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7)
“揪軍內一小撮”，使軍內陷入了混亂之中。毛澤東明白，在“文革”中，各級黨委可以癱瘓，各級政府可以癱瘓，唯軍隊亂不得，癱瘓不得，軍隊是“文革”得以進行的保證，是“鋼鐵長城”。
哦，毛澤東怪不得驚呼：“還我長城！”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
林彪馬上閉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統帥”，樹大根深，一時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雖說毛澤東不時批評過她，但不管怎麽說，她也是一時倒不了的。康生是個老滑頭。7月25日，康生告訴過王力，他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過毛澤東。康生說：“主席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時，康生改口了：“我打電話請示主席，主席隻同意開‘歡迎大會’，沒有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葉群這位“第二夫人”，這時也趕緊為“公子”林立果開脫。葉群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紅尖兵”的文章中，本來隻提“黨內一小撮”，那“揪軍內一小撮”是先前沒有的，是後來別人加上去的。
是誰加的呢？除了那幾位“大秀才”，還會是誰呢？
江青和康生聯合起來，一古腦兒把責任推到了陳伯達頭上。
陳伯達再度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來說，陳伯達的風險度最大：
第一，他是“輿論總管”，《紅旗》總編，他要為那許多“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負責；
第二，那篇“大毒草”——《紅旗》“八一”社論，是他親筆簽發的；
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後，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地位仍不穩。
陳伯達求救於“第一夫人”。陳伯達畢竟已是“第四號人物”，何況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倘若陳伯達倒台，勢必會在全國引起一場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當時，江青在釣魚台王力的房間裏，姚文元來找江青，問她去上海的任務。江青對姚文元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匯報，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江青、康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力、關鋒推出去替罪最合適：在“七二□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跳得也很高。特別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十六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炮彈，王力也因這次8月7日的講話博得一個雅號，曰“王八七”！顯然，拋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適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癡，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管《解放軍報》。這下子，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更是罪責難逃。
於是，把王力、關鋒的問題向毛澤東匯報，追究責任便追究到王力、關鋒頭上，江青、陳伯達趁機滑腳了。毛澤東同意了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和關鋒。
康生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介紹人是穀牧。他曾在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統戰工作，當時黨組織負責人是穀牧。在“文革”中，穀牧被打成“特務”。康生看了王力的檔案，便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另外，康生還把王力定為“五一六”組織的“黑後台”。
康生顯得“過分”的“積極”了。其實，康生來了個投井下石，內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關鋒的關係畢竟太密切了。早在40年代，當康生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時，王力和關鋒也正在那裏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掛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關鋒則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雖說那時他們隻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但表明他們之間的曆史淵源頗深。後來，在中共與蘇共論戰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談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當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時，主管中聯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正是康生。當時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這話雖不見得準確，不過倒也反映了王力與康生關係相當密切。也正因為這樣，康生在王力即將倒台時，忙於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顧一切地踹王力一腳！
王力在當時便曾觀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態。如王力所回憶的那樣：
“江青決定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麽，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20多年，1960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後，他自己也害怕了！”
陳伯達呢？雖然他跟王力的關係不及康生那麽密切，不過來往也是夠多的。平日不大願意送字給人家的陳伯達，曾親筆寫了對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談判，而“釣魚台”則是雙關語，因為當時寫作班住在釣魚台。這個對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陳伯達借用了郭沫若的話，改了一個字。在王力即將倒台時，陳伯達厚著臉皮，向王力討回自己的題字！因為陳伯達明白，王力一倒台，勢必要抄家，一旦抄出這些題字，不失會使自己尷尬！
在王力被康生確定為“國民黨特務”之後，關鋒也被定為“特務”。那事情有點蹊蹺突兀：在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總部被另一個紅衛兵組織砸掉時，在那裏的桌子上發現一張反動傳單，傳單上那講話的口氣完全是國民黨的口氣。不知怎麽搞的，紅衛兵發現傳單背麵寫著一個電話號碼以及“周瑛”兩字。一查，那電話號碼正是關鋒家的，而周瑛正是關鋒之妻！於是，一時轟傳關鋒是“特務”！
王力和關鋒作為“大左派”，作為“中央文革”的“大員”，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棄，掃進曆史垃圾堆。不過，他們在倒台時忽地成了“特務”，則連他們做夢也未曾想到……
“追究責任”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時，在釣魚台十六樓召開“中央文革”擴大會議（不是傳說中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會議重要，“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特地從上海趕來出席。周恩來坐在會議主席的位置上，他的兩邊坐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楊成武、吳法憲也出席了會議。葉群原定出席會議，說是身體不好，沒來。
江青宣布開會，說這次會是“中央文革”的“生活會”，主要批判王力和關鋒。
康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曆數王力之罪：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然後追溯到“文革”前，說王力是劉、鄧、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線的黑幹將（注：“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對民族解放戰爭、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援要少）……然後追溯到解放前的曆史問題，來了個新賬老賬一起算。
陳伯達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針對關鋒。陳伯達與康生如出一轍，同樣曆數關鋒的老賬和新賬，然後把《紅旗》雜誌那篇“八一”社論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關鋒。
會議當中，發生了頗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關鋒時，忽然說了那麽一句：“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提出劉少奇是路線問題的人嗎？那是我告訴你的，這是主席的意見！”
其實，那是1966年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時，關鋒給江青寫了一個條子，說與劉少奇的鬥爭是路線鬥爭。江青把關鋒的條子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頗為欣賞關鋒的意見，立即把關鋒的條子作為大會文件印發了。後來，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線”，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初就是出自關鋒這張條子。
關鋒的條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葉群去找關鋒。問了關鋒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從此林彪與關鋒建立“直線聯係”。此後，林彪讓關鋒管《解放軍報》，甚至曾提名關鋒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攏了關鋒，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勢力。江青看出了關鋒的“離心傾向”。關鋒呢？也知道林彪與江青之間又拉又矛盾的關係，所以每逢林彪召見他，他總拉上“中央文革”的一兩個人到林彪那裏去，怕是單獨去了，江青會猜疑他與林彪有什麽密謀。
也正因為這樣，江青在批判關鋒時，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關鋒的那張寫給她的條子。江青把“發明權”歸於毛澤東——“是主席的意見”，“是我告訴你的”！
基於同樣的原因，葉群稱病不來開會。因為葉群來開會，勢必要對打倒關鋒表態，未免顯得尷尬……
如此這般地算老賬，算新賬，會議竟“馬拉鬆”一般，直至8月31日淩晨2時才結束。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
“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於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他倆被軟禁於釣魚台二號樓，“閉門思過”。在一個多月前，王力還是“文革”的“功勳演員”，是在天安門廣場受到百萬人歡迎的“英雄”，眼下連電話也給拆除了，切斷一切跟外界的聯係，成了階下囚。這兩位寫慣社論的“大秀才”，如今忙於寫檢討了。
林傑也與王力、關鋒同時“請假檢討”。
所謂“批判極左思想”
就在王力、關鋒、林傑隔離審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
王力、關鋒“顯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講話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極左思潮”。
江青說：“還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麵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麵貌出現，同誌們要提高警惕”。
陳伯達對江青的話，作了注釋：“江青同誌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右或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
康生與江青、陳伯達保持“步調一致”，也說“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
“中央文革”的這些“首長”們的這番話，顯然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
所謂“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令凱、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為首成立的“首都紅衛兵五一六集團”。
江青、陳伯達、康生本是極左派，搞的是極左路線的一套，這時怎麽忽地“批判極左思潮”呢？
原來，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丟了車，保了帥！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特大喜訊”：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之後，已經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當天，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再一次發出“戰鬥號召”。
江青說：
目前，拿北京來說，就有這麽一個反革命組織，叫‘五一六’。他們人數不多，在表麵上也是青年人，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當的……真正的幕後人都是很壞的人……
今年1、2月份，有那麽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麵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
“早些時候，有這麽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誌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麽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隻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學……”
就在江青講話之後，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了。《人民日報》以三個整版刊出此文，各報也全文予以轉載。
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鑄的兩本書，卻忽然插入了一段與那兩本書毫不相幹的話：
哦，毛澤東怪不得驚呼：“還我長城！”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
林彪馬上閉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統帥”，樹大根深，一時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雖說毛澤東不時批評過她，但不管怎麽說，她也是一時倒不了的。康生是個老滑頭。7月25日，康生告訴過王力，他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過毛澤東。康生說：“主席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時，康生改口了：“我打電話請示主席，主席隻同意開‘歡迎大會’，沒有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葉群這位“第二夫人”，這時也趕緊為“公子”林立果開脫。葉群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紅尖兵”的文章中，本來隻提“黨內一小撮”，那“揪軍內一小撮”是先前沒有的，是後來別人加上去的。
是誰加的呢？除了那幾位“大秀才”，還會是誰呢？
江青和康生聯合起來，一古腦兒把責任推到了陳伯達頭上。
陳伯達再度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來說，陳伯達的風險度最大：
第一，他是“輿論總管”，《紅旗》總編，他要為那許多“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負責；
第二，那篇“大毒草”——《紅旗》“八一”社論，是他親筆簽發的；
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後，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地位仍不穩。
陳伯達求救於“第一夫人”。陳伯達畢竟已是“第四號人物”，何況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倘若陳伯達倒台，勢必會在全國引起一場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當時，江青在釣魚台王力的房間裏，姚文元來找江青，問她去上海的任務。江青對姚文元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匯報，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江青、康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力、關鋒推出去替罪最合適：在“七二□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跳得也很高。特別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十六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炮彈，王力也因這次8月7日的講話博得一個雅號，曰“王八七”！顯然，拋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適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癡，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管《解放軍報》。這下子，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更是罪責難逃。
於是，把王力、關鋒的問題向毛澤東匯報，追究責任便追究到王力、關鋒頭上，江青、陳伯達趁機滑腳了。毛澤東同意了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和關鋒。
康生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介紹人是穀牧。他曾在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統戰工作，當時黨組織負責人是穀牧。在“文革”中，穀牧被打成“特務”。康生看了王力的檔案，便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另外，康生還把王力定為“五一六”組織的“黑後台”。
康生顯得“過分”的“積極”了。其實，康生來了個投井下石，內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關鋒的關係畢竟太密切了。早在40年代，當康生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時，王力和關鋒也正在那裏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掛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關鋒則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雖說那時他們隻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但表明他們之間的曆史淵源頗深。後來，在中共與蘇共論戰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談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當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時，主管中聯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正是康生。當時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這話雖不見得準確，不過倒也反映了王力與康生關係相當密切。也正因為這樣，康生在王力即將倒台時，忙於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顧一切地踹王力一腳！
王力在當時便曾觀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態。如王力所回憶的那樣：
“江青決定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麽，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20多年，1960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後，他自己也害怕了！”
陳伯達呢？雖然他跟王力的關係不及康生那麽密切，不過來往也是夠多的。平日不大願意送字給人家的陳伯達，曾親筆寫了對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談判，而“釣魚台”則是雙關語，因為當時寫作班住在釣魚台。這個對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陳伯達借用了郭沫若的話，改了一個字。在王力即將倒台時，陳伯達厚著臉皮，向王力討回自己的題字！因為陳伯達明白，王力一倒台，勢必要抄家，一旦抄出這些題字，不失會使自己尷尬！
在王力被康生確定為“國民黨特務”之後，關鋒也被定為“特務”。那事情有點蹊蹺突兀：在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總部被另一個紅衛兵組織砸掉時，在那裏的桌子上發現一張反動傳單，傳單上那講話的口氣完全是國民黨的口氣。不知怎麽搞的，紅衛兵發現傳單背麵寫著一個電話號碼以及“周瑛”兩字。一查，那電話號碼正是關鋒家的，而周瑛正是關鋒之妻！於是，一時轟傳關鋒是“特務”！
王力和關鋒作為“大左派”，作為“中央文革”的“大員”，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棄，掃進曆史垃圾堆。不過，他們在倒台時忽地成了“特務”，則連他們做夢也未曾想到……
“追究責任”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時，在釣魚台十六樓召開“中央文革”擴大會議（不是傳說中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會議重要，“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特地從上海趕來出席。周恩來坐在會議主席的位置上，他的兩邊坐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楊成武、吳法憲也出席了會議。葉群原定出席會議，說是身體不好，沒來。
江青宣布開會，說這次會是“中央文革”的“生活會”，主要批判王力和關鋒。
康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曆數王力之罪：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然後追溯到“文革”前，說王力是劉、鄧、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線的黑幹將（注：“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對民族解放戰爭、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援要少）……然後追溯到解放前的曆史問題，來了個新賬老賬一起算。
陳伯達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針對關鋒。陳伯達與康生如出一轍，同樣曆數關鋒的老賬和新賬，然後把《紅旗》雜誌那篇“八一”社論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關鋒。
會議當中，發生了頗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關鋒時，忽然說了那麽一句：“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提出劉少奇是路線問題的人嗎？那是我告訴你的，這是主席的意見！”
其實，那是1966年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時，關鋒給江青寫了一個條子，說與劉少奇的鬥爭是路線鬥爭。江青把關鋒的條子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頗為欣賞關鋒的意見，立即把關鋒的條子作為大會文件印發了。後來，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線”，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初就是出自關鋒這張條子。
關鋒的條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葉群去找關鋒。問了關鋒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從此林彪與關鋒建立“直線聯係”。此後，林彪讓關鋒管《解放軍報》，甚至曾提名關鋒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攏了關鋒，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勢力。江青看出了關鋒的“離心傾向”。關鋒呢？也知道林彪與江青之間又拉又矛盾的關係，所以每逢林彪召見他，他總拉上“中央文革”的一兩個人到林彪那裏去，怕是單獨去了，江青會猜疑他與林彪有什麽密謀。
也正因為這樣，江青在批判關鋒時，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關鋒的那張寫給她的條子。江青把“發明權”歸於毛澤東——“是主席的意見”，“是我告訴你的”！
基於同樣的原因，葉群稱病不來開會。因為葉群來開會，勢必要對打倒關鋒表態，未免顯得尷尬……
如此這般地算老賬，算新賬，會議竟“馬拉鬆”一般，直至8月31日淩晨2時才結束。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
“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於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他倆被軟禁於釣魚台二號樓，“閉門思過”。在一個多月前，王力還是“文革”的“功勳演員”，是在天安門廣場受到百萬人歡迎的“英雄”，眼下連電話也給拆除了，切斷一切跟外界的聯係，成了階下囚。這兩位寫慣社論的“大秀才”，如今忙於寫檢討了。
林傑也與王力、關鋒同時“請假檢討”。
所謂“批判極左思想”
就在王力、關鋒、林傑隔離審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
王力、關鋒“顯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講話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極左思潮”。
江青說：“還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麵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麵貌出現，同誌們要提高警惕”。
陳伯達對江青的話，作了注釋：“江青同誌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右或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
康生與江青、陳伯達保持“步調一致”，也說“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
“中央文革”的這些“首長”們的這番話，顯然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
所謂“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令凱、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為首成立的“首都紅衛兵五一六集團”。
江青、陳伯達、康生本是極左派，搞的是極左路線的一套，這時怎麽忽地“批判極左思潮”呢？
原來，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丟了車，保了帥！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特大喜訊”：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之後，已經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當天，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再一次發出“戰鬥號召”。
江青說：
目前，拿北京來說，就有這麽一個反革命組織，叫‘五一六’。他們人數不多，在表麵上也是青年人，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當的……真正的幕後人都是很壞的人……
今年1、2月份，有那麽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麵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
“早些時候，有這麽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誌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麽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隻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學……”
就在江青講話之後，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了。《人民日報》以三個整版刊出此文，各報也全文予以轉載。
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鑄的兩本書，卻忽然插入了一段與那兩本書毫不相幹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