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毛澤東談笑試晴雨！“聯合艦隊”遭覆滅(5)
其實，林彪這篇寫於1966年12月1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捉刀的。內中“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30字方針”，是張春橋幫助林彪“總結”的（在林彪被打倒後，這‘30字方針’不準批判，當時許多人莫名其妙——因為不知是張春橋搞的）。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自《再版前言》問世之後，幾乎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了。幾乎所有的社論、文章，一提到毛澤東，便要用這三個副詞。如前所述，由陳伯達、姚文元執筆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多處用“天才地”這一副詞，此文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以為“可用”。
可是，後來情況變化了。誠如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所說：“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斯諾寫道：“今天，情況不同了。主席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以及新黨章中那三個副詞，隻剩下“繼承、捍衛和發展”三個動詞。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起草，深知毛澤東這一變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陳伯達當然也知道這一“政治行情”。那“四個偉大”，那三個副詞，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記。毛澤東說“四個偉大”討嫌，三個副詞討嫌，實際上是說林彪討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講話中，一再稱頌毛澤東為天才。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說過：
“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18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勝利。毛主席是天才……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陳伯達也論述過天才問題。那是1952年7月18日，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發表講話。他的話，比林彪要嚴謹一些：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法文譯本的序文上說：‘在科學上麵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是曆史上極其傑出的天才，但他在科學工作上是辛苦的過來人。任何人如果沒有辛苦的、長期的研究，決不會有大的成就。馬克思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列寧、斯大林是如此。在中國，毛主席也是如此。大家都要學一學馬克思，我想我們的科學工作者不妨先了解一點馬克思是怎樣搞科學工作的。要找這些材料，大家不妨看看拉發格（引者注：又譯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前文曾提及陳伯達要自殺時查過了列寧關於拉法格的文章）和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回憶錄》，在這兩篇回憶錄裏麵，我們就能夠懂得‘天才就是勤奮’的道理。天才不是從天上來的，而是從地上來的。為什麽能夠成為天才呢？就是因為他站在一個非常可靠的踏實的地麵的基礎上。”（引自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陳伯達著《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第15頁。）
關於什麽是天才，有沒有天才，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澤東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討論的。天才無非是比普通人聰明些，智商高些。毛澤東確實比普通的中國人要聰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問題的關鍵，誠如毛澤東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寫給江青的信中所一語道破的：“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於是，在修改憲法時，為了那麽一個副詞——“天才地”，引起懷仁堂內一番論戰。這論戰絕非關於天才的“學術講座”，卻是一場借此而爆發的政治格鬥！
國家主席之爭
在修改憲法時，關於要不要寫上國家主席的條文，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之間，又爆發了一場論戰。
1954年9月，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二章“國家機構”的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於國家主席有著詳盡的條文。茲照1954年第十期《新華月報》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原文，轉錄於下：
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三十五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大赦令和特赦令，發布戒嚴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
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
第四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第四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並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
最高國務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其他有關人員參加。
最高國務會議對於國家重大事務的意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討論並作出決定。
第四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選舉和任期，適用憲法第三十九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選舉和任期的規定。
第四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職為止。
第四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因為健康情況長期不能工作的時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的職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是毛澤東。1959年4月，當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會議舉行時，毛澤東聲言為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決定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於1958年冬向全黨發出了毛澤東準備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說明緣由的文件），劉少奇當選為第二任國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又一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在“文革”中，劉少奇慘遭迫害，於1969年11月12日晨6時45分，死於河南開封軟禁之地。國家主席空缺。
重讀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林彪對國家主席所擁有的不小的權力發生很大興趣。盡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惟一的黨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載入中共黨章，不過，這個副主席之職，還填不了林彪的權欲。因為他發現，黨的副主席並沒有多大實權：毛澤東是黨的威望無比的領袖，一切黨的重大事務必須由毛澤東拍板；至於政府，一切由周恩來主管。
林彪企望著當國家主席，而且看來惟有他可能當選國家主席——因為毛澤東既然早在1959年他66歲時便辭去國家主席之職，豈會在1970年他77歲時重新出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當然對林彪的心態也一清二楚。
黃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語言，要拐九十九個彎。
林彪明知毛澤東不可能再出任國家主席，可是卻再三“提議”：國家主席請毛澤東“兼任”。
林彪以為，毛澤東一定會謙讓，會說“請林彪同誌任國家主席。”一旦有了這樣“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當然成為國家主席。
毛澤東呢？也有他的高招。他幹脆建議在修改憲法時，刪去原憲法中的第二章第二節，來了個“不設國家主席”！
明明雙方劍拔弩張，可是，卻都“化了妝”：林彪敦請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建議不設國家主席。
於是，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在起草憲法修改方案中，產生了爭論：陳伯達主張應當放入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康生、張春橋則主張刪去原有的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
其實，關於憲法中國家主席設不設之爭，究竟為了什麽，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當時在全國政協機關的小組討論會上發言，便點明了問題的實質：
“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是一回事。國家主席不可不設，什麽人當國家主席則可以經過法定手續來選……”
如此明白的事，連“靠邊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國家主席設與不設之爭仍在中共高層激烈地進行著——毛澤東不直接說不同意林彪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說我要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請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雙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達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正式提議，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不設國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在3月8日提出的關於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林彪在蘇州。他在3月9日讓葉群給在北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不予理睬。
林彪隻得自己出麵，讓秘書給毛澤東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的答複很巧妙。他讓秘書回電蘇州：“問候林彪同誌好！”
雙方都在那裏演戲！
4月11日夜11時30分，林彪在蘇州讓秘書於運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掛電話。當時於運深記下的林彪原話全文如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林彪這三條意見，第一條是假話，第三條是真話，第二條是無所謂的話，他確實是不願“擔任副主席”了！
就在中央政治局接到林彪電話的翌日，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否定了林彪的意見！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借用《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告誡林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談笑風生，而他的笑聲中飽含著尖刻的諷喻。
林彪仍一意孤行。據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親筆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兩次告誡林彪不要再提國家主席之後，5月中旬有一次我見林彪時，我問他對憲法修改有什麽意見，他說：他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葉群曾向我當麵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三）1970年8月初，葉群打電話對我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陳伯達堅決站在林彪一邊，成為林彪的“親密戰友”。1970年5月14日，葉群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同遊長城。回來後，葉群賦詩一首，內中有句“相將奮起衛紅旗”。據葉群自雲：“相，陳伯達；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紅旗，林副主席。”這麽一來，陳伯達成了林彪之“相”。
火急查找論“天才”語錄
霧鎖群嶂，雲漫眾峰。廬山，浮雲遮望眼，難識真麵目。
匆匆11載，彈指一揮間。1970年8月20日，陳伯達從北京飛抵江西九江機場，又從那裏上廬山，不勝感慨，11年前，在那次廬山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他先是跟彭德懷站在一起，然後隨機應變，倒打一耙，化險為夷。眼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將在廬山召開，故地重遊，11年前的餘驚不時襲上陳伯達心頭。
這次會議，按照事先通知的議程，共三項：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
成串的小轎車沿著盤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員、100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帶著秘書、工作人員，雲集廬山。
中央委員們當然知道上廬山幹什麽。在工作人員之中，也有毫無所知的。
筆者曾訪問過當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史敬棠。據他回憶，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打電話來，要他準備出發，到哪裏去、幹什麽，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幫助陳伯達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在陳伯達那裏工作過，後來，他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當秘書，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陳伯達。
史敬棠接到緊急通知，趕往中共中央辦公廳，那裏的工作人員把他送到機場。這時，他仍不知飛往哪裏。
上了大飛機，看見機艙裏坐著朱老總和董必武，史敬棠這才意識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隨便打聽。
大飛機離開北京之後，飛了好久，在一個機場著陸。這時，乘客改乘幾架小飛機。越過一條大江（長江），降落在一個不大的機場上（九江機場，當時還不能起降大型飛機）。
換坐小轎車，直至上山時，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廬山。
在廬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達同誌要你來。他住在半山。有事，會議秘書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告訴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書。沒有電話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處走。”
沒多久陳伯達來電話，交給史敬棠一個奇特而緊急的任務：“馬上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天才的語錄。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無思想準備。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廬山是完成這個“任務”，他必定會從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帶一整套馬、恩、列、斯全集來。
他身邊除了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沒有別的書。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圖書館去查吧，上了山就不準下山。
他寄希望於廬山圖書館。跑到那裏一看，那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藏書不多，史敬棠把那裏所有的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來，在住處查找。查到一條，就用紙條夾好，再用鉛筆在書上畫好記號。
借來的書很有限。史敬棠隻得掛長途電話給北京，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幫助查找有關“天才”的語靈，通過電話一條條傳上山。怕電話中會念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還把查到的語錄密封，直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托飛往廬山的飛機捎來。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自《再版前言》問世之後，幾乎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了。幾乎所有的社論、文章，一提到毛澤東，便要用這三個副詞。如前所述，由陳伯達、姚文元執筆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多處用“天才地”這一副詞，此文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以為“可用”。
可是，後來情況變化了。誠如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所說：“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斯諾寫道：“今天，情況不同了。主席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以及新黨章中那三個副詞，隻剩下“繼承、捍衛和發展”三個動詞。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起草，深知毛澤東這一變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陳伯達當然也知道這一“政治行情”。那“四個偉大”，那三個副詞，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記。毛澤東說“四個偉大”討嫌，三個副詞討嫌，實際上是說林彪討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講話中，一再稱頌毛澤東為天才。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說過：
“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18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勝利。毛主席是天才……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陳伯達也論述過天才問題。那是1952年7月18日，陳伯達在中國科學院發表講話。他的話，比林彪要嚴謹一些：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法文譯本的序文上說：‘在科學上麵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隻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是曆史上極其傑出的天才，但他在科學工作上是辛苦的過來人。任何人如果沒有辛苦的、長期的研究，決不會有大的成就。馬克思是如此，恩格斯是如此，列寧、斯大林是如此。在中國，毛主席也是如此。大家都要學一學馬克思，我想我們的科學工作者不妨先了解一點馬克思是怎樣搞科學工作的。要找這些材料，大家不妨看看拉發格（引者注：又譯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前文曾提及陳伯達要自殺時查過了列寧關於拉法格的文章）和李卜克內西的《馬克思回憶錄》，在這兩篇回憶錄裏麵，我們就能夠懂得‘天才就是勤奮’的道理。天才不是從天上來的，而是從地上來的。為什麽能夠成為天才呢？就是因為他站在一個非常可靠的踏實的地麵的基礎上。”（引自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陳伯達著《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第15頁。）
關於什麽是天才，有沒有天才，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澤東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討論的。天才無非是比普通人聰明些，智商高些。毛澤東確實比普通的中國人要聰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問題的關鍵，誠如毛澤東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寫給江青的信中所一語道破的：“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於是，在修改憲法時，為了那麽一個副詞——“天才地”，引起懷仁堂內一番論戰。這論戰絕非關於天才的“學術講座”，卻是一場借此而爆發的政治格鬥！
國家主席之爭
在修改憲法時，關於要不要寫上國家主席的條文，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之間，又爆發了一場論戰。
1954年9月，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二章“國家機構”的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於國家主席有著詳盡的條文。茲照1954年第十期《新華月報》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二節原文，轉錄於下：
第二章第二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三十五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四年。
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任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委員，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大赦令和特赦令，發布戒嚴令，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
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
第四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第四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並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席。
最高國務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其他有關人員參加。
最高國務會議對於國家重大事務的意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討論並作出決定。
第四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選舉和任期，適用憲法第三十九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選舉和任期的規定。
第四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職為止。
第四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因為健康情況長期不能工作的時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的職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是毛澤東。1959年4月，當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會議舉行時，毛澤東聲言為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決定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於1958年冬向全黨發出了毛澤東準備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說明緣由的文件），劉少奇當選為第二任國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又一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在“文革”中，劉少奇慘遭迫害，於1969年11月12日晨6時45分，死於河南開封軟禁之地。國家主席空缺。
重讀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林彪對國家主席所擁有的不小的權力發生很大興趣。盡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惟一的黨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載入中共黨章，不過，這個副主席之職，還填不了林彪的權欲。因為他發現，黨的副主席並沒有多大實權：毛澤東是黨的威望無比的領袖，一切黨的重大事務必須由毛澤東拍板；至於政府，一切由周恩來主管。
林彪企望著當國家主席，而且看來惟有他可能當選國家主席——因為毛澤東既然早在1959年他66歲時便辭去國家主席之職，豈會在1970年他77歲時重新出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當然對林彪的心態也一清二楚。
黃河有九曲。政治舞台上的語言，要拐九十九個彎。
林彪明知毛澤東不可能再出任國家主席，可是卻再三“提議”：國家主席請毛澤東“兼任”。
林彪以為，毛澤東一定會謙讓，會說“請林彪同誌任國家主席。”一旦有了這樣“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當然成為國家主席。
毛澤東呢？也有他的高招。他幹脆建議在修改憲法時，刪去原憲法中的第二章第二節，來了個“不設國家主席”！
明明雙方劍拔弩張，可是，卻都“化了妝”：林彪敦請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建議不設國家主席。
於是，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在起草憲法修改方案中，產生了爭論：陳伯達主張應當放入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康生、張春橋則主張刪去原有的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
其實，關於憲法中國家主席設不設之爭，究竟為了什麽，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當時在全國政協機關的小組討論會上發言，便點明了問題的實質：
“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是一回事。國家主席不可不設，什麽人當國家主席則可以經過法定手續來選……”
如此明白的事，連“靠邊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國家主席設與不設之爭仍在中共高層激烈地進行著——毛澤東不直接說不同意林彪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說我要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請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雙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達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正式提議，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定不設國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在3月8日提出的關於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林彪在蘇州。他在3月9日讓葉群給在北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不予理睬。
林彪隻得自己出麵，讓秘書給毛澤東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的答複很巧妙。他讓秘書回電蘇州：“問候林彪同誌好！”
雙方都在那裏演戲！
4月11日夜11時30分，林彪在蘇州讓秘書於運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掛電話。當時於運深記下的林彪原話全文如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林彪這三條意見，第一條是假話，第三條是真話，第二條是無所謂的話，他確實是不願“擔任副主席”了！
就在中央政治局接到林彪電話的翌日，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否定了林彪的意見！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借用《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告誡林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毛澤東談笑風生，而他的笑聲中飽含著尖刻的諷喻。
林彪仍一意孤行。據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親筆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兩次告誡林彪不要再提國家主席之後，5月中旬有一次我見林彪時，我問他對憲法修改有什麽意見，他說：他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葉群曾向我當麵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三）1970年8月初，葉群打電話對我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陳伯達堅決站在林彪一邊，成為林彪的“親密戰友”。1970年5月14日，葉群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同遊長城。回來後，葉群賦詩一首，內中有句“相將奮起衛紅旗”。據葉群自雲：“相，陳伯達；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紅旗，林副主席。”這麽一來，陳伯達成了林彪之“相”。
火急查找論“天才”語錄
霧鎖群嶂，雲漫眾峰。廬山，浮雲遮望眼，難識真麵目。
匆匆11載，彈指一揮間。1970年8月20日，陳伯達從北京飛抵江西九江機場，又從那裏上廬山，不勝感慨，11年前，在那次廬山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他先是跟彭德懷站在一起，然後隨機應變，倒打一耙，化險為夷。眼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將在廬山召開，故地重遊，11年前的餘驚不時襲上陳伯達心頭。
這次會議，按照事先通知的議程，共三項：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
成串的小轎車沿著盤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員、100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帶著秘書、工作人員，雲集廬山。
中央委員們當然知道上廬山幹什麽。在工作人員之中，也有毫無所知的。
筆者曾訪問過當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史敬棠。據他回憶，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打電話來，要他準備出發，到哪裏去、幹什麽，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幫助陳伯達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在陳伯達那裏工作過，後來，他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當秘書，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陳伯達。
史敬棠接到緊急通知，趕往中共中央辦公廳，那裏的工作人員把他送到機場。這時，他仍不知飛往哪裏。
上了大飛機，看見機艙裏坐著朱老總和董必武，史敬棠這才意識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隨便打聽。
大飛機離開北京之後，飛了好久，在一個機場著陸。這時，乘客改乘幾架小飛機。越過一條大江（長江），降落在一個不大的機場上（九江機場，當時還不能起降大型飛機）。
換坐小轎車，直至上山時，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廬山。
在廬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達同誌要你來。他住在半山。有事，會議秘書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告訴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書。沒有電話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處走。”
沒多久陳伯達來電話，交給史敬棠一個奇特而緊急的任務：“馬上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天才的語錄。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無思想準備。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廬山是完成這個“任務”，他必定會從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帶一整套馬、恩、列、斯全集來。
他身邊除了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沒有別的書。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圖書館去查吧，上了山就不準下山。
他寄希望於廬山圖書館。跑到那裏一看，那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藏書不多，史敬棠把那裏所有的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來，在住處查找。查到一條，就用紙條夾好，再用鉛筆在書上畫好記號。
借來的書很有限。史敬棠隻得掛長途電話給北京，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幫助查找有關“天才”的語靈，通過電話一條條傳上山。怕電話中會念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還把查到的語錄密封，直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托飛往廬山的飛機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