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5)
荷蘭學者雅普·馮·吉內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錄》一書，專門寫了一節《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詳細地探索了陳伯達提倡公社的思想曆程：
1966年3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巴黎公社誕生九十五周年。陳伯達本人研究過外國革命史。後來，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評家集團中年輕的激進作家、記者一起，埋頭研究曆史上存亡攸關時刻如何鞏固新生政權的實例，對它們進行哲學和曆史的分析。在《十六條》的第九條中，特別提到了這個問題：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
8月底，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一切領導人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當選人必須是人民的公仆，並接受他們的監督：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和撤換被選舉人。”接著，又詳細地論述了這種選舉製度，但馬、恩、列、斯關於1871年經驗的消極教訓卻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與“大民主”的呼籲聯係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後幾次群眾大會上，他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受到“啟發”，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權取名為“新上海公社”。
這時，《紅旗》雜誌正在準備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據社論的執筆者之一王力回憶，社論是毛澤東要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的。由王力、關鋒執筆，陳伯達主持。王力說：“這篇社論是主席奪權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根據主席曆次在常委會上談話和個別談話整理的。社論寫好後送主席審閱，主席批示：‘寫得很好，照發。’”
這篇社論，透露了毛澤東一句甚為重要、未公開發表過的話：
“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
北京聞風而動，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關鋒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領導成員，想由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李廣文負責，戚本禹參加。毛澤東則不同意李廣文，要謝富治負責。
就在這時，陳伯達從北京給在上海的張春橋打電話。打電話時，王力在側。陳伯達在電話中，向張春橋通報了《紅旗》雜誌即將發表的社論的內容，以及北京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於搶頭功的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找上海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們開緊急會議，決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搶先召開成立大會。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要他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要張、姚參加上海新政權的領導班子，告知這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是主席的意見。但是，王力回憶說：“主席沒有叫我告訴他們讓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澤東之召，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飛往北京。王力在機場迎接張、姚，然後陪同他們驅車直奔中南海遊泳池。王力回憶說：“主席坐在屋裏，穿著他那件睡衣，跟張春橋、姚文元談話。”
王力記得，毛澤東這次談話，共談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的談話，張春橋於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過傳達。現據檔案中所存張春橋傳達的記錄原文，照錄於下：
毛主席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誕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那據我看，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麽久，這是巴黎公社。再一個是蘇聯的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是工農兵的偉大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當時他沒有想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能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從現在的蘇維埃看來，已從列寧的蘇維埃變成赫魯曉夫的蘇維埃了。
主席還說：英國是君主製，不是有國王嘛？美國是總統製，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很多例子，南越偽政權是總統製，它旁邊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國，哪一個比較好一點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點。印度是總統製，它旁邊的尼泊爾是王國，這兩個，哪一個好一些？看起來還是王國比印度好點。就現在來看啊，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國叫王，唐高宗（即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說，你看名稱變來變去，我們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製、國王製、君主製，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製，這些都是形式。我們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這名稱在英文裏和校長是一個詞，好像校長就低得多，總統就高得多，在英文裏是一樣的。所以主席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舉了曆史上的王莽，這個人最喜歡改名字的了。他一當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統統改了，把全國的縣名統統改了，主席說，有點像紅衛兵把北京街道名稱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後仍不記得，還是記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詔書就困難了，改得連縣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寫在詔書裏麵，這樣，使公文來往非常麻煩。
主席還說：話劇這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我們也可以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都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如果我們被推翻了，資產階級上台，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專政。如蘇聯一樣，他都不改，還叫蘇聯共產黨，還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問題主要是看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的問題，所以是不是我們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了。
主席說，現在出了個問題，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與上海一樣，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複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初沒有那麽想，如這樣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麽？主席說，這樣就發生改變政體、國家體製問題、國號問題。是否要改為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否變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長？出了這個問題，就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主席說，我估計蘇聯是不會承認的，他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麽中國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麽黨怎麽辦？黨放在哪裏呢？因為公社裏有黨員、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裏有黨員和非黨員，那麽黨委放在哪裏呢？總得有個黨嘛！有個核心嘛！不管叫什麽，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不能代替黨，所以毛主席說，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的辦法，還是要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他說：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的一席話，說得張春橋、姚文元啞口無言，緊張萬分。張、姚這一回搶頭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於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
其實，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廬山上寫給毛澤東的信重讀一遍，那就會發現，真正的“發明權”應當授予這位“大秀才”——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提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曾提議不用“國家”一詞，而用德文古字“公團（Cemein 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見“公社”一詞，並不等於“共產主義”（雖然外國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廣州公社，都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根據恩格斯的信，不僅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這不僅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且是符合馬列主義的……
盡管陳伯達與康生之間齟齬不斷，但在極左方麵卻驚人地一致！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大約兩個多小時。這次重要的談話，照理應當讓陳伯達參加，因為張、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調研員”的身份前往上海，回來“述職”之際，怎不請組長陳伯達來呢？何況，所談的又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張春橋是在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征得同意後宣布成立的。
談話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王力：“你跟他們講沒講找他們來幹什麽？”
王力心中明白，毛澤東話中第一個“他們”，指的是陳伯達、江青；第二個“他們”，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
王力答道：“講了一些。等主席見了以後，再詳細講。”
張春橋、姚文元離開毛澤東那裏，才從王力嘴裏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2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江青，尤其是言辭激烈地批評陳伯達，說他打倒陶鑄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毛澤東要陳伯達、江青作檢查，“行情”變了，難怪毛澤東這次談話，故意撇開了陳伯達！
張春橋懊悔地對王力說：“我們正式成立公社時，打個電話來請示主席就好了！”
張春橋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組長陳伯達請示過，而眼下正碰上陳伯達突然“貶值”，難怪毛澤東花了那麽多時間，廣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種種事例駁斥“公社”……
陳伯達的自殺鬧劇
就在毛澤東冷落了陳伯達，把他撂在一邊，忽地從王力那裏傳出爆炸性消息：陳伯達要自殺！
消息是絕對可靠的，因為那是陳伯達親口對王力說的：“很緊張，想自殺。”
王力當即勸慰他：“主席批評你，是愛護你，是好事，主席說過，沒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評了。可見主席是把你當成有希望的人，這才批評你。”
陳伯達卻答道：“我查了書，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
“理論家”到底與眾不同，自殺還要查一查書呢！
拉法格是馬克思的女婿——馬克思次女勞拉的丈夫。他出生於聖地亞哥（古巴），1866年參加第一國際，巴黎公社時期領導波爾多工人為保衛公社而鬥爭。1868年4月2日，在英國倫敦與馬克思次女勞拉結婚。婚後，生下子女三人——沙爾·埃蒂耶納、燕妮、馬可·羅朗。1911年11月25日，拉法格和勞拉一起在德拉韋伊離世。
陳伯達查了書，查了列寧紀念拉法格的文章，居然要把自己與拉法格相比，以為自己自殺之後也會有人“紀念”他，把他當做“共產主義者”。
陳伯達的思想壓力，確實是夠重的。毛澤東在2月10日那幾句分量很重的話，不時在他耳際響著：“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麽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毛澤東還說，要陳伯達、江青作檢討，“中央文革”要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毛澤東要王力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就是為了出席“中央文革”的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
在那次會上，毛澤東還說了一句至為重要的話：“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毛澤東這話，指林彪，也指陳伯達。打倒陶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陳伯達都未向毛澤東報告。
陳伯達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深知毛澤東的話，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不論你資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澤東一推，你就會倒。彭德懷如此，劉少奇如此……
擺在陳伯達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要麽檢討，要麽自殺。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決定於2月14日下午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
陳伯達是怎樣度過這次比鄭州會議更險峻的政治危機的呢？
陳伯達鬧著要自殺，王力勸他還是寫檢討為好。
“我心裏亂糟糟的，怎麽寫檢討？”陳伯達說。
王力給他出主意：“那你就簡單寫幾句，在主席那裏掛個號，備個案。以後再詳細寫檢討。”
陳伯達仍搖頭：“這簡單的幾句，我現在也寫不了。這樣吧，你替我寫幾句，我照你的抄。”
這麽個“理論家”，連向毛澤東“掛個號”的幾句話，也要王力代為捉刀！
“那天，要我在接見‘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講打倒陶鑄的事，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陳伯達向王力說道，“那天我服了安眠藥，沒有醒，我是從被窩裏被叫去講話的。江青要我講，我亂講了一通。”
顯然，陳伯達要把責任朝江青身上推。王力也明白他的意思，點穿了他：“這不對呀，你那天講得很有條理，不是‘亂講一通’。”
陳伯達歎道：“我沒有法子呀，江青逼我講，不講不行呀！”
王力說：“你要向總理匯報清楚。”
1966年3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巴黎公社誕生九十五周年。陳伯達本人研究過外國革命史。後來，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評家集團中年輕的激進作家、記者一起，埋頭研究曆史上存亡攸關時刻如何鞏固新生政權的實例，對它們進行哲學和曆史的分析。在《十六條》的第九條中，特別提到了這個問題：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
8月底，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一切領導人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當選人必須是人民的公仆，並接受他們的監督：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和撤換被選舉人。”接著，又詳細地論述了這種選舉製度，但馬、恩、列、斯關於1871年經驗的消極教訓卻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與“大民主”的呼籲聯係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後幾次群眾大會上，他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受到“啟發”，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權取名為“新上海公社”。
這時，《紅旗》雜誌正在準備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據社論的執筆者之一王力回憶，社論是毛澤東要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的。由王力、關鋒執筆，陳伯達主持。王力說：“這篇社論是主席奪權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根據主席曆次在常委會上談話和個別談話整理的。社論寫好後送主席審閱，主席批示：‘寫得很好，照發。’”
這篇社論，透露了毛澤東一句甚為重要、未公開發表過的話：
“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
北京聞風而動，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關鋒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領導成員，想由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李廣文負責，戚本禹參加。毛澤東則不同意李廣文，要謝富治負責。
就在這時，陳伯達從北京給在上海的張春橋打電話。打電話時，王力在側。陳伯達在電話中，向張春橋通報了《紅旗》雜誌即將發表的社論的內容，以及北京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於搶頭功的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找上海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們開緊急會議，決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搶先召開成立大會。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要他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要張、姚參加上海新政權的領導班子，告知這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是主席的意見。但是，王力回憶說：“主席沒有叫我告訴他們讓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澤東之召，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飛往北京。王力在機場迎接張、姚，然後陪同他們驅車直奔中南海遊泳池。王力回憶說：“主席坐在屋裏，穿著他那件睡衣，跟張春橋、姚文元談話。”
王力記得，毛澤東這次談話，共談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的談話，張春橋於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過傳達。現據檔案中所存張春橋傳達的記錄原文，照錄於下：
毛主席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誕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那據我看，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麽久，這是巴黎公社。再一個是蘇聯的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是工農兵的偉大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當時他沒有想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能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從現在的蘇維埃看來，已從列寧的蘇維埃變成赫魯曉夫的蘇維埃了。
主席還說：英國是君主製，不是有國王嘛？美國是總統製，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很多例子，南越偽政權是總統製，它旁邊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國，哪一個比較好一點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點。印度是總統製，它旁邊的尼泊爾是王國，這兩個，哪一個好一些？看起來還是王國比印度好點。就現在來看啊，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國叫王，唐高宗（即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說，你看名稱變來變去，我們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製、國王製、君主製，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製，這些都是形式。我們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這名稱在英文裏和校長是一個詞，好像校長就低得多，總統就高得多，在英文裏是一樣的。所以主席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舉了曆史上的王莽，這個人最喜歡改名字的了。他一當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統統改了，把全國的縣名統統改了，主席說，有點像紅衛兵把北京街道名稱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後仍不記得，還是記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詔書就困難了，改得連縣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寫在詔書裏麵，這樣，使公文來往非常麻煩。
主席還說：話劇這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我們也可以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都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如果我們被推翻了，資產階級上台，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專政。如蘇聯一樣，他都不改，還叫蘇聯共產黨，還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問題主要是看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的問題，所以是不是我們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了。
主席說，現在出了個問題，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與上海一樣，有的地方也叫了。最近主席反複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初沒有那麽想，如這樣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麽？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麽？主席說，這樣就發生改變政體、國家體製問題、國號問題。是否要改為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否變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長？出了這個問題，就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主席說，我估計蘇聯是不會承認的，他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麽中國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麽黨怎麽辦？黨放在哪裏呢？因為公社裏有黨員、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裏有黨員和非黨員，那麽黨委放在哪裏呢？總得有個黨嘛！有個核心嘛！不管叫什麽，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不能代替黨，所以毛主席說，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的辦法，還是要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他說：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的一席話，說得張春橋、姚文元啞口無言，緊張萬分。張、姚這一回搶頭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於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
其實，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廬山上寫給毛澤東的信重讀一遍，那就會發現，真正的“發明權”應當授予這位“大秀才”——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提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曾提議不用“國家”一詞，而用德文古字“公團（Cemein 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見“公社”一詞，並不等於“共產主義”（雖然外國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廣州公社，都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根據恩格斯的信，不僅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這不僅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且是符合馬列主義的……
盡管陳伯達與康生之間齟齬不斷，但在極左方麵卻驚人地一致！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大約兩個多小時。這次重要的談話，照理應當讓陳伯達參加，因為張、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調研員”的身份前往上海，回來“述職”之際，怎不請組長陳伯達來呢？何況，所談的又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張春橋是在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征得同意後宣布成立的。
談話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王力：“你跟他們講沒講找他們來幹什麽？”
王力心中明白，毛澤東話中第一個“他們”，指的是陳伯達、江青；第二個“他們”，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
王力答道：“講了一些。等主席見了以後，再詳細講。”
張春橋、姚文元離開毛澤東那裏，才從王力嘴裏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2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江青，尤其是言辭激烈地批評陳伯達，說他打倒陶鑄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毛澤東要陳伯達、江青作檢查，“行情”變了，難怪毛澤東這次談話，故意撇開了陳伯達！
張春橋懊悔地對王力說：“我們正式成立公社時，打個電話來請示主席就好了！”
張春橋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組長陳伯達請示過，而眼下正碰上陳伯達突然“貶值”，難怪毛澤東花了那麽多時間，廣征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種種事例駁斥“公社”……
陳伯達的自殺鬧劇
就在毛澤東冷落了陳伯達，把他撂在一邊，忽地從王力那裏傳出爆炸性消息：陳伯達要自殺！
消息是絕對可靠的，因為那是陳伯達親口對王力說的：“很緊張，想自殺。”
王力當即勸慰他：“主席批評你，是愛護你，是好事，主席說過，沒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評了。可見主席是把你當成有希望的人，這才批評你。”
陳伯達卻答道：“我查了書，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
“理論家”到底與眾不同，自殺還要查一查書呢！
拉法格是馬克思的女婿——馬克思次女勞拉的丈夫。他出生於聖地亞哥（古巴），1866年參加第一國際，巴黎公社時期領導波爾多工人為保衛公社而鬥爭。1868年4月2日，在英國倫敦與馬克思次女勞拉結婚。婚後，生下子女三人——沙爾·埃蒂耶納、燕妮、馬可·羅朗。1911年11月25日，拉法格和勞拉一起在德拉韋伊離世。
陳伯達查了書，查了列寧紀念拉法格的文章，居然要把自己與拉法格相比，以為自己自殺之後也會有人“紀念”他，把他當做“共產主義者”。
陳伯達的思想壓力，確實是夠重的。毛澤東在2月10日那幾句分量很重的話，不時在他耳際響著：“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麽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毛澤東還說，要陳伯達、江青作檢討，“中央文革”要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毛澤東要王力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就是為了出席“中央文革”的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
在那次會上，毛澤東還說了一句至為重要的話：“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毛澤東這話，指林彪，也指陳伯達。打倒陶鑄，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陳伯達都未向毛澤東報告。
陳伯達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深知毛澤東的話，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不論你資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澤東一推，你就會倒。彭德懷如此，劉少奇如此……
擺在陳伯達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要麽檢討，要麽自殺。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決定於2月14日下午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
陳伯達是怎樣度過這次比鄭州會議更險峻的政治危機的呢？
陳伯達鬧著要自殺，王力勸他還是寫檢討為好。
“我心裏亂糟糟的，怎麽寫檢討？”陳伯達說。
王力給他出主意：“那你就簡單寫幾句，在主席那裏掛個號，備個案。以後再詳細寫檢討。”
陳伯達仍搖頭：“這簡單的幾句，我現在也寫不了。這樣吧，你替我寫幾句，我照你的抄。”
這麽個“理論家”，連向毛澤東“掛個號”的幾句話，也要王力代為捉刀！
“那天，要我在接見‘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講打倒陶鑄的事，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陳伯達向王力說道，“那天我服了安眠藥，沒有醒，我是從被窩裏被叫去講話的。江青要我講，我亂講了一通。”
顯然，陳伯達要把責任朝江青身上推。王力也明白他的意思，點穿了他：“這不對呀，你那天講得很有條理，不是‘亂講一通’。”
陳伯達歎道：“我沒有法子呀，江青逼我講，不講不行呀！”
王力說：“你要向總理匯報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