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機猶係乒乓球(2)
1968年春天，斯諾在給住在北京的友人愛潑斯坦寫信時說：“我已經認識到某些有權有勢的人顯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幾位我所信得過的知己對我說，那些主管這些事情的當權者們，已經不再把我看成中國的朋友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對中國的態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沒有什麽不可告人的。不管那裏的少數當權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國的朋友，但毫無疑問的是，外部世界（反動派除外）都認為我對中國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們的這種看法還會繼續下去的。要是我改變態度，那才不配稱為中國的朋友呢。我並不是那種在政治觀點上看風使舵、反複無常的作家……”
他言辭顯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傷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懷坦白，心直口快，從自己內心深處誠懇地表現出了他的尊嚴和信念。
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斯諾。毛澤東的“五二□聲明”發表後，原定五月下旬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第137次會談夭折了。可是，毛澤東又另有了思路，毛於六月間囑咐尋找“我們的美國老朋友斯諾先生。”當時得到的報告是說與斯諾失掉了聯絡。毛澤東讓周恩來特別囑咐中國駐法國使館聯絡斯諾，把他當作毛澤東的朋友與客人邀請盡快來華訪問。使館很快就聯絡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諾先生，並發出了邀請。斯諾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達中國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電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門城樓。電梯門開了。一個身材魁偉高大、背脊微駝的人在秘書的陪同下走了出來。毛主席來了。
周恩來領著斯諾夫婦迎向毛主席。斯諾覺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陝北窯洞的時代更為高大、豐腴。襯著金光璀璨、莊嚴雄偉的天安門城樓，毛主席身上煥發的非凡的氣質，確實使他在刹那間感覺到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
34年前在陝北保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麵容瘦削，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鼻梁很高，顴骨突出，雙眼炯炯有神；他第一個印象就覺得毛澤東像林肯。
滿臉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來將斯諾夫婦領到毛澤東跟前：
“主席，您看，誰來了？”
毛澤東一看見斯諾，十分高興：“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麵了。”
斯諾夫婦跟毛澤東親熱地握手。斯諾覺得毛澤東的幽默感不減當年。周恩來又向斯諾介紹林彪：“這是林彪副主席。”
斯諾跟林彪握手：“林彪將軍，好久沒有見麵了。我們是在延安見過的。”
林彪總是笑：“斯諾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當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門廣場上的高音喇叭群響起了《東方紅》樂曲，廣場上旗浪起伏，人海沸騰。“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呼聲震天動地，響徹雲霄。
毛澤東伸出手去，握住斯諾一隻手，領著斯諾夫婦朝欄杆前走去。毛澤東領著斯諾夫婦來到天安門城樓正當中的欄杆邊。廣場上的人海，群眾狂熱到極點。人群上空，汽球拖掛著一幅巨大的標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還有一幅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標語。
毛主席欣喜陶醉地舉起右手臂向群眾揮動。群眾欣喜若狂。
斯諾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時隻有27歲，住在煤渣胡同21號的一個四合院裏。那時候，就來天安門城樓下觀瞻過。那時，他曾經想象過明清的皇帝們在城樓上大駕光臨、大展龍顏，舉行領詔、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獻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過萬杆黃旗飄飛、萬民長跪叩頭的景況。他當時當然沒有想象過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革命領袖人物身邊聆聽三呼萬歲。他身邊的毛澤東，就是那個富於農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盡管當年這個人穿著打補丁的皺巴巴的布衣服，在窯洞裏請他去吃夾紅辣椒的饅頭或是賀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撲克，一邊用手搓著膀子上的汙垢，一邊叫著佯裝自己有大牌，有時還毫不在乎地當著他的麵，鬆開褲腰帶伸手進去抓虱子。毛澤東還講過這樣的話：“如果你身上還沒有長虱子，那你還沒有理解中國。”當時，他就覺得這個人身上有一種掌握命運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什麽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麽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其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對農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些使毛澤東成為一個偉大的非凡的人物。
周恩來對第二天《人民日報》的版麵作了精心安排。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慶祝國慶典禮上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照片經過了特別處理，隻有毛澤東、斯諾夫婦與站在身後的翻譯四個人，他們身後或是身旁別的人物的身影已經被技術處理了。這張毛澤東跟美國人斯諾在天安門上的照片，應該被當作周恩來向美國發出的含蓄而饒有深義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鬆和其精於分析的顧問基辛格忽略了。
事後，基辛格在回憶錄裏寫道：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幸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麽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過那麽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麽。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過分微妙反而達不到通信聯絡的目的。”
毛澤東曾在1949年開國大典站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自豪地大聲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此，每逢國慶節，毛澤東都要在此舉行盛大的國慶慶祝活動，接見人民群眾。能在這種時刻站在毛澤東身邊的，除了新中國的領袖人物以外，就是當時友好國家的領導人或是兄弟黨的領袖。
斯諾隻是一個普通的美國記者，毛澤東為什麽讓他站在身邊檢閱人民群眾？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女士曾經陪著他參加了那天的活動。據吳女士回憶，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門之前，在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的住處，幫毛澤東穿衣服時，就覺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動。從天安門檢閱回到住處，更完衣，毛澤東還沉浸在一種燃燒的激情之中。當時，吳旭君不理解，毛澤東為什麽給一個美國記者相當於國家領導人的禮遇？就問：
“主席，斯諾是老朋友，但他不過是一個外國記者，為什麽你給他那樣好那樣高的禮遇？”
毛笑了。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人的感覺神經。”
從“兩個半”到“一個半”，美國戰略大調整
在尼克鬆執掌白宮以前，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都是在白宮地下室辦公。那裏離開地麵有30多級台階，到總統辦公室要走50多米遠，可見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引起總統的重視。尼克鬆不同於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慮如何改革這個機構，使它發揮重大作用，成為製訂對外政策的一個首腦組織。辦公室也從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宮一樓緊挨著尼克鬆的橢圓形總統辦公室，安排了一間寬敞明亮而華麗的房間。辦公室有法國式的落地長窗，雪白鋥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辦公桌椅。基辛格的辦公桌上，有直通尼克鬆的電話，還擺有一架鑲有尼克鬆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寫著尼克鬆對基辛格的題詞：“贈給亨利·基辛格：善進良策，獻身爾職，逾於所司，永誌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鬆”。屋裏邊還設有一個遙控中心，從磁帶數據箱到聯結世界各地的直線電話，一應俱全。守衛辦公室的安全人員，幾乎要比美國肯尼迪角警衛阿波羅登月火箭發射台的人還多。基辛格就在這關係到美國安全的神經中樞，指揮部署，調度一切，主持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尼克鬆每天要和基辛格通兩三次電話，會見90分鍾。通常是在上午九十點之間，兩人就24小時之內的情況碰頭30到40分鍾，若有要事，可能在這一天還要再見幾次麵。尼克鬆從來沒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時候。
美國《生活》雜誌曾經發表文章描述過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的情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們來到了白宮的內閣會議室等待尼克鬆。他們是國務卿羅傑斯、國防部長萊爾德、緊急計劃局長喬治·林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中央情報局長赫爾姆斯，還有副總統阿格紐。有時還要根據會議的性質，還吸收有關軍政部門的高級助手列席會議，以便隨時提供谘詢。
一會兒，會議室與總統辦公室連接的右邊房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此人不是尼克鬆總統，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邊態度隨便地用姓名的愛稱向在座的各個軍政要員打招呼，一邊從容地在總統左邊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裏拿著一個夾著文件的黑夾子。夾子的厚度預示著今天會議時間的長短。基辛格夾子裏文件隻有一個副本，它正擺在總統座位前的桌麵上。那是誰都不能伸手去翻閱的。隻有基辛格一個人知道總統今天想些什麽，要在會議上講些什麽。總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定主席，會議怎麽開，要作出什麽決定，當天早上他已經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傳來輕微的腳步聲。一個助手提醒大家說：“先生們，總統來了。”
尼克鬆胸有成竹地從右邊門裏走進來，在當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與會者一眼。這時，與會者都稍為有點緊張，隻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測高深地微微笑著。
尼克鬆宣布開會了。他簡單扼要地講明今天開會的內容；然後，頭微微朝左邊一揚：
“亨利，你把可供選擇的方案給我們談一談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著的聲調，簡要地講明早就準備好了的方案。
尼克鬆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聽著他當天已經批閱過的內容。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講壇上，不過聽講的已不是學生，而是美國內閣的成員及其高級助手。基辛格抑揚頓挫地講著，時而強調一下重點，時而解釋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時而另外翻開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這是1969年10月間的一次會議。基辛格首先回顧了美國現有的被稱為“兩個半戰爭”的戰略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美國軍隊要準備打“兩個半戰爭”：“一個”是保衛歐洲，抵抗蘇聯的進攻；“另一個”是抵抗中國對東南亞或朝鮮的進攻；還有“半個”戰爭是對付別處的不測事件，例如中東衝突。“兩個半戰爭”計劃是基於50年代針對鐵板一塊的共產黨陣營的政治現實而製定的，而與今天的政治現實不相符合了。中國蘇聯兩個共產黨巨人已經出現了分裂，中國人與蘇聯人同時發動戰爭的現實前景並不存在。美國必須拋棄那種固執地認為共產黨是一塊鐵板的思想，而且美國的軍事政策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主要的威脅。基辛格認為，即使美國戰略理論的轉變從沒有得到北京的承認，美國仍然必須進行自己的調整。
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新理論。根據這個新戰略，美國在和平時期保持這樣的部隊，它足以同時對付在歐洲或亞洲發生的一次共產黨大規模進攻；援助盟國對付亞洲的非中國的威脅，或者應付其他地方發生的緊急事態。
討論開始了。當然，免不了也會有分歧與爭執；但是，與會者對基辛格所講的不會有任何嚴重的詰難。除非得到總統事前暗示或以言詞、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則，誰也不會提出什麽意見，因為誰也經不起在重大問題上站到“錯誤”的一邊去。
尼克鬆在會上也會問一些問題，不過他提問的方式就明白無誤地告訴別人他需什麽樣的回答。尼克鬆顯然感到十分滿意。因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圖對戰略理論的調整，表明了美國外交政策已經產生了一個質的轉變：美國將根據敵手對美國采取的行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根據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對待他們。
第一節 中美談談停停十五年周恩來基辛格費籌謀（2）
中美談判十五年，要回一個錢學森
1970年1月20日，中斷了兩年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又舉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國大使館進行會談。令人覺得意味深長的是，當天中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會談將在“中共大使館”舉行。可是，幾個小時以後，麥克洛斯基又奉白宮的指示，出來修正他的說法。他宣稱，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舉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當然注意到，這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美國官方發言人首次用這個正式名稱。麥克洛斯基反複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次。
他言辭顯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傷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懷坦白，心直口快，從自己內心深處誠懇地表現出了他的尊嚴和信念。
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斯諾。毛澤東的“五二□聲明”發表後，原定五月下旬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第137次會談夭折了。可是，毛澤東又另有了思路，毛於六月間囑咐尋找“我們的美國老朋友斯諾先生。”當時得到的報告是說與斯諾失掉了聯絡。毛澤東讓周恩來特別囑咐中國駐法國使館聯絡斯諾，把他當作毛澤東的朋友與客人邀請盡快來華訪問。使館很快就聯絡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諾先生，並發出了邀請。斯諾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達中國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電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門城樓。電梯門開了。一個身材魁偉高大、背脊微駝的人在秘書的陪同下走了出來。毛主席來了。
周恩來領著斯諾夫婦迎向毛主席。斯諾覺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陝北窯洞的時代更為高大、豐腴。襯著金光璀璨、莊嚴雄偉的天安門城樓，毛主席身上煥發的非凡的氣質，確實使他在刹那間感覺到這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
34年前在陝北保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麵容瘦削，一頭濃密的黑發留得很長，鼻梁很高，顴骨突出，雙眼炯炯有神；他第一個印象就覺得毛澤東像林肯。
滿臉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來將斯諾夫婦領到毛澤東跟前：
“主席，您看，誰來了？”
毛澤東一看見斯諾，十分高興：“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麵了。”
斯諾夫婦跟毛澤東親熱地握手。斯諾覺得毛澤東的幽默感不減當年。周恩來又向斯諾介紹林彪：“這是林彪副主席。”
斯諾跟林彪握手：“林彪將軍，好久沒有見麵了。我們是在延安見過的。”
林彪總是笑：“斯諾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當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門廣場上的高音喇叭群響起了《東方紅》樂曲，廣場上旗浪起伏，人海沸騰。“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呼聲震天動地，響徹雲霄。
毛澤東伸出手去，握住斯諾一隻手，領著斯諾夫婦朝欄杆前走去。毛澤東領著斯諾夫婦來到天安門城樓正當中的欄杆邊。廣場上的人海，群眾狂熱到極點。人群上空，汽球拖掛著一幅巨大的標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還有一幅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標語。
毛主席欣喜陶醉地舉起右手臂向群眾揮動。群眾欣喜若狂。
斯諾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時隻有27歲，住在煤渣胡同21號的一個四合院裏。那時候，就來天安門城樓下觀瞻過。那時，他曾經想象過明清的皇帝們在城樓上大駕光臨、大展龍顏，舉行領詔、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獻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過萬杆黃旗飄飛、萬民長跪叩頭的景況。他當時當然沒有想象過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革命領袖人物身邊聆聽三呼萬歲。他身邊的毛澤東，就是那個富於農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盡管當年這個人穿著打補丁的皺巴巴的布衣服，在窯洞裏請他去吃夾紅辣椒的饅頭或是賀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撲克，一邊用手搓著膀子上的汙垢，一邊叫著佯裝自己有大牌，有時還毫不在乎地當著他的麵，鬆開褲腰帶伸手進去抓虱子。毛澤東還講過這樣的話：“如果你身上還沒有長虱子，那你還沒有理解中國。”當時，他就覺得這個人身上有一種掌握命運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什麽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麽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其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對農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些使毛澤東成為一個偉大的非凡的人物。
周恩來對第二天《人民日報》的版麵作了精心安排。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慶祝國慶典禮上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照片經過了特別處理，隻有毛澤東、斯諾夫婦與站在身後的翻譯四個人，他們身後或是身旁別的人物的身影已經被技術處理了。這張毛澤東跟美國人斯諾在天安門上的照片，應該被當作周恩來向美國發出的含蓄而饒有深義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鬆和其精於分析的顧問基辛格忽略了。
事後，基辛格在回憶錄裏寫道：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幸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麽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過那麽大的榮譽。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麽。斯諾自己後來談論這一事件時指出：‘凡是中國領導人公開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過分微妙反而達不到通信聯絡的目的。”
毛澤東曾在1949年開國大典站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自豪地大聲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從此，每逢國慶節，毛澤東都要在此舉行盛大的國慶慶祝活動，接見人民群眾。能在這種時刻站在毛澤東身邊的，除了新中國的領袖人物以外，就是當時友好國家的領導人或是兄弟黨的領袖。
斯諾隻是一個普通的美國記者，毛澤東為什麽讓他站在身邊檢閱人民群眾？
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女士曾經陪著他參加了那天的活動。據吳女士回憶，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門之前，在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的住處，幫毛澤東穿衣服時，就覺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動。從天安門檢閱回到住處，更完衣，毛澤東還沉浸在一種燃燒的激情之中。當時，吳旭君不理解，毛澤東為什麽給一個美國記者相當於國家領導人的禮遇？就問：
“主席，斯諾是老朋友，但他不過是一個外國記者，為什麽你給他那樣好那樣高的禮遇？”
毛笑了。他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人的感覺神經。”
從“兩個半”到“一個半”，美國戰略大調整
在尼克鬆執掌白宮以前，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都是在白宮地下室辦公。那裏離開地麵有30多級台階，到總統辦公室要走50多米遠，可見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引起總統的重視。尼克鬆不同於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慮如何改革這個機構，使它發揮重大作用，成為製訂對外政策的一個首腦組織。辦公室也從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宮一樓緊挨著尼克鬆的橢圓形總統辦公室，安排了一間寬敞明亮而華麗的房間。辦公室有法國式的落地長窗，雪白鋥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辦公桌椅。基辛格的辦公桌上，有直通尼克鬆的電話，還擺有一架鑲有尼克鬆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寫著尼克鬆對基辛格的題詞：“贈給亨利·基辛格：善進良策，獻身爾職，逾於所司，永誌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鬆”。屋裏邊還設有一個遙控中心，從磁帶數據箱到聯結世界各地的直線電話，一應俱全。守衛辦公室的安全人員，幾乎要比美國肯尼迪角警衛阿波羅登月火箭發射台的人還多。基辛格就在這關係到美國安全的神經中樞，指揮部署，調度一切，主持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日常工作。
尼克鬆每天要和基辛格通兩三次電話，會見90分鍾。通常是在上午九十點之間，兩人就24小時之內的情況碰頭30到40分鍾，若有要事，可能在這一天還要再見幾次麵。尼克鬆從來沒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時候。
美國《生活》雜誌曾經發表文章描述過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的情況：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們來到了白宮的內閣會議室等待尼克鬆。他們是國務卿羅傑斯、國防部長萊爾德、緊急計劃局長喬治·林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勒、中央情報局長赫爾姆斯，還有副總統阿格紐。有時還要根據會議的性質，還吸收有關軍政部門的高級助手列席會議，以便隨時提供谘詢。
一會兒，會議室與總統辦公室連接的右邊房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此人不是尼克鬆總統，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邊態度隨便地用姓名的愛稱向在座的各個軍政要員打招呼，一邊從容地在總統左邊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裏拿著一個夾著文件的黑夾子。夾子的厚度預示著今天會議時間的長短。基辛格夾子裏文件隻有一個副本，它正擺在總統座位前的桌麵上。那是誰都不能伸手去翻閱的。隻有基辛格一個人知道總統今天想些什麽，要在會議上講些什麽。總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定主席，會議怎麽開，要作出什麽決定，當天早上他已經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傳來輕微的腳步聲。一個助手提醒大家說：“先生們，總統來了。”
尼克鬆胸有成竹地從右邊門裏走進來，在當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與會者一眼。這時，與會者都稍為有點緊張，隻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測高深地微微笑著。
尼克鬆宣布開會了。他簡單扼要地講明今天開會的內容；然後，頭微微朝左邊一揚：
“亨利，你把可供選擇的方案給我們談一談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著的聲調，簡要地講明早就準備好了的方案。
尼克鬆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聽著他當天已經批閱過的內容。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講壇上，不過聽講的已不是學生，而是美國內閣的成員及其高級助手。基辛格抑揚頓挫地講著，時而強調一下重點，時而解釋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時而另外翻開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這是1969年10月間的一次會議。基辛格首先回顧了美國現有的被稱為“兩個半戰爭”的戰略理論。根據這個理論，美國軍隊要準備打“兩個半戰爭”：“一個”是保衛歐洲，抵抗蘇聯的進攻；“另一個”是抵抗中國對東南亞或朝鮮的進攻；還有“半個”戰爭是對付別處的不測事件，例如中東衝突。“兩個半戰爭”計劃是基於50年代針對鐵板一塊的共產黨陣營的政治現實而製定的，而與今天的政治現實不相符合了。中國蘇聯兩個共產黨巨人已經出現了分裂，中國人與蘇聯人同時發動戰爭的現實前景並不存在。美國必須拋棄那種固執地認為共產黨是一塊鐵板的思想，而且美國的軍事政策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個主要的威脅。基辛格認為，即使美國戰略理論的轉變從沒有得到北京的承認，美國仍然必須進行自己的調整。
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新理論。根據這個新戰略，美國在和平時期保持這樣的部隊，它足以同時對付在歐洲或亞洲發生的一次共產黨大規模進攻；援助盟國對付亞洲的非中國的威脅，或者應付其他地方發生的緊急事態。
討論開始了。當然，免不了也會有分歧與爭執；但是，與會者對基辛格所講的不會有任何嚴重的詰難。除非得到總統事前暗示或以言詞、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則，誰也不會提出什麽意見，因為誰也經不起在重大問題上站到“錯誤”的一邊去。
尼克鬆在會上也會問一些問題，不過他提問的方式就明白無誤地告訴別人他需什麽樣的回答。尼克鬆顯然感到十分滿意。因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圖對戰略理論的調整，表明了美國外交政策已經產生了一個質的轉變：美國將根據敵手對美國采取的行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根據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對待他們。
第一節 中美談談停停十五年周恩來基辛格費籌謀（2）
中美談判十五年，要回一個錢學森
1970年1月20日，中斷了兩年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又舉行了。而且，破天荒地在中國大使館進行會談。令人覺得意味深長的是，當天中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會談將在“中共大使館”舉行。可是，幾個小時以後，麥克洛斯基又奉白宮的指示，出來修正他的說法。他宣稱，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舉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當然注意到，這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美國官方發言人首次用這個正式名稱。麥克洛斯基反複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