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在五年時間裏,或甚至十年時間裏還不可能起這種作用。但是,在20年內,它應當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於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麽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接著,在10月間尼克鬆又親自作了進一步的努力去開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10月下旬,有好些國家的首腦人物到紐約來參加聯合國成立25周年的慶祝活動。10月24日,31位國家首腦或政府領導人應尼克鬆的邀請來參加白宮的宴會,葉海亞·汗總統與齊奧塞斯庫總統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鬆在橢圓辦公室裏和即將訪問北京的葉海亞·汗會晤,他告訴葉海亞,美國已經決定設法使對華關係正常化,而要求葉海亞作為中間人提供幫助。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十分困難的。我去年說過,中美兩國積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並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鬆在白宮南草坪上熱情接待齊奧塞斯庫,歡迎齊奧塞斯庫對美國進行為期兩周的國事訪問,作為一年前尼克鬆訪問布加勒斯特的回訪。當天下午,兩位總統會談時討論了中國問題,據說,甚至深入地討論了中國問題的許多方麵,其中包括派高級使節秘密訪問北京,還提到了使節可能的人選。也討論了台灣問題。據羅馬尼亞人私下聲稱,尼克鬆告訴齊奧塞斯庫說,就尼克鬆個人來說,台灣問題不是一個國際問題,而是一個國內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這等於說華盛頓已經讚同了北京關於台灣問題的觀點,因為二十年來,美國一貫堅持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個省,而是一個同美國友好的“獨立國家”。盡管事後基辛格說這段話“完全不確”,那麽,認為尼克鬆在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表達了美國有可能轉變立場的某種暗示,似乎是合乎邏輯的。
當天晚上,尼克鬆在為齊奧塞斯庫舉行的白宮晚宴上,在祝酒詞中給北京發出了公開的信號:“有這樣的時刻,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找不到合適的渠道同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進行聯係。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時候我對總統閣下說的,他所處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他領導的政府既同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又同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是世界上罕見的。”
美國現任總統在白宮的公開場合下把北京政府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破天荒頭一次:使用這一名稱實際上意味著一項重大的決策。在這種敏感的外交語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達了對大陸中共政權存在的承認。
當時在場的大多數新聞記者都沒有注意到這一用語的重要性。但是卻引起了當時在場的蘇聯大使多勃雷寧的不安。白宮的宴會結束後,多勃雷寧打電話給基辛格,要求他解釋這個用語的含義。
基辛格富於幽默感地回答說,這沒有什麽特殊意義,難道俄國人不是把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11月13日,在北京訪問的葉海亞總統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12月中旬,羅馬尼亞副總理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訪問中國時,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尼克鬆的信由這兩個渠道傳到了中國。他們得到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還比較含糊。
葉海亞回到伊斯蘭堡後,委托外交國務秘書舒爾坦親自負責美中聯係的渠道。舒爾坦曾擔任過五年駐北京大使,對周恩來有很深厚的感情。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過程是這樣的:毛澤東、周恩來給尼克鬆、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親自交給舒爾坦,再由舒爾坦用外交郵袋交給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希拉裏,由希拉裏親自送給在白宮的基辛格。美國方麵的信息也照此辦理。
12月9日,希拉裏來到白宮基辛格的辦公室裏,拿出一個信封。大約是為了保密和萬一遇到意外時留有否認的餘地,信件不署名,也沒有任何抬頭,全部內容都是用筆寫在一張印有藍杠杠的白紙上。希拉裏說,他沒有被授權可以把這個文件給白宮留下來,隻是被允許由他讀給基辛格聽。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內容記下來。信中說,“為了討論撤出中國領土台灣問題,尼克鬆總統的一位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最熱忱的歡迎。”“美國通過各種渠道發出的許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個國家首腦通過另一個國家首腦向一個國家首腦提出建議還是第一次。美國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真實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們十分重視這個信息。”
基辛格事後才意識到,一個以古宗教為立國之本的國家的傑出的舉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個富有戰鬥精神的亞洲革命國家領導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領導人的一個代表把它記下來,這是多麽不和諧;而且在已經具有無線電及衛星通訊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19世紀的那種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傳遞、宣讀手寫的照會。希拉裏帶來的信息,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基辛格覺得,這是20年來兩國之間第一次認真的、心平氣和的寫信。
基辛格經尼克鬆批準,草擬了回信,與此相對應,亦交給希拉裏,美國的回信是用打字機打的,用的是靜電印刷術複製的信箋,上端不印什麽字樣,沒有寫簽名,也沒有打上美國政府的水印圖案。回信告訴毛澤東、周恩來,美國準備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以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通過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換信件的辦法,成了一種程序,一直進行了好幾個月。
第一節 中美談談停停十五年周恩來基辛格費籌謀(3)
毛澤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中美乒乓外交始成行
1971年4月6日這一天,因為天陰,天黑得快。中南海豐澤園北屋西頭的書房裏早就亮著燈。柔和的台燈光灑在大寫字台桌麵上。已經用得光滑發亮的鎮紙下壓著一份請示報告。這是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打來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
報告上,周恩來已經寫了“擬同意”三個字,又在旁邊用鉛筆添上了一段話:“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
報告是4月3日打的。此時,在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正在緊張地進行著。
一天前,他批準了這份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報告,又沒叫人退給下麵,而是還壓在桌麵上。這兩天,他為此睡不著,幾經思考,才拖了一天,直至4月6日這天下午。不能再拖了,4月7日,這一屆世界乒乓球賽就要結束,各國球隊都要打道回國了。他這才拿起文件,讓秘書退給外交部。文件一傳下去,態度已經明確:主席已經同意了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當時,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已經接近了尾聲,各個單項的決賽或半決賽正在進行。4月6日下午四點半,住在藤久觀光旅館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已經接到了國內的指示:“……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後會有機會。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指示還說,由於同樣的原因,加拿大隊領隊沃爾登女士的美國籍女友不宜在此次來華。
接到了國內的明確指示,代表團負責人趙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決定立即通知沃爾登和女友紐伯格女士。至於美國隊訪華的事,他們隻是口頭表達過願望而從來沒有正式提出過要求,也不必為此專門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兒相遇時打一聲招呼即可。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事已經作罷,畫句號了。
可是,毛澤東還將這份報告留在他的寫字台上,並沒有讓秘書拿走歸檔。這件事,還是他思維的焦點。夜深人靜,他特別容易進入心理學說的腦細胞興奮狀態。這已經是戰爭年代、戎馬生涯中養成的習慣了。長年在夜深守著電台,收聽各部隊、各地區的匯報,根據情況的發展變化,又絞盡腦汁,運籌帷幄,作出新的部署。久而久之,成了習慣,勝利後進了京城,也經常夜深工作或是開會決策國家大事。
他的思緒在活躍著。20天前,周恩來親筆寫來報告,請示派我國乒乓球代表團赴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問題,鑒於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國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認朗諾集團有權派球隊去名古屋參加乒乓球比賽,提議驅逐他們,周恩來寫報告提出我國乒乓球隊在名古屋比賽的方針。
他批示了,照辦。我隊應去,要準備死幾個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賽快要結束了。看來,盡管有日本右翼反動勢力進行搗亂,死人的事並沒有發生。想不到卻發生了美國乒乓球隊表示想來華訪問的事。他跟斯諾說過,寄希望於美國人民。
今天已經是4月7日了。這是三十一屆錦標賽的最後一天,所有的冠軍都在今天決出來,發獎,閉幕。想來中國訪問的美國乒乓球隊,已經到了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已經近在咫尺了。他從今天下午,不,應該說是昨天下午了,昨天下午送來的“大參考”上,登載的各國通訊社從日本發出的電訊稿,紛紛報道我們的世界冠軍跟美國乒乓球員、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19歲的格倫·科恩,洛杉磯聖莫尼卡的一個大學生。他從一個練習館搭車到錦標賽體育館去,搭上的是中國隊的車,大轎車上有20多名中國運動員。他是個嬉皮士,留著長發;滿車中國人吃驚地望著他。他覺得很尷尬。世界冠軍莊則棟對他很友好,莊則棟站起來表示歡迎,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中國運動員歡迎你,送你一件禮物。”他接受了莊送的禮物。一件漂亮的中國山水織錦。他甚至同莊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國選手練球、打球的紀錄片。這個科恩還講,如果他們邀請我去中國,我願去。他還回贈了一件帶有和平標誌的短袖衫給莊則棟,別上了美國代表團的紀念章。莊則棟接受了。他說,中國運動員非常友好……
一個中國運動員與一個美國運動員的來往,竟然引起西方新聞界如此關注。紛紛花了篇幅詳加報道。連正在莫斯科召開的蘇聯共產黨24次代表大會的新聞都比不上這兩個運動員交往的新聞引人注目。
毛澤東聽人念著“大參考”,思考著。他讓念“大參考”的同誌將莊則棟與科恩的這條花絮,原原本本念了兩遍。聽完,他笑著稱讚:“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
周恩來在午夜前來過。又談起過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傳來的信息。還談起了美國國務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對持美國護照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一切限製,並說今後隻要有正當目的,均可到中國訪問。白宮新聞發言人在情況介紹會上提請大家注意這個決定,說:“我們希望對方會有互惠的行動,但我們不會因為無此行動而裹足不前”。聯係到二月底尼克鬆在對外政策報告中表示“準備與北京對話”,稱“美國準備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大家庭中起建設性的作用”,聽著周恩來匯報,毛澤東感到,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關頭;毛澤東並不認為不同意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是正確的。美國人想到中國來,已經是明擺著的事實,這在一年以前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總統說想來,就是乒乓球隊也想來,中國將作出什麽反應?
首先該讓誰到中國,讓尼克鬆總統?讓那個猶太教授基辛格?還是讓這夥已經到了門口的球員?
毛澤東麵臨決策。
周恩來還匯報了外交部和體委的頭頭討論邀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分歧。多數同誌認為,主席和斯諾講過,歡迎尼克鬆到北京,有問題需要跟他解決;現在讓美國乒乓球隊打頭陣未必有利。少數幾位同誌持相反意見,認為現在未必不是時候,要是邀請美國隊訪華,有利於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勢頭。
毛澤東深思著,沉默了,周恩來告辭了。
讓美國乒乓球隊打頭陣有何不可?它將為尼克鬆或是他的特使來北京創造一個良好的氣氛。這是打開中美關係的局麵的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他感到,有時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中。外交部與體委打那個報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規矩辦事,根本看不到當前情況的變化。當然,這是指外交部,體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應該掌握好這個大局。時機難逢,稍縱即逝。
為這份報告,已經兩晚沒有睡好。這天晚上,他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11點多,他讓護士長吳旭君陪他吃晚飯。吃完飯,安眠藥起作用了,他眼困至極,伏在桌麵上似乎昏昏然入睡了。但他伏在桌上,突然說話,嘟嘟噥噥的。吳旭君在旁邊聽了好一會才聽清他要吳給王海容打電話,低沉而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