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8)
“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鑄反革命兩麵派的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
盡管姚文元的文章沒有點明‘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是誰，而滿街飛舞的傳單和醒目的大字標語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後台王、關、林！”
“王、關、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最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條標語：
“王八七打倒了，關帝廟香火斷了，林家鋪子倒閉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關帝廟”指關鋒，“林家鋪子”指林傑。
蒯大富手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刊登整版文章：《陣陣黑風何處來——看“王、關、林”反黨集團在清華》。
請注意：這裏的“王、關、林”，已被稱為“反黨集團”。
“王、關、林”的倒台，雖曾使“本是同根生”的戚本禹一度驚惶失措，但他很快鎮定下來，依然到處講話，批判“王、關、林”。
《井岡山》報的文章以紅衛兵特有的語調說：
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立一周年了。
一年來，我英雄的井岡山人，在我們的最高紅司令、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親切關懷下，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狂風惡浪，把一小撮走資派、牛鬼蛇神揪到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是劉鄧陶，還是王關林，都逃脫不了曆史的懲罰！
然而，鬥爭並沒有結束。最近，戚本禹同誌說：“遇到十二級台風你們也不用管。”這段意味深長的話告訴我們：井岡山人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迎接更大的風暴！
文章引述了江青的一句“名言”：“敵人是很狡猾的，他們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弄上一套。”紅衛兵們稱“王關林反黨集團就是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套班子”。
在1967年9月8日出版的《井岡山》報上所載《林傑罪行點滴》之中，有那麽一“點滴”涉及陳伯達：
“林傑反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伯達同誌。林傑狗膽包天，占了伯達同誌的辦公室，並偷看了伯達同誌的檔案。”
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倒了“王、關、林”，丟了寫社論的三支筆，戚本禹雖說也是一支筆，不過，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對這位“戚大帥”的不滿情緒。在王力、關鋒倒台之後，戚本禹的倒台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一般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社論，毋須“理論家”親自出馬。眼看著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要到來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整整50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囑咐要寫一篇社論。這一回，“理論家”責無旁貸，與姚文元合作，共同寫作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樣的紀念文章，說穿了，無非是“借題發揮”罷了。借蘇聯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這個“大題目”，陳伯達和姚文元要“發揮”什麽呢？
“理論家”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
“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陳伯達透露過毛澤東的重要意圖：1967年2月，毛澤東曾交給王力一個任務，即“文革”是怎樣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對王力說：“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理，歸納歸納，看有些什麽理論根據？”
毛澤東以為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論，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王力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20周年之際，寫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一文。此文送陳伯達審閱時，陳伯達知道王力文章的“來頭”，一字不改，便以《紅旗》雜誌社論的名義，醒目地發表在1967年第十期《紅旗》雜誌上。
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兩個月後，王力被打倒了。
陳伯達重讀王力寫的社論，覺得意猶未盡，於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總結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出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好之後，生怕再遭《紅旗》雜誌“八一”社論的命運，先在“中央文革”內討論。作了修改，然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陳伯達、姚文元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這篇社論又再作修改。關於主席思想六條，作了新的整理。列寧的話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並加批改。”
信與社論送審後，陳伯達忐忑不安。他記得，他寫的《紅旗》雜誌社論《堅決打退反革命複辟逆流》，毛澤東看後便壓下不發。這一回，會不會又來個壓下不發呢？
謝天謝地，毛澤東很快就審閱了社論，並在陳伯達、姚文元送審社論的那個信封上，寫了一句話：“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這一句“最高指示”，使這幾個月經受一係列風波折磨的陳伯達鬆了一口氣。
於是，這篇社論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華社播發，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社論的核心，就是陳伯達、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條”。亦即把毛澤東平時所談及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話，加以係統化，歸納為六條——這是陳伯達、姚文元反複揣摩後的“成果”。
茲照社論原文，摘錄其中的“核心”內容：
毛澤東同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係統地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係統地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不但總結了正麵的經驗，而且總結了反麵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嚴重教訓，完整地、徹底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一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劃時代的偉大發展……
毛澤東同誌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
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由於原文較長，以下六條隻是摘要）：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
陳伯達、姚文元在為毛澤東總結了以上六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要點之後，請注意，用了兩個“天才地”歌頌毛澤東：
毛澤東同誌提出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裏程碑。
盡管後來毛澤東深惡痛絕用“天才地”這樣的副詞稱頌他，不過，此時他卻以為“可用”。毛澤東在“文革”中有這樣的習慣：凡是經他審閱的文件，他以為好的，就寫上“很好，照發”至少寫個“同意”；凡是他以為不好，表示反對的，就壓下不發（惟一破例的是他違心地批發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那次講話）；凡是他並不完全讚成，但大家都已表示讚成，他就畫了一個圈，這叫“圈閱”。圈閱隻意味著他已看過，大體上同意。
這一回，陳伯達得了毛澤東的“修改得好”的評語，就像得了老師在考卷上批了個“優秀”一樣興奮……
製造冀東大冤案
陳伯達一興奮起來，話就多了。
1967年12月25日，陳伯達來到河北唐山，住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
他是前來解決唐山問題的。當天晚上，他聽取了唐山的造反派們的三個半小時的匯報。第二天上午，陳伯達便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的大餐廳召開大會，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及駐軍代表。唐山難得有這樣的“中央大員”光臨。陳伯達的每一句話，都成了“中央首長”的“指示”。他哇啦哇啦地胡說一通，在唐山造成了“冀東大冤案”。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審判庭第一審判庭審問了陳伯達，調查了他製造“冀東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當時庭審的記錄：
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起訴書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現在我問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講過這些話？”
被告人陳伯達答：“讓我多說幾句。我對唐山的問題，我從來不知道，從來沒有過問，也不知道，也沒有看過什麽東西……那裏的負責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裏所有的情況我都不知道，但是聽說那裏在兩派鬥爭……我那些話是根據一些同誌的意見，我把它歸納起來寫上的，念出來的，因為我對於這個當時我所念的那些人的名單、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冀東的情況，或者冀東某一個人的情況，那麽我要完全負責任，不知道，這樣說了，當然也要完全負責。”
問：“現在我們問你的問題是1967年12月26日，你是不是講過那些話？你先回答這個問題，你是不是講過那些話？”
答：“我剛才說過了，我什麽情況都不知道，我這些話無非是瞎說而已，但是經過我說的，我負責任，我沒有推脫過這件事的責任。”
審判員任淩雲問：“你現在回答，你講沒講過這個話，就是剛才給你宣讀的？”
答：“我也不記得我講過這句話，我不記得了。”
法庭宣讀了李準記的陳伯達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過去你們冀東這個黨就是很複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你們礦派（‘礦派’是當時唐山市群眾組織的一派）要結合的一個人，他自己就承認原來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這個人就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楊遠，還有一個女的是市長，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個大莊園主，解放後在你們唐山建立一個大莊園……”
宣讀後，法庭又播放了陳伯達當時講話的錄音。
播放後，陳伯達說：“我認為這個案子的審判是認真的”，“我這麽一個糊塗蛋，到了這麽一個大地方，考慮這個案子，也沒有經過調查，沒有經過及時的各方麵的詢問，就這麽亂說一通……有一點請審判庭考慮一下，就是從這個錄音裏麵可以看出，講那麽多事情，我一晚上時間，我能夠知道這麽多事情嗎？我要害人也要有個準備。”“從到了第二天就發表這個講話，這個事情，這麽一個經過，作為經驗來說，完全是混蛋。”“這些講話是到了那裏以後，東聽西聽，總是經過有什麽匯報，我信任了”，“事情發生這麽大，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發生了這麽大的案子，八萬人呢，兩千多人的命呀！八萬多人的冤（陳伯達流淚），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無所動心，完全沒有表示，沒有對組織上說什麽，對我自己也沒說什麽，因為我不知道嘛……有人說我，我當時當了那麽一個名義，說話是驚天動地……我聽了也驚天動地。”“說錯話，看什麽錯話，一種是很嚴重的，一種是輕微的，我的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對於這件事情，我的的確確不記得，的的確確忘了，這忘了，當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並不想減輕我的罪。”
陳伯達說完後，公訴人檢察員曲文達經審判長同意發言。他說：“剛才陳伯達講這麽多話，總的有一個意思，就是要推脫責任，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責任。”
被告人陳伯達問：“什麽？我沒聽清楚？”
檢察員曲文達說：“就是你是說錯話，不知道造成這麽嚴重後果，或者是聽別人講的。就是說這麽一類話吧，就是要推脫責任。”
被告人陳伯達說：“我沒有推脫責任……我承擔全部責任。”
檢察員曲文達訊問被告人：“你在唐山講冀東地區這個黨是很複雜的，是國共合作的黨，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你有什麽根據沒有？”
答：“我已經說過了，這些話，我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是憑空，那天晚上憑空聽來的話……”
問：“你這是給冀東黨定性，是不是？冀東地區的黨，是革命的黨，說成是反革命的黨，是不是這麽一個問題呢？”
盡管姚文元的文章沒有點明‘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是誰，而滿街飛舞的傳單和醒目的大字標語作了最好的注解：
“打倒‘五一六’的黑後台王、關、林！”
“王、關、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最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條標語：
“王八七打倒了，關帝廟香火斷了，林家鋪子倒閉了！”
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關帝廟”指關鋒，“林家鋪子”指林傑。
蒯大富手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刊登整版文章：《陣陣黑風何處來——看“王、關、林”反黨集團在清華》。
請注意：這裏的“王、關、林”，已被稱為“反黨集團”。
“王、關、林”的倒台，雖曾使“本是同根生”的戚本禹一度驚惶失措，但他很快鎮定下來，依然到處講話，批判“王、關、林”。
《井岡山》報的文章以紅衛兵特有的語調說：
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立一周年了。
一年來，我英雄的井岡山人，在我們的最高紅司令、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親切關懷下，戰勝了一個又一個狂風惡浪，把一小撮走資派、牛鬼蛇神揪到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是劉鄧陶，還是王關林，都逃脫不了曆史的懲罰！
然而，鬥爭並沒有結束。最近，戚本禹同誌說：“遇到十二級台風你們也不用管。”這段意味深長的話告訴我們：井岡山人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迎接更大的風暴！
文章引述了江青的一句“名言”：“敵人是很狡猾的，他們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弄上一套。”紅衛兵們稱“王關林反黨集團就是劉鄧陶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套班子”。
在1967年9月8日出版的《井岡山》報上所載《林傑罪行點滴》之中，有那麽一“點滴”涉及陳伯達：
“林傑反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伯達同誌。林傑狗膽包天，占了伯達同誌的辦公室，並偷看了伯達同誌的檔案。”
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倒了“王、關、林”，丟了寫社論的三支筆，戚本禹雖說也是一支筆，不過，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對這位“戚大帥”的不滿情緒。在王力、關鋒倒台之後，戚本禹的倒台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一般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社論，毋須“理論家”親自出馬。眼看著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節”要到來了，而1967年的11月7日非同一般，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整整50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囑咐要寫一篇社論。這一回，“理論家”責無旁貸，與姚文元合作，共同寫作一篇“大文章”。
各式各樣的紀念文章，說穿了，無非是“借題發揮”罷了。借蘇聯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這個“大題目”，陳伯達和姚文元要“發揮”什麽呢？
“理論家”最高任務，無非是要使最高領袖滿意。
“理論家”最擅長的，是揣測毛澤東的意圖。
王力在倒台前曾向陳伯達透露過毛澤東的重要意圖：1967年2月，毛澤東曾交給王力一個任務，即“文革”是怎樣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對王力說：“要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理，歸納歸納，看有些什麽理論根據？”
毛澤東以為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的理論，便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王力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借《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20周年之際，寫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一文。此文送陳伯達審閱時，陳伯達知道王力文章的“來頭”，一字不改，便以《紅旗》雜誌社論的名義，醒目地發表在1967年第十期《紅旗》雜誌上。
就在這篇社論發表兩個月後，王力被打倒了。
陳伯達重讀王力寫的社論，覺得意猶未盡，於是和姚文元一起研究，又一次總結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出了《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一文，署“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
陳伯達和姚文元寫好之後，生怕再遭《紅旗》雜誌“八一”社論的命運，先在“中央文革”內討論。作了修改，然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陳伯達、姚文元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這篇社論又再作修改。關於主席思想六條，作了新的整理。列寧的話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並加批改。”
信與社論送審後，陳伯達忐忑不安。他記得，他寫的《紅旗》雜誌社論《堅決打退反革命複辟逆流》，毛澤東看後便壓下不發。這一回，會不會又來個壓下不發呢？
謝天謝地，毛澤東很快就審閱了社論，並在陳伯達、姚文元送審社論的那個信封上，寫了一句話：“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
這一句“最高指示”，使這幾個月經受一係列風波折磨的陳伯達鬆了一口氣。
於是，這篇社論便在1967年11月5日由新華社播發，翌日全國各報都全文刊載，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社論的核心，就是陳伯達、姚文元“整理”的“主席思想六條”。亦即把毛澤東平時所談及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話，加以係統化，歸納為六條——這是陳伯達、姚文元反複揣摩後的“成果”。
茲照社論原文，摘錄其中的“核心”內容：
毛澤東同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在於他係統地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係統地總結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不但總結了正麵的經驗，而且總結了反麵的經驗，特別是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全麵複辟的嚴重教訓，完整地、徹底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一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劃時代的偉大發展……
毛澤東同誌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標誌。
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要點是（由於原文較長，以下六條隻是摘要）：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
陳伯達、姚文元在為毛澤東總結了以上六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要點之後，請注意，用了兩個“天才地”歌頌毛澤東：
毛澤東同誌提出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裏程碑。
盡管後來毛澤東深惡痛絕用“天才地”這樣的副詞稱頌他，不過，此時他卻以為“可用”。毛澤東在“文革”中有這樣的習慣：凡是經他審閱的文件，他以為好的，就寫上“很好，照發”至少寫個“同意”；凡是他以為不好，表示反對的，就壓下不發（惟一破例的是他違心地批發了林彪1966年5月18日那次講話）；凡是他並不完全讚成，但大家都已表示讚成，他就畫了一個圈，這叫“圈閱”。圈閱隻意味著他已看過，大體上同意。
這一回，陳伯達得了毛澤東的“修改得好”的評語，就像得了老師在考卷上批了個“優秀”一樣興奮……
製造冀東大冤案
陳伯達一興奮起來，話就多了。
1967年12月25日，陳伯達來到河北唐山，住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
他是前來解決唐山問題的。當天晚上，他聽取了唐山的造反派們的三個半小時的匯報。第二天上午，陳伯達便在唐山市第一招待所的大餐廳召開大會，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以及駐軍代表。唐山難得有這樣的“中央大員”光臨。陳伯達的每一句話，都成了“中央首長”的“指示”。他哇啦哇啦地胡說一通，在唐山造成了“冀東大冤案”。
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審判庭第一審判庭審問了陳伯達，調查了他製造“冀東大冤案”的罪行。
以下是當時庭審的記錄：
審判員李明貴問：“被告人陳伯達，起訴書控告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說，中共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現在我問你，1967年12月26日，你在唐山市是不是講過這些話？”
被告人陳伯達答：“讓我多說幾句。我對唐山的問題，我從來不知道，從來沒有過問，也不知道，也沒有看過什麽東西……那裏的負責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裏所有的情況我都不知道，但是聽說那裏在兩派鬥爭……我那些話是根據一些同誌的意見，我把它歸納起來寫上的，念出來的，因為我對於這個當時我所念的那些人的名單、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冀東的情況，或者冀東某一個人的情況，那麽我要完全負責任，不知道，這樣說了，當然也要完全負責。”
問：“現在我們問你的問題是1967年12月26日，你是不是講過那些話？你先回答這個問題，你是不是講過那些話？”
答：“我剛才說過了，我什麽情況都不知道，我這些話無非是瞎說而已，但是經過我說的，我負責任，我沒有推脫過這件事的責任。”
審判員任淩雲問：“你現在回答，你講沒講過這個話，就是剛才給你宣讀的？”
答：“我也不記得我講過這句話，我不記得了。”
法庭宣讀了李準記的陳伯達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大會上的講話記錄（節錄）：“過去你們冀東這個黨就是很複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裏起作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你們礦派（‘礦派’是當時唐山市群眾組織的一派）要結合的一個人，他自己就承認原來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這個人就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楊遠，還有一個女的是市長，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個大莊園主，解放後在你們唐山建立一個大莊園……”
宣讀後，法庭又播放了陳伯達當時講話的錄音。
播放後，陳伯達說：“我認為這個案子的審判是認真的”，“我這麽一個糊塗蛋，到了這麽一個大地方，考慮這個案子，也沒有經過調查，沒有經過及時的各方麵的詢問，就這麽亂說一通……有一點請審判庭考慮一下，就是從這個錄音裏麵可以看出，講那麽多事情，我一晚上時間，我能夠知道這麽多事情嗎？我要害人也要有個準備。”“從到了第二天就發表這個講話，這個事情，這麽一個經過，作為經驗來說，完全是混蛋。”“這些講話是到了那裏以後，東聽西聽，總是經過有什麽匯報，我信任了”，“事情發生這麽大，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發生了這麽大的案子，八萬人呢，兩千多人的命呀！八萬多人的冤（陳伯達流淚），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無所動心，完全沒有表示，沒有對組織上說什麽，對我自己也沒說什麽，因為我不知道嘛……有人說我，我當時當了那麽一個名義，說話是驚天動地……我聽了也驚天動地。”“說錯話，看什麽錯話，一種是很嚴重的，一種是輕微的，我的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對於這件事情，我的的確確不記得，的的確確忘了，這忘了，當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並不想減輕我的罪。”
陳伯達說完後，公訴人檢察員曲文達經審判長同意發言。他說：“剛才陳伯達講這麽多話，總的有一個意思，就是要推脫責任，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責任。”
被告人陳伯達問：“什麽？我沒聽清楚？”
檢察員曲文達說：“就是你是說錯話，不知道造成這麽嚴重後果，或者是聽別人講的。就是說這麽一類話吧，就是要推脫責任。”
被告人陳伯達說：“我沒有推脫責任……我承擔全部責任。”
檢察員曲文達訊問被告人：“你在唐山講冀東地區這個黨是很複雜的，是國共合作的黨，是國民黨、叛徒在這裏起作用，你有什麽根據沒有？”
答：“我已經說過了，這些話，我一點根據都沒有，我是憑空，那天晚上憑空聽來的話……”
問：“你這是給冀東黨定性，是不是？冀東地區的黨，是革命的黨，說成是反革命的黨，是不是這麽一個問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