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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中美解怨中南海!玄機猶係乒乓球(1)

  第一節 中美談談停停十五年周恩來基辛格費籌謀(1)

  “我們是老朋友了,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也不講假話的。”毛澤東仍是十分坦誠。基辛格羨慕地說:“中國人太精細微妙了,到底經曆了幾千年文明的熏陶。”全美國都發愣了!全世界都吃驚了!幾乎所有的電波都在載送這個消息,幾乎所有的語言都在談論這個消息。聯大剛才已以七十六票對三十五票通過接納中國,並驅逐台灣。

  中美“吊膀子”,斯諾做“紅娘”

  中南海。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麵已經結了冰。晶瑩潔白的冰麵將岸邊豐澤園那道蜿蜒的紅牆襯得更紅。牆內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頭依然蒼綠。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頭的書房裏,毛澤東和老朋友斯諾坐在沙發裏談得正酣。書房的四邊都擺滿了高大的書架,架上擺滿了書,有中文書,也有外文書,許多書籍中插有寫著注釋的紙條。大寫字台上高高地堆著書刊和手稿。給斯諾的印象,這兒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澤東一邊吸煙,一邊和斯諾交談。煙吸得很厲害,間或有一兩聲咳嗽。斯諾關切地說:

  “主席已經吸了幾十年煙了。”

  毛澤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潤喉,說:“醫生勸我戒煙。我戒過。戒不掉。”

  “我這次舊地重遊,還去了保安一趟。”斯諾說。

  “我們是老朋友了,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也不講假話的。”毛澤東仍是十分坦誠。“是嗬。我第一次到保安,還擔心村裏的農民要‘共我的產’,分掉我帶去的東西。當我離開的時候,感覺好像不是回家,而是離家了。”斯諾說的很真誠。

  毛澤東笑了:“怪不得麥卡錫把你當作‘赤匪’。”

  “我給兒子起了個名字叫‘西安’,表示對紅軍的祝願和懷念,就更像‘赤匪’了。”斯諾又說。

  毛澤東問:“我聽講,前兩年你想來,有人反對?”

  “我寫過信來要求的。”斯諾答。

  “在1967年和1968年這兩年中,反對你到中國來的那些官們是一幫極左分子,他們在一段時間內還奪過外交部的權。但是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毛澤東說。

  斯諾說:“我記得,1965年1月,你同我談話時,曾說過中國確有個人崇拜——”

  毛澤東說:“那時的情況是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了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討嫌!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個必要了。”

  毛澤東在談到個人崇拜時,是動了點情緒的。他很明白這一點,隻有他自己才了解這一切。他讓斯諾上天安門看到了個人崇拜,看到了他作為領袖的絕對權威及無上優越,看到了他在億萬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門城樓上一揮動,人們的情感就會像波浪一樣翻騰,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湯蹈火。他的聲音從中南海的書房裏發出來,億萬人民會懷著虔誠的激情當作必須絕對服從、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內心卻是十分孤獨的。在中南海紅牆內豐澤園的書屋裏,他已經很難單獨同什麽人促膝談心、交流感情,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討論,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辯解,他的副統帥也說得很明白,隻要是他的話,“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內心活動,隻有同像斯諾那樣的異國朋友,才能披露一點兒。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獨的。

  曆史往往會驚人地重複。1965年,毛澤東對斯諾談要搞點個人崇拜,是為了讓劉少奇下台;這次,講“四個偉大”討嫌,盡管斯諾還沒有理解其深意,可是曆史學家在今天可以據此斷定,毛澤東已經覺察了林彪一夥的用心了。他又在考慮林彪是不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了。

  在這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了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會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設國家主席,並虛偽地建議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在林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當。”此後半年內,他講了六次不設國家主席,他不擔任國家主席。人家就是不聽。林彪還是強調不設國家主席,國家就沒個頭。他警覺了,還說“一句頂一萬句”呐,狗屁!八九月間,廬山會議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會上拋出反對所謂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講話。陳伯達接著搶先作了吹捧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發言,打亂了議程,引起廬山的一場混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他識破了這夥人的陰謀,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

  “四個偉大”是林彪的發明,毛澤東對斯諾講“四個偉大討嫌”,等於點名說林彪“討嫌”。

  山南海北,海闊天空,毛澤東和斯諾談鋒極盛。午飯時分,兩人在北屋中間的起居室裏,共進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談話更熱烈起來。他說:

  “中美會談,15年談了136次。”

  “名副其實的馬拉鬆會談。”斯諾說。

  “我不感興趣了。尼克鬆也不感興趣了。要來當麵談。”他說。

  “主席願見他麽?”斯諾問。

  “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要跟尼克鬆解決。我願跟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爽快地說。

  “我看吵架難免,也不要緊。”斯諾說。

  他幽默地伸出一個指頭,對著斯諾:“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我看我不會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

  毛澤東接著又說:“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

  斯諾曾與羅斯福總統有來往,而與尼克鬆沒有來往,可是深知尼克鬆反共的極右立場,因而問:“尼克鬆會來嗎?”

  毛澤東說:“尼克鬆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麵談,還神秘得很,提出不要公開,要守秘密嗬!”

  快分手時,毛澤東說:“我早就對你說過,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100年不建交啊?101年還不建交,我就不信。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這次談話長達五個小時,直至午後一點。他已經很久沒有對象來進行敞開肺腑的談話了,一談就是五個小時,幾乎是他晚年與人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

  送走斯諾後,毛澤東還沉浸在談話激烈的波瀾之中,他曾風趣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知道嗎,我在和尼克鬆吊膀子,要找紅娘啊。試探氣球放過之後,我還要創造條件,現在就是在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呆不住的。”

  毛澤東說的“火力偵察”,是指在試探如何突破中美關係的僵局。

  斯諾把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談話記載成文,以《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為標題,發表於1971年4月30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美國幾家通訊社搶先幾天發表了斯諾文章的摘要。毛澤東對斯諾的談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轟動全世界的新聞,許多報紙、通訊社都將此事列為頭條新聞。國際新聞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識到這次談話對曆史轉折會產生偉大的影響。聯邦德國以通欄標題發表了消息。羅馬尼亞電視台播發了毛澤東會見斯諾的照片。日本《朝日新聞》認為這是“中國又向世界投出一顆新‘炸彈’。”南斯拉夫報紙說:“這是一個最重要的聲明,因為它證明北京決心使它同華盛頓的關係將在較短時間內正常化。”日本《讀賣新聞》也清醒地意識到毛澤東的講話始終堅持了不準幹涉中國內政的堅定原則,它評論說“毛的談話表示了靈活的姿態,但沒有人認為中國會放棄‘一個中國’的大原則,甚至會在台灣問題上妥協而同美國解凍。”

  尼克鬆政府迅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這年4月26日,也就是美國的通訊社搶發斯諾文章摘要的當天,美國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奉總統的意旨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尼克鬆總統已經注意到斯諾文章傳達的訊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夠訪問中國。

  後來,在尼克鬆正式準備訪華時,為他準備的有關中國情況的材料中,就有斯諾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也回憶說,為研究中國問題,他極其仔細地閱讀了斯諾的著作與文章摘選。尼克鬆訪華之前,曾寫信給定居在瑞士的斯諾,他在信中問候斯諾的健康,對斯諾傑出的人生表示敬佩,並說他將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斯諾能先期作為他的訪華特使,他將感到極大的榮幸。

  斯諾促成了尼克鬆的中國之行,他原是要準備為尼克鬆訪問北京寫一批報道的。但是他沒能活著見到這一切,他恰恰在尼克鬆啟程訪華的三天前因病去世了。

  在他重病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派去了中國最優秀的大夫組成的專家醫療組。由於斯諾所患的癌症已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中國的大夫們隻能盡力減少他去世前的痛苦。

  斯諾夫婦上城樓,試探氣球越大洋

  1970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國慶節慶祝活動。廣場早已人山人海,喧聲如潮。那個時代紅衛兵軍裝的綠色與標語口號旗幟的紅色,構成了天安門廣場的主色。

  周恩來總理已經到了好一會,按名單能夠上天安門城樓的國家領導人們已經陸續來到。葉劍英來了。林彪和葉群也來了。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四員大將也從電梯門裏出來,隻是神色不像數月前那樣大模大樣。天安門城樓上那個專供領導人使用的電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來,送上這些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埃德加·斯諾帶著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諾走出電梯時,周恩來快步迎了上去。

  “斯諾先生,歡迎您。”周恩來伸手跟斯諾握手。

  “我真是第一個應邀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麽?”斯諾問著,棕色的眼睛透露出興奮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滿了好奇心,喜悅地四處打量。天安門城樓雄渾莊嚴的建築造型,富於東方古典的藝術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門屋頂四個垂脊,均裝飾有一個仙人和九個走獸:龍、鳳、獅子、麒麟、天馬、海馬、狎魚、獬、犭孔,這些雕塑,在陽光下璀璨奪目,使城樓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讓我請您來的。您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熱情地說。

  斯諾流露出發自肺腑的激動:“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您。您當時用英語跟我講話,使我很吃驚。”

  周恩來說:“我還記得我替您草擬了92天旅程,還找了一匹馬讓您騎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諾望了望眼前的周恩來,該是72歲了。當年在陝北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時,周恩來還沒滿40歲,個子清瘦,骨胳小而結實,下頦上蓄著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一笑就露出潔白的牙齒,具有領袖的自信與迷人的魅力。現在,顴骨凸了出來,兩頰凹了進去,眼窩很深,斯諾敏銳地感覺出那深邃而機敏的眼神中包含的憂慮與堅毅。斯諾覺得自己常為周恩來的魅力所吸引,說:“您安排我見毛主席,采訪紅軍,當時對西方新聞界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今天,讓我上天安門——”

  周恩來馬上將話接了過來:“在中美兩國相互隔絕的情況下,您三次訪問新中國,今天還上天安門參加我們國慶盛典,對一個美國人來說,這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

  斯諾興奮地說:“我又有獨家新聞了!”

  斯諾當年闖到陝北寫了將紅軍介紹給全世界的《西行漫記》,是獨家新聞。可是,斯諾在此時,還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毛澤東安排其上天安門的獨家新聞的重要含義。斯諾此時想得更多、更關心的是這個國家正在進行的那場“文革”。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開的時候,斯諾充滿了對中國形勢的焦慮。內戰已經結束,革命者已經取得了政權,但是國家經受了長期動亂的浩劫,被弄得窮困不堪,又麵臨外國的層層封鎖,這個以勤勞勇敢而著稱於世界的偉大的民族,正應該為了自己的生存與振興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難,去逾越那些舊社會留下的無窮無盡的障礙,為什麽革命者內部又要開展你死我活的鬥爭?當斯諾從西方的報道中得知一批他敬仰的革命家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彭德懷等竟然受到衝擊和批鬥的時候,他心焦如焚。他對友人說:“從這裏所能得到的消息來看,中國最近發生的事件是很難加以理解的。人們隻能憑著超感官的感覺來進行工作,而我的這種感覺又不太靈敏。”

  斯諾很想再次來華訪問,曾用口頭與書麵的形式反映過自己的願望。他卻一直被拒而不納。他當然不知道,在中國外交部大院的大字報裏,有人將他的名字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往中國的間諜”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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