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毛澤東曾曆數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及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為黨內“九次路線鬥爭”)。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麽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性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上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的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麽看法?比如華北六號簡報(華北組二號簡報因是九屆二中全會會議簡報第六號,所以也稱“華北六號簡報”,但以“華北組二號簡報”更準確些),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99人的會議(指1971年4月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人共計99人),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怎麽行呢?
我說的這些,是當作個人意見提出來的,同你們吹吹風的。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裏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鬥爭,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百字的文件(即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個問題。國際歌就是要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學馬克思主義就團結,沒有講分裂麽!我們唱了50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10次分裂(引者注:指前麵已提及的九次“路線鬥爭”加上林彪、陳伯達的這一次)。我看還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隻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廬山會議上講了要讀馬、列的書。我希望你們今後多讀點書。高級幹部連什麽是唯物論,什麽是唯心論都不懂,怎麽行呢?讀馬、列的書,不好懂,怎麽辦?可以請先生幫。你們都是書記,你們還要當學生。我現在天天當學生,每天看兩本參考資料,所以懂得點國際知識。
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不好的是極少數。清除的不過百分之一,加上掛起來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給以適當的批評,好的要表揚,但不能捧,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指林立果),這沒有什麽好處。這次廬山會議,有些同誌是受騙的,受蒙蔽的。問題不在你們。問題在北京……
最後一次求見毛澤東
麵對毛澤東的嚴厲、尖銳的批評,陳伯達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境地。
陳伯達把最後的一點希望,寄托在毛澤東身上。
陳伯達求見毛澤東,渴望毛澤東能夠寬恕他。在廬山,惟一能夠拯救陳伯達的是毛澤東。
陳伯達的回憶,透露了他平生與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麵的情景——這是迄今從未披露過的:
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了。這是最後得見毛主席。
見麵握手以後,他說:“這兩年你都不見我看我了。”
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是違反以前多年的習慣的。
解放初,最早我住黨校,隨後毛主席要叫我練習做點事,要我住中南海,因為打電話到黨校找我來一趟至少要半個鍾頭或不止半個鍾頭,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後,見麵倒是很方便,而且我總是隨找隨到。但是,“文革”後,江青對我幹涉過見毛主席的事,說我每次說話太久。過一段時間,恰巧劉叔晏沒有經過我同意,我又住在釣魚台,她就自己經過公安部在住處做錯一件事(查一個腳印,本來是無聊的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會讓做的)。事後謝富治向江青匯報,江青於是就對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們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
本來我因為書堆得很多,又想有時找一些同誌一起做點事較方便,所以請北京市委負責同誌幫找一個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趕出中南海,於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後,要見毛主席,總要先打電話向秘書打聽,主席起床沒有,有沒有客人等等。有幾次打聽得很不愉快,有時秘書就幹脆說,“我要回家了”。於是我感覺要見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漸漸地不單獨求見毛主席了。這樣事,首先要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說清楚的。當然,對黨來說,這不過是極微小的事,但毛主席這時見麵劈頭一句話就提“兩年不見”的問題。
毛主席說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來見了。還說我文章也不寫了,總是動動嘴巴,叫別人去寫……
毛主席談話很簡短。結束時,他說,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塊工作的幾個人談談。最後一句是:“團結起來”。
於是,我去找江青。到廬山後,江青兩次打電話要我到她那裏去,我沒去;後來又來電話說要來我這裏,她也未來。所以,一直未見麵。這次,去她那裏,她說:“稀客!稀客!”什麽話也沒有說,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裏。
在康生那裏,先看到曹軼歐,她不招呼。進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張春橋、姚文元已先在,可見他們經常在一起論事。
談話開始了。記得江青第一句話:“你們借口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反對林副主席……”以後各人相繼轟,原話現在記不起來了。
隨後,組織上通知我,由周恩來同誌、康生幫助我寫反省。記得周恩來同誌沉默寡言,沒有談什麽,發言的是康生。我在廬山的檢討發言內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檢討的會上,我非常感謝恩來同誌: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寫就的稿子。當然,也可以說,因為我的普通話說不好。
會畢,就在會場上,我高興地去感謝周恩來同誌。康生也在那裏。恩來同誌說,你感謝康生好了。
恩來同誌說的正符合事實,是康生給我打了檢討稿的底子。
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醜。”
檢討會的第二天,我覺得事情完了,回家務農好了。可能是恩來同誌不放心,叫了大夫、護士來看我,要我出去上廬山一遊。我請他們和做招待工作的同誌一塊走。遇到風景好處,同大家照了幾張相片。照相後,又繼續遊山玩水,這一天是從到廬山後最高興的。
但是,風聲所播,也是興盡悲來了。流傳的話就是:“陳伯達並沒有沉痛,還去遊山玩水哩。”
於是,會又開了,這時我已不能參加任何大會小會,但似乎簡報還看得見。有些關於我的事,是從簡報上看到的。
後來聽說,在一個會上,有人曾經批我在大的問題上沒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來同誌解釋說,是:“在一些大的問題上沒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配合。”並指出例子。在那樣條件下,周恩來同誌竟說這樣的話,更使我感到他對事對人的公正。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終於閉幕。在閉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就在這天深夜,江青接到林彪的電話,說是葉群前來看她。
江青非常得意。因為葉群來訪,定然是向她負荊請罪。出乎江青意料,葉群來了,竟帶著黃永勝(9月31日從北京飛往廬山)、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諸“將”而來,隻是沒有“相”。
葉群對江青說:“這次我們上了陳伯達的當,犯了錯誤。林副主席多次批評我們,辜負了主席的教導,對不起江青同誌。林副主席一定要我們來向江青同誌道歉,請江青同誌原諒。”
江青一聽這話,大喜,說道:“老夫子跟張春橋、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輕嘛!我們不能上他的當。”
這下子,雙方都往陳伯達身上推。據吳法憲交代,林彪非常明確地對他說:“錯誤要往陳伯達身上推。強調上當受騙!”
中共中央全會的新聞公報,按照慣例是在閉幕當天發布的。這一回例外,拖到9月9日晚才發布公報。這可能因為毛澤東需要斟酌公報詞句時間。
正式發表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沒有真實透露霧中廬山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隻是用很模糊的語言寫道:“全黨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提倡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勝利的基本保證。’”
直到一年以後發生“九·一三”事件,人們重讀公報上這段話,才明白是暗示著批判了“天才”論和林彪、陳伯達的分裂主義。
第二節 571磨刀霍霍搞謀殺南巡視察揪出尾巴
老奸巨猾的林彪,則別有用心地問周宇馳:“是你領導立果,還是立果領導你?”林彪對林立果說:“要與軍以上幹部見見麵,不見麵就沒有指揮權。”“聯合艦隊”了解到匯報會的情況,也坐不住了。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聯合艦隊”的形成
在林立果擔任空司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之前,就經過吳法憲批準,在司令部辦公室成立了一個以林立果為組長的“調研小組”,成員有周宇馳、王飛、劉沛豐、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主任)。名義上,“調研小組”的任務是給空軍黨委出點子,提建議;實際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搜集情報、秘密聯係等進行陰謀活動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指揮一切”的特權之後,這個“調研小組”的活動範圍更廣泛,跟隨林立果等出去“調查”的人不斷增加。這樣,在林立果周圍便形成了一個極為特殊的小圈子,他們的活動,誰也不能幹涉,誰也不能過問。他們幹著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
到關鍵時候,林彪還會親自出麵。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軍司令部的一小批人,連同家屬小孩,被邀到林彪家裏“作客”,葉群親自招待大家看內部影片、吃糖,還送了“紀念品”。林彪親自接見,又是談話,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榮耀”!
事實上,那些受到接見的人,也確實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馳、王飛、劉沛豐等,都是林立果周圍的親信。而更重要的是,這次接見有著一種極不尋常的、更深的含義。
在看電影之前,葉群說:“林立果在外邊出差,好久沒和大家見麵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見見麵。”
林立果到空軍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為什麽要用這樣的方式和大家見麵?接見的是林立果的親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則別有用心地問周宇馳:“是你領導立果,還是立果領導你?”
周宇馳和林立果都是空司辦公室副主任,有什麽誰領導誰的問題?但是,曾經當過林立果的“老師”的周宇馳,完全理解這句問話的含義:林彪在這裏所講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他立即回答:“當然是立果領導我們嘍!”
周宇馳、王飛等人,對於林彪、葉群導演的這場戲的含義,心領神會。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們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見的人一起開會,向林彪表忠心,並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為他們的“頭”。周宇馳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九一三”事件後,在空司辦公室查到了經過周宇馳親筆修改的那次發言的記錄:
我們要永遠堅信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也就是忠於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曆史上罕見的偉人,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
我們要一輩子永遠同立果同誌戰鬥在一起。立果同誌也是一個天才,一個全才,我們沒有哪個人能夠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麵都把著手教我們,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領導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考慮過很久,覺得到提出來的時候了。就是一個單位,一個集體,總要有一個頭。在我們這個戰鬥集體中,應該以立果同誌為頭,為核心。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覺悟。實際上,也隻有他才能當得起這個頭和核心。這是客觀的需要,鬥爭的需要。這不是“多中心論”。而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以毛澤東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核心。
這樣,林彪通過這次接見,在組織上,進一步明確了在空軍機關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戰鬥集體”,這個集體有它自己的頭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進一步明確了這個反革命組織和林彪的特殊關係。
到了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之後,便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而林立果則成了當然的“艦隊司令官”。他並根據英語“司令官”的譯音,為自己取代號為“康曼德”。
林立果為什麽要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無從查考。但是我們知道,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的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的時候,“虎”這個字眼,曾經作為偷襲成功的信號。而今天,小名為“老虎”的“聯合艦隊”頭子林立果,則是在領著這支反革命的“艦隊”走著一條自取滅亡的航道。
反革命別動隊的內幕
林彪反革命集團不僅在空軍機關建立了“聯合艦隊”,還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他們反革命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