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毛澤東談笑試晴雨！“聯合艦隊”遭覆滅(3)
在“文革”這個特殊曆史條件下，林彪與黃、吳、李、邱結成林彪集團。林彪需要力量，黃、吳、李、邱需要支持，這個集團就以個人野心和宗派主義為基礎，逐漸形成。在“文革”初期，黃、吳、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衝擊，邱會作則多次被揪鬥，這些衝擊、揪鬥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所煽動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一概支持造反，倒並非特意支持打擊黃、吳、李、邱。林彪保護他的老部下黃、吳、李、邱，黃、吳、李、邱則效忠於林彪，惟林彪之命是聽。這與林彪是“副統帥”當然也有關係。黃永勝在1970年5月說過：“在任何時候都要忠於林副主席。”吳法憲後來在供詞中說：“是林彪把我提拔起來的，所以我腦子裏就是一個林彪”，“林彪叫我怎麽樣我就怎麽樣”，“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鵬說過：“林副主席活著跟他幹，生與林副主席同生，死與林副主席同死。”邱會作說林彪、葉群是“再生父母”，發誓“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海枯石爛不變心”。林彪集團就是一個以君臣、父子為信條，以忠於林彪一人為準則的集團。這個集團的開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為標誌。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一方麵，“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天下大亂、局勢難以控製的情況不得不借重林彪一夥的力量；另方麵，林彪一夥乘機打擊異己，攫取權力，甚至誣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立即表態支持吳、李、邱，並於6月9日觀看了吳、李、邱率領的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文藝團體的演出，新華社為此專門發了消息，吳、李、邱等人就成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也就成了與林彪、葉群“同生死，共患難”的死黨。吳、李、邱等人表示擁護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們。8月17日，成立了吳法憲（負責人）、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人組成的“軍委看守小組”（內部組織，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領導，列席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處理駐京軍事機關、部隊的“文革”的問題。從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軍”在某些方麵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國看北京，北京看三軍”之勢。當時全國局勢混亂，“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吳、李、邱等人打擊迫害空軍、海軍和總後勤部的領導幹部，奪了這些重要軍事單位的領導權。1968年3月22日，黃永勝調京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成為林彪集團一名重要成員。以後，吳、李、邱都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並分別兼任空軍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總後勤部長。至於他們的罪行，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
林立果為頭目的“聯合艦隊”，是林彪集團中與黃、吳、李、邱既有聯係更有很大區別的反革命力量。“聯合艦隊”中以年輕人居多，也有少數老幹部。都是空軍的。年輕人有：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沛豐，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副處長；李偉信，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等等。中年人有：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維國，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空五軍政治委員；江騰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值得說得詳細一點的是江騰蛟。他是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歲時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區兒童團大隊長、縣兒童局書記、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空四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4年，葉群、吳法憲在江蘇省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的時候，當時在上海任空四軍政委的江騰蛟，就經常以看望吳法憲為名，借機接近葉群，給葉群送禮物。1965年冬天，林彪、葉群把女兒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騰蛟照顧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葉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騰蛟完成了照看任務，親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騰蛟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要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葉群、林立果對他表示關懷，他在1968年以後給林彪一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麽時候，需要我幹什麽，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多麽卑鄙的靈魂！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激烈爭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原計劃在這時召開的並非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而是中共“九大”。
1967年11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中央關於對征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其中第六條這麽寫的：
“關於‘九大’開會時間，多數同誌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著開‘人大’，把劉少奇罷掉，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中共“九大”，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中共高層的權力之爭遲遲未能明朗化，於是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開不起來。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布了一段“最高指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澤東的這段話，為召開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調。
會議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帥三副說成是“一貫右傾”。會議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會議的公報宣告：“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這樣，中共“九大”的準備工作也就緊打緊敲開展起來了。
為中共“九大”準備的主要文件共兩項：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
誰來起草報告，意味著誰在黨內有多大的勢力。圍繞著由誰來起草，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不會去執筆起草這兩個文件的。似乎順理成章，應當由“第四號人物”“理論家”陳伯達去起草。何況，陳伯達是“大手筆”，一係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張春橋、姚文元先下手為快，早已把修改黨章之權搶到手。1967年12月16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中，便已指出：“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進行：（一）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二）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擇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此看來，修改黨章的工作，陳伯達是無法插手了。
不過，在陳伯達看來，起草政治報告，非他莫屬。
可是，毛澤東卻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
這時候的陳伯達，常住米糧庫胡同家中，已經不大去釣魚台了。他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已產生很深的裂痕。他與林彪的日益接近，使這一裂痕日益擴大。他已很難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告過。
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
實際上，起草人的名單雖是毛澤東定的，卻叫林彪出麵來抓起草工作——因為毛澤東已指定林彪來作政治報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灣召見了三位“大秀才”——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林彪說了自己的一些意見。這時，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說：“你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陳伯達在米糧庫胡同埋頭於寫政治報告，與釣魚台分庭抗禮。
他要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到處打電話，為他收集資料：
要新華社給他送來工廠、農村的生產情況資料；
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們幫助他找資料，查馬列經典著作；
給李雪峰打電話，從石家莊弄來河北省的一些資料……
他想要北京市的資料，托秘書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打電話，卻碰了釘子。謝富治說：“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給。如果是你陳伯達個人要材料，我不能給！”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送給毛澤東審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當時，他還未寫出全文。
陳伯達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深信，憑他的這支筆，完全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他不理張春橋和姚文元。張春橋和姚文元著急了。他們借口陳伯達寫得太慢，會影響“九大”的召開，準備另搞一攤，另外起草一份政治報告。
陳伯達得知張、姚的動向，就把自己的提綱和已經寫完的三個部分，拿出來討論。
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
於是，張春橋、姚文元拉了康生，決定另起爐灶。
康生很刁，推說自己生病，不參加具體討論。張春橋、姚文元以為這是奪取起草權的好機會，花了一個星期就突擊出一份政治報告來。
這時，康生開腔了。他給林彪打了電話。當時毛家灣林辦秘書，記下了康生的話：“我最近生了病，沒有直接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陳伯達完全處於孤立的境地了。
終於，江青得知毛澤東對陳伯達寫的初稿有過批示，而陳伯達竟不告訴她，更不告訴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陳伯達與江青、康生大鬧起來。陳伯達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借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裏幾乎坐得滿滿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陳伯達作檢討”。
她同康生兩人“你唱我和”。我隻說了一句話便被打斷。
江青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
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麽可辯，就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即讚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
葉群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誌！”
江青聯合康生，差一點要把陳伯達打倒了。在這個節骨眼上，最令陳伯達吃驚的是，葉群居然會高呼“擁護江青同誌”。
不過，會議剛剛結束，葉群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種場合，她隻能那樣喊！
開了那次批評會之後，陳伯達依然不服，他還是寫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這麽一來，就有了兩份不同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這兩份政治報告中必須作出選擇：要麽用陳伯達起草的，要麽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於江青在背後的活動，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交由中央討論。這當然意味著他們寫的政治報告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被大會所采用。
陳伯達在討論的時候，抓住機會，也對他們的稿子提出意見。這時候的張春橋，已經不把他這個“組長”放在眼裏，與他公開吵了起來。
陳伯達是這樣回憶的：
衝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現，是在“九大”預備時期。我在中央會議上，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所擬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即林彪在“九大”會上念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聽了以後，進衛生間。出來後，毛主席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
但是，這麽一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異常激怒。
過了兩天，開一個會，對我進行了一個從來沒有的、言詞極其激烈的責斥和批評。
在我倒後，“四人幫”接連不斷地攻擊所謂“唯生產力論”，並反過來對我加封一個所謂“伯恩斯坦”的名義。
陳伯達依然故我，還在寫他的政治報告。他企望自己寫的政治報告，能夠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一旦毛澤東認可了，他的稿子就會被采用。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這倒不是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著他這位“理論家”一錢不值！
與此同時，在釣魚台，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
這是一場激烈的競爭和格鬥——“九大”的帷幕還未拉開，陳伯達跟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已在那裏拚搏了！
離“九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兩派“大秀才”還在那裏鬥法！
陳伯達改了一遍又一遍，總算寫出了政治報告。他恭恭敬敬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連同他寫的政治報告，裝入一個大牛皮紙口袋。然後，把牛皮紙口袋親手封好，寫上“即呈毛主席”。
往日，他住中南海迎春堂，定然親自走去，送到毛澤東那裏。如今，他住在米糧庫胡同，要見毛澤東已不那麽容易了。他隻得派人送往中南海。
陳伯達在家靜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個月寫出的政治報告，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嘉許。“九大”一定會用他的稿子。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理論家”，寫過那麽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會比康、張、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毛澤東親筆在牛皮紙口袋上寫道：
退伯達同誌
毛澤東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會有親筆信給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紙口袋，頓時傻眼了：原封不動，毛澤東沒有拆！
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對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紙口袋是他親手封的，他看得出，沒有被拆過！
他拆開牛皮紙口袋，裏麵裝著他給毛澤東寫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陳伯達對筆者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是的，陳伯達是很傷心。
這不僅僅意味著他一個月的心思白費，而且意味著他在與江、康、張、姚的競爭中敗北！
林立果為頭目的“聯合艦隊”，是林彪集團中與黃、吳、李、邱既有聯係更有很大區別的反革命力量。“聯合艦隊”中以年輕人居多，也有少數老幹部。都是空軍的。年輕人有：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沛豐，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副處長；李偉信，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等等。中年人有：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維國，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空五軍政治委員；江騰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值得說得詳細一點的是江騰蛟。他是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歲時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區兒童團大隊長、縣兒童局書記、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空四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4年，葉群、吳法憲在江蘇省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的時候，當時在上海任空四軍政委的江騰蛟，就經常以看望吳法憲為名，借機接近葉群，給葉群送禮物。1965年冬天，林彪、葉群把女兒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騰蛟照顧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葉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騰蛟完成了照看任務，親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騰蛟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要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葉群、林立果對他表示關懷，他在1968年以後給林彪一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麽時候，需要我幹什麽，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多麽卑鄙的靈魂！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激烈爭鬥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原計劃在這時召開的並非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而是中共“九大”。
1967年11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中央關於對征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其中第六條這麽寫的：
“關於‘九大’開會時間，多數同誌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著開‘人大’，把劉少奇罷掉，解決國家主席問題。這樣，明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中共“九大”，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中共高層的權力之爭遲遲未能明朗化，於是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開不起來。毛澤東隻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布了一段“最高指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澤東的這段話，為召開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調。
會議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帥三副說成是“一貫右傾”。會議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會議的公報宣告：“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這樣，中共“九大”的準備工作也就緊打緊敲開展起來了。
為中共“九大”準備的主要文件共兩項：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
誰來起草報告，意味著誰在黨內有多大的勢力。圍繞著由誰來起草，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不會去執筆起草這兩個文件的。似乎順理成章，應當由“第四號人物”“理論家”陳伯達去起草。何況，陳伯達是“大手筆”，一係列中共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張春橋、姚文元先下手為快，早已把修改黨章之權搶到手。1967年12月16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中，便已指出：“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在展開一場群眾性的修改黨綱黨章的運動。他們采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以三種形式結合進行：（一）組織了市一級的修改小組；（二）分別到工廠、機關、學校、商店、公社、連隊、街道選擇一批點，組織了幾十個群眾性的修改小組，為市的修改小組提供參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級的革命群眾組織和駐滬三軍自己選擇一批基層單位，展開修改黨綱黨章的討論，廣泛聽取和集中群眾意見。這種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此看來，修改黨章的工作，陳伯達是無法插手了。
不過，在陳伯達看來，起草政治報告，非他莫屬。
可是，毛澤東卻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
這時候的陳伯達，常住米糧庫胡同家中，已經不大去釣魚台了。他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已產生很深的裂痕。他與林彪的日益接近，使這一裂痕日益擴大。他已很難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願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於“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指示：“鄧小平同誌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
記得，毛主席的話，我向周恩來同誌報告過。
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
實際上，起草人的名單雖是毛澤東定的，卻叫林彪出麵來抓起草工作——因為毛澤東已指定林彪來作政治報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灣召見了三位“大秀才”——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林彪說了自己的一些意見。這時，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說：“你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陳伯達在米糧庫胡同埋頭於寫政治報告，與釣魚台分庭抗禮。
他要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到處打電話，為他收集資料：
要新華社給他送來工廠、農村的生產情況資料；
要中央研究室的“秀才”們幫助他找資料，查馬列經典著作；
給李雪峰打電話，從石家莊弄來河北省的一些資料……
他想要北京市的資料，托秘書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打電話，卻碰了釘子。謝富治說：“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給。如果是你陳伯達個人要材料，我不能給！”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全文分十個部分。他送給毛澤東審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當時，他還未寫出全文。
陳伯達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深信，憑他的這支筆，完全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他不理張春橋和姚文元。張春橋和姚文元著急了。他們借口陳伯達寫得太慢，會影響“九大”的召開，準備另搞一攤，另外起草一份政治報告。
陳伯達得知張、姚的動向，就把自己的提綱和已經寫完的三個部分，拿出來討論。
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
於是，張春橋、姚文元拉了康生，決定另起爐灶。
康生很刁，推說自己生病，不參加具體討論。張春橋、姚文元以為這是奪取起草權的好機會，花了一個星期就突擊出一份政治報告來。
這時，康生開腔了。他給林彪打了電話。當時毛家灣林辦秘書，記下了康生的話：“我最近生了病，沒有直接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陳伯達完全處於孤立的境地了。
終於，江青得知毛澤東對陳伯達寫的初稿有過批示，而陳伯達竟不告訴她，更不告訴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陳伯達與江青、康生大鬧起來。陳伯達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借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裏幾乎坐得滿滿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陳伯達作檢討”。
她同康生兩人“你唱我和”。我隻說了一句話便被打斷。
江青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她也不讓參加會議的其他人發言。
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
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麽可辯，就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即讚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
葉群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誌！”
江青聯合康生，差一點要把陳伯達打倒了。在這個節骨眼上，最令陳伯達吃驚的是，葉群居然會高呼“擁護江青同誌”。
不過，會議剛剛結束，葉群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種場合，她隻能那樣喊！
開了那次批評會之後，陳伯達依然不服，他還是寫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願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這麽一來，就有了兩份不同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這兩份政治報告中必須作出選擇：要麽用陳伯達起草的，要麽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於江青在背後的活動，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交由中央討論。這當然意味著他們寫的政治報告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被大會所采用。
陳伯達在討論的時候，抓住機會，也對他們的稿子提出意見。這時候的張春橋，已經不把他這個“組長”放在眼裏，與他公開吵了起來。
陳伯達是這樣回憶的：
衝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現，是在“九大”預備時期。我在中央會議上，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所擬的“九大”政治報告稿（即林彪在“九大”會上念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張春橋反駁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國，如盧森堡、比利時等國；你舉的現在中國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毛主席聽了以後，進衛生間。出來後，毛主席說：“考慮在報告上添進陳伯達的意見。”
但是，這麽一來，使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異常激怒。
過了兩天，開一個會，對我進行了一個從來沒有的、言詞極其激烈的責斥和批評。
在我倒後，“四人幫”接連不斷地攻擊所謂“唯生產力論”，並反過來對我加封一個所謂“伯恩斯坦”的名義。
陳伯達依然故我，還在寫他的政治報告。他企望自己寫的政治報告，能夠得到毛澤東的讚許。一旦毛澤東認可了，他的稿子就會被采用。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這倒不是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著他這位“理論家”一錢不值！
與此同時，在釣魚台，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
這是一場激烈的競爭和格鬥——“九大”的帷幕還未拉開，陳伯達跟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已在那裏拚搏了！
離“九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兩派“大秀才”還在那裏鬥法！
陳伯達改了一遍又一遍，總算寫出了政治報告。他恭恭敬敬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連同他寫的政治報告，裝入一個大牛皮紙口袋。然後，把牛皮紙口袋親手封好，寫上“即呈毛主席”。
往日，他住中南海迎春堂，定然親自走去，送到毛澤東那裏。如今，他住在米糧庫胡同，要見毛澤東已不那麽容易了。他隻得派人送往中南海。
陳伯達在家靜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個月寫出的政治報告，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嘉許。“九大”一定會用他的稿子。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理論家”，寫過那麽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會比康、張、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毛澤東親筆在牛皮紙口袋上寫道：
退伯達同誌
毛澤東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會有親筆信給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紙口袋，頓時傻眼了：原封不動，毛澤東沒有拆！
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對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紙口袋是他親手封的，他看得出，沒有被拆過！
他拆開牛皮紙口袋，裏麵裝著他給毛澤東寫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陳伯達對筆者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是的，陳伯達是很傷心。
這不僅僅意味著他一個月的心思白費，而且意味著他在與江、康、張、姚的競爭中敗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