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6)
據王力回憶：“在2月14日，‘中央文革’會議之前，周恩來在釣魚台十四樓同陳伯達談話，談了幾個小時，陳伯達打消了自殺的念頭。陳伯達還找康生談了一次，說了情況。開會前，我和關鋒去請康生到會，康生拍著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當時我沒說話，認為他們要吵就吵吧！關鋒哀求說：‘康老，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發脾氣，要忍住，這樣你到會上罵江青同誌，怎麽得了？’康生憋住了。”
剛剛度過政治危機的康生，此時裝出一副要替陳伯達打抱不平的樣子。其實，他也隻是私下裏說說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萬萬碰不得的。
批評會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時召開，會議的地點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十六樓。因為這隻是“中央文革”的會議，到會的清一色全是“中央文革”成員，計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江青理應到會的，因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何況是這次挨批評的對象，可是她說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於是，挨批評的對象，變成隻有一個——陳伯達了。盡管江青沒有來開會，會上誰也沒有批評她一句。
康生、王力、關鋒對陳伯達的批評，輕輕的，輕輕的。據說，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陳伯達準備自殺，生怕說重了，陳伯達受不了，會真的去自殺——究竟是他們怕陳伯達自殺，還是存心護著陳伯達，不得而知！
倒是張春橋、姚文元“動真格”，批評起陳伯達來火力頗猛。張春橋咬文嚼字道：“主席雖然同時批評了伯達同誌、江青同誌，但是主席用語不一樣。主席說伯達是進行投機”，這是一個路線問題；主席說江青同誌‘眼高手低，誌大才疏’，這隻是一個作風問題。所以我認為伯達同誌的錯誤的性質，跟江青同誌不同，不能混為一談。伯達同誌‘進行投機’，性質是很嚴重的……
顯而易見，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係部隊”。
陳伯達作了一番檢查，無非是說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對毛澤東思想領會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圓場：“今天的會，算是第一次會，江青同誌生病了，沒有來。以後等江青同誌身體好了，再開吧。”
康生這麽一說，會議便結束了。此後，“中央文革”再也沒有開過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會——盡管江青並沒有病，不過，開過了這麽一次會，“中央文革”算是“落實”了毛澤東的指示，好向毛澤東交賬了。
後來，關鋒跟陳伯達鬧矛盾，便把陳伯達聲言要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
江青見到陳伯達，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你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
麵對江青的辱罵，陳伯達不吱聲，再也沒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殺，列寧還紀念他”之類“自殺理論”。陳伯達的一出自殺鬧劇，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盡管陳伯達沒有自殺，還是當他的“中央文革”組長，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畢竟給了他沉重的一擊，就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度”而言，到1967年之後明顯降了，遠不如1966年了……
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中央文革”發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揪軍內一小撮！”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也就是揪出軍隊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中央文革”看來，武漢能夠爆發“七二□事件”，“百萬雄師”敢於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那是因為“百萬雄師”有後台——得到武漢軍區“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義、政委蔡炳臣。
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這樣，揪武漢“軍內一小撮”便擴展為在全國“揪軍內一小撮”。
北京街頭出現的大字報，宣傳“中央文革”的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
打倒“劉、鄧、陶”，是“文革”的“第二戰役”；
“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最擅長的莫過於製造輿論，就在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時2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便向全國播送謝、王“勝利回京”的“喜訊”。
全國各報以頭版頭條刊載謝富治、王力在北京機場受“熱烈歡迎”的消息、照片。
當天，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們舉行規模盛大的集會、遊行。上海舉行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達百萬人之眾。大會發出了“給謝富治、王力同誌的慰問電”，稱“百萬雄師”為“百匪”，稱“七二□事件”為“一場反革命暴亂的醜劇”，聲稱“為了保衛中央文革小組，我們永遠不惜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7月24日淩晨3時，陳再道等奉林彪之命進京“開會”，剛剛到京西賓館，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圍攻。
“中央文革”決定在北京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的大會。這個決定是由陳伯達、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討論作出的。最初是準備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可是，他們一看上海發來的“慰問電”聲稱“百萬人大會”，覺得北京隻開十萬人大會太不過癮。
“在天安門廣場，開百萬人大會！”戚本禹說。
“天安門廣場容納不了一百萬人吧？”陳伯達問。
“號稱百萬嘛！”戚本禹說。
“行。報上宣傳就稱百萬人大會。”陳伯達道。
7月25日下午5時，“歡迎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開會前兩小時，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擬出席大會的，現決定參加。林彪在電話中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林彪的電話，使“中央文革”備受鼓舞。下午4時半，林彪領頭，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緊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謝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對北京紅衛兵頭頭蒯大富、韓愛晶說了這樣的話：“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作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作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
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韓愛晶便分別鼓動他們所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衛兵，開展聲勢浩大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
蒯大富後來曾在交代中，談及他們當時的判斷：“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麵軍的，他們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麵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衝著這些人來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軍內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蒯大富當時的分析，確實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陳伯達、江青如此熱心於“揪軍內一小撮”，說穿了無非是借“七二”事件為題，做繼續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們看來，“二月逆流”中的主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都屬“軍內一小撮”。
正因為這樣，林彪和“中央文革”來了個“親密合作”，在北京發動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黑潮。
事情是那麽的湊巧，在這個節骨眼上，8月1日來臨了！
1967年的8月1日，非同往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整整四十周年的日子。這下子，又給“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出了個“好題目”——借紀念建軍四十周年之際，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在1967年的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2期（注：《紅旗》當時是半月刊。第12期理應在6月15日出版。但在“文革”中亂了套，經常延期或脫期），幾乎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專輯！
這一期《紅旗》雜誌，特地轉載了7月22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文，署名“空軍司令部紅尖兵”。
這位“紅尖兵”何許人也？
他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筆名！
林立果寫道：“我們空軍領導機關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資產階級反動司令部，把他們徹底粉碎。”
林立果鼓吹：“打倒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代表的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打碎他們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這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
社論提出“嶄新”的“理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誌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這麽一來，朱德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排除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外；這麽一來，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卻無法“直接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了！
這篇社論曆數“軍內走資派”彭德懷、羅瑞卿的種種罪行，歌頌了“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林彪，然後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目前“鬥爭的大方向”提了出來：
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林彪同誌特別強調了意識形態的鬥爭和無產階級掌握軍隊的嚴重意義。他指出：“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杆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家夥，還在垂死掙紮。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幹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人民解放軍要同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一起，積極參加大批判，徹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軍內散布的惡劣影響。
關於這篇社論的起草經過，王力回憶說：“當時起很壞作用的《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林傑起草，陳伯達看到後鼓掌叫好，說‘好極了’。在陳伯達主持下，向王力、關鋒念了一遍，不送總理，就發了。”
據筆者1988年12月17日訪問當年《紅旗》雜誌編委林傑時，他也說，這篇社論是他起草的。
《紅旗》編委林傑起草了社論，《紅旗》第一副總編王力和常務副總編關鋒審查了這篇社論，《紅旗》總編陳伯達讚揚並簽發了這篇社論。這篇社論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各報轉載，頓時在全國卷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狂瀾！
端出“王、關、林”
就在“揪軍內一小撮”之聲甚囂塵上時，1967年8月12日，從上海傳來毛澤東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於一片驚惶之中：
毛澤東看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寫了“大毒草”三個字！
毛澤東批示：“還我長城！”
“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稱，謂之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也。
毛澤東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達全軍的文件上，圈去了多處“軍內一小撮”字樣，批示：“不用”！
透過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那種年月被吹成“一句頂一萬句”，而他批評《紅旗》的“八一”社論是“大毒草”！猶如一顆原子彈落在《紅旗》雜誌編輯部！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4）
說實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曾親筆加上了這樣的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照毛澤東此言，則不是“揪軍內一小撮”，而是“揪軍內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剛發生時，被匆匆護送到上海的毛澤東，也曾十分惱怒，說了一些過分的話。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七二□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麽“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也不是“住到賊窩裏去了”。毛澤東說，“七二□事件”“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時，毛澤東的話，就比較客觀，準確了。因為當時中央定下的方針，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而“百萬雄師”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變對於“百萬雄師”的方針。
也正因為毛澤東對“七二□事件”有了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陳再道”之際，毛澤東在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複電中，在陳再道的名字之後，親筆加上“同誌”兩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誌”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救了陳再道一命！
對於“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應當說，毛澤東也有一個察覺、認識的過程。如前所說，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已指出軍內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此時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強調“揪軍內一小撮”，卻是意味著“文革”的鬥爭中心轉移到軍內。
剛剛度過政治危機的康生，此時裝出一副要替陳伯達打抱不平的樣子。其實，他也隻是私下裏說說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萬萬碰不得的。
批評會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時召開，會議的地點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十六樓。因為這隻是“中央文革”的會議，到會的清一色全是“中央文革”成員，計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江青理應到會的，因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何況是這次挨批評的對象，可是她說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於是，挨批評的對象，變成隻有一個——陳伯達了。盡管江青沒有來開會，會上誰也沒有批評她一句。
康生、王力、關鋒對陳伯達的批評，輕輕的，輕輕的。據說，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陳伯達準備自殺，生怕說重了，陳伯達受不了，會真的去自殺——究竟是他們怕陳伯達自殺，還是存心護著陳伯達，不得而知！
倒是張春橋、姚文元“動真格”，批評起陳伯達來火力頗猛。張春橋咬文嚼字道：“主席雖然同時批評了伯達同誌、江青同誌，但是主席用語不一樣。主席說伯達是進行投機”，這是一個路線問題；主席說江青同誌‘眼高手低，誌大才疏’，這隻是一個作風問題。所以我認為伯達同誌的錯誤的性質，跟江青同誌不同，不能混為一談。伯達同誌‘進行投機’，性質是很嚴重的……
顯而易見，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係部隊”。
陳伯達作了一番檢查，無非是說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對毛澤東思想領會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圓場：“今天的會，算是第一次會，江青同誌生病了，沒有來。以後等江青同誌身體好了，再開吧。”
康生這麽一說，會議便結束了。此後，“中央文革”再也沒有開過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會——盡管江青並沒有病，不過，開過了這麽一次會，“中央文革”算是“落實”了毛澤東的指示，好向毛澤東交賬了。
後來，關鋒跟陳伯達鬧矛盾，便把陳伯達聲言要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
江青見到陳伯達，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你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
麵對江青的辱罵，陳伯達不吱聲，再也沒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殺，列寧還紀念他”之類“自殺理論”。陳伯達的一出自殺鬧劇，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盡管陳伯達沒有自殺，還是當他的“中央文革”組長，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畢竟給了他沉重的一擊，就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度”而言，到1967年之後明顯降了，遠不如1966年了……
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中央文革”發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揪軍內一小撮！”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也就是揪出軍隊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中央文革”看來，武漢能夠爆發“七二□事件”，“百萬雄師”敢於抓“中央文革”的“大員”王力，那是因為“百萬雄師”有後台——得到武漢軍區“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義、政委蔡炳臣。
林彪說了一句關鍵性的話：“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這樣，揪武漢“軍內一小撮”便擴展為在全國“揪軍內一小撮”。
北京街頭出現的大字報，宣傳“中央文革”的新的“戰略性”的口號，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
打倒“劉、鄧、陶”，是“文革”的“第二戰役”；
“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戰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們最擅長的莫過於製造輿論，就在謝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時2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便向全國播送謝、王“勝利回京”的“喜訊”。
全國各報以頭版頭條刊載謝富治、王力在北京機場受“熱烈歡迎”的消息、照片。
當天，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們舉行規模盛大的集會、遊行。上海舉行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大會”，達百萬人之眾。大會發出了“給謝富治、王力同誌的慰問電”，稱“百萬雄師”為“百匪”，稱“七二□事件”為“一場反革命暴亂的醜劇”，聲稱“為了保衛中央文革小組，我們永遠不惜獻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7月24日淩晨3時，陳再道等奉林彪之命進京“開會”，剛剛到京西賓館，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圍攻。
“中央文革”決定在北京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的大會。這個決定是由陳伯達、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討論作出的。最初是準備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可是，他們一看上海發來的“慰問電”聲稱“百萬人大會”，覺得北京隻開十萬人大會太不過癮。
“在天安門廣場，開百萬人大會！”戚本禹說。
“天安門廣場容納不了一百萬人吧？”陳伯達問。
“號稱百萬嘛！”戚本禹說。
“行。報上宣傳就稱百萬人大會。”陳伯達道。
7月25日下午5時，“歡迎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開會前兩小時，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擬出席大會的，現決定參加。林彪在電話中說：“我經過仔細考慮，認為今天下午的大會，我以參加為好。目的在於增加左派的威力，打擊右派的氣焰。這個歡迎大會，實質上要開成一個示威性質的會，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覺得參加利多。”
林彪的電話，使“中央文革”備受鼓舞。下午4時半，林彪領頭，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緊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謝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林彪在天安門城樓，對北京紅衛兵頭頭蒯大富、韓愛晶說了這樣的話：“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作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作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
喜歡標新立異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亦即“揪軍內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韓愛晶便分別鼓動他們所領導的清華“井岡山”和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紅衛兵，開展聲勢浩大的“揪軍內一小撮”運動。
蒯大富後來曾在交代中，談及他們當時的判斷：“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麵軍的，他們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麵軍的陳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就是衝著這些人來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軍內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蒯大富當時的分析，確實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陳伯達、江青如此熱心於“揪軍內一小撮”，說穿了無非是借“七二”事件為題，做繼續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們看來，“二月逆流”中的主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都屬“軍內一小撮”。
正因為這樣，林彪和“中央文革”來了個“親密合作”，在北京發動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惡浪黑潮。
事情是那麽的湊巧，在這個節骨眼上，8月1日來臨了！
1967年的8月1日，非同往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整整四十周年的日子。這下子，又給“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出了個“好題目”——借紀念建軍四十周年之際，鼓吹“揪軍內一小撮”！
在1967年的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2期（注：《紅旗》當時是半月刊。第12期理應在6月15日出版。但在“文革”中亂了套，經常延期或脫期），幾乎成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專輯！
這一期《紅旗》雜誌，特地轉載了7月22日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的《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文，署名“空軍司令部紅尖兵”。
這位“紅尖兵”何許人也？
他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筆名！
林立果寫道：“我們空軍領導機關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資產階級反動司令部，把他們徹底粉碎。”
林立果鼓吹：“打倒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代表的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打碎他們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這一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
社論提出“嶄新”的“理論”：“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彪同誌直接指揮的偉大軍隊……”這麽一來，朱德等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排除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外；這麽一來，毛澤東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卻無法“直接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了！
這篇社論曆數“軍內走資派”彭德懷、羅瑞卿的種種罪行，歌頌了“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林彪，然後把“揪軍內一小撮”作為目前“鬥爭的大方向”提了出來：
為了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林彪同誌特別強調了意識形態的鬥爭和無產階級掌握軍隊的嚴重意義。他指出：“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杆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家夥，還在垂死掙紮。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幹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人民解放軍要同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一起，積極參加大批判，徹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軍內散布的惡劣影響。
關於這篇社論的起草經過，王力回憶說：“當時起很壞作用的《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林傑起草，陳伯達看到後鼓掌叫好，說‘好極了’。在陳伯達主持下，向王力、關鋒念了一遍，不送總理，就發了。”
據筆者1988年12月17日訪問當年《紅旗》雜誌編委林傑時，他也說，這篇社論是他起草的。
《紅旗》編委林傑起草了社論，《紅旗》第一副總編王力和常務副總編關鋒審查了這篇社論，《紅旗》總編陳伯達讚揚並簽發了這篇社論。這篇社論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各報轉載，頓時在全國卷起了“揪軍內一小撮”狂瀾！
端出“王、關、林”
就在“揪軍內一小撮”之聲甚囂塵上時，1967年8月12日，從上海傳來毛澤東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於一片驚惶之中：
毛澤東看了《紅旗》雜誌的“八一”社論，寫了“大毒草”三個字！
毛澤東批示：“還我長城！”
“長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稱，謂之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也。
毛澤東還在林彪送審的一份準備下達全軍的文件上，圈去了多處“軍內一小撮”字樣，批示：“不用”！
透過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澤東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因為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在那種年月被吹成“一句頂一萬句”，而他批評《紅旗》的“八一”社論是“大毒草”！猶如一顆原子彈落在《紅旗》雜誌編輯部！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4）
說實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曾親筆加上了這樣的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照毛澤東此言，則不是“揪軍內一小撮”，而是“揪軍內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剛發生時，被匆匆護送到上海的毛澤東，也曾十分惱怒，說了一些過分的話。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七二□事件”“不是兵諫”，不是什麽“謀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變”，他也不是“住到賊窩裏去了”。毛澤東說，“七二□事件”“不過是要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這時，毛澤東的話，就比較客觀，準確了。因為當時中央定下的方針，不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而“百萬雄師”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變對於“百萬雄師”的方針。
也正因為毛澤東對“七二□事件”有了比較正確的判斷，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陳再道”之際，毛澤東在中央給武漢軍區黨委的複電中，在陳再道的名字之後，親筆加上“同誌”兩字，在那樣特殊的歲月，加“同誌”兩字，便意味著陳再道的問題屬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所加的這兩個字，救了陳再道一命！
對於“揪軍內一小撮”這口號，應當說，毛澤東也有一個察覺、認識的過程。如前所說，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便已指出軍內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此時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強調“揪軍內一小撮”，卻是意味著“文革”的鬥爭中心轉移到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