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4)
不過，憑借第一副組長和組長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鑄，並不那麽容易：陶鑄畢竟是“第四號人物”，排名於陳伯達之前。
身為“第五號人物”的陳伯達，又通過種種卑鄙手段打倒了位於他之前的“第四號人物”陶鑄。
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鑄。就在這一天，“中央文革”的兩位大員——張春橋和姚文元，以“調研員”的身份，飛往上海。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宣告奪權，成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聲；1月8日清晨，閻紅彥在昆明飲恨離世。當晚，毛澤東召集陳伯達等開會，毛澤東說了那番批評陶鑄的話。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陳伯達以及剛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的王力說，1月5日上海《文匯報》登載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明天登《人民日報》。毛澤東還口授了一段《人民日報》編者按，由王力當場筆錄，交毛澤東閱定。
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醒目地刊登了編者按，指出：“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麵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緊接著，上海《文匯報》又刊載了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組織聯合簽署的《緊急通告》。毛澤東看後，再度肯定。毛澤東囑令陳伯達起草賀電。陳伯達和唐平鑄、胡癡一起起草。當時，唐平鑄是《人民日報》總編，胡癡則剛剛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
陳伯達、唐平鑄、胡癡寫出了賀電，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據陳伯達回憶，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起初，毛澤東沒有到會。會議通過了賀電之後，毛澤東來了。毛澤東看了一下，說了一句意見：“署名加上‘中央文革’。”
賀電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簽署的。遵照毛澤東的意見，改為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義發出。
由陳伯達、唐平鑄、胡癡起草的賀電，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群眾組織：
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
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你們及時地識破了和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舉行了有力的還擊。
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
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製定了正確的政策。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裏。
你們以一係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
1967年1月11日
這份賀電，對於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份賀電刊登在全國各報上，上海“工總司”頓時聲望驟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進喜，成為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
這份賀電，對於“中央文革”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澤東提議的。從此，種種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權威性”。當然，作為“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也隨之增加了“權威性”。誰反對陳伯達，那便是反對“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對中央，那便是“現行反革命”。
這份賀電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個無事不管、無處不伸手的“小組”。
這個“小組”不斷“剝筍”，這時又“剝”去了謝鏜忠，變得越發“小”了，從最初的18名成員縮小成隻有8名成員：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第一副組長江青。
副組長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自從賀電發表之後，“中央文革”不再是過去“遜稱”的“政治局的秘書班子”“參謀部”，而是手握實權、大權，可以直接向各級黨委下指示了。
像走馬燈似的，唐平鑄、胡癡在1月11日還與陳伯達一起起草賀電，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陳伯達、王力、關鋒趕到《人民日報》社。
陳伯達說：“你們造唐平鑄的反，造得對！我們在1966年5月31日到《人民日報》來，是帶著毛主席的革命方針來的。在5月31日以前，我同唐平鑄沒有見過麵，同胡癡也沒有見過麵，都是臨時從《解放軍報》借些人，實際上是劉誌堅推薦的，我們不了解他們……你們的幾任總編輯都垮台了，一個鄧拓，一個吳泠西，一個唐平鑄，統統都垮台了。”
陳伯達宣布：“我建議‘中央文革’今後由王力、關鋒同《人民日報》聯係。關鋒實際上要負責《紅旗》雜誌。他是《紅旗》常務編委，實際上是總編。王力同誌可能跟你們聯係多一點……”
關鋒插話說：“《人民日報》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陳伯達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陶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從此之後，“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陳伯達通過王力、關鋒這兩員幹將，控製了中國最重要的輿論工具。
撲滅反康生之火
就在今兒打倒這個、明兒打倒那個的亂糟糟的時刻，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發出轟動全城的新聞：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詐陰險，自從成為“中央文革”的顧問以來，招搖過市，氣焰逼人。終於，人們對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發了。
北京冒出了一個“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寫大字報，印傳單，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報突然在清華大學貼出來，痛快淋漓地大罵康生。人們爭相傳抄，消息不脛而走：
□康生明裏是人，暗裏是鬼。演鬼戲，是他鼓動的。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煽動文藝界去演鬼戲。他拍著胸，打著保票，誇下海口，“不要怕，大膽地去演，出了問題，就說康生批準演的，一切後果，由我承擔。”可是一轉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戲的、寫鬼戲的都打成“黑幫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詭計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權術的陰謀家。《二月提綱》從頭到尾他都是參與了的；他又是一貫正確，入汙泥而一塵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幹二淨，還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亂世之奸雄。他走到哪裏，那裏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術很多，施陰謀，設陷阱，殘害多少國家的棟梁，他是兩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
□康生是馮道式的人物，兩麵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為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什麽都能幹，什麽他都能出賣。
大字報文筆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細。奇怪，在工科大學——清華大學之中，怎麽會有這等舌如劍、筆似刀的作者？
幾天之後，中共中央黨校裏貼出的一張《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
“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這個製造天下大亂、禍國殃民、殘害無辜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麵派、劊子手，你作惡多端，罄竹難書，限你24小時之內，必須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與你血戰到底！”
康生深知這把火倘若不及早撲滅，很快就會釀成燎原之勢。因為對於他的積恨，早已像幹柴一樣堆滿大地。
雖然康生也手握大權，但是由他自己出麵“撲滅”顯然不便，說不定會惹起更大風波，他隻得求助於“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鄉，何況江青進入延安時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給江青掛了電話。
江青一口答應，為他“撲火”。這倒並不是為了感激他過去的幫助。她在需要拋出誰的時候，從不手軟的。她需要這位“顧問”，康生善於給她出點子。
為了“撲火”，最合適的“消防隊”，莫過於陳伯達。他是“中央文革”的組長，由他出麵保“顧問”，當然最為恰當。
陳伯達跟康生之間，有過一次次明爭暗鬥，但畢竟是一夥。陳伯達暗地裏曾為康生遭炮打而歡欣，可是為了維護“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麵保康生。
陳伯達以“中央文革”組長的身份，給清華大學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電話。電話記錄迅速被印成傳單，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當時的傳單原文：
陳伯達同誌與蒯大富同誌通電話記錄
第一次通話：1967年1月22日淩晨2時50分。
陳伯達同誌：我是陳伯達，我和你講一件事，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清華“井岡山兵團”，你知道嗎？（答：知道。）你們態度怎麽樣？（答：準備退出。）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組作對！康生同誌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中央信任的。（此時由於話聽不清楚，即由陳伯達同誌口授，關鋒同誌講話）怎麽樣？你們能說服他們嗎？（答：能）如果不能說服則開除，你們這樣幹就等於與中央文革小組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康生同誌一直是反對楊獻珍、反對林楓的（林楓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你們的矛頭完全錯了。紅戰團（即中共中央黨校紅色戰鬥團）是反動的，不能和它聯係。
關鋒同誌講：那天談話（指1月20日淩晨康生、王力、關鋒接見清華井岡山代表時座談）是受伯達、江青同誌委托的。在你們困難時我支持你們，我們不願意看到你們跌倒，願意你們繼續革命，你們不要隨便收攏組織，要保持革命派的純潔性，不然你們的旗幟就會倒下去。以上意見，我們和你們商量。你們自己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不勉強。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話：同日淩晨3時35分。
關鋒同誌：伯達要我補充幾點。你們學校貼了一些攻擊康生同誌的大字報，建議你們挺身而出痛加駁斥！高級黨校的權不能接管，那裏的權在左派手裏。向高級黨校奪權，就是向左派奪權，向無產階級奪權。建議你們撤出！那裏的左派是李廣文、智純、武葆華。你們不要喪失你們的榮譽，要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友。要懂得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的繼續，防止壞人混水摸魚。再說一句，要做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公布人蒯大富
（聲明：此記錄隻有個別字可能有差錯，意思保證無誤。蒯大富）
借助於“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借助於蒯大富作為“喇叭”，隨著傳單的廣為散發，四處貼出“康生同誌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炮打康生同誌，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大字報標語。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撲滅了……
陳伯達保了康生，康生驚魂甫定之後，並不感激“伯達同誌”。這兩位“大秀才”依然在權力分配上明爭暗鬥著，卻又在推行極左路線方麵通力合作著。
又一次鼓吹“公社”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黃浦江畔冒出了一個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了百萬群眾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內中這樣吹噓著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風暴中，舊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們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關，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地平線上，誕生在黃浦江畔，屹立在世界東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後，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資派”們奪權。奪權之後建立的新政權，也將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已誇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義，絕不亞於當年法國的巴黎公社。
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並不屬於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場席卷全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陳伯達便是一位始作俑者，連毛澤東都說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屬於陳伯達。在“文革”中，陳伯達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身為“第五號人物”的陳伯達，又通過種種卑鄙手段打倒了位於他之前的“第四號人物”陶鑄。
支持上海的“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鑄。就在這一天，“中央文革”的兩位大員——張春橋和姚文元，以“調研員”的身份，飛往上海。也就在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的造反派宣告奪權，成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聲；1月8日清晨，閻紅彥在昆明飲恨離世。當晚，毛澤東召集陳伯達等開會，毛澤東說了那番批評陶鑄的話。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陳伯達以及剛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的王力說，1月5日上海《文匯報》登載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明天登《人民日報》。毛澤東還口授了一段《人民日報》編者按，由王力當場筆錄，交毛澤東閱定。
翌日，《人民日報》頭版醒目地刊登了編者按，指出：“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麵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緊接著，上海《文匯報》又刊載了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組織聯合簽署的《緊急通告》。毛澤東看後，再度肯定。毛澤東囑令陳伯達起草賀電。陳伯達和唐平鑄、胡癡一起起草。當時，唐平鑄是《人民日報》總編，胡癡則剛剛被任命為新華通訊社社長。
陳伯達、唐平鑄、胡癡寫出了賀電，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據陳伯達回憶，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起初，毛澤東沒有到會。會議通過了賀電之後，毛澤東來了。毛澤東看了一下，說了一句意見：“署名加上‘中央文革’。”
賀電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簽署的。遵照毛澤東的意見，改為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義發出。
由陳伯達、唐平鑄、胡癡起草的賀電，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群眾組織：
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
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你們及時地識破了和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舉行了有力的還擊。
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
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製定了正確的政策。
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手裏。
你們以一係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
1967年1月11日
這份賀電，對於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份賀電刊登在全國各報上，上海“工總司”頓時聲望驟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進喜，成為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
這份賀電，對於“中央文革”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澤東提議的。從此，種種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權威性”。當然，作為“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也隨之增加了“權威性”。誰反對陳伯達，那便是反對“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對中央，那便是“現行反革命”。
這份賀電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個無事不管、無處不伸手的“小組”。
這個“小組”不斷“剝筍”，這時又“剝”去了謝鏜忠，變得越發“小”了，從最初的18名成員縮小成隻有8名成員：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第一副組長江青。
副組長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自從賀電發表之後，“中央文革”不再是過去“遜稱”的“政治局的秘書班子”“參謀部”，而是手握實權、大權，可以直接向各級黨委下指示了。
像走馬燈似的，唐平鑄、胡癡在1月11日還與陳伯達一起起草賀電，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陳伯達、王力、關鋒趕到《人民日報》社。
陳伯達說：“你們造唐平鑄的反，造得對！我們在1966年5月31日到《人民日報》來，是帶著毛主席的革命方針來的。在5月31日以前，我同唐平鑄沒有見過麵，同胡癡也沒有見過麵，都是臨時從《解放軍報》借些人，實際上是劉誌堅推薦的，我們不了解他們……你們的幾任總編輯都垮台了，一個鄧拓，一個吳泠西，一個唐平鑄，統統都垮台了。”
陳伯達宣布：“我建議‘中央文革’今後由王力、關鋒同《人民日報》聯係。關鋒實際上要負責《紅旗》雜誌。他是《紅旗》常務編委，實際上是總編。王力同誌可能跟你們聯係多一點……”
關鋒插話說：“《人民日報》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陳伯達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陶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從此之後，“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陳伯達通過王力、關鋒這兩員幹將，控製了中國最重要的輿論工具。
撲滅反康生之火
就在今兒打倒這個、明兒打倒那個的亂糟糟的時刻，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發出轟動全城的新聞：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詐陰險，自從成為“中央文革”的顧問以來，招搖過市，氣焰逼人。終於，人們對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發了。
北京冒出了一個“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寫大字報，印傳單，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報突然在清華大學貼出來，痛快淋漓地大罵康生。人們爭相傳抄，消息不脛而走：
□康生明裏是人，暗裏是鬼。演鬼戲，是他鼓動的。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煽動文藝界去演鬼戲。他拍著胸，打著保票，誇下海口，“不要怕，大膽地去演，出了問題，就說康生批準演的，一切後果，由我承擔。”可是一轉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戲的、寫鬼戲的都打成“黑幫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詭計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權術的陰謀家。《二月提綱》從頭到尾他都是參與了的；他又是一貫正確，入汙泥而一塵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幹二淨，還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亂世之奸雄。他走到哪裏，那裏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術很多，施陰謀，設陷阱，殘害多少國家的棟梁，他是兩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
□康生是馮道式的人物，兩麵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為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什麽都能幹，什麽他都能出賣。
大字報文筆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細。奇怪，在工科大學——清華大學之中，怎麽會有這等舌如劍、筆似刀的作者？
幾天之後，中共中央黨校裏貼出的一張《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
“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這個製造天下大亂、禍國殃民、殘害無辜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麵派、劊子手，你作惡多端，罄竹難書，限你24小時之內，必須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與你血戰到底！”
康生深知這把火倘若不及早撲滅，很快就會釀成燎原之勢。因為對於他的積恨，早已像幹柴一樣堆滿大地。
雖然康生也手握大權，但是由他自己出麵“撲滅”顯然不便，說不定會惹起更大風波，他隻得求助於“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鄉，何況江青進入延安時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給江青掛了電話。
江青一口答應，為他“撲火”。這倒並不是為了感激他過去的幫助。她在需要拋出誰的時候，從不手軟的。她需要這位“顧問”，康生善於給她出點子。
為了“撲火”，最合適的“消防隊”，莫過於陳伯達。他是“中央文革”的組長，由他出麵保“顧問”，當然最為恰當。
陳伯達跟康生之間，有過一次次明爭暗鬥，但畢竟是一夥。陳伯達暗地裏曾為康生遭炮打而歡欣，可是為了維護“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麵保康生。
陳伯達以“中央文革”組長的身份，給清華大學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電話。電話記錄迅速被印成傳單，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當時的傳單原文：
陳伯達同誌與蒯大富同誌通電話記錄
第一次通話：1967年1月22日淩晨2時50分。
陳伯達同誌：我是陳伯達，我和你講一件事，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清華“井岡山兵團”，你知道嗎？（答：知道。）你們態度怎麽樣？（答：準備退出。）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組作對！康生同誌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中央信任的。（此時由於話聽不清楚，即由陳伯達同誌口授，關鋒同誌講話）怎麽樣？你們能說服他們嗎？（答：能）如果不能說服則開除，你們這樣幹就等於與中央文革小組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康生同誌一直是反對楊獻珍、反對林楓的（林楓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你們的矛頭完全錯了。紅戰團（即中共中央黨校紅色戰鬥團）是反動的，不能和它聯係。
關鋒同誌講：那天談話（指1月20日淩晨康生、王力、關鋒接見清華井岡山代表時座談）是受伯達、江青同誌委托的。在你們困難時我支持你們，我們不願意看到你們跌倒，願意你們繼續革命，你們不要隨便收攏組織，要保持革命派的純潔性，不然你們的旗幟就會倒下去。以上意見，我們和你們商量。你們自己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不勉強。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話：同日淩晨3時35分。
關鋒同誌：伯達要我補充幾點。你們學校貼了一些攻擊康生同誌的大字報，建議你們挺身而出痛加駁斥！高級黨校的權不能接管，那裏的權在左派手裏。向高級黨校奪權，就是向左派奪權，向無產階級奪權。建議你們撤出！那裏的左派是李廣文、智純、武葆華。你們不要喪失你們的榮譽，要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友。要懂得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作鬥爭的繼續，防止壞人混水摸魚。再說一句，要做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公布人蒯大富
（聲明：此記錄隻有個別字可能有差錯，意思保證無誤。蒯大富）
借助於“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借助於蒯大富作為“喇叭”，隨著傳單的廣為散發，四處貼出“康生同誌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炮打康生同誌，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大字報標語。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撲滅了……
陳伯達保了康生，康生驚魂甫定之後，並不感激“伯達同誌”。這兩位“大秀才”依然在權力分配上明爭暗鬥著，卻又在推行極左路線方麵通力合作著。
又一次鼓吹“公社”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黃浦江畔冒出了一個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了百萬群眾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內中這樣吹噓著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風暴中，舊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們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關，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嶄新的麵貌出現在地平線上，誕生在黃浦江畔，屹立在世界東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後，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資派”們奪權。奪權之後建立的新政權，也將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已誇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義，絕不亞於當年法國的巴黎公社。
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並不屬於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場席卷全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陳伯達便是一位始作俑者，連毛澤東都說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屬於陳伯達。在“文革”中，陳伯達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