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22)
陳伯達，久經滄桑的曆史老人，不論誰都無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國當代史必須涉及的人物。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組長，經曆過“文革”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他還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的一支筆，《紅旗》雜誌主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Concise Encyc lopdia Bri 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262頁《陳伯達》條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這樣介紹說：
陳伯達
ChenBod（a CHENPO-TA）
（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革”（1966-1970）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這一條目基本上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陳伯達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高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誠如當時在場的他的兒媳所述：“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
兒媳趕緊敲響隔壁房間的門。那裏住著公安人員老蕭。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鍾之內，醫生就趕到了。
可是，陳伯達的心髒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是和他的兒子陳曉農生活在一起的。陳伯達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某地的列車上——他的母親餘文菲住在河北某地，每隔一兩個月，他總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親。餘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餘文菲所生的孩子。
陳曉農事後說：
“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檢查有冠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即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後事處理。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
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盡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的，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那裏掛著他的遺像。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後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
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隻在很小的範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們。
9月29日，美國、英國等電台播出了陳伯達去世的消息，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日，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道，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
本社記者從有關方麵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猝然病逝，這一年間著名紀實文學作家葉永烈曾多次在北京訪問了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星期——9月13日，陳伯達還跟他談了一下午。葉永烈曾這樣敘述那次會見：
那天天氣炎熱，葉永烈穿著短袖襯衫，走上六樓已經出汗了。輕輕叩門。有人從門內窺視鏡裏看了看他，迅即開了門。那是他的兒媳，認得葉永烈，她和丈夫——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一起，照料著陳伯達的晚年生活。
進屋之後，葉永烈發覺所有的窗都緊閉著，很悶。可是，陳伯達內穿長袖襯衫、衛生褲，外穿藏青嗶嘰中山裝、藍長褲，草綠色襪子，圓口黑布鞋，甚至還戴一頂藏青嗶嘰帽。他跟葉永烈，仿佛差了一個季節！
葉永烈在他的書房裏坐定。那裏放著一對沙發，鋪著墨綠色的地毯，寬大的書桌上堆滿了翻開了的書。這裏通常是他會客的地方。對於他的家，葉永烈是熟悉的。有一次談到夜深誤了公共汽車末班車，葉永烈就住在他家。不過，這一回葉永烈發覺，書桌上放著硯台，一大把毛筆，一大堆宣紙。這是過去未曾有過的。
“你在練書法？”葉永烈問他。
“嗯，鍛煉鍛煉身體。”陳伯達用一口濃重的閩南話答道。說著，眉毛一揚，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長，彎彎地垂了下來。
當時，他完全正常，毫無病態——正因為這樣，他在一個星期後突然去世，使葉永烈頗為吃驚。
如果說病，陳伯達倒是有一種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過，隻是對近事健忘，而對年輕時的經曆記得清清楚楚。他甚至連常來給他看病的醫生也不認得。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葉永烈問陳伯達。
“哦，上海的葉永烈。”他倒認出葉永烈來了，說道，“我的那篇小說《寒天》，是你幫我找到的！”
陳伯達提及的小說《寒天》，是他21歲時寫的，發表於1925年1卷9期《現代評論》，是他一生中寫的惟一的小說。陳伯達曾托葉永烈尋找，葉永烈在上海幫陳伯達查到了。大抵因為午睡剛剛醒來，陳伯達的情緒很好。葉永烈請陳伯達回首往事，陳伯達一樁一樁地談著，記得十分清晰。
陳伯達說自己的母親是福建崇武縣獺窟人（怕葉永烈聽不清楚地名，特地寫下“獺窟”兩字）。陳伯達說：“小時候，我按我們當地的習慣，母親叫娘，祖母叫阿媽。”說到這裏，陳伯達大笑起來。陳伯達記得，鄭成功當年收複台灣，是從崇武下海的。
陳伯達說年輕時喜歡寫詩。曾寫過一首長詩寄給郭沫若，郭沫若幫陳伯達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長詩未發表，原稿已無從尋覓。
陳伯達向葉永烈講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經過。
陳伯達回憶起自己的初戀，跟諸有仁的認識過程，赴蘇留學的經過。
陳伯達談了從蘇聯回國後，怎樣在天津被捕。
陳伯達談及怎樣和黃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見麵的經過。毛澤東怎樣幫助他修改《評〈中國之命運〉》《中國的四大家庭》。
陳伯達談到了田家英、孫維世，談到了張貞、李大章、王若飛、張申府……
談興正濃，忽然聽見一陣叩門聲。陳伯達的兒媳領著三位客人進來。
為首的一位幹部模樣，穿一身淺灰色中山裝，身材壯實，50多歲。他手裏提著兩盒北京“稻香春”月餅。
他的後麵是一位穿連衫裙的青年婦女，秘書模樣，手提一袋蘋果。
最後一位是轎車司機，手提一隻塑料桶，幾條活魚正在桶裏甩著尾巴。
“陳老，明天是中秋節，給你送月餅！”領頭的那一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說道。
“為什麽給我送月餅？你是哪裏的？是醫院裏的？”陳伯達覺得奇怪。陳伯達的奇怪，引起來訪者的奇怪。
“陳老，我們來過好多回，你怎麽不記得啦？”那位女的說道，“每個月，是我給你送工資。他是你的領導，也跟你見過好多回。”
“見過八九回了！”原來，來訪者是陳伯達現在所在單位的主任，姓徐。他對陳伯達說，“去年十月，你刑滿時，分配在我們單位裏。當時，我還在你刑滿儀式上發表了講話，你不記得了嗎？”
“真該死，真該死，我把‘頂頭上司’都忘了。”陳伯達一說，大家都笑了。笑罷，他正色道，“我上了年紀，記性不好，請你們多多原諒。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餘的人。你們為什麽還給我這樣的人送月餅？”
“你已經刑滿，而且已經分配到我們單位裏，我們就有責任關心你，幫助你。”徐主任說道。
“這麽多年，第一次有人給我送月餅！”陳伯達的眼眶濕潤了，話音顯得激動，“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關心！”
“這月餅是軟的，適合老人吃的，還有魚、蘋果，祝你過一個愉快的中秋節！”
“太謝謝了，我實在心中有愧！”
言談之中，陳伯達完全正常。他說：“我過去歸公安局管。他們常來，所以我認得他們。自從歸你們管以後，你們一兩個月來一回，加上我記性又差，連自己的領導都不認得了，太對不起了。”
“最近身體好嗎？”徐主任問。
“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陳伯達一邊說著，一邊大笑。
“最近在家裏忙些什麽？”徐主任又問。
“我在研究《本草綱目》《易經》，也常看《詩經》。”陳伯達說，“我小時候念私塾，讀四書五經。不過，老師教不了《易經》，就沒有教。所以，現在我看《易經》。另外，還練練字。”
陳伯達朝書桌指了指。葉永烈走過去，把桌上的條幅拿出來，給大家觀看。陳伯達寫的，大都是《詩經》《論語》上的句子。
陳伯達的字，寫得端端正正。葉永烈忽然發覺一個奇怪的“規律”，說道：“你每一次寫字，總是把第一個字寫得很大，然後越寫越小！”
陳伯達哈哈笑了，說道：“我上了年紀。寫第一個字時，精力充足，所以寫得大。寫到後來，沒有力氣了，所以越寫越小，‘虎頭蛇尾’！”
陳伯達寫的條幅，差不多都署“仲晦”兩字。我問“仲晦”是什麽意思。陳伯達答道：“這‘仲晦’，不算正式筆名，是我寫字時用的，從50年代起，我給別人題字，落款總寫‘仲晦’，‘仲’與‘伯’相對，‘晦’與‘達’相對。”
陳伯達說著，從書櫥裏拿出刻著“仲晦”兩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
“陳老，你給我們單位也留點墨寶吧！”徐主任說。
“墨寶？我的字很蹩腳，算不上‘墨寶’。”陳伯達答道，“如果要寫的話，我就用《詩經》中的一句話，表示我的心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會變得沉重，就會‘戰戰兢兢’。”說到這裏，陳伯達的神情，變得十分嚴肅。
當客人們告辭時，他站了起來，緩緩地移動著腳步，稍稍彎著腰，為客人們送行。
徐主任說：“過些日子，再來看你！”
陳伯達送走客人，回過頭來，又在沙發上坐下，繼續跟葉永烈談他的曆史。葉永烈的錄音機不斷錄下他的談話。
葉永烈知道陳伯達是很不喜歡拍照的人。這一回，葉永烈拿出照相機給陳伯達拍照，他沒有拒絕。這樣，葉永烈很順利地給陳伯達拍了十來張彩照。
陳伯達不分寒暑，總愛戴著帽子。上一回葉永烈給陳伯達拍照，他也一直戴著帽子。葉永烈曾請陳伯達摘下帽子，他不肯，並且說他過去拍照，都戴著帽子。這一回，葉永烈再三請他拿下帽子，他答應了。其實，他並非禿子，隻是平常怕感冒，熱天也戴帽子。
陳伯達居然戴好老花眼鏡，拿起茶幾上的《人民日報》，擺好姿勢，讓葉永烈拍照。葉永烈趕緊抓住機會拍照。
葉永烈請陳伯達題詩送他。陳伯達用《論語·述而》中的《楚狂接輿歌》相贈：“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這句詩，十分恰當、確切地表達了悔過自新的心態。
一直談到暮色降臨高樓，葉永烈向陳伯達告辭。
臨行，葉永烈問陳伯達有什麽事要他辦？陳伯達說，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過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經沒有這本書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書，請把書中的《論譚嗣同》一文複印送他——因為他手頭雖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務社出版的《論譚嗣同》單行本，但是印錯之處太多，何況此文收入文集時，他又作了相當多的修改。葉永烈答應了回上海之後查找《真理的追求》一書，盡快把複印件寄給他。
不料，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漫長的一生便畫上了終止符。
葉永烈給陳伯達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後的照片。
陳伯達凝固在葉永烈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後的聲音。
陳伯達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陳伯達
ChenBod（a CHENPO-TA）
（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從蘇聯回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教書，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在此期間寫過《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成為在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中共八大後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及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總編輯等職。著有《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書，並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文件。“文革”（1966-1970）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1976年9月被捕。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這一條目基本上是準確的，但有一處明顯的錯誤：陳伯達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嚴格地說，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補辦了逮捕手續。
陳伯達之死
1989年9月17日傍晚開始，北京驟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
翌日，氣溫劇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遠郊一幢六層樓房的最高層，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誠如當時在場的他的兒媳所述：“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
兒媳趕緊敲響隔壁房間的門。那裏住著公安人員老蕭。老蕭馬上撥電話到某醫院。20分鍾之內，醫生就趕到了。
可是，陳伯達的心髒已停止跳動。搶救無效。經醫生診斷，陳伯達因天氣驟涼，死於心肌梗塞。
陳伯達是和他的兒子陳曉農生活在一起的。陳伯達突然發病之際，陳曉農卻不在家，而在北京駛往河北某地的列車上——他的母親餘文菲住在河北某地，每隔一兩個月，他總要去看望、照料一下母親。餘文菲是陳伯達的第二個妻子，已經離婚多年。陳曉農是陳伯達和餘文菲所生的孩子。
陳曉農事後說：
“前幾年父親住院已檢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電圖一向較好，又從未有過明顯的心絞痛，僅是超聲檢查有冠脈硬化，所以醫生和我們都缺乏足夠的重視。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氣很冷，早上剛下過雨。我9時多臨走時，看父親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給他加了條毯子，又把毛褲放到床前椅上，我愛人說父親起來後，即說天冷。現在想來，天氣驟冷易使血管收縮，老人血管已脆，經受不住，這可能是發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當天下午，陳伯達所在單位負責人徐主任等趕來，和陳伯達的親屬商議後事處理。親屬明確表示：“聽從組織意見，而且父親生前也一再說過，他去世後一切從簡。”
根據領導意見，陳伯達以他原名陳建相，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
盡管八寶山不知舉行過多少回遺體告別儀式，但是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與眾不同：沒有訃告、沒有悼詞。前來與他作最後訣別的，都是聞訊而來的，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組織名義發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時20分，陳伯達的遺體出現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那裏掛著他的遺像。這些年來他總是躲著照相機的鏡頭，連家中都找不到他現成的遺像。陳曉農記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為他拍過一次照片，趕緊請攝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張遺像。
在哀樂聲中，40多人向他的遺體投注了最後一瞥。這些人有的是陳伯達的親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舊部下，有的是他的學生。
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儀式雖然隻在很小的範圍內舉行，但是很快驚動了那些豎著耳朵的新聞記者們。
9月29日，美國、英國等電台播出了陳伯達去世的消息，介紹了陳伯達的生平。
同日，香港《大公報》在第二版下部，刊載了兩則報道，內中提及在北京八寶山舉行的陳伯達遺體告別儀式。
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電訊，電文如下：
本社記者從有關方麵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從陳伯達刑滿釋放，到他猝然病逝，這一年間著名紀實文學作家葉永烈曾多次在北京訪問了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星期——9月13日，陳伯達還跟他談了一下午。葉永烈曾這樣敘述那次會見：
那天天氣炎熱，葉永烈穿著短袖襯衫，走上六樓已經出汗了。輕輕叩門。有人從門內窺視鏡裏看了看他，迅即開了門。那是他的兒媳，認得葉永烈，她和丈夫——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一起，照料著陳伯達的晚年生活。
進屋之後，葉永烈發覺所有的窗都緊閉著，很悶。可是，陳伯達內穿長袖襯衫、衛生褲，外穿藏青嗶嘰中山裝、藍長褲，草綠色襪子，圓口黑布鞋，甚至還戴一頂藏青嗶嘰帽。他跟葉永烈，仿佛差了一個季節！
葉永烈在他的書房裏坐定。那裏放著一對沙發，鋪著墨綠色的地毯，寬大的書桌上堆滿了翻開了的書。這裏通常是他會客的地方。對於他的家，葉永烈是熟悉的。有一次談到夜深誤了公共汽車末班車，葉永烈就住在他家。不過，這一回葉永烈發覺，書桌上放著硯台，一大把毛筆，一大堆宣紙。這是過去未曾有過的。
“你在練書法？”葉永烈問他。
“嗯，鍛煉鍛煉身體。”陳伯達用一口濃重的閩南話答道。說著，眉毛一揚，眉梢的一根眉毛，足有五厘米長，彎彎地垂了下來。
當時，他完全正常，毫無病態——正因為這樣，他在一個星期後突然去世，使葉永烈頗為吃驚。
如果說病，陳伯達倒是有一種老年人的通病，即健忘症。不過，隻是對近事健忘，而對年輕時的經曆記得清清楚楚。他甚至連常來給他看病的醫生也不認得。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葉永烈問陳伯達。
“哦，上海的葉永烈。”他倒認出葉永烈來了，說道，“我的那篇小說《寒天》，是你幫我找到的！”
陳伯達提及的小說《寒天》，是他21歲時寫的，發表於1925年1卷9期《現代評論》，是他一生中寫的惟一的小說。陳伯達曾托葉永烈尋找，葉永烈在上海幫陳伯達查到了。大抵因為午睡剛剛醒來，陳伯達的情緒很好。葉永烈請陳伯達回首往事，陳伯達一樁一樁地談著，記得十分清晰。
陳伯達說自己的母親是福建崇武縣獺窟人（怕葉永烈聽不清楚地名，特地寫下“獺窟”兩字）。陳伯達說：“小時候，我按我們當地的習慣，母親叫娘，祖母叫阿媽。”說到這裏，陳伯達大笑起來。陳伯達記得，鄭成功當年收複台灣，是從崇武下海的。
陳伯達說年輕時喜歡寫詩。曾寫過一首長詩寄給郭沫若，郭沫若幫陳伯達作了修改。可惜那首長詩未發表，原稿已無從尋覓。
陳伯達向葉永烈講述了1927年4月底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經過。
陳伯達回憶起自己的初戀，跟諸有仁的認識過程，赴蘇留學的經過。
陳伯達談了從蘇聯回國後，怎樣在天津被捕。
陳伯達談及怎樣和黃敬一起前往延安。他跟江青第一次見麵的經過。毛澤東怎樣幫助他修改《評〈中國之命運〉》《中國的四大家庭》。
陳伯達談到了田家英、孫維世，談到了張貞、李大章、王若飛、張申府……
談興正濃，忽然聽見一陣叩門聲。陳伯達的兒媳領著三位客人進來。
為首的一位幹部模樣，穿一身淺灰色中山裝，身材壯實，50多歲。他手裏提著兩盒北京“稻香春”月餅。
他的後麵是一位穿連衫裙的青年婦女，秘書模樣，手提一袋蘋果。
最後一位是轎車司機，手提一隻塑料桶，幾條活魚正在桶裏甩著尾巴。
“陳老，明天是中秋節，給你送月餅！”領頭的那一位，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話說道。
“為什麽給我送月餅？你是哪裏的？是醫院裏的？”陳伯達覺得奇怪。陳伯達的奇怪，引起來訪者的奇怪。
“陳老，我們來過好多回，你怎麽不記得啦？”那位女的說道，“每個月，是我給你送工資。他是你的領導，也跟你見過好多回。”
“見過八九回了！”原來，來訪者是陳伯達現在所在單位的主任，姓徐。他對陳伯達說，“去年十月，你刑滿時，分配在我們單位裏。當時，我還在你刑滿儀式上發表了講話，你不記得了嗎？”
“真該死，真該死，我把‘頂頭上司’都忘了。”陳伯達一說，大家都笑了。笑罷，他正色道，“我上了年紀，記性不好，請你們多多原諒。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活在世上是多餘的人。你們為什麽還給我這樣的人送月餅？”
“你已經刑滿，而且已經分配到我們單位裏，我們就有責任關心你，幫助你。”徐主任說道。
“這麽多年，第一次有人給我送月餅！”陳伯達的眼眶濕潤了，話音顯得激動，“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關心！”
“這月餅是軟的，適合老人吃的，還有魚、蘋果，祝你過一個愉快的中秋節！”
“太謝謝了，我實在心中有愧！”
言談之中，陳伯達完全正常。他說：“我過去歸公安局管。他們常來，所以我認得他們。自從歸你們管以後，你們一兩個月來一回，加上我記性又差，連自己的領導都不認得了，太對不起了。”
“最近身體好嗎？”徐主任問。
“快完蛋啦！快完蛋啦！”陳伯達一邊說著，一邊大笑。
“最近在家裏忙些什麽？”徐主任又問。
“我在研究《本草綱目》《易經》，也常看《詩經》。”陳伯達說，“我小時候念私塾，讀四書五經。不過，老師教不了《易經》，就沒有教。所以，現在我看《易經》。另外，還練練字。”
陳伯達朝書桌指了指。葉永烈走過去，把桌上的條幅拿出來，給大家觀看。陳伯達寫的，大都是《詩經》《論語》上的句子。
陳伯達的字，寫得端端正正。葉永烈忽然發覺一個奇怪的“規律”，說道：“你每一次寫字，總是把第一個字寫得很大，然後越寫越小！”
陳伯達哈哈笑了，說道：“我上了年紀。寫第一個字時，精力充足，所以寫得大。寫到後來，沒有力氣了，所以越寫越小，‘虎頭蛇尾’！”
陳伯達寫的條幅，差不多都署“仲晦”兩字。我問“仲晦”是什麽意思。陳伯達答道：“這‘仲晦’，不算正式筆名，是我寫字時用的，從50年代起，我給別人題字，落款總寫‘仲晦’，‘仲’與‘伯’相對，‘晦’與‘達’相對。”
陳伯達說著，從書櫥裏拿出刻著“仲晦”兩字的方章。那是在“文革”前，一位友人刻好送他的。
“陳老，你給我們單位也留點墨寶吧！”徐主任說。
“墨寶？我的字很蹩腳，算不上‘墨寶’。”陳伯達答道，“如果要寫的話，我就用《詩經》中的一句話，表示我的心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一想到我在‘文革’中犯下的大罪，我的心情就會變得沉重，就會‘戰戰兢兢’。”說到這裏，陳伯達的神情，變得十分嚴肅。
當客人們告辭時，他站了起來，緩緩地移動著腳步，稍稍彎著腰，為客人們送行。
徐主任說：“過些日子，再來看你！”
陳伯達送走客人，回過頭來，又在沙發上坐下，繼續跟葉永烈談他的曆史。葉永烈的錄音機不斷錄下他的談話。
葉永烈知道陳伯達是很不喜歡拍照的人。這一回，葉永烈拿出照相機給陳伯達拍照，他沒有拒絕。這樣，葉永烈很順利地給陳伯達拍了十來張彩照。
陳伯達不分寒暑，總愛戴著帽子。上一回葉永烈給陳伯達拍照，他也一直戴著帽子。葉永烈曾請陳伯達摘下帽子，他不肯，並且說他過去拍照，都戴著帽子。這一回，葉永烈再三請他拿下帽子，他答應了。其實，他並非禿子，隻是平常怕感冒，熱天也戴帽子。
陳伯達居然戴好老花眼鏡，拿起茶幾上的《人民日報》，擺好姿勢，讓葉永烈拍照。葉永烈趕緊抓住機會拍照。
葉永烈請陳伯達題詩送他。陳伯達用《論語·述而》中的《楚狂接輿歌》相贈：“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這句詩，十分恰當、確切地表達了悔過自新的心態。
一直談到暮色降臨高樓，葉永烈向陳伯達告辭。
臨行，葉永烈問陳伯達有什麽事要他辦？陳伯達說，他在1937年3月，曾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過文集《真理的追求》。他已經沒有這本書了。如能在上海查到此書，請把書中的《論譚嗣同》一文複印送他——因為他手頭雖有1934年2月由上海人文印務社出版的《論譚嗣同》單行本，但是印錯之處太多，何況此文收入文集時，他又作了相當多的修改。葉永烈答應了回上海之後查找《真理的追求》一書，盡快把複印件寄給他。
不料，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漫長的一生便畫上了終止符。
葉永烈給陳伯達拍的那些彩照，成為他一生中最後的照片。
陳伯達凝固在葉永烈的錄音磁帶上的聲音，成為他留在人世的最後的聲音。
陳伯達題寫的《楚狂接輿歌》，成為他一生的絕筆。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別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