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機猶係乒乓球(3)
至此以前，中美大使級會談延續了15年，會談了134次，被人稱為“時間之長、次數之多、爭論之激烈，為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外交談判”。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當時感到“失掉了中國”，而對我國進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中美兩國從此處於相互敵視的狀態。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和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接觸，此外，別無來往。
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交涉，即美國的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人員還關押在中國。這促使美國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華人員，又不願同我國直接接觸，以免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美國想通過當時已與中國建立了代辦級關係的英國來辦理這些事。
周恩來總理是在1954年5月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這個消息的。他明智而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駐地召集我國代表團連夜開會研究對策。周恩來認為我們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如此敵對和僵硬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人員獲釋的願望，開辟中美接觸的渠道。
之後，通過英國代辦杜維廉的安排，中美兩國代表將就兩國僑民問題舉行初步會談。會談一共舉行了四次。這樣，在中、蘇、美、英、法五大國代表舉行的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意外地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巨大鴻溝上架設了一座中美官員接觸的橋梁。盡管日內瓦會議期間這四次會談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它開辟了中美兩國接觸的渠道。接觸一開始，就連態度很僵硬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不願再關死大門了。中國也願意留一條門縫，便於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意見的通道。
三個月以後，即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在日內瓦舉行。以後，又將會談地點改到華沙，成為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
斷斷續續地舉行了15個年頭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基辛格看來，“會談的重大意義似乎就在於，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項重大成就的時間最長的會談。”會談進行了134次，全都毫無結果。他認為在反反複複討論的台灣問題，歸還債務問題，收回資產問題，在押人員獲釋問題，記者互訪問題，貿易前景問題……在這些周而複始的討論與爭執中，台灣問題一直是會談的主題。而這個主題已經陷入了“怪圈”之中：隻要中美敵對狀態繼續存在，要解決問題是不可能設想的；而隻要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敵對狀態也就不會結束。
在中國方麵，周恩來卻不是這樣認為的。周恩來不止一次地說過，中美會談多次盡管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但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50年代剛開始時，在美國工作的錢學森博士，由於發表了時速一萬英裏的火箭已成為可能的“驚人火箭理論”，一下子成為世界聞名的新聞人物。新中國成立的喜訊使他萌發了強烈的願望：回祖國去，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切。對於他要求回國的鄭重聲明，美國五角大樓的軍方人士叫嚷：“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那些對我們來說至為寶貴的情況，他知道得太多了。無論到哪裏，他都值五個師！”他被當作“毛的間諜”，被聯邦調查局逮捕，後經保釋出來，仍被移民局限令不準他離開洛杉磯。他實際上被軟禁了。
1955年6月，錢學森在一封家書中夾帶了一封寫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的短信，請求黨和人民政府幫助他早日歸國。陳叔通很快就將此信送交周恩來。周總理閱信後非常重視，隨即通過外交信使將此信送給在波蘭的王炳南大使。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中美雙方大使級會談中，中方代表王炳南按周恩來總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國：“中國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並希望，“中國政府所采取的這個措施，將對我們的會談起有利的影響”。
當時王炳南的想法是先談後放人，但是周總理部署的先放人後談的方針，經實踐檢驗，十分成功。放人的消息宣布以後，使國際輿論很快認識到中國對中美會談是懷有誠意的，也是積極的，人們的感情很快地傾向於中國。連美國記者都禁不住慨歎：“嗬！中國人又搶去了主動。”
會談中，王炳南向美方代表約翰遜大使遞交了美國在華的僑民名單，並要求美方盡快取消對包括錢學森在內的中國僑民的扣留。
8月2日第二次會談時，美方一再聲稱，美國國務院已在當年取消了過去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並保證所有被扣留在美國的技術人員都已得到通知可以自由離境；並說；問題是他們願不願意回中國，沒有證據表明旅居在美國的中國人想回去。王炳南當即亮出錢學森的信件予以駁斥。約翰遜在事實麵前，無言以對。
8月4日，錢學森接到了美國移民局允許他離境的通知，長達五年的禁令終於解除了。被西方稱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錢學森，終於回到了祖國。
另外，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於我國觀察與了解美國也起了一定作用。60年代，台灣蔣介石集團趁大陸連續遭受天災人禍，掀起一股反攻大陸的浪潮，台灣海峽戰雲密布，形勢十分緊張。當時得到情報表明，蔣介石正在大量購進新式武器，並改裝了飛機，增加裝油量，使之能來往於台灣大陸之間。蔣介石還宣布延長服兵役時間，士兵一律不準離開營房，隨時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帶上都印上了“光複大陸”的字樣。據說他們還從日本大量購買血漿……
1962年5月，周恩來總理找正在國內休假的王炳南大使談話。周恩來說，蔣介石認為目前是進犯大陸的好時機，在外中共與蘇聯不和，在內有嚴重的自然災害，真是千載難逢，蔣介石是下決心要大幹一場了。周恩來讓王炳南去找羅瑞卿總參謀長了解軍事情況。羅瑞卿告訴王炳南，現在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怎樣打的問題，是拒敵於大陸之外，還是誘敵深入，軍內正在討論。局勢確實十分嚴重。6月初，周恩來又緊急找王炳南談話，他讓王炳南立即中斷休假，返回華沙。周恩來囑咐說，經中央認真研究，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決心很大，但還是存在著一些困難，關鍵問題要看美國的態度如何，要爭取讓美國來製止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周總理指示王炳南，要盡快通過會談，找機會了解美國的態度。
於是，王炳南迅速趕回華沙，在與美國大使卡伯特的會談中提請美國政府注意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王炳南強調說，美國政府完全清楚蔣介石集團準備竄犯大陸沿海地區的情況，這種準備工作正是在美國的支持、鼓勵和配合下進行的。最後王炳南正告美國方麵，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
卡伯特大使很爽快地說，在目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蔣介石對美國承擔了義務，未經美國同意，蔣介石不得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他說，我向貴大使保證，我們絕不要一場世界大戰，我們要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此後，卡伯特反複重複了這個保證。在會談結束時，卡伯特甚至說，如果蔣介石硬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製止他。
美國的態度已經很清楚，這正是我國急於要知道的。這個重要情況將直接關係到黨中央對福建前線戰略部署的製定。送走卡伯特，王炳南刻不容緩地把卡伯特談話內容報告了國內。
如今，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除了地點是第一次在中國大使館舉行之外，在程序上，在內容上，幾乎沒有什麽新變化。斯托塞爾拿出一份事前在華盛頓經過充分準備、逐字推敲的發言稿，照本宣科地讀了一遍。雷陽代辦也同樣拿出一份得到國內批準的稿子，像往常一樣照念。
當周恩來在北京讀到斯托塞爾的正式發言稿時，從文中所堆砌的一大堆陳詞濫調，敏銳地從兩句不那麽顯眼的話中，發現了一點新信息：發言中申明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與“美國準備考慮派一個代表到北京去同你們的官員直接討論問題，或接受你們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來更全麵地探討我今天的發言中提到的任何問題，或我們同意討論的其他問題。”
基辛格在華盛頓接到中國臨時代辦雷陽的發言稿，也從中國人慣常用的詞句中發現了兩句頗有新意而又相當含蓄的話：
“我們願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從根本上改善中美兩國的關係。這些會談可繼續在大使一級進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級進行或通過雙方同意的其他渠道進行。”
基辛格看罷暗自而笑：
在相隔12000英裏的兩國首都擬定的兩篇正式發言，實際上用兩國各自慣用的語言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可見，兩國領導人在一代人的時間裏第一次開始彼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對方。
基辛格想到這兒，趕快拿起直通總統辦公室的專用電話。
中美恢複談判，蘇聯的神經繃緊了
1970年1月21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級的第135次會談舉行以後的第二天，基辛格剛剛跟尼克鬆總統碰過頭，很為昨天的華沙會談而鼓舞。尼克鬆覺得，這次該由他本人發出信號了。尼克鬆決定將在二月份向國會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別報告中，發出新的信號。他已經囑咐這個報告的有關中國的部分，由基辛格來起草，要講幾句中聽的、讓中國人獲得好感的話，要透露美國“盡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實際關係的步驟”。基辛格的頭腦中已經湧現出諸如“偉大而生氣勃勃的人民”“勤勞、勇敢而有天賦有教養的人民”之類的形容詞，用之以形容大洋彼岸的中國。
基辛格剛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不久，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就出現了。這位身材高大、器宇軒昂的蘇聯大使跟基辛格保持著一係列的機密往來，這一往來後來被稱為“後門渠道”，又被稱為“多勃雷寧——基辛格渠道”。它是處理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極為敏感的問題的一種手段。
多勃雷寧剛剛坐下寒暄了兩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請給他介紹昨天中美華沙會談的情況。多勃雷寧凝視著基辛格，說：“我特別注意到了你們國務院發言人宣布這次會談時，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基辛格感覺到他眼睛射出的睿智、關切的目光包含著忐忑不安。盡管基辛格極為自信，卻也還十分欽佩多勃雷寧，認為他是蘇聯第一流的美國問題專家，他富於想象力，溫文爾雅，具有開展高級外交所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麽地方，在什麽社交場合，都能控製感情，反應敏銳，談笑自若，應酬自如。基辛格覺得他是一個能以爐火純青的技巧活躍在華盛頓上層社會的能人。他具有侃侃而談，以其超人的智慧去說服人的魅力。基辛格了解過他的履曆，他在大學裏學的是曆史，又獲得過航空工程師的職稱，戰時在造飛機的工廠幹過，年輕時在莫斯科就有“美國通”的雅號。基辛格利用他與蘇聯高層首腦的關係向克裏姆林宮轉達美方的觀點，而依靠自己駐莫斯科的外交官的時候卻不多。
現在，基辛格聽著多勃雷寧的要求，產生了一種下棋獲勝者的優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寧善於利用美國人的弱點去巧妙地耍弄美國人。有一次，多勃雷寧在一次社交場合引用了威爾·羅傑斯的話：“美國在戰爭中從來沒有失敗過，而在會議上從來沒有得勝過。”他在眾多的各國外交官麵前博得了笑聲。
昨天華沙會談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機會，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寧：“大使先生，難道你不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麽？”
多勃雷寧老練地用笑聲來掩蓋了自己的尷尬。笑罷，便說：“我希望美國不是在考慮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
基辛格笑著提醒他：“大使先生，我記得去年尼克鬆總統當麵向你表明過，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動都不想使蘇聯為難。另一方麵，中國和美國雙方都不能容忍互相為敵的形勢發展下去，就像我國不想永久與蘇聯為敵一樣。我也再次說明，中美兩國的接觸，並最後在外交方麵采取行動，這不是針對蘇聯的。”
基辛格望著多勃雷寧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態，本來想告訴他，昨天會談的情況很簡單，無非是每個大使念了一篇預先寫好的發言稿；但又一想，他倒並未因為莫斯科在任何問題上從未開恩向美國介紹過情況而猶豫不決，竟然理所當然地來打聽中美會談情況。基辛格笑了笑，把話題換了：
“大使，你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會給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著多勃雷寧心不在焉地應酬著答話的樣子，基辛格不無幸災樂禍地想，北京已經成為觸發蘇聯人“神經痛”的地方。
基辛格接著馬上聯想起最近流傳的一個典型的笑話——
勃列日涅夫給尼克鬆打熱線電話說：“聽說你有一台新式的超級電腦，能預言二□年將要發生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當時感到“失掉了中國”，而對我國進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中美兩國從此處於相互敵視的狀態。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和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接觸，此外，別無來往。
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交涉，即美國的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人員還關押在中國。這促使美國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華人員，又不願同我國直接接觸，以免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美國想通過當時已與中國建立了代辦級關係的英國來辦理這些事。
周恩來總理是在1954年5月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這個消息的。他明智而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駐地召集我國代表團連夜開會研究對策。周恩來認為我們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如此敵對和僵硬的條件下，我們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人員獲釋的願望，開辟中美接觸的渠道。
之後，通過英國代辦杜維廉的安排，中美兩國代表將就兩國僑民問題舉行初步會談。會談一共舉行了四次。這樣，在中、蘇、美、英、法五大國代表舉行的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意外地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巨大鴻溝上架設了一座中美官員接觸的橋梁。盡管日內瓦會議期間這四次會談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它開辟了中美兩國接觸的渠道。接觸一開始，就連態度很僵硬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不願再關死大門了。中國也願意留一條門縫，便於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意見的通道。
三個月以後，即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正式在日內瓦舉行。以後，又將會談地點改到華沙，成為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
斷斷續續地舉行了15個年頭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基辛格看來，“會談的重大意義似乎就在於，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項重大成就的時間最長的會談。”會談進行了134次，全都毫無結果。他認為在反反複複討論的台灣問題，歸還債務問題，收回資產問題，在押人員獲釋問題，記者互訪問題，貿易前景問題……在這些周而複始的討論與爭執中，台灣問題一直是會談的主題。而這個主題已經陷入了“怪圈”之中：隻要中美敵對狀態繼續存在，要解決問題是不可能設想的；而隻要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敵對狀態也就不會結束。
在中國方麵，周恩來卻不是這樣認為的。周恩來不止一次地說過，中美會談多次盡管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但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50年代剛開始時，在美國工作的錢學森博士，由於發表了時速一萬英裏的火箭已成為可能的“驚人火箭理論”，一下子成為世界聞名的新聞人物。新中國成立的喜訊使他萌發了強烈的願望：回祖國去，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切。對於他要求回國的鄭重聲明，美國五角大樓的軍方人士叫嚷：“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讓他離開美國……那些對我們來說至為寶貴的情況，他知道得太多了。無論到哪裏，他都值五個師！”他被當作“毛的間諜”，被聯邦調查局逮捕，後經保釋出來，仍被移民局限令不準他離開洛杉磯。他實際上被軟禁了。
1955年6月，錢學森在一封家書中夾帶了一封寫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的短信，請求黨和人民政府幫助他早日歸國。陳叔通很快就將此信送交周恩來。周總理閱信後非常重視，隨即通過外交信使將此信送給在波蘭的王炳南大使。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中美雙方大使級會談中，中方代表王炳南按周恩來總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國：“中國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並希望，“中國政府所采取的這個措施，將對我們的會談起有利的影響”。
當時王炳南的想法是先談後放人，但是周總理部署的先放人後談的方針，經實踐檢驗，十分成功。放人的消息宣布以後，使國際輿論很快認識到中國對中美會談是懷有誠意的，也是積極的，人們的感情很快地傾向於中國。連美國記者都禁不住慨歎：“嗬！中國人又搶去了主動。”
會談中，王炳南向美方代表約翰遜大使遞交了美國在華的僑民名單，並要求美方盡快取消對包括錢學森在內的中國僑民的扣留。
8月2日第二次會談時，美方一再聲稱，美國國務院已在當年取消了過去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並保證所有被扣留在美國的技術人員都已得到通知可以自由離境；並說；問題是他們願不願意回中國，沒有證據表明旅居在美國的中國人想回去。王炳南當即亮出錢學森的信件予以駁斥。約翰遜在事實麵前，無言以對。
8月4日，錢學森接到了美國移民局允許他離境的通知，長達五年的禁令終於解除了。被西方稱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錢學森，終於回到了祖國。
另外，中美大使級會談，對於我國觀察與了解美國也起了一定作用。60年代，台灣蔣介石集團趁大陸連續遭受天災人禍，掀起一股反攻大陸的浪潮，台灣海峽戰雲密布，形勢十分緊張。當時得到情報表明，蔣介石正在大量購進新式武器，並改裝了飛機，增加裝油量，使之能來往於台灣大陸之間。蔣介石還宣布延長服兵役時間，士兵一律不準離開營房，隨時待命。官兵的鞋上腰帶上都印上了“光複大陸”的字樣。據說他們還從日本大量購買血漿……
1962年5月，周恩來總理找正在國內休假的王炳南大使談話。周恩來說，蔣介石認為目前是進犯大陸的好時機，在外中共與蘇聯不和，在內有嚴重的自然災害，真是千載難逢，蔣介石是下決心要大幹一場了。周恩來讓王炳南去找羅瑞卿總參謀長了解軍事情況。羅瑞卿告訴王炳南，現在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怎樣打的問題，是拒敵於大陸之外，還是誘敵深入，軍內正在討論。局勢確實十分嚴重。6月初，周恩來又緊急找王炳南談話，他讓王炳南立即中斷休假，返回華沙。周恩來囑咐說，經中央認真研究，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決心很大，但還是存在著一些困難，關鍵問題要看美國的態度如何，要爭取讓美國來製止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周總理指示王炳南，要盡快通過會談，找機會了解美國的態度。
於是，王炳南迅速趕回華沙，在與美國大使卡伯特的會談中提請美國政府注意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王炳南強調說，美國政府完全清楚蔣介石集團準備竄犯大陸沿海地區的情況，這種準備工作正是在美國的支持、鼓勵和配合下進行的。最後王炳南正告美國方麵，蔣介石竄犯大陸之日，就是中國人民解放台灣之時。
卡伯特大使很爽快地說，在目前情況下，美國決不會支持蔣介石發動對中國大陸的進攻。蔣介石對美國承擔了義務，未經美國同意，蔣介石不得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他說，我向貴大使保證，我們絕不要一場世界大戰，我們要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此後，卡伯特反複重複了這個保證。在會談結束時，卡伯特甚至說，如果蔣介石硬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製止他。
美國的態度已經很清楚，這正是我國急於要知道的。這個重要情況將直接關係到黨中央對福建前線戰略部署的製定。送走卡伯特，王炳南刻不容緩地把卡伯特談話內容報告了國內。
如今，第135次中美大使級會談除了地點是第一次在中國大使館舉行之外，在程序上，在內容上，幾乎沒有什麽新變化。斯托塞爾拿出一份事前在華盛頓經過充分準備、逐字推敲的發言稿，照本宣科地讀了一遍。雷陽代辦也同樣拿出一份得到國內批準的稿子，像往常一樣照念。
當周恩來在北京讀到斯托塞爾的正式發言稿時，從文中所堆砌的一大堆陳詞濫調，敏銳地從兩句不那麽顯眼的話中，發現了一點新信息：發言中申明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謀劃”，與“美國準備考慮派一個代表到北京去同你們的官員直接討論問題，或接受你們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來更全麵地探討我今天的發言中提到的任何問題，或我們同意討論的其他問題。”
基辛格在華盛頓接到中國臨時代辦雷陽的發言稿，也從中國人慣常用的詞句中發現了兩句頗有新意而又相當含蓄的話：
“我們願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從根本上改善中美兩國的關係。這些會談可繼續在大使一級進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級進行或通過雙方同意的其他渠道進行。”
基辛格看罷暗自而笑：
在相隔12000英裏的兩國首都擬定的兩篇正式發言，實際上用兩國各自慣用的語言提出了同樣的建議。可見，兩國領導人在一代人的時間裏第一次開始彼此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待對方。
基辛格想到這兒，趕快拿起直通總統辦公室的專用電話。
中美恢複談判，蘇聯的神經繃緊了
1970年1月21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級的第135次會談舉行以後的第二天，基辛格剛剛跟尼克鬆總統碰過頭，很為昨天的華沙會談而鼓舞。尼克鬆覺得，這次該由他本人發出信號了。尼克鬆決定將在二月份向國會提出的外交政策特別報告中，發出新的信號。他已經囑咐這個報告的有關中國的部分，由基辛格來起草，要講幾句中聽的、讓中國人獲得好感的話，要透露美國“盡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實際關係的步驟”。基辛格的頭腦中已經湧現出諸如“偉大而生氣勃勃的人民”“勤勞、勇敢而有天賦有教養的人民”之類的形容詞，用之以形容大洋彼岸的中國。
基辛格剛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不久，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就出現了。這位身材高大、器宇軒昂的蘇聯大使跟基辛格保持著一係列的機密往來，這一往來後來被稱為“後門渠道”，又被稱為“多勃雷寧——基辛格渠道”。它是處理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極為敏感的問題的一種手段。
多勃雷寧剛剛坐下寒暄了兩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請給他介紹昨天中美華沙會談的情況。多勃雷寧凝視著基辛格，說：“我特別注意到了你們國務院發言人宣布這次會談時，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基辛格感覺到他眼睛射出的睿智、關切的目光包含著忐忑不安。盡管基辛格極為自信，卻也還十分欽佩多勃雷寧，認為他是蘇聯第一流的美國問題專家，他富於想象力，溫文爾雅，具有開展高級外交所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麽地方，在什麽社交場合，都能控製感情，反應敏銳，談笑自若，應酬自如。基辛格覺得他是一個能以爐火純青的技巧活躍在華盛頓上層社會的能人。他具有侃侃而談，以其超人的智慧去說服人的魅力。基辛格了解過他的履曆，他在大學裏學的是曆史，又獲得過航空工程師的職稱，戰時在造飛機的工廠幹過，年輕時在莫斯科就有“美國通”的雅號。基辛格利用他與蘇聯高層首腦的關係向克裏姆林宮轉達美方的觀點，而依靠自己駐莫斯科的外交官的時候卻不多。
現在，基辛格聽著多勃雷寧的要求，產生了一種下棋獲勝者的優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寧善於利用美國人的弱點去巧妙地耍弄美國人。有一次，多勃雷寧在一次社交場合引用了威爾·羅傑斯的話：“美國在戰爭中從來沒有失敗過，而在會議上從來沒有得勝過。”他在眾多的各國外交官麵前博得了笑聲。
昨天華沙會談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機會，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寧：“大使先生，難道你不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麽？”
多勃雷寧老練地用笑聲來掩蓋了自己的尷尬。笑罷，便說：“我希望美國不是在考慮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
基辛格笑著提醒他：“大使先生，我記得去年尼克鬆總統當麵向你表明過，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動都不想使蘇聯為難。另一方麵，中國和美國雙方都不能容忍互相為敵的形勢發展下去，就像我國不想永久與蘇聯為敵一樣。我也再次說明，中美兩國的接觸，並最後在外交方麵采取行動，這不是針對蘇聯的。”
基辛格望著多勃雷寧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態，本來想告訴他，昨天會談的情況很簡單，無非是每個大使念了一篇預先寫好的發言稿；但又一想，他倒並未因為莫斯科在任何問題上從未開恩向美國介紹過情況而猶豫不決，竟然理所當然地來打聽中美會談情況。基辛格笑了笑，把話題換了：
“大使，你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會給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著多勃雷寧心不在焉地應酬著答話的樣子，基辛格不無幸災樂禍地想，北京已經成為觸發蘇聯人“神經痛”的地方。
基辛格接著馬上聯想起最近流傳的一個典型的笑話——
勃列日涅夫給尼克鬆打熱線電話說：“聽說你有一台新式的超級電腦，能預言二□年將要發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