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毛澤東談笑試晴雨！“聯合艦隊”遭覆滅(2)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以後，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與頌揚毛澤東。在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有嚴重分歧的時候，他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1959年8月1日在討論彭德懷問題的中央常委會上，1962年初在許多人懷疑“三麵紅旗”的7000人大會上，林彪擁護毛澤東的主張，迎合毛澤東。在軍隊建設上，他揣摩毛澤東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僅被毛澤東視為正確而加以器重，也在軍隊廣大指戰員中贏得很高的名聲。
在“文革”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緊跟”毛澤東。他處理中央傳閱文件的原則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亦即“毛澤東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親自劃圈，而由秘書代勞）。他在講話中以竭盡思慮想出的各種各樣“生動”的語言謳歌毛澤東，不僅充斥“高舉”“緊跟”“突出”之類的詞語，而且頗多“警句”。他的題詞有：
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
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這些題詞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林彪上天安門參加大會，規定秘書嚴格掌握出發時間，必須比毛澤東早到一兩分鍾，在城牆下電梯旁等候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則緊隨毛澤東。林彪從來不讀《毛澤東語錄》，也從來不“隨身帶”，規定秘書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參加群眾性的集會，則由秘書交給他。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用右手舉起《毛澤東語錄》，一上一下地揮動。大會結束，“紅寶書”又回到秘書手中。1966年，林彪批給毛澤東的文件都是寫“請主席閱”“送主席批示”之類的語句；從1967年年初開始，“請”“送”則一律改為“呈”字。有一次他對一位秘書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麽樣？有什麽優點？有什麽缺點？”秘書不敢評論，無以答對。林彪口氣平和地說：“可以評論。你說說看法，沒有關係。”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林彪頗為得意，他說：“你談的這兩條特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有什麽本事，我的本事都是從毛主席那裏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緊跟毛澤東，這就是林彪的政治態度，是真誠還是虛偽？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從個人角度來考察，可以說，這具有那個時代的特點。
與此相聯係，林彪反對過於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這裏舉出四個：
例一，林彪規定，在送給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傳閱件中，如有關於林彪的新提法，秘書要及時提醒。一次，在一份軍內上送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書就向林彪報告。當秘書說到文件中稱林彪為“副統帥”時，林彪立即表態：“劃掉！”當秘書說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於”的“光輝榜樣”時，林彪斷然命令：“一律劃掉！”葉群在旁說“這一條不能勾”，說明“理由”；林彪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不劃掉這個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末段是：“另外，我講一個單獨的零碎的問題，最近，我發現有什麽林彪同誌語錄，是學生搞的，一個是一個中學校搞的，另一個是一個什麽紅衛兵組織搞的，我們就收到兩種，另外，我們總政過去也搞了我的一個政治工作語錄。我看，不要搞。你們看到的時候。請你們代為沒收。總政，我是給他們講了，我這個意見是雷打不動的，你們不要搞。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財富。毛主席的話，一句等於我們一萬句。我們要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帥全國，來指導我們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據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發了《林彪同誌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寫的這封信中說：“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轉車”（坐在車上出去轉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類的大字標語，回家以後就下令連夜把這些標語揭去。下麵立即執行。
這一些，能不能單純看做故作姿態以沽名釣譽呢？殷鑒不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講的，他“身體不好”，他“神經不好”。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過半度。他要求在室內的各個部位都放著溫度計，以便隨時查看。他不能讀文件，需要秘書“講”給他聽。“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裏的文件，每天少說也有幾萬字，最多時一天有30萬字。經過秘書選擇和概括，講給林彪聽，講的時間限製在30分鍾內。一天隻許講一次，有一段時間準許講兩次。講文件的秘書，必須離他幾米遠，因為他害怕翻動文件時有風。
林彪的講話，除了必須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對講話的準備，方式獨特。他是怎樣準備的呢？請看他的秘書張雲生的描繪：
在林彪即將出場講話的那天早晨……他守著一疊白紙，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陣，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別人弄不懂含義的大字，然後將這張白紙攤在地毯上；他接著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張紙上寫幾個字，同樣攤在地毯上……地毯上到處是林彪散扔著的白紙，最後由林彪命令內勤將它們拾起，並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順序。這就是他的講話‘條子’（按即提綱），別人可能覺得他這種獨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頗為得意的。
關於“五一八”講話，他的另一位秘書說：
首長（按指林彪）講話不願用稿子，向來是喜歡自己順口講……“五一八講話時我趕上了。主任（按指林辦主任葉群）叫我們幾個秘書幫助拉條子，結果是白費勁。隻有主任和作戰部的雷英夫幫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變資料，倒還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他不吃魚肉，不吃大米，喜歡喝麥片糊糊，喜歡吃炒了的黃豆。偶爾吃一點肉餅。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熱量和溫度。林彪睡覺時從不蓋棉被而蓋毛巾被，視溫度高低而決定蓋幾條；冬天從不穿棉衣而穿單衣，視溫度高低而決定穿幾件。他從不親自接電話，他的臥室和辦公室內也不安裝電話。他同意“林辦”的一個工作人員模仿他的字體，有些批示要這位工作人員代勞。他規定對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處理”，即停半日後發出，以免考慮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別討厭葉群的自作主張和講話口羅嗦，要工作人員寫了一個條幅掛在葉群臥室內，條幅上寫的是：“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口羅嗦。”他幾乎從不與別人閑聊，他與天天見麵的講文件的秘書四年多中隻交談了一次，時間也極短。他除“轉車”外，常常坐著不動，有時在室內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極少發脾氣，喜怒不形之於色。他孤獨、超脫、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靳大鷹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記》中說：“對於林彪這個人，人們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這是剴切之言。
葉群，原名葉宜敬，她是林彪辦公室主任。聶榮臻說過“林彪是個昏君，真正給他當家主事的是他老婆葉群。”邵一海在《“艦隊”投入第一線》中說：“葉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製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實權，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中。”
葉群是個愛活動、愛熱鬧、愛虛榮、不甘寂寞的人，與林彪完全不同，林彪雖然對她相當不滿，討厭她說話顛三倒四、嘮嘮叨叨，對她常借他的名義在外麵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憤慨，有一次因她越權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為林彪身體不好，許多事需要葉群出麵，林彪很需要從她那裏聽到從釣魚台等處得到的消息（這些消息是從報紙、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時她周旋於江青、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之間對林彪也很有益處，所以林彪離不開葉群。林彪因年齡較葉群大了許多而又體弱，甚至覺得在生活上有虧於葉群，曾肉麻地當眾寫了“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衾死同穴”以“書贈愛妻葉群”。葉群與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葉群在家鄉福州寫了一篇不短的日記，通篇以最刻毒的語言描繪跟著林彪如同伴著僵屍，咒罵林彪毀滅了她的青春。又寫道，林彪是“一個專門仇恨人，輕視（友情、子女、父兄——無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壞最無情，終日計算利害，專好推過於人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人”。但是她必須靠著林彪，靠著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遠也填不滿的私欲。她雖然官兒不大，隻是師職幹部，但是權力極大。林彪的意見、指示、批示要由她把關；這是林彪授予她的權力，因為她有時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麵向林彪的請示必須通過她，她可以推延請示、婉言拒絕、自行處置，甚至假傳“聖旨”。她有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吳法憲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結她。毛澤東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視時說過：“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按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可惜這話說晚了。
要了解葉群，不妨先請參觀一下她的房間。如果說，走進林彪的房間，像是進了一座陰森的殿宇；而走進葉群的房間，你就像是到了一個暴發戶的姨太太的家裏：富麗、庸俗、雜亂。豪華的家具，五花八門的小擺設，各式各樣的字畫，把這間不算小的房間擠得滿滿的。牆壁上掛的畫分上下兩層，上層是人物，下層是花草，這些都是不花錢弄來的。林彪手書的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掛在顯眼的地方。屏風上，掛著陳伯達的手筆“克己”二字，床頭貼著上麵已經講到的林彪叫貼上的條幅。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麵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員寫的三句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壞不到哪裏去”，“少吃多餐”，這三條葉群自選的座右銘，活靈活現地暴露出這個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間比較，這裏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保持恒溫18，比林彪那裏低了三度。這是葉群想出的一條妙計。這麽一來，林彪就怎麽也不敢走進葉群的房間。
葉群貪婪，虛偽，權迷心竅，自以為是，酷愛背後搗鬼，以他人的痛苦為樂事。她是個空虛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來有五口人：林彪、葉群，三個孩子。大女兒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革”初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參加了“保守組織”“八八團”。葉群假借林彪的名義，寫了一個聲明，大意是：小琳一貫反對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論、行動並不代表我，我概不負責。從現在起，我與她脫離父女關係。這個聲明在哈爾濱到處張貼。以後，葉群又指使吳法憲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個基地。她跑了出來，葉群又設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區的部隊裏。所以，這個大女兒實際上已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了。林彪、葉群身邊，隻有女兒林立衡和兒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軍工作，任《空軍報》副師職副主編。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親，有感情，還有些敬畏；對葉群沒有感情，從懂事起沒有叫過一聲“媽媽”，林立衡有點怕葉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葉群。林立果1966年時21歲，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1967年3月，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葉群指定的日子，由吳法憲、周宇馳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10月18日，吳法憲把林立果、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馳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周宇馳、王飛等人先後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機關作了傳達。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風，在空軍領導機關刮起。而在事實上，林立果在空軍並不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後來，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組織“聯合艦隊”的頭子。
黃永勝，湖北省鹹寧縣人，1910年生，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團長、師長、軍分區司令員、旅長、縱隊司令員、軍區司令員、兵團司令員、大軍區司令員等職。在1968年3月22日任總參謀長以前，是廣州軍區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吳法憲，江西省永豐縣人，1915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團青年幹事、師青年科科長、團政治委員、支隊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軍區副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和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李作鵬，江西省吉安縣人，1914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中央軍委參謀、科長、抗大參訓隊長、師偵察科科長、師作戰科科長、縱隊參謀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縱隊副司令兼參謀長、縱隊司令員、軍長、兵團參謀長、軍政大學副校長、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邱會作，江西省興國縣人，1914年生。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科長、糧秣處處長、軍委供給部部長、師供給部政治委員、師組織部部長、軍區政治部主任、縱隊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四人中，上將一人，中將三人。他們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是老紅軍。無疑，他們在曆史上為黨和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革”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緊跟”毛澤東。他處理中央傳閱文件的原則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亦即“毛澤東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親自劃圈，而由秘書代勞）。他在講話中以竭盡思慮想出的各種各樣“生動”的語言謳歌毛澤東，不僅充斥“高舉”“緊跟”“突出”之類的詞語，而且頗多“警句”。他的題詞有：
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
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這些題詞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林彪上天安門參加大會，規定秘書嚴格掌握出發時間，必須比毛澤東早到一兩分鍾，在城牆下電梯旁等候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則緊隨毛澤東。林彪從來不讀《毛澤東語錄》，也從來不“隨身帶”，規定秘書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參加群眾性的集會，則由秘書交給他。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用右手舉起《毛澤東語錄》，一上一下地揮動。大會結束，“紅寶書”又回到秘書手中。1966年，林彪批給毛澤東的文件都是寫“請主席閱”“送主席批示”之類的語句；從1967年年初開始，“請”“送”則一律改為“呈”字。有一次他對一位秘書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麽樣？有什麽優點？有什麽缺點？”秘書不敢評論，無以答對。林彪口氣平和地說：“可以評論。你說說看法，沒有關係。”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林彪頗為得意，他說：“你談的這兩條特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有什麽本事，我的本事都是從毛主席那裏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緊跟毛澤東，這就是林彪的政治態度，是真誠還是虛偽？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從個人角度來考察，可以說，這具有那個時代的特點。
與此相聯係，林彪反對過於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這裏舉出四個：
例一，林彪規定，在送給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傳閱件中，如有關於林彪的新提法，秘書要及時提醒。一次，在一份軍內上送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書就向林彪報告。當秘書說到文件中稱林彪為“副統帥”時，林彪立即表態：“劃掉！”當秘書說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於”的“光輝榜樣”時，林彪斷然命令：“一律劃掉！”葉群在旁說“這一條不能勾”，說明“理由”；林彪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不劃掉這個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末段是：“另外，我講一個單獨的零碎的問題，最近，我發現有什麽林彪同誌語錄，是學生搞的，一個是一個中學校搞的，另一個是一個什麽紅衛兵組織搞的，我們就收到兩種，另外，我們總政過去也搞了我的一個政治工作語錄。我看，不要搞。你們看到的時候。請你們代為沒收。總政，我是給他們講了，我這個意見是雷打不動的，你們不要搞。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財富。毛主席的話，一句等於我們一萬句。我們要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帥全國，來指導我們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據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發了《林彪同誌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寫的這封信中說：“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轉車”（坐在車上出去轉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類的大字標語，回家以後就下令連夜把這些標語揭去。下麵立即執行。
這一些，能不能單純看做故作姿態以沽名釣譽呢？殷鑒不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講的，他“身體不好”，他“神經不好”。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過半度。他要求在室內的各個部位都放著溫度計，以便隨時查看。他不能讀文件，需要秘書“講”給他聽。“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裏的文件，每天少說也有幾萬字，最多時一天有30萬字。經過秘書選擇和概括，講給林彪聽，講的時間限製在30分鍾內。一天隻許講一次，有一段時間準許講兩次。講文件的秘書，必須離他幾米遠，因為他害怕翻動文件時有風。
林彪的講話，除了必須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對講話的準備，方式獨特。他是怎樣準備的呢？請看他的秘書張雲生的描繪：
在林彪即將出場講話的那天早晨……他守著一疊白紙，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陣，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別人弄不懂含義的大字，然後將這張白紙攤在地毯上；他接著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張紙上寫幾個字，同樣攤在地毯上……地毯上到處是林彪散扔著的白紙，最後由林彪命令內勤將它們拾起，並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順序。這就是他的講話‘條子’（按即提綱），別人可能覺得他這種獨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頗為得意的。
關於“五一八”講話，他的另一位秘書說：
首長（按指林彪）講話不願用稿子，向來是喜歡自己順口講……“五一八講話時我趕上了。主任（按指林辦主任葉群）叫我們幾個秘書幫助拉條子，結果是白費勁。隻有主任和作戰部的雷英夫幫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變資料，倒還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他不吃魚肉，不吃大米，喜歡喝麥片糊糊，喜歡吃炒了的黃豆。偶爾吃一點肉餅。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熱量和溫度。林彪睡覺時從不蓋棉被而蓋毛巾被，視溫度高低而決定蓋幾條；冬天從不穿棉衣而穿單衣，視溫度高低而決定穿幾件。他從不親自接電話，他的臥室和辦公室內也不安裝電話。他同意“林辦”的一個工作人員模仿他的字體，有些批示要這位工作人員代勞。他規定對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處理”，即停半日後發出，以免考慮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別討厭葉群的自作主張和講話口羅嗦，要工作人員寫了一個條幅掛在葉群臥室內，條幅上寫的是：“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口羅嗦。”他幾乎從不與別人閑聊，他與天天見麵的講文件的秘書四年多中隻交談了一次，時間也極短。他除“轉車”外，常常坐著不動，有時在室內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極少發脾氣，喜怒不形之於色。他孤獨、超脫、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靳大鷹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記》中說：“對於林彪這個人，人們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這是剴切之言。
葉群，原名葉宜敬，她是林彪辦公室主任。聶榮臻說過“林彪是個昏君，真正給他當家主事的是他老婆葉群。”邵一海在《“艦隊”投入第一線》中說：“葉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製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實權，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中。”
葉群是個愛活動、愛熱鬧、愛虛榮、不甘寂寞的人，與林彪完全不同，林彪雖然對她相當不滿，討厭她說話顛三倒四、嘮嘮叨叨，對她常借他的名義在外麵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憤慨，有一次因她越權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為林彪身體不好，許多事需要葉群出麵，林彪很需要從她那裏聽到從釣魚台等處得到的消息（這些消息是從報紙、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時她周旋於江青、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之間對林彪也很有益處，所以林彪離不開葉群。林彪因年齡較葉群大了許多而又體弱，甚至覺得在生活上有虧於葉群，曾肉麻地當眾寫了“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衾死同穴”以“書贈愛妻葉群”。葉群與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葉群在家鄉福州寫了一篇不短的日記，通篇以最刻毒的語言描繪跟著林彪如同伴著僵屍，咒罵林彪毀滅了她的青春。又寫道，林彪是“一個專門仇恨人，輕視（友情、子女、父兄——無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壞最無情，終日計算利害，專好推過於人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人”。但是她必須靠著林彪，靠著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遠也填不滿的私欲。她雖然官兒不大，隻是師職幹部，但是權力極大。林彪的意見、指示、批示要由她把關；這是林彪授予她的權力，因為她有時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麵向林彪的請示必須通過她，她可以推延請示、婉言拒絕、自行處置，甚至假傳“聖旨”。她有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吳法憲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結她。毛澤東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視時說過：“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按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可惜這話說晚了。
要了解葉群，不妨先請參觀一下她的房間。如果說，走進林彪的房間，像是進了一座陰森的殿宇；而走進葉群的房間，你就像是到了一個暴發戶的姨太太的家裏：富麗、庸俗、雜亂。豪華的家具，五花八門的小擺設，各式各樣的字畫，把這間不算小的房間擠得滿滿的。牆壁上掛的畫分上下兩層，上層是人物，下層是花草，這些都是不花錢弄來的。林彪手書的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掛在顯眼的地方。屏風上，掛著陳伯達的手筆“克己”二字，床頭貼著上麵已經講到的林彪叫貼上的條幅。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麵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員寫的三句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壞不到哪裏去”，“少吃多餐”，這三條葉群自選的座右銘，活靈活現地暴露出這個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間比較，這裏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保持恒溫18，比林彪那裏低了三度。這是葉群想出的一條妙計。這麽一來，林彪就怎麽也不敢走進葉群的房間。
葉群貪婪，虛偽，權迷心竅，自以為是，酷愛背後搗鬼，以他人的痛苦為樂事。她是個空虛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來有五口人：林彪、葉群，三個孩子。大女兒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革”初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參加了“保守組織”“八八團”。葉群假借林彪的名義，寫了一個聲明，大意是：小琳一貫反對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論、行動並不代表我，我概不負責。從現在起，我與她脫離父女關係。這個聲明在哈爾濱到處張貼。以後，葉群又指使吳法憲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個基地。她跑了出來，葉群又設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區的部隊裏。所以，這個大女兒實際上已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了。林彪、葉群身邊，隻有女兒林立衡和兒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軍工作，任《空軍報》副師職副主編。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親，有感情，還有些敬畏；對葉群沒有感情，從懂事起沒有叫過一聲“媽媽”，林立衡有點怕葉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葉群。林立果1966年時21歲，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1967年3月，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葉群指定的日子，由吳法憲、周宇馳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10月18日，吳法憲把林立果、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馳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周宇馳、王飛等人先後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機關作了傳達。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風，在空軍領導機關刮起。而在事實上，林立果在空軍並不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後來，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組織“聯合艦隊”的頭子。
黃永勝，湖北省鹹寧縣人，1910年生，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團長、師長、軍分區司令員、旅長、縱隊司令員、軍區司令員、兵團司令員、大軍區司令員等職。在1968年3月22日任總參謀長以前，是廣州軍區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吳法憲，江西省永豐縣人，1915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團青年幹事、師青年科科長、團政治委員、支隊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軍區副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和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李作鵬，江西省吉安縣人，1914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中央軍委參謀、科長、抗大參訓隊長、師偵察科科長、師作戰科科長、縱隊參謀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縱隊副司令兼參謀長、縱隊司令員、軍長、兵團參謀長、軍政大學副校長、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邱會作，江西省興國縣人，1914年生。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科長、糧秣處處長、軍委供給部部長、師供給部政治委員、師組織部部長、軍區政治部主任、縱隊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四人中，上將一人，中將三人。他們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是老紅軍。無疑，他們在曆史上為黨和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