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20)
出於各自的政治需要，出於各自的政治處境，林彪和陳伯達之間的來往漸漸多起來，以至陳伯達兩口子吵架，也由葉群出麵予以“調解”。
陳伯達與林彪的暗中聯係，那“中轉站”是葉群，陳伯達跟葉群同鄉，況且早在延安就已經有過來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熱線”。
林彪秘書張雲生曾為陳伯達、葉群之間通話做過一次記錄，他的回憶透露了陳伯達當年的心境：
一次，葉群正在聽我講文件，陳伯達來了電話，葉群接電話後，我想退出，葉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壓了兩下，又作出拿筆寫字的姿勢，示意讓我留下作記錄：
“你好？老夫子。”葉群接過電話後說，“幾天沒見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講吧，這裏就我一個人。”我覺得很窘。葉群說這裏就她一人，可是實際上還有我在旁聽。葉群又一次作手勢，再次示意我作好記錄。“……啊？你想來毛家灣，還有點怕。你怕什麽呢……啊，你說不是怕林彪同誌（葉群故意重複對方的話），你對林彪同誌還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說你怕的是你周圍的環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暢，甚至有時候一個人在暗地哭過……怎麽搞的？那幾個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關、戚）過去對你不好，不是都已經處理了嗎……啊，你說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嗯，你說主席對你是好的，林彪同誌對你是好的，可是還有人對你不好。誰呢……總理嗎……那又是誰呢？你不好說……江不是對你很好嗎……嗯，江不像過去了……她批評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說心裏難過，總想哭……你想到毛家灣來，又不敢來……你暫時不來也好。你放心，林彪同誌是關心你的，支持你的……對，一組那裏對你的看法也還好，你別傷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絕不會。再見！”
葉群放下電話後，立刻把我作的電話記錄收了去。她站起來說：“對你們當秘書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準對別人說。老夫子現在處境很難，總想找我幫助，可是我能幫什麽呢？我得找首長去！（‘首長’指林彪）”
從那以後，張雲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電話：“我是陳伯達。我想和葉群同誌講個電話。”
陳伯達不大去毛家灣，怕的是太顯眼，容易引起別人注意。他通過葉群這條“熱線”跟林彪聯係。三天兩頭，陳伯達跟葉群之前的電話越打越多，有時一談就是個把小時！
陳伯達在電話中閑聊時說了句想吃海螃蟹，區區小事一樁，葉群卻馬上以“林辦”名義打電話，讓空軍用飛機運來，送到陳伯達那裏……
陳伯達收下毛家灣的禮物，回贈什麽呢？他給林彪題詩，給葉群題詩。後來，甚至林彪手下那幾員武將黃永勝、邱會作那裏，都有了“老夫子”的題詩。
陳伯達給邱會作題了這樣一首詩：
繁霜冷雨獨從容，
晚節猶能愛此功。
寧可枝頭抱蕊老，
不能搖落墜西風。
這首《詠菊》詩是葉群所作，由陳伯達題寫。邱會作把陳伯達手跡刻在菊花硯上，回贈葉群……
從第四把交椅上摔下來
時光到了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在口號上稱懂得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了峽穀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批陳”，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他悶悶地步入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請人修了個書庫。書庫裏，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30000多冊自然科學書籍，30000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
陳伯達不抽煙，不喝酒，“像樣子”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全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麽也看不進書。
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想見一見毛澤東主席！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政治秘書，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複，要麽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麽“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陳伯達親筆寫下的回憶，有這樣一段：
回北京後，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寬恕。晚上，打電話到毛主席處，想求見他。過了一會，毛主席的秘書回電話：毛主席剛開完會，很疲乏。當然，我不好——再求。打電話給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歐（應為曹軼歐，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當打電話給恩來同誌時，周恩來同誌的秘書要我稍等。不一會，周恩來同誌來接了。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周恩來同誌不因為一個人犯過錯誤，遇到困難，就加以鄙棄，卻是給以希望。我想，這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的道德。
回北京後，有幾個晚上，在郊外散步，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悶。後來，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國慶節將到，怕遇見外國人……
“遇見外國人”怕什麽？何況又是晚上，又是郊外，會“遇見外國人”嗎？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陳伯達在他的手稿中，繼續寫道：
從此，即禁閉在自己家裏，開始，整本參考消息（即通常所稱《大參考》）還給，以後也不給了。
有跡象，是要逮捕送監，我感到絕望，托那位管藥的同誌：在要實行逮捕時，請他設法把一批安眠藥給我。我這樣一說，他不願意出事，把藥都退給醫務所了。
我的確不想坐自己的監（此處“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伯達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擁有三輛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雲也被拘押。
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製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後，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雲譎波詭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在秦城監獄過著“特殊囚犯”的生活
陳伯達過著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這般，他度過了漫長的10個月又25天。
日曆翻到震驚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陳伯達吃了安眠藥，正在夢鄉漫遊。淩晨1點55分，一架編號為“二五六”的三叉戟飛機，由中國境內越過中蒙邊界四一四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沒多久，這架飛機的蹤跡從中國空軍的雷達熒光屏上消失。
飛機上坐著誰？中國方麵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群，他的兒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
那架飛機越過邊界之後，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來通過長途電話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了緊急情況，並發布命令：
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
知道那架飛機“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發來的報告。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清晨至14日下午之間，已經被軟禁了10多個月的陳伯達受到了密切注意——盡管他對廬山會議後的林彪情況一無所知。
9月13日淩晨，安眠藥的藥力已經發作，陳伯達剛剛迷迷糊糊入睡，突然聽見有人大聲地在喊他，那聲音是陌生的。
陳伯達吃力地睜開惺忪睡眼，看見幾個穿著軍裝的彪形大漢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發生了什麽事，不由分說，兩個大漢像抓小雞似的，一個夾著他的一隻胳膊，把他從床上拉起，塞進了汽車。
汽車出了北京城，奔馳在郊區的公路上。
淩晨，汽車馳抵一個高牆包圍著的地方。當時陳伯達並不知道這裏是秦城監獄，但是他下車一看，便明白他落到了什麽樣的地方。
他在回憶中寫道：
當逮捕送到監獄時，在獄門口不願進去，我大聲說道：“我在阜平是做過一件好事兒的！”
什麽“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陳伯達為什麽要在押入秦城監獄時，大聲提及這麽個小縣城？他在那裏到底做過什麽“好事兒”？
這“好事兒”，他往日從未在人前提到過；此時此刻萬不得已，才大聲地喊了出來。
這“好事兒”，他知，毛澤東知。
剛入秦城的時候，陳伯達被關在條件很差的牢房裏，連床都沒有。他想一死了之：
記得初進獄時，睡在地下草墊子上，看守的同誌在門外很難察覺我在做什麽。我在鋪蓋的掩護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殺了事……
忽然，連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監獄生活大為改善。他在秦城過的日子，竟比家裏還舒服。有專門的炊事員為他掌勺，還不時前來征求他對夥食的意見！在秦城監獄裏，像他這樣的待遇，是頗為罕見的。
誠如他所回憶的那樣：
過了幾天，或許我在監獄門口說的那句話已往上報告（即把陳伯達所說“我在阜平是做過一件好事兒”這句，向毛澤東匯報），於是把我轉移到一個三樓上（整個三樓隻關閉我一人），睡床了。生活特別優待，每天都有大夫來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裏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謝秦城管理的同誌。當然，他們是執行黨的意見的，我非常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和周恩來同誌。
我想：隻要還活著，問題是可以說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來，斷了自殺的念頭。
我是很感念、永遠感念毛主席的。就個人關係說，在三十年中，他給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夠稍微知道中國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幫助給了我研究中國問題的一些條件。雖然我極淺薄，常犯錯誤，即使看過一點材料，寫過一點東西，也毛病百出，經不起嚴格審查，這隻能說明我的無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難。學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認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國曆史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當然，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偉大人物，也不可能不會有些缺點或錯誤。略讀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這類問題的一二……
陳伯達對於毛澤東主席迄今仍懷著深深的崇敬之情。盡管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狠狠地抨擊了陳伯達的關於天才的觀點，而他至今仍認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
由於毛澤東的關照，陳伯達在那高牆四圍、哨卡林立的秦城獄中，居然過著頗為優越的生活。這時，批林批陳運動，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中國。陳伯達在獄中，每天細細地讀著報紙。
陳伯達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續到毛澤東去世。
此後，他的鐵窗待遇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大致相同。
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北京公安部門屬下某醫院診療。他所住的是單間病房，約十平方米。屋裏一張床，一個馬桶，一個自來水龍頭和一個小水鬥。公安人員看守著那一扇小門。窗上裝著毛玻璃，窗外裝著鐵欄杆。小門的插閂不是裝在門裏，而是裝在門外——他無法閂門，而看守卻可以把他閂在屋內。
1979年，他的病房裏多了一塊地毯。
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80年冬日，76歲的陳伯達在聚光燈的照耀下，出現在大庭廣眾麵前。沉寂多年的他，成為眾多的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電視攝像機鏡頭聚焦之點。通過報紙、電視、廣播，人們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個直覺式的反映是：“哦，陳伯達還活著！”
被告席上站著10名被告，陳伯達排在第五位，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在提及陳伯達時是這麽說的：
被告人陳伯達，男，七十六歲，福建省惠安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在押。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輕的是王洪文，45歲；最年長的，便是陳伯達。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陳伯達則是由兩名法警左右挾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襖外，罩了一件舊的卡其綠軍裝，戴著一副老式深色邊框的眼鏡，看上去目光呆滯。雖然步履蹣跚，頭腦還算清楚。
陳伯達與林彪的暗中聯係，那“中轉站”是葉群，陳伯達跟葉群同鄉，況且早在延安就已經有過來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熱線”。
林彪秘書張雲生曾為陳伯達、葉群之間通話做過一次記錄，他的回憶透露了陳伯達當年的心境：
一次，葉群正在聽我講文件，陳伯達來了電話，葉群接電話後，我想退出，葉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壓了兩下，又作出拿筆寫字的姿勢，示意讓我留下作記錄：
“你好？老夫子。”葉群接過電話後說，“幾天沒見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講吧，這裏就我一個人。”我覺得很窘。葉群說這裏就她一人，可是實際上還有我在旁聽。葉群又一次作手勢，再次示意我作好記錄。“……啊？你想來毛家灣，還有點怕。你怕什麽呢……啊，你說不是怕林彪同誌（葉群故意重複對方的話），你對林彪同誌還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說你怕的是你周圍的環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暢，甚至有時候一個人在暗地哭過……怎麽搞的？那幾個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關、戚）過去對你不好，不是都已經處理了嗎……啊，你說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嗯，你說主席對你是好的，林彪同誌對你是好的，可是還有人對你不好。誰呢……總理嗎……那又是誰呢？你不好說……江不是對你很好嗎……嗯，江不像過去了……她批評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說心裏難過，總想哭……你想到毛家灣來，又不敢來……你暫時不來也好。你放心，林彪同誌是關心你的，支持你的……對，一組那裏對你的看法也還好，你別傷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絕不會。再見！”
葉群放下電話後，立刻把我作的電話記錄收了去。她站起來說：“對你們當秘書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準對別人說。老夫子現在處境很難，總想找我幫助，可是我能幫什麽呢？我得找首長去！（‘首長’指林彪）”
從那以後，張雲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電話：“我是陳伯達。我想和葉群同誌講個電話。”
陳伯達不大去毛家灣，怕的是太顯眼，容易引起別人注意。他通過葉群這條“熱線”跟林彪聯係。三天兩頭，陳伯達跟葉群之前的電話越打越多，有時一談就是個把小時！
陳伯達在電話中閑聊時說了句想吃海螃蟹，區區小事一樁，葉群卻馬上以“林辦”名義打電話，讓空軍用飛機運來，送到陳伯達那裏……
陳伯達收下毛家灣的禮物，回贈什麽呢？他給林彪題詩，給葉群題詩。後來，甚至林彪手下那幾員武將黃永勝、邱會作那裏，都有了“老夫子”的題詩。
陳伯達給邱會作題了這樣一首詩：
繁霜冷雨獨從容，
晚節猶能愛此功。
寧可枝頭抱蕊老，
不能搖落墜西風。
這首《詠菊》詩是葉群所作，由陳伯達題寫。邱會作把陳伯達手跡刻在菊花硯上，回贈葉群……
從第四把交椅上摔下來
時光到了1970年8月。
毛澤東主席第二次選擇了廬山作為中共中央全會開會的地方。從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成為陳伯達一生政治生涯的終點。他，一下子成了全黨批判的對象。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號召全黨“不要上在口號上稱懂得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那樣一些人的當”。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陳伯達說的。陳伯達頓時從政治的峰巔，跌入了峽穀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一場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迅速推向全國。“批陳”，就是批陳伯達。
陳伯達怏怏地從廬山回到了北京。他悶悶地步入北京地安門大街米糧庫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寬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住的。陳伯達怕冷，搬進去時修了個玻璃走廊。這位“大秀才”嗜書如命，乃“萬卷戶”，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為他請人修了個書庫。書庫裏，放滿陳伯達個人的藏書：30000多冊自然科學書籍，30000多冊社會科學書籍。另外，還有一間房子專放線裝古書。
陳伯達不抽煙，不喝酒，“像樣子”的衣服也沒幾件。他的一些稿費，全花在買書上。此刻，原本門庭若市的陳宅，冷冷落落，門可羅雀。他躲進了書房。平素與書為友的他，如今竟怎麽也看不進書。
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想見一見毛澤東主席！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政治秘書，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陳伯達一次次給主席那小個子秘書徐業夫掛電話，求見主席。得到的答複，要麽是“主席已經休息了”，要麽“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見，工作時也不能見。顯然，毛澤東婉拒了他的求見。
陳伯達親筆寫下的回憶，有這樣一段：
回北京後，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寬恕。晚上，打電話到毛主席處，想求見他。過了一會，毛主席的秘書回電話：毛主席剛開完會，很疲乏。當然，我不好——再求。打電話給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歐（應為曹軼歐，即康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當打電話給恩來同誌時，周恩來同誌的秘書要我稍等。不一會，周恩來同誌來接了。說話的語氣是親切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周恩來同誌不因為一個人犯過錯誤，遇到困難，就加以鄙棄，卻是給以希望。我想，這是崇高的共產主義的道德。
回北京後，有幾個晚上，在郊外散步，為的是排遣自己的苦悶。後來，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國慶節將到，怕遇見外國人……
“遇見外國人”怕什麽？何況又是晚上，又是郊外，會“遇見外國人”嗎？
就連他的秘書也接到通知，不許往外走，不許往外打電話。不言而喻，陳伯達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陳伯達在他的手稿中，繼續寫道：
從此，即禁閉在自己家裏，開始，整本參考消息（即通常所稱《大參考》）還給，以後也不給了。
有跡象，是要逮捕送監，我感到絕望，托那位管藥的同誌：在要實行逮捕時，請他設法把一批安眠藥給我。我這樣一說，他不願意出事，把藥都退給醫務所了。
我的確不想坐自己的監（此處“自己”指“自己人”的意思）。
這一天畢竟來臨了——1970年10月18日。
這一天，陳伯達原先的警衛調走了，新來的8341部隊不再是“保衛中央首長安全”，卻是對他實行就地監禁。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他被判處18年徒刑。
在1970年10月18日這一天，他的兩位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們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學院，隔離起來。
也就在這一天，陳伯達不再擁有三輛轎車：黑色的“紅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爾加”，他的司機於子雲也被拘押。
就連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製藥廠女工陳順意，也在這一天被關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鑄被打倒之後，他成為“第四號人物”，如今，他這個“第四號人物”，被一筆勾銷了。
雲譎波詭的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在秦城監獄過著“特殊囚犯”的生活
陳伯達過著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這般，他度過了漫長的10個月又25天。
日曆翻到震驚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陳伯達吃了安眠藥，正在夢鄉漫遊。淩晨1點55分，一架編號為“二五六”的三叉戟飛機，由中國境內越過中蒙邊界四一四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沒多久，這架飛機的蹤跡從中國空軍的雷達熒光屏上消失。
飛機上坐著誰？中國方麵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群，他的兒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
那架飛機越過邊界之後，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來通過長途電話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了緊急情況，並發布命令：
廬山會議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叛國逃跑了！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
知道那架飛機“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發來的報告。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清晨至14日下午之間，已經被軟禁了10多個月的陳伯達受到了密切注意——盡管他對廬山會議後的林彪情況一無所知。
9月13日淩晨，安眠藥的藥力已經發作，陳伯達剛剛迷迷糊糊入睡，突然聽見有人大聲地在喊他，那聲音是陌生的。
陳伯達吃力地睜開惺忪睡眼，看見幾個穿著軍裝的彪形大漢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發生了什麽事，不由分說，兩個大漢像抓小雞似的，一個夾著他的一隻胳膊，把他從床上拉起，塞進了汽車。
汽車出了北京城，奔馳在郊區的公路上。
淩晨，汽車馳抵一個高牆包圍著的地方。當時陳伯達並不知道這裏是秦城監獄，但是他下車一看，便明白他落到了什麽樣的地方。
他在回憶中寫道：
當逮捕送到監獄時，在獄門口不願進去，我大聲說道：“我在阜平是做過一件好事兒的！”
什麽“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陳伯達為什麽要在押入秦城監獄時，大聲提及這麽個小縣城？他在那裏到底做過什麽“好事兒”？
這“好事兒”，他往日從未在人前提到過；此時此刻萬不得已，才大聲地喊了出來。
這“好事兒”，他知，毛澤東知。
剛入秦城的時候，陳伯達被關在條件很差的牢房裏，連床都沒有。他想一死了之：
記得初進獄時，睡在地下草墊子上，看守的同誌在門外很難察覺我在做什麽。我在鋪蓋的掩護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殺了事……
忽然，連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監獄生活大為改善。他在秦城過的日子，竟比家裏還舒服。有專門的炊事員為他掌勺，還不時前來征求他對夥食的意見！在秦城監獄裏，像他這樣的待遇，是頗為罕見的。
誠如他所回憶的那樣：
過了幾天，或許我在監獄門口說的那句話已往上報告（即把陳伯達所說“我在阜平是做過一件好事兒”這句，向毛澤東匯報），於是把我轉移到一個三樓上（整個三樓隻關閉我一人），睡床了。生活特別優待，每天都有大夫來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裏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非常感謝秦城管理的同誌。當然，他們是執行黨的意見的，我非常感謝黨，感謝毛主席和周恩來同誌。
我想：隻要還活著，問題是可以說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來，斷了自殺的念頭。
我是很感念、永遠感念毛主席的。就個人關係說，在三十年中，他給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夠稍微知道中國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幫助給了我研究中國問題的一些條件。雖然我極淺薄，常犯錯誤，即使看過一點材料，寫過一點東西，也毛病百出，經不起嚴格審查，這隻能說明我的無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難。學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
我承認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國曆史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當然，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偉大人物，也不可能不會有些缺點或錯誤。略讀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這類問題的一二……
陳伯達對於毛澤東主席迄今仍懷著深深的崇敬之情。盡管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狠狠地抨擊了陳伯達的關於天才的觀點，而他至今仍認為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
由於毛澤東的關照，陳伯達在那高牆四圍、哨卡林立的秦城獄中，居然過著頗為優越的生活。這時，批林批陳運動，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中國。陳伯達在獄中，每天細細地讀著報紙。
陳伯達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續到毛澤東去世。
此後，他的鐵窗待遇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大致相同。
1978年，他因病被送入北京公安部門屬下某醫院診療。他所住的是單間病房，約十平方米。屋裏一張床，一個馬桶，一個自來水龍頭和一個小水鬥。公安人員看守著那一扇小門。窗上裝著毛玻璃，窗外裝著鐵欄杆。小門的插閂不是裝在門裏，而是裝在門外——他無法閂門，而看守卻可以把他閂在屋內。
1979年，他的病房裏多了一塊地毯。
押上最高法庭被告席
1980年冬日，76歲的陳伯達在聚光燈的照耀下，出現在大庭廣眾麵前。沉寂多年的他，成為眾多的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電視攝像機鏡頭聚焦之點。通過報紙、電視、廣播，人們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個直覺式的反映是：“哦，陳伯達還活著！”
被告席上站著10名被告，陳伯達排在第五位，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在提及陳伯達時是這麽說的：
被告人陳伯達，男，七十六歲，福建省惠安縣人。逮捕前任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在押。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輕的是王洪文，45歲；最年長的，便是陳伯達。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陳伯達則是由兩名法警左右挾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襖外，罩了一件舊的卡其綠軍裝，戴著一副老式深色邊框的眼鏡，看上去目光呆滯。雖然步履蹣跚，頭腦還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