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3)
江青從“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說起，到發現“《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到爭取“批評的權利”……
在談了冗長的“認識過程”之後，江青談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陳伯達：
6月17日，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發表以後，我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我感覺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個來月，我開始大量注意學校……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誌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誌、康生同誌去看大字報，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廣大群眾熱烈歡迎我們，我們才知道，所謂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
接著，江青大言不慚地談起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成績”。她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其他許多同誌，“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這次大會上，陳伯達又一次給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在北京廣播學院的那一番對江青的“高度評價”，還隻是印在傳單上。這一回，陳伯達發表講話，對江青做了“熱情讚揚”。他的講話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理論家”的“熱情讚揚”，對於公開亮相的江青來說，是何等的需要。
陳伯達在講話中，稱讚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貢獻”。講話原文如下：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毛澤東同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係統地、徹底地解決了我們文藝戰線上的問題，同時，係統地、徹底地給我們開辟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條完全嶄新的道路。
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出了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在毛主席的這一偉大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等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鬥爭的史詩。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麵貌改變了。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台上。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將大大加強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
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誌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陳伯達的講話，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的口號聲。“理論家”的“讚揚”，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後，陳伯達仍不時為江青當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陳伯達在首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上，吹噓江青是“打頭陣的”：
江青同誌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麵，做了一係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台，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誌一起，成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陳伯達如此“熱心”地“樹”江青，拍江青的馬屁，討好江青，其實也是為了穩住他那“中央文革”組長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說一不二，掌握了實權。
江青當然感謝“理論家”為她捧場，不過，在這個驕橫的女人眼裏，陳伯達這“老夫子”隻是個“迂儒”罷了。康生瞧不起陳伯達，罵他是“烏龍院”的“院長”，而江青也目中無人，罵他是“劉盆子”。
劉盆子何人？王莽新朝末年赤眉農民起義，欲立新帝，選中了劉盆子。劉盆子是西漢遠支皇族，算是劉邦的後裔，起初在起義軍中放牛，號為“牛吏”，劉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為皇帝，年號建世。江青罵陳伯達為“劉盆子”，挖苦他當“中央文革”組長如同劉盆子當皇帝一樣。
江青還嘲笑陳伯達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1911年武昌起義時，黎元洪嚇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軍卻把他從床下拖出來擔任軍政府鄂軍大都督！
陳伯達和江青之間，捧捧罵罵，在“中央文革”裏爭爭鬥鬥。陳伯達常常鬥不過這位“第一夫人”。氣憤之際，陳伯達竟然也說：“我成了劉盆子！”在陳伯達看來，劉盆子不過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盡管“理論家”與“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鬥角，但他們畢竟是一夥，在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麵完全一致。
陳家牆上的可疑腳印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後，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報告：在陳家後門的外牆上，發現幾個可疑的腳印！
劉叔晏去一看，覺得那腳印確實有點蹊蹺，怎麽會落在牆上呢？
大抵是“階級鬥爭”觀點太強的緣故，陳家懷疑有人翻牆入院，或者爬在牆上觀察陳家動靜。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家中出現這等怪事，那還得了？
劉叔晏馬上告訴保衛部門。於是，來了幾個公安人員，對著陳家牆上的腳印拍照。
究竟是誰的腳印呢？首先受到懷疑的，自然是陳家的近鄰。
與陳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的女兒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見《曆史在這裏沉思》，華夏出版社）一文中，曾回憶道：
第26屆乒乓球錦標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乒乓球熱，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銀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員督促下，也要推擋近一刻鍾的“衛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競爭的、高抬平穩的推擋球，叫做“衛生球”，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人都不會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設在我們家東邊院牆外一個廢棄不用的汽車停車房裏。“文革”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從球室的那扇很大的東門走向中南海海邊，散散步，或坐一坐，為了消消汗。“文革”開始不久，距乒乓球室東側三四米遠一個院子裏住著的陳伯達的保姆，據說為了安全，為了保密，有人——總是有這樣一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他們靈活的頭腦總分得清來頭、勢頭——把爸爸常常走的這扇乒乓球室的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事前沒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聲，好像根本不屑於交涉似的，也許的確不用交涉，在一個國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鬥的年代裏，難道為了釘個木條，釘上去幾顆釘子，還有必要找人去商量嗎？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3）
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情況下，爸爸和媽媽商議搬出中南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的懷疑之外，那個關於腳印的問號還在中南海不斷擴大……
消息終於傳進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麽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麽照片、查什麽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住在釣魚台工作。知道腳印一事之後，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於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隻得忍氣吞聲，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的調遣，準備搬家。
沒多久，陳伯達便離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麽，陳家後門院牆上的腳印，究竟是誰留下來的呢？
據雲，是一位中學生，出於對這位“中央文革”組長的氣憤，對著陳家的院牆踹了幾腳，如此而已。既沒有翻牆而入，也沒有“偷聽”“偷看”。
可是，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陳伯達埋怨著劉叔晏，夫妻關係原來已有些不和，這麽一來更加緊張。好在已經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陳伯達生怕給左鄰右舍聽見。
“你別神氣！如今，倒了那麽一大片人，你也遲早會倒的！”劉叔晏跟陳伯達吵架，有時蹦出這麽一句話，弄得陳伯達心中也好一陣緊張。
家中常常鬧別扭。陳伯達就住到釣魚台去，難得回家看看。
“你也遲早會倒的！”這句話不知怎麽的，不時在陳伯達耳際回響。
“什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時，劉叔晏言詞更加尖銳。
“理論家”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
清除“中央文革”中的異己
“文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剝筍”，一層層地剝去那些“異己”。
在“文革”中，黨內在“剝筍”，政府內在“剝筍”，軍隊內在“剝筍”。
就連“中央文革小組”，也在“剝筍”。
穆欣被“剝”掉了——因為有人揭發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為“惡毒攻擊”之罪。江青隨手給他扣了頂“叛徒”之帽，讓王力派人去調查。於是，“中央文革”的名單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達也被“剝”掉。這位曆史學家，早在1931年便已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成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一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就使他靠邊。
郭影秋、鄭季翹、劉文珍受到衝擊，不再參與“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組長中的兩位——王任重、劉誌堅受到了“炮轟”。在省委書記之中，除了陶鑄，要算是王任重喜歡動動筆頭的了。在王任重領導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寫作小組，以“龔同文”為筆名，在“文革”前發表了許多雜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親自寫的。正因為王任重頗有“文名”，毛澤東十分看重。他當“中央文革”副組長，也因為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風暴驟起，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除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寫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轟。王任重雖然有著“中央文革”副組長的光輝庇護，造反派也知他並非江青“嫡係”。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對準王任重。不過，一般性的“炮轟”，還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詩，竟成為轟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彈。那是一個造反派偶然從王任重的兒子那裏，看到王任重寫的一首詩，內中稱毛澤東為“戰友”“兄長”。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種“非凡的年代”，造反派們如獲至寶：“哼，你王任重膽大包天，竟敢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稱兄道弟！”頓時，武漢三鎮的造反派們起哄了，向王任重興師問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個由頭“剝”掉王任重。這時，陶鑄出麵保王任重，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職務，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當時正患肝病，陶鑄建議讓他休養、治病。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便離開北京，到廣州養病。
繼王任重之後，劉誌堅被“剝”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劉誌堅是在1964年奉命去廣州參加調查“大比武衝擊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這樣，當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那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時，便派劉誌堅作為座談會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時考慮到要有軍隊方麵的代表，選中了劉誌堅。劉誌堅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江青很快就發覺，劉誌堅“不聽話”。1967年初，江青稱劉誌堅為“兩麵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對部隊的造反派說：“像劉誌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們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向我匯報。去年開了個座談會（指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因為蕭華有病（蕭華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病了兩年。他的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他是典型的兩麵派。”
陳伯達附和江青，給劉誌堅安了頂“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誰，胡弄了一點“調查材料”，說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於死地。
關於劉誌堅所謂的“叛徒”問題，徐向前後來說明了真相：“陳伯達說劉誌堅同誌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麽回事。那是在抗日戰爭時的一次戰鬥中，我們的部隊遭到敵人襲擊，劉誌堅同誌被俘了。冀南部隊司令部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本人在某時通過某地，根據這個情報，我們的部隊在敵人通過的路上打了一個伏擊，當天就把劉誌堅同誌救出來了，根本無所謂叛變。”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憑著江青所說的劉誌堅是“兩麵派”，陳伯達所說的劉誌堅是“叛徒”，再加上所謂的劉誌堅“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把劉誌堅打倒了。
這麽一來，“中央文革”的“領導”隻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還有兩位顧問，即陶鑄和康生。
圍繞著張春橋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簽訂的五條協議，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便有過激烈的磨擦和鬥爭。這樣針鋒相對的爭論，在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有過多次。江青聯合陳伯達，決心“剝”掉陶鑄。
在談了冗長的“認識過程”之後，江青談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陳伯達：
6月17日，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發表以後，我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我感覺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個來月，我開始大量注意學校……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誌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誌、康生同誌去看大字報，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廣大群眾熱烈歡迎我們，我們才知道，所謂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
接著，江青大言不慚地談起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成績”。她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以及其他許多同誌，“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這次大會上，陳伯達又一次給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在北京廣播學院的那一番對江青的“高度評價”，還隻是印在傳單上。這一回，陳伯達發表講話，對江青做了“熱情讚揚”。他的講話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紅旗》雜誌上。“理論家”的“熱情讚揚”，對於公開亮相的江青來說，是何等的需要。
陳伯達在講話中，稱讚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貢獻”。講話原文如下：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毛澤東同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用無產階級宇宙觀，係統地、徹底地解決了我們文藝戰線上的問題，同時，係統地、徹底地給我們開辟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一條完全嶄新的道路。
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出了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在毛主席的這一偉大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等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鬥爭的史詩。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麵貌改變了。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台上。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將大大加強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
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誌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陳伯達的講話，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的口號聲。“理論家”的“讚揚”，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後，陳伯達仍不時為江青當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陳伯達在首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大會上，吹噓江青是“打頭陣的”：
江青同誌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麵，做了一係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文藝的舞台，樹立了工農兵群眾的英雄形象。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同江青同誌一起，成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陳伯達如此“熱心”地“樹”江青，拍江青的馬屁，討好江青，其實也是為了穩住他那“中央文革”組長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說一不二，掌握了實權。
江青當然感謝“理論家”為她捧場，不過，在這個驕橫的女人眼裏，陳伯達這“老夫子”隻是個“迂儒”罷了。康生瞧不起陳伯達，罵他是“烏龍院”的“院長”，而江青也目中無人，罵他是“劉盆子”。
劉盆子何人？王莽新朝末年赤眉農民起義，欲立新帝，選中了劉盆子。劉盆子是西漢遠支皇族，算是劉邦的後裔，起初在起義軍中放牛，號為“牛吏”，劉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為皇帝，年號建世。江青罵陳伯達為“劉盆子”，挖苦他當“中央文革”組長如同劉盆子當皇帝一樣。
江青還嘲笑陳伯達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1911年武昌起義時，黎元洪嚇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軍卻把他從床下拖出來擔任軍政府鄂軍大都督！
陳伯達和江青之間，捧捧罵罵，在“中央文革”裏爭爭鬥鬥。陳伯達常常鬥不過這位“第一夫人”。氣憤之際，陳伯達竟然也說：“我成了劉盆子！”在陳伯達看來，劉盆子不過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盡管“理論家”與“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鬥角，但他們畢竟是一夥，在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麵完全一致。
陳家牆上的可疑腳印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後，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報告：在陳家後門的外牆上，發現幾個可疑的腳印！
劉叔晏去一看，覺得那腳印確實有點蹊蹺，怎麽會落在牆上呢？
大抵是“階級鬥爭”觀點太強的緣故，陳家懷疑有人翻牆入院，或者爬在牆上觀察陳家動靜。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家中出現這等怪事，那還得了？
劉叔晏馬上告訴保衛部門。於是，來了幾個公安人員，對著陳家牆上的腳印拍照。
究竟是誰的腳印呢？首先受到懷疑的，自然是陳家的近鄰。
與陳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他的女兒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見《曆史在這裏沉思》，華夏出版社）一文中，曾回憶道：
第26屆乒乓球錦標賽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乒乓球熱，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銀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員督促下，也要推擋近一刻鍾的“衛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競爭的、高抬平穩的推擋球，叫做“衛生球”，因為這是一種對於任何一個青年人都不會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設在我們家東邊院牆外一個廢棄不用的汽車停車房裏。“文革”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從球室的那扇很大的東門走向中南海海邊，散散步，或坐一坐，為了消消汗。“文革”開始不久，距乒乓球室東側三四米遠一個院子裏住著的陳伯達的保姆，據說為了安全，為了保密，有人——總是有這樣一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他們靈活的頭腦總分得清來頭、勢頭——把爸爸常常走的這扇乒乓球室的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事前沒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聲，好像根本不屑於交涉似的，也許的確不用交涉，在一個國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鬥的年代裏，難道為了釘個木條，釘上去幾顆釘子，還有必要找人去商量嗎？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3）
就在這樣的環境裏，這樣的情況下，爸爸和媽媽商議搬出中南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的懷疑之外，那個關於腳印的問號還在中南海不斷擴大……
消息終於傳進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麽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麽照片、查什麽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住在釣魚台工作。知道腳印一事之後，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於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隻得忍氣吞聲，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的調遣，準備搬家。
沒多久，陳伯達便離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麽，陳家後門院牆上的腳印，究竟是誰留下來的呢？
據雲，是一位中學生，出於對這位“中央文革”組長的氣憤，對著陳家的院牆踹了幾腳，如此而已。既沒有翻牆而入，也沒有“偷聽”“偷看”。
可是，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陳伯達埋怨著劉叔晏，夫妻關係原來已有些不和，這麽一來更加緊張。好在已經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陳伯達生怕給左鄰右舍聽見。
“你別神氣！如今，倒了那麽一大片人，你也遲早會倒的！”劉叔晏跟陳伯達吵架，有時蹦出這麽一句話，弄得陳伯達心中也好一陣緊張。
家中常常鬧別扭。陳伯達就住到釣魚台去，難得回家看看。
“你也遲早會倒的！”這句話不知怎麽的，不時在陳伯達耳際回響。
“什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時，劉叔晏言詞更加尖銳。
“理論家”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
清除“中央文革”中的異己
“文革”，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剝筍”，一層層地剝去那些“異己”。
在“文革”中，黨內在“剝筍”，政府內在“剝筍”，軍隊內在“剝筍”。
就連“中央文革小組”，也在“剝筍”。
穆欣被“剝”掉了——因為有人揭發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為“惡毒攻擊”之罪。江青隨手給他扣了頂“叛徒”之帽，讓王力派人去調查。於是，“中央文革”的名單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達也被“剝”掉。這位曆史學家，早在1931年便已參加河南安陽殷墟發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成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一頂“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就使他靠邊。
郭影秋、鄭季翹、劉文珍受到衝擊，不再參與“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組長中的兩位——王任重、劉誌堅受到了“炮轟”。在省委書記之中，除了陶鑄，要算是王任重喜歡動動筆頭的了。在王任重領導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寫作小組，以“龔同文”為筆名，在“文革”前發表了許多雜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親自寫的。正因為王任重頗有“文名”，毛澤東十分看重。他當“中央文革”副組長，也因為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風暴驟起，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除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寫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轟。王任重雖然有著“中央文革”副組長的光輝庇護，造反派也知他並非江青“嫡係”。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對準王任重。不過，一般性的“炮轟”，還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詩，竟成為轟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彈。那是一個造反派偶然從王任重的兒子那裏，看到王任重寫的一首詩，內中稱毛澤東為“戰友”“兄長”。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種“非凡的年代”，造反派們如獲至寶：“哼，你王任重膽大包天，竟敢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稱兄道弟！”頓時，武漢三鎮的造反派們起哄了，向王任重興師問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個由頭“剝”掉王任重。這時，陶鑄出麵保王任重，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職務，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當時正患肝病，陶鑄建議讓他休養、治病。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便離開北京，到廣州養病。
繼王任重之後，劉誌堅被“剝”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劉誌堅是在1964年奉命去廣州參加調查“大比武衝擊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這樣，當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那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時，便派劉誌堅作為座談會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時考慮到要有軍隊方麵的代表，選中了劉誌堅。劉誌堅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
江青很快就發覺，劉誌堅“不聽話”。1967年初，江青稱劉誌堅為“兩麵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對部隊的造反派說：“像劉誌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們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向我匯報。去年開了個座談會（指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因為蕭華有病（蕭華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病了兩年。他的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他是典型的兩麵派。”
陳伯達附和江青，給劉誌堅安了頂“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誰，胡弄了一點“調查材料”，說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於死地。
關於劉誌堅所謂的“叛徒”問題，徐向前後來說明了真相：“陳伯達說劉誌堅同誌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麽回事。那是在抗日戰爭時的一次戰鬥中，我們的部隊遭到敵人襲擊，劉誌堅同誌被俘了。冀南部隊司令部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本人在某時通過某地，根據這個情報，我們的部隊在敵人通過的路上打了一個伏擊，當天就把劉誌堅同誌救出來了，根本無所謂叛變。”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憑著江青所說的劉誌堅是“兩麵派”，陳伯達所說的劉誌堅是“叛徒”，再加上所謂的劉誌堅“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把劉誌堅打倒了。
這麽一來，“中央文革”的“領導”隻剩下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還有兩位顧問，即陶鑄和康生。
圍繞著張春橋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簽訂的五條協議，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便有過激烈的磨擦和鬥爭。這樣針鋒相對的爭論，在陶鑄和江青、陳伯達之間，有過多次。江青聯合陳伯達，決心“剝”掉陶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