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9)
答：“我沒有說是反革命的黨。”
問：“那你說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這是一個什麽問題呢？”
答：“起作用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組織起作用，有的地方組織起作用。”
問：“冀東黨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當中，做了那麽大的貢獻，抗日戰爭堅持下來了，哪一個國民黨、叛徒在那裏起作用的黨，能作這樣的事情呢？”
答：“你說的很對，很對。”
接著，法庭宣讀了邢安民、李致和、蘇維民、趙連輔1980年8月1日的證言。其中談到：
“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來後，在唐山搞了一個楊白反黨集團，楊遠、白芸，張達同誌被定成敵我矛盾。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吳良俊同誌被判刑二十年，方正同誌被公安機關長期拘留，並株連了大批的黨員和幹部。在搞楊、白專案的同時，認為楊、白的班底是從老冀東發展演變而來的，一方麵上追楊白的根子，大搞‘冀東黨’，一方麵下挖楊白的社會基礎，大搞‘肅反動流派’運動……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幹部一千六百零四人，涉及到中央二十九個部門和二十四個省市，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有七百三十七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達八萬四千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致殘的七百六十三人。”
法庭還宣讀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1980年9月29日證言（節錄），他陳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講話後，自己遭受殘酷迫害和親屬受到株連的情況。宣讀後，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你聽到了嗎？”
陳答：“聽到了。”
審判長曾漢周說：“冀東這件事，造成了這麽嚴重的後果，是你講話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陳伯達說：“這個沒有問題。”
陳伯達在唐山一席胡言亂語，給唐山帶來的一場大災難，決不亞於唐山大地震！
1980年11月30日，新華社電訊《冀東冤案後果嚴重——陳伯達供認他起了反革命作用》，記述了陳伯達在冀東犯下的嚴重罪行，另外，1980年12月19日《河北日報》，刊載了張雲傑、聞恩秀、楊福山采寫的《事實的證言——陳伯達製造冀東大冤案的始末》，作了詳細的揭露。
《河北日報》的文章指出：“1967年9月，陳伯達就插手唐山的問題，在北京親自聽取了唐山一些人的匯報。”就在那一次，匯報者便已向陳伯達說：“由於冀東的原主要負責人是叛徒，特別是又長期在劉少奇、彭真領導下，我們懷疑有一個叛徒集團，這個集團已混入黨政軍內。”三個月後陳伯達去唐山，正是因為聽取了這一匯報而去的……
冀東大冤案不僅使八萬四千多人受誣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經長眠於冀東烈士陵園的二百三十八名烈士竟然也無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小小老百姓”，給冀東帶來了一場大災大難！
戚本禹垮台
“戚本禹算老幾！”
“戚本禹是‘中央首長’嗎？”
“戚本禹與王、關、林是一夥！”
“戚本禹滾出‘中央文革’！”
1967年12月，當凜冽的朔風吹過北京街頭，一大批新貼出的大字標語，那漿糊迅速凍住了，把標語牢牢粘在牆上。
紅衛兵們的大炮，已經在對準“戚大帥”猛轟了！
王力、關鋒、戚本禹，人稱“中央文革”的“小三”（陳伯達、江青、康生被稱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兩個，隻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齒寒，隨著對王力、關鋒的批判的深入，許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紀最小，他生於1932年，當時不過35歲，林彪稱之為“小將”。王力生於1922年，比他大11歲。關鋒最為年長，生於1919年，比他大13歲。在“文革”開始之際，戚本禹不過是一個科長。
戚本禹雖是“中央文革”的一員“小將”，可是“能量”卻不小。有時就連陳伯達也得讓他三分。林彪秘書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中，曾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文字寫及戚本禹及陳伯達：
到了釣魚台十六樓，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給了他，並轉達林彪請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興。他可能是午休後剛起床，也可能是由於三伏天天氣太熱，隻穿著一件背心和褲衩，坐在電風扇前看著林彪的信。他有個綽號叫“戚大帥”，加上他看信過程中接一次電話，口氣十分生硬，這就更給我以此人粗野的印象。他看完信，站起來穿上一條褲子，對我說：“你別急，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誌看看。”
戚本禹拿著信稿到十六樓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我被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一位工作人員讓到一個小會議室裏等候。過了不長時間，聽從走廊裏傳來的說話聲，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過來了。但走進這個小會議室的，除了戚本禹外，還有陳伯達、關鋒和姚文元，惟獨沒有江青。他們幾個人坐在會議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給主席的那封信；對於我這個旁觀者，他們裝作沒看見，不加理睬。他們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語，但隻有幾個人都同意才由陳伯達落筆。以前我以為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內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通過這小小的場麵，我見那幾位“小將”並不把他們的“老夫子”看在眼裏。我於是想，在一切地方，表與裏都可能有個差距吧？
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躥得甚快，從《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機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京檢字第四十二號”起訴書，曾列舉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關鋒共同聯名簽署了給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麵黑旗”，“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懷被戚本禹指使的學生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寫信給江青：“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了鬥爭的準備。”
1967年1月12日，在釣魚台十六樓，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開會。戚本禹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麵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麽不去鬥他們”。還說：“你們可以貼大字報揭發朱德，可以去婦聯點火揭發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動下，當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家，對他們進行圍鬥。也有人闖進朱德家，圍鬥了康克清，並在中南海西門等處，張貼了誣陷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7月18日淩晨，戚本禹貫徹執行他們的批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鬥了劉少奇，規模小，有人圍鬥他總是好，但是火力不強。”“對劉、鄧、陶要麵對麵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戚本禹作了具體布置：“搞幾個戰鬥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組織、煽動下，當天中南海三百餘人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強迫低頭彎腰。此後又多次批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鄧小平和卓琳，陶鑄和曾誌，進行人身迫害，並先後抄了他們的家……
毛澤東在決定打倒王力、關鋒時，已對戚本禹十分不滿。在上海，毛澤東對楊成武說：“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
在打倒王力、關鋒之後，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穩了。
王力回憶了戚本禹被打倒的一些內幕情況：
戚本禹是忠實於江青的，早請示，晚匯報。聽說後來江青查抄彭真同誌的家，查到戚本禹給彭真的一封信。彭真請關鋒、戚本禹吃過飯。原因是1966年初學術批判時，彭真送了幾個人的材料給主席，其中包括批鄧拓和關鋒、戚本禹。我知道後跟彭真同誌說：“這個材料送不得，不要又搞成新的‘八司馬’（指1962年在中南海發生的‘八司馬案件’。當時，戚本禹是受批判的八個‘司馬’之一。‘司馬’是古代官名，此處隻是借用）。”彭真說送了。我說：“江青認為關鋒、戚本禹是大左派，送了他們的材料，怎麽得了？”彭真同誌為了緩和一下，所以請關鋒、戚本禹吃飯。關鋒吃了無所表示，戚本禹卻寫了信去謝彭真。江青查到這封信，很傷心：她的忠實追隨者戚本禹原來也讚揚過彭真！這是一。
還有，戚本禹同金敬邁搞的中央文革文藝組，在1967年1月一個晚上向江青匯報，說找到了她當年寫的第一篇小說，寫得如何如何的好。他們想拍江青的馬屁，誰知江青當場變了臉，說：“你們膽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本禹連忙推到金敬邁身上，把金敬邁趕走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組長是江青兼的，戚本禹是副組長，金敬邁負責辦公室。
戚本禹處於內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聲越來越高。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裏，透露風聲：“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的話，意味著戚本禹的問題也可以揭發。
終於，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請假檢討”了！
這麽一來，“中央文革”隻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顧問康生和惟一的組員姚文元，總共五人！
在戚本禹打倒之後，“打倒王、關、林”的口號改成了“打倒王、關、戚、林”。
不過，林傑不是“中央文革”成員，社會影響、知名度都不及王力、關鋒、戚本禹，這個“林”漸漸被“刪”去，口號也就演變成“打倒王、關、戚”了。
王、關、戚、林都是陳伯達手下的“大將”。他們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陳伯達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他感到形單影隻了！
不過，說實在的，在這幾員“大將”得意之日，也並不買陳伯達的賬。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跟筆者談及一樁往事：在中國科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要求周恩來、陳伯達出席並講話。陳伯達是不能不去的，因為他在“文革”前便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眼下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必定要到會的。不過，陳伯達擔心自己獨自跟周恩來去不方便，就說：“叫‘中央文革’的人也去吧。”
陳伯達請不動江青、康生，就叫秘書王文耀打電話給戚本禹，並讓戚本禹通知住在他樓下的關鋒。
起初，戚本禹滿口答應。過一會兒，戚本禹變卦了，大抵是他得知江青、康生不去，也就不去。可是，他卻給王文耀打電話說：“關鋒睡了，不去了！我也睡了，也不去了！”
陳伯達指揮失靈，十分生氣，他帶著秘書，來到戚本禹那裏，陳伯達坐在樓下等，讓秘書上樓找戚本禹。王文耀進屋，見戚本禹一點都沒有“睡相”。王文耀說陳伯達在樓下等他，戚本禹直搖頭：“不去，不去。‘老夫子’一個人去就行啦！”
沒辦法，陳伯達隻得獨自去人民大會堂。他隻跟周恩來一起，在北京廳接見了一下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就走了。他沒有出席大會，讓周恩來在那裏主持。因為他見江青、康生、關鋒、戚本禹都不來，怕自己在大會上出麵會惹麻煩……
王力和關鋒被打倒後，最初在釣魚台二號樓軟禁。1967年10月16日，陳伯達、張春橋找王力談話，說把他交給北京衛戍區。於是，王力、關鋒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軟禁，由北京衛戍區部隊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節前夕，王力、關鋒被押入秦城監獄。戚本禹、林傑也先後被投入秦城獄中。這幾位“大秀才”，在“文革”鬧劇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戲”之後，終於來到了一個最“安靜”的所在地。
跟林彪建立“熱線”聯係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經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打倒王、關、戚之後，“中央文革”隻剩五個人，真的成了一個“小”組。可是，在這五個人之中，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係部隊”，康生是江青的“軍師”，陳伯達這個組長在“中央文革”中處於孤立的地位。連他自己也漸漸意識到，第六個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尋求新的政治夥伴，以求結成新的聯盟，鞏固自己每況愈下的地位。
靠毛澤東嗎？毛澤東當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澤東接二連三的批評，表明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來嗎？周恩來正氣凜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號人物”毛澤東靠不上，“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靠不攏，陳伯達的惟一選擇，那就隻有與“第二號人物”林彪接近。
在曆史上，陳伯達與林彪本來沒有什麽“友誼”的淵源可尋。在工作上，一個是文人，一個是武將，也沒有什麽聯係。可是，在“王、關、戚”被揪出來之後，在“楊、餘、傅”事件之後，為著自身的生存，為著政壇格鬥的需要，陳伯達漸漸從釣魚台“離心”，改換門庭，投向於毛家灣。
林彪呢？在“楊、餘、傅”事件之後，黃永勝取代了楊成武，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林彪在軍隊裏的勢力日益擴大。不過，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將，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陳伯達在“中央文革”中受擠，林彪當然樂於把這麽一位“理論家”拉過來。
問：“那你說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這是一個什麽問題呢？”
答：“起作用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組織起作用，有的地方組織起作用。”
問：“冀東黨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當中，做了那麽大的貢獻，抗日戰爭堅持下來了，哪一個國民黨、叛徒在那裏起作用的黨，能作這樣的事情呢？”
答：“你說的很對，很對。”
接著，法庭宣讀了邢安民、李致和、蘇維民、趙連輔1980年8月1日的證言。其中談到：
“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來後，在唐山搞了一個楊白反黨集團，楊遠、白芸，張達同誌被定成敵我矛盾。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吳良俊同誌被判刑二十年，方正同誌被公安機關長期拘留，並株連了大批的黨員和幹部。在搞楊、白專案的同時，認為楊、白的班底是從老冀東發展演變而來的，一方麵上追楊白的根子，大搞‘冀東黨’，一方麵下挖楊白的社會基礎，大搞‘肅反動流派’運動……被列入‘冀東專案名冊’受審查的幹部一千六百零四人，涉及到中央二十九個部門和二十四個省市，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問題的有七百三十七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幹部、群眾達八萬四千餘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二千九百五十五人，致殘的七百六十三人。”
法庭還宣讀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1980年9月29日證言（節錄），他陳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陳伯達在唐山講話後，自己遭受殘酷迫害和親屬受到株連的情況。宣讀後，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你聽到了嗎？”
陳答：“聽到了。”
審判長曾漢周說：“冀東這件事，造成了這麽嚴重的後果，是你講話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陳伯達說：“這個沒有問題。”
陳伯達在唐山一席胡言亂語，給唐山帶來的一場大災難，決不亞於唐山大地震！
1980年11月30日，新華社電訊《冀東冤案後果嚴重——陳伯達供認他起了反革命作用》，記述了陳伯達在冀東犯下的嚴重罪行，另外，1980年12月19日《河北日報》，刊載了張雲傑、聞恩秀、楊福山采寫的《事實的證言——陳伯達製造冀東大冤案的始末》，作了詳細的揭露。
《河北日報》的文章指出：“1967年9月，陳伯達就插手唐山的問題，在北京親自聽取了唐山一些人的匯報。”就在那一次，匯報者便已向陳伯達說：“由於冀東的原主要負責人是叛徒，特別是又長期在劉少奇、彭真領導下，我們懷疑有一個叛徒集團，這個集團已混入黨政軍內。”三個月後陳伯達去唐山，正是因為聽取了這一匯報而去的……
冀東大冤案不僅使八萬四千多人受誣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經長眠於冀東烈士陵園的二百三十八名烈士竟然也無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小小老百姓”，給冀東帶來了一場大災大難！
戚本禹垮台
“戚本禹算老幾！”
“戚本禹是‘中央首長’嗎？”
“戚本禹與王、關、林是一夥！”
“戚本禹滾出‘中央文革’！”
1967年12月，當凜冽的朔風吹過北京街頭，一大批新貼出的大字標語，那漿糊迅速凍住了，把標語牢牢粘在牆上。
紅衛兵們的大炮，已經在對準“戚大帥”猛轟了！
王力、關鋒、戚本禹，人稱“中央文革”的“小三”（陳伯達、江青、康生被稱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兩個，隻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齒寒，隨著對王力、關鋒的批判的深入，許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紀最小，他生於1932年，當時不過35歲，林彪稱之為“小將”。王力生於1922年，比他大11歲。關鋒最為年長，生於1919年，比他大13歲。在“文革”開始之際，戚本禹不過是一個科長。
戚本禹雖是“中央文革”的一員“小將”，可是“能量”卻不小。有時就連陳伯達也得讓他三分。林彪秘書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中，曾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文字寫及戚本禹及陳伯達：
到了釣魚台十六樓，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給了他，並轉達林彪請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興。他可能是午休後剛起床，也可能是由於三伏天天氣太熱，隻穿著一件背心和褲衩，坐在電風扇前看著林彪的信。他有個綽號叫“戚大帥”，加上他看信過程中接一次電話，口氣十分生硬，這就更給我以此人粗野的印象。他看完信，站起來穿上一條褲子，對我說：“你別急，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誌看看。”
戚本禹拿著信稿到十六樓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我被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一位工作人員讓到一個小會議室裏等候。過了不長時間，聽從走廊裏傳來的說話聲，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過來了。但走進這個小會議室的，除了戚本禹外，還有陳伯達、關鋒和姚文元，惟獨沒有江青。他們幾個人坐在會議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給主席的那封信；對於我這個旁觀者，他們裝作沒看見，不加理睬。他們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語，但隻有幾個人都同意才由陳伯達落筆。以前我以為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內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通過這小小的場麵，我見那幾位“小將”並不把他們的“老夫子”看在眼裏。我於是想，在一切地方，表與裏都可能有個差距吧？
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躥得甚快，從《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躍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機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京檢字第四十二號”起訴書，曾列舉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關鋒共同聯名簽署了給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麵黑旗”，“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懷被戚本禹指使的學生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寫信給江青：“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了鬥爭的準備。”
1967年1月12日，在釣魚台十六樓，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開會。戚本禹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麵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麽不去鬥他們”。還說：“你們可以貼大字報揭發朱德，可以去婦聯點火揭發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動下，當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闖進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家，對他們進行圍鬥。也有人闖進朱德家，圍鬥了康克清，並在中南海西門等處，張貼了誣陷朱德的大標語、大字報。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鬥。7月18日淩晨，戚本禹貫徹執行他們的批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鬥了劉少奇，規模小，有人圍鬥他總是好，但是火力不強。”“對劉、鄧、陶要麵對麵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戚本禹作了具體布置：“搞幾個戰鬥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組織、煽動下，當天中南海三百餘人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強迫低頭彎腰。此後又多次批鬥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鄧小平和卓琳，陶鑄和曾誌，進行人身迫害，並先後抄了他們的家……
毛澤東在決定打倒王力、關鋒時，已對戚本禹十分不滿。在上海，毛澤東對楊成武說：“先抓王力、關鋒。把他們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無轉變。”
在打倒王力、關鋒之後，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穩了。
王力回憶了戚本禹被打倒的一些內幕情況：
戚本禹是忠實於江青的，早請示，晚匯報。聽說後來江青查抄彭真同誌的家，查到戚本禹給彭真的一封信。彭真請關鋒、戚本禹吃過飯。原因是1966年初學術批判時，彭真送了幾個人的材料給主席，其中包括批鄧拓和關鋒、戚本禹。我知道後跟彭真同誌說：“這個材料送不得，不要又搞成新的‘八司馬’（指1962年在中南海發生的‘八司馬案件’。當時，戚本禹是受批判的八個‘司馬’之一。‘司馬’是古代官名，此處隻是借用）。”彭真說送了。我說：“江青認為關鋒、戚本禹是大左派，送了他們的材料，怎麽得了？”彭真同誌為了緩和一下，所以請關鋒、戚本禹吃飯。關鋒吃了無所表示，戚本禹卻寫了信去謝彭真。江青查到這封信，很傷心：她的忠實追隨者戚本禹原來也讚揚過彭真！這是一。
還有，戚本禹同金敬邁搞的中央文革文藝組，在1967年1月一個晚上向江青匯報，說找到了她當年寫的第一篇小說，寫得如何如何的好。他們想拍江青的馬屁，誰知江青當場變了臉，說：“你們膽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本禹連忙推到金敬邁身上，把金敬邁趕走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組長是江青兼的，戚本禹是副組長，金敬邁負責辦公室。
戚本禹處於內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聲越來越高。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裏，透露風聲：“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的話，意味著戚本禹的問題也可以揭發。
終於，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請假檢討”了！
這麽一來，“中央文革”隻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顧問康生和惟一的組員姚文元，總共五人！
在戚本禹打倒之後，“打倒王、關、林”的口號改成了“打倒王、關、戚、林”。
不過，林傑不是“中央文革”成員，社會影響、知名度都不及王力、關鋒、戚本禹，這個“林”漸漸被“刪”去，口號也就演變成“打倒王、關、戚”了。
王、關、戚、林都是陳伯達手下的“大將”。他們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陳伯達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他感到形單影隻了！
不過，說實在的，在這幾員“大將”得意之日，也並不買陳伯達的賬。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跟筆者談及一樁往事：在中國科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要求周恩來、陳伯達出席並講話。陳伯達是不能不去的，因為他在“文革”前便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眼下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必定要到會的。不過，陳伯達擔心自己獨自跟周恩來去不方便，就說：“叫‘中央文革’的人也去吧。”
陳伯達請不動江青、康生，就叫秘書王文耀打電話給戚本禹，並讓戚本禹通知住在他樓下的關鋒。
起初，戚本禹滿口答應。過一會兒，戚本禹變卦了，大抵是他得知江青、康生不去，也就不去。可是，他卻給王文耀打電話說：“關鋒睡了，不去了！我也睡了，也不去了！”
陳伯達指揮失靈，十分生氣，他帶著秘書，來到戚本禹那裏，陳伯達坐在樓下等，讓秘書上樓找戚本禹。王文耀進屋，見戚本禹一點都沒有“睡相”。王文耀說陳伯達在樓下等他，戚本禹直搖頭：“不去，不去。‘老夫子’一個人去就行啦！”
沒辦法，陳伯達隻得獨自去人民大會堂。他隻跟周恩來一起，在北京廳接見了一下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就走了。他沒有出席大會，讓周恩來在那裏主持。因為他見江青、康生、關鋒、戚本禹都不來，怕自己在大會上出麵會惹麻煩……
王力和關鋒被打倒後，最初在釣魚台二號樓軟禁。1967年10月16日，陳伯達、張春橋找王力談話，說把他交給北京衛戍區。於是，王力、關鋒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軟禁，由北京衛戍區部隊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節前夕，王力、關鋒被押入秦城監獄。戚本禹、林傑也先後被投入秦城獄中。這幾位“大秀才”，在“文革”鬧劇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戲”之後，終於來到了一個最“安靜”的所在地。
跟林彪建立“熱線”聯係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經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打倒王、關、戚之後，“中央文革”隻剩五個人，真的成了一個“小”組。可是，在這五個人之中，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係部隊”，康生是江青的“軍師”，陳伯達這個組長在“中央文革”中處於孤立的地位。連他自己也漸漸意識到，第六個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尋求新的政治夥伴，以求結成新的聯盟，鞏固自己每況愈下的地位。
靠毛澤東嗎？毛澤東當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澤東接二連三的批評，表明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來嗎？周恩來正氣凜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號人物”毛澤東靠不上，“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靠不攏，陳伯達的惟一選擇，那就隻有與“第二號人物”林彪接近。
在曆史上，陳伯達與林彪本來沒有什麽“友誼”的淵源可尋。在工作上，一個是文人，一個是武將，也沒有什麽聯係。可是，在“王、關、戚”被揪出來之後，在“楊、餘、傅”事件之後，為著自身的生存，為著政壇格鬥的需要，陳伯達漸漸從釣魚台“離心”，改換門庭，投向於毛家灣。
林彪呢？在“楊、餘、傅”事件之後，黃永勝取代了楊成武，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林彪在軍隊裏的勢力日益擴大。不過，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將，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陳伯達在“中央文革”中受擠，林彪當然樂於把這麽一位“理論家”拉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