施的決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門。
4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的講話傳到華盛頓時，正好是美國東海岸的早晨。尼克鬆找基辛格、羅傑斯作了研究，認為美國該作出反應了。
中午，尼克鬆總統通過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宣布，總統決定采取五項對華政策新措施。齊格勒公開承認乒乓球事件對這次宣布的時機是有影響的。這四項新措施是：
——美國準備迅速發給從中國到美國來訪問的個人或團體的簽證。
——允許中國使用美元。
——取消對供應前往中國或來自中國的船隻和飛機的燃料的限製。
——準許掛外國旗幟的美國船隻停靠在中國港口。
4月16日，尼克鬆在會見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成員時，仍然處於因為乒乓球隊訪華引起的興奮狀況之中。他喜悅難捺，大談特談他使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長遠目標，使美中兩國關係正常化，使中國大陸“結束與世界大家庭隔絕的狀態”。還把在複活節對女兒特裏西亞和她的未婚夫說的話公開出來，稱中國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卻對一群記者說，他不同意同北京的關係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紐還說，在美國乒乓球隊受到邀請的那天晚上召開的國家安全會議上，他就提出過反對意見，認為同中國搞關係會危害美國利益，肯定會破壞美國同台灣的關係。阿格紐說，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錯。他又說，美國隨行記者對乒乓球隊訪華的報道糟透了，是在為共產黨中國宣傳。最使他惱火的是美聯社羅德裏克的報道。他大叫接受邀請，讓乒乓球隊訪華是上當了，是個錯誤。阿格紐的談話在4月20日的《紐約時報》披露了出來。
尼克鬆看了報大為惱火，擔心影響中美對話的進程。他命令助手霍爾德曼要阿格紐以後不要再談論中國問題。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有意識地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總統和副總統在美中關係問題上的觀點尤其一致。”
阿格紐不再作聲了。
乒乓外交過去之後，4月21日，尼克鬆在白宮特別接見了剛從中國回來的美國乒乓球隊領隊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證，對於美國乒協邀請中國乒乓球隊訪美之事，他一定給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後，尼克鬆獨自坐在辦公室裏，內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緒。每當重大事件即將來臨的時候，尼克鬆的心情總是很矛盾。阿格紐的反對態度使他產生事情會變糟的預感，同時他又滿懷希望。他期望著突破給自己帶來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動曆史前進。入主白宮以來，他曾經反複思考過：一個有建樹的領袖人物應該具備的最重要特征是什麽？是美德麽？美德不是使偉大領袖高於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麽成功。智力的異彩也不是確定領袖人物的特色。偉大領袖當然必須聰明過人，具有透徹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領袖不須像一般教授一樣依照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世界，創立學說。他經曆過六次危機，遭遇過一敗塗地的窘境，他終於從失敗的深淵攀上了權力的頂峰。他的經曆告訴他，偉大領袖最需要深謀遠慮，要果斷，要能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要敢於冒險，鋌而走險。他覺得，現在周恩來發出了信號，這就是時機。他甚至擔心中國人會在最後的時刻後退。這幾天，他忽然產生了一個十分大膽的想法，省掉先派總統使節這個階段。既然乒乓球隊已經起了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為什麽不直接由自己出麵飛去北京呢？當然，他也考慮到總統的使節出使北京將會產生莫大的轟動，而使自己接著的中國之行為之減色。
尼克鬆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來商量。基辛格對中國人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他們與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與學識是有千年的文明史作為背景的；美國人太缺乏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了。基辛格勸告總統：“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中國人的直接邀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總統前往中國訪問，未免太危險了。要是吵崩了，在國內外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現在形勢往好的方向發展，我覺得總統不必操之過急。”
尼克鬆覺得也對，微微點頭，說：“我是擔心時間一長，中國人會變卦，又上天安門來一個革命聲明，我們就前功盡棄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懷疑中國會變卦，會後退，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決定的，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
尼克鬆稍稍寬下心來，還是決定按原計劃進行。可是，他的焦慮著急的心情有增無減。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頭的時候，決定直接去和中國人接洽，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過法國的關係把正式建議傳達給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之所以選擇巴黎，是因為中國人對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渠道保持緘默已經時間很長了，是不是有可能北京對這兩個渠道都不信任。
發往巴黎的信正在途中。4月27日這天下午，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裏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新的口信。口信說，中國人現在對於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周恩來口信的新內容是說公開接待美國去北京的使者。這是尼克鬆覺得難於接受的。他認為，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後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事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裏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這個口信，又使尼克鬆欣喜不已。他花了兩三天時間與基辛格討論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開始認為美國在巴黎的談判代表戴維·布魯斯最合適，一想到中國人不願意和越南談判問題攪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魯斯。又考慮到國務卿羅傑斯，基辛格覺得羅傑斯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最後，尼克鬆決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說，他像羅傑斯一樣目標太大。
尼克鬆笑著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基辛格十分高興。他後來曾經開玩笑：“理查德·尼克鬆真有膽量：他派我一個人去，到時無法同國內聯係，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賣掉嗬！”
尼克鬆覺得，也隻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訪華，沒有經過官僚機構審批的正常手續提供的證件，便授權派出使節；如果使節此行失敗，必定會給他造成一場政治災難，對美國也會是一場國際災難。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務顧問啊。
要有所建樹，就要果斷，要敢於冒巨大的風險。他在心裏說。否則就會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
正因為與中國人的信息聯係隻有尼克鬆和基辛格知道，國務院等官僚機構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細。事物都有它另外一麵。保守秘密就導致了混亂。明確歸國務院管的對華政策的一個方麵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當時，國務院估計到，美國反對接納中國的主張在聯合國所得到的支持愈來愈少；因此，國務院設計出了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驅逐台灣的“雙重代表權”方案。這種方案，對台灣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隻有在國內批評尼克鬆的對華政策的人才認為它是可以接受的。國務院寫了備忘錄要總統批準。
尼克鬆正為乒乓外交受到鼓舞，不想在這個觸痛神經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危害對華新政策的還不牢靠的開端，就幹脆把它擱了下來，表了一個態：“今年七月中旬以前，我不對這個問題作任何決定。”
羅傑斯國務卿當然不知道，尼克鬆要派基辛格在七月以前訪問北京。
國務院這個“雙重代表權”，尚未正式拋出，影響還不大。當時，發生了另一件事幾乎捅了大漏子。
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雜誌報道了毛澤東跟斯諾在北京的那次談話內容。幾家通訊社搶先幾天預發了斯諾這篇文章的摘要。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又引起了很大反響，成為許多報紙、通訊社的頭條新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法國、日本等國的大報都發了消息。4月29日，羅傑斯國務卿在倫敦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部長級會議時，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宣稱，埃德加·斯諾在《生活》雜誌上報道的毛澤東邀請尼克鬆去訪問是“隨隨便便地提出的”。他認為，那不是“當真的邀請”。他還說，中國對許多方麵都是“擴張主義的”“相當偏激”。
這就使問題複雜化了。尼克鬆當晚得知羅傑斯的談話尤如聽到晴天霹靂，好半天才冷靜下來，隻好於當天親自出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做一些糾正工作，在談話中用和解和語氣提到他可能訪問中國。有一段話簡直是講給北京聽的：“我希望，事實上是預期，在某個時間以某種身份訪問陸大中國，以什麽身份出訪我還拿不定主意。”
周恩來運籌較量，毛澤東批複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