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2)
“同誌們！同學們！我是伯達同誌派來的……”那時的張春橋還不算顯赫。他打出了組長陳伯達的牌子，贏得了學生們的一片掌聲。
張春橋掏出一張紙頭，宣讀陳伯達親筆所寫的“指示”。
據檔案所存，陳伯達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那樣千條萬條的道理，但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的神聖的國防部這件大事來，你們的多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的小道理擺在大道理之上，怎麽能夠說是正確的呢？
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什麽事可以一個一個談清楚，有什麽委曲可以一個一個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裏頂了，你們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偏聽偏信，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前進。
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後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托張春橋、謝鏜忠和戚本禹三位同誌來接見你們，說這番話，請你們考慮。
張春橋念畢，大聲問道：“同學們，伯達同誌的話，你們擁護不擁護？”
學生們隻好答道：“擁護！”
“好。既然大家擁護伯達同誌的意見，馬上就退出國防部！”張春橋緊接著說道。
鬧了一天的學生們，這時隻好散去，退出了國防部大院。
陳伯達的一張條子，平息了一番風波。“中央文革”顯示了“神通”。
“謝謝陳伯達同誌！”從林彪那裏，傳來這句話，使陳伯達分外高興，雖說他早就認識葉群，可是跟這位“副統帥”並無多大來往，畢竟一個是“秀才”，一個是“兵”。這一回，陳伯達接住了林彪踢過來的“皮球”，“理論家”跟“副統帥”之間有了“友誼”……
發往安亭的急電
剛剛解決了國防部告急電話，又從上海傳來了告急電話。
上海的風波也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惹起來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組。甚至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中共上海市委還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裏派出工作組。上海的學生、工人起來驅逐工作組，中共上海市委強調：“北京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上海派工作組是對的！因為中共上海市委向來是正確的！”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上海興起。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炮轟陳、曹，如同北京炮轟劉、鄧。陳，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在陳、曹之中，曹是炮轟的重點。因為陳丕顯在1966年3月查出鼻咽癌，處於休養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紡廠保衛科幹事29歲的王洪文，成為上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雲人物。他組織上海各工廠的造反派們，籌備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他被推選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要求曹荻秋到會，予以“承認”。曹荻秋沒有理睬。會後，王洪文帶領幾千工人造反隊員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見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為曹荻秋給陶鑄打過電話，陶鑄明確答複，成立跨行業的全市性的“工總司”是不適當的，是違反了中央有關規定的。
王洪文帶領“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們鬧了一夜，還是見不到曹荻秋，便鼓動造反隊員們“進京告狀”！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隊衝入上海北站，搶上列車。上海北站秩序大亂。
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的韓哲一回憶：考慮到上海北站地處鬧市，“工總司”在那裏鬧事影響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決定發車。原定把列車開到蘇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鬧事者遠離上海市區。但是列車啟動後，上海鐵路局考慮到停在上海遠郊嘉定縣境內的安亭車站更合適些，於是，那列裝滿“工總司”造反隊員的列車便被駛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裏。
“這是陰謀！這是上海市委的陰謀！”王洪文豈肯善罷甘休？“司令”存心擴大事態，在11月10日中午攔住了上海開往北京的14次特別快車。那一段鐵道單軌。14次車停在那裏，滬寧線便阻塞了！
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爆發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亂還隻是亂在貼大字報、揪鬥“走資派”。從“安亭事件”開始，“文革”之亂造成工交生產癱瘓，使大動亂升級了。
告急電話打到李富春那裏。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當時主管工交。倘若發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斷事故，僅僅因為自然原因，如脫軌、相撞、地震、水災等等，李富春親自處理也就可以了。可是，這一回卻是因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
陳伯達與李富春商量，馬上派人前往安亭，勸阻工人不要攔斷交通。派誰去呢？陳伯達提出派張春橋，因為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成員，又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富春同意了。據陳伯達回憶，當時並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沒有請示過毛澤東，不是張春橋後來所吹噓的那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緊急，張春橋必須坐飛機趕往上海。據王力回憶，是陳伯達要他掛電話給空軍司令吳法憲，調來一架軍用專機。王力送張春橋到機場。張春橋上了專機，於11月11日晚8時離開北京，飛往上海。在上海機場接張春橋的，是韓哲一。
在張春橋出發前，陳伯達給安亭發去一份急電。他的電報的調子，跟寫給在國防部鬧事的學生的信差不多，他的電報全文如下：
工人同誌們：
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誌，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同誌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很對。據說有些工人同誌，還是在車站不願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們都在注視著我們的活動，注視著我們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誌是為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麽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誌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利益，因為有些人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國家的威信，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的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張春橋同誌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同他當麵商量。
這是我們再三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向你們致以最高的無產階級敬禮！
陳伯達
王洪文畢竟不像那些衝擊國防部的學生好對付。當張春橋在安亭宣讀了陳伯達的電報之後，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刷出大標語，說陳伯達的電報是大毒草。
1966年11月16日，張春橋在蘇州對上海“工總司”部分工人發表談話時，這樣談及陳伯達的電報：
陳伯達寫了那麽一封信（即電報），講了那麽一番道理，現在說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義的，這些話我通通在電話中告訴了伯達同誌……這個電報講得不完全對，不適合情況，因為那時滿腦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不清楚……
同誌們提出的對伯達同誌的批評，我剛才講我已經告訴他了，在電話裏交換了意見，他表示心裏不安。他要我有機會的話告訴同誌們，這封信寫得太倉促了。伯達同誌是個很革命的同誌，是一個很虛心的同誌。他說：“怎麽辦呢？想什麽辦法來彌補呢？”我講：“現在已經造成這樣的結果，請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倉促，不要再來一個倉促的事情了。”伯達同誌又說：“是不是寫第三封信？”我說：“你如果要寫的話，我讚成。再寫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觀點，可以考慮一下，不要馬上寫，你想一下這個問題，索性把工廠文化革命問題能不能說得完全一些？”因為他現在正忙於調查工廠文化大革命情況，中央呢，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對伯達同誌的批評已轉告了。今天我又聽到一些意見，我還繼續轉告。我相信同誌們會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響能夠糾正……
消息飛快地傳進了林彪的耳朵。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林彪尖銳地批評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說的，當然是對的。可是，你把生產當成了大道理，這完全錯了。大道理是什麽？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麵對林彪的批評，陳伯達趕緊承認自己的電報寫錯了。陳伯達馬上轉為支持王洪文，支持張春橋在上海跟王洪文談定的五項協議。
張春橋在1966年11月16日的談話中，也講到這一過程：
我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他（指陳伯達）。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你們的認識，你們的行動，作出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陳伯達同誌，江青同誌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這才逐漸成為上海一霸，以至後來成為“四人幫”中的一個。陳伯達從發出那個“大毒草”電報，到迅速“急轉彎”，到支持王洪文，不過兩三天工夫，又一次顯示了他的政治投機的看家本領。
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書記陳丕顯出麵，給陳伯達打電話。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陳伯達：“你們的一個文革小組副組長，究竟有沒有權力背著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與群眾組織簽訂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你們還要不要國家的法律？”
陳伯達慢條斯理地回答：“不要那麽發脾氣，冷靜一點嘛！字已經簽了，中央在研究。”
陳丕顯又給陶鑄打電話，陶鑄明確表示不同意張春橋的做法。
陳伯達得知陳丕顯給陶鑄打電話，擔心陶鑄會去找毛澤東。陳伯達馬上帶著王力去見江青，江青說：“要搶在陶鑄前麵見主席！”他們深知，如果毛澤東支持陶鑄的話，那他們就會陷入被動。
11月16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北京釣魚台十二樓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但常委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沒有參加），“中央文革”江青和王力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拿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念了其中的“結社自由”一段，說上海的“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毛澤東又談到了張春橋在上海跟“工總司”簽訂的五項協議，他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毛澤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威。他的話，一錘定音。
從此，張春橋益發飛揚跋扈，在上海為所欲為。王洪文從此成為張春橋麾下的親密夥計。陳伯達呢？他慶幸自己“轉”得快，算是沒有釀成大錯，“跟上”了毛澤東！
為“第一夫人”捧場
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最後一次——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來，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
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站穩腳跟的江青，也急於公開亮相。她能“接見”誰呢？自詡為“無產階級文藝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見”她的“文藝大軍”。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舉行盛大集會。江青登台，陳伯達帶著“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捧場。
江青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成為她繼《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後的第二篇“力作”。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公開發表，成為“學習文件”，而且還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誌講話選編》。
鑒於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開亮相（她的以前的種種在群眾場合的即興講話，隻是被用油印機印成傳單散發而已），她的講話將向國內外發布，所以她在向“文藝界的同誌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之後，就“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張春橋掏出一張紙頭，宣讀陳伯達親筆所寫的“指示”。
據檔案所存，陳伯達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那樣千條萬條的道理，但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的神聖的國防部這件大事來，你們的多種道理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的小道理擺在大道理之上，怎麽能夠說是正確的呢？
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什麽事可以一個一個談清楚，有什麽委曲可以一個一個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裏頂了，你們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偏聽偏信，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前進。
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後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托張春橋、謝鏜忠和戚本禹三位同誌來接見你們，說這番話，請你們考慮。
張春橋念畢，大聲問道：“同學們，伯達同誌的話，你們擁護不擁護？”
學生們隻好答道：“擁護！”
“好。既然大家擁護伯達同誌的意見，馬上就退出國防部！”張春橋緊接著說道。
鬧了一天的學生們，這時隻好散去，退出了國防部大院。
陳伯達的一張條子，平息了一番風波。“中央文革”顯示了“神通”。
“謝謝陳伯達同誌！”從林彪那裏，傳來這句話，使陳伯達分外高興，雖說他早就認識葉群，可是跟這位“副統帥”並無多大來往，畢竟一個是“秀才”，一個是“兵”。這一回，陳伯達接住了林彪踢過來的“皮球”，“理論家”跟“副統帥”之間有了“友誼”……
發往安亭的急電
剛剛解決了國防部告急電話，又從上海傳來了告急電話。
上海的風波也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惹起來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組。甚至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中共上海市委還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裏派出工作組。上海的學生、工人起來驅逐工作組，中共上海市委強調：“北京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上海派工作組是對的！因為中共上海市委向來是正確的！”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上海興起。上海的紅衛兵、造反派炮轟陳、曹，如同北京炮轟劉、鄧。陳，陳丕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市長。在陳、曹之中，曹是炮轟的重點。因為陳丕顯在1966年3月查出鼻咽癌，處於休養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紡廠保衛科幹事29歲的王洪文，成為上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雲人物。他組織上海各工廠的造反派們，籌備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他被推選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要求曹荻秋到會，予以“承認”。曹荻秋沒有理睬。會後，王洪文帶領幾千工人造反隊員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見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為曹荻秋給陶鑄打過電話，陶鑄明確答複，成立跨行業的全市性的“工總司”是不適當的，是違反了中央有關規定的。
王洪文帶領“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們鬧了一夜，還是見不到曹荻秋，便鼓動造反隊員們“進京告狀”！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隊衝入上海北站，搶上列車。上海北站秩序大亂。
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的韓哲一回憶：考慮到上海北站地處鬧市，“工總司”在那裏鬧事影響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決定發車。原定把列車開到蘇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鬧事者遠離上海市區。但是列車啟動後，上海鐵路局考慮到停在上海遠郊嘉定縣境內的安亭車站更合適些，於是，那列裝滿“工總司”造反隊員的列車便被駛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裏。
“這是陰謀！這是上海市委的陰謀！”王洪文豈肯善罷甘休？“司令”存心擴大事態，在11月10日中午攔住了上海開往北京的14次特別快車。那一段鐵道單軌。14次車停在那裏，滬寧線便阻塞了！
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爆發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亂還隻是亂在貼大字報、揪鬥“走資派”。從“安亭事件”開始，“文革”之亂造成工交生產癱瘓，使大動亂升級了。
告急電話打到李富春那裏。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當時主管工交。倘若發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斷事故，僅僅因為自然原因，如脫軌、相撞、地震、水災等等，李富春親自處理也就可以了。可是，這一回卻是因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
陳伯達與李富春商量，馬上派人前往安亭，勸阻工人不要攔斷交通。派誰去呢？陳伯達提出派張春橋，因為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成員，又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富春同意了。據陳伯達回憶，當時並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沒有請示過毛澤東，不是張春橋後來所吹噓的那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緊急，張春橋必須坐飛機趕往上海。據王力回憶，是陳伯達要他掛電話給空軍司令吳法憲，調來一架軍用專機。王力送張春橋到機場。張春橋上了專機，於11月11日晚8時離開北京，飛往上海。在上海機場接張春橋的，是韓哲一。
在張春橋出發前，陳伯達給安亭發去一份急電。他的電報的調子，跟寫給在國防部鬧事的學生的信差不多，他的電報全文如下：
工人同誌們：
十日夜我們聽說你們有幾千人要求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誌，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剛聽到消息，有部分同誌已經回去，這樣做是很好的，很對，很對。據說有些工人同誌，還是在車站不願回去。我們認為工人鬧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毛主席、黨中央再三強調的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堅持生產崗位，把生產搞好，完成國家計劃。
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這是大道理。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國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們都在注視著我們的活動，注視著我們經濟發展的動態。工人同誌是為我們祖國爭光的先鋒隊，時時刻刻都不能忘記搞好生產這個大道理，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麽你們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誌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對社會、對國際的影響，時時刻刻要顧全大局，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我們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利益，因為有些人意氣用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國家的威信，即使是小小的損害，也是不好的。
事實上你們的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張春橋同誌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同他當麵商量。
這是我們再三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向你們致以最高的無產階級敬禮！
陳伯達
王洪文畢竟不像那些衝擊國防部的學生好對付。當張春橋在安亭宣讀了陳伯達的電報之後，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刷出大標語，說陳伯達的電報是大毒草。
1966年11月16日，張春橋在蘇州對上海“工總司”部分工人發表談話時，這樣談及陳伯達的電報：
陳伯達寫了那麽一封信（即電報），講了那麽一番道理，現在說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義的，這些話我通通在電話中告訴了伯達同誌……這個電報講得不完全對，不適合情況，因為那時滿腦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不清楚……
同誌們提出的對伯達同誌的批評，我剛才講我已經告訴他了，在電話裏交換了意見，他表示心裏不安。他要我有機會的話告訴同誌們，這封信寫得太倉促了。伯達同誌是個很革命的同誌，是一個很虛心的同誌。他說：“怎麽辦呢？想什麽辦法來彌補呢？”我講：“現在已經造成這樣的結果，請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倉促，不要再來一個倉促的事情了。”伯達同誌又說：“是不是寫第三封信？”我說：“你如果要寫的話，我讚成。再寫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觀點，可以考慮一下，不要馬上寫，你想一下這個問題，索性把工廠文化革命問題能不能說得完全一些？”因為他現在正忙於調查工廠文化大革命情況，中央呢，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對伯達同誌的批評已轉告了。今天我又聽到一些意見，我還繼續轉告。我相信同誌們會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響能夠糾正……
消息飛快地傳進了林彪的耳朵。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林彪尖銳地批評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說的，當然是對的。可是，你把生產當成了大道理，這完全錯了。大道理是什麽？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麵對林彪的批評，陳伯達趕緊承認自己的電報寫錯了。陳伯達馬上轉為支持王洪文，支持張春橋在上海跟王洪文談定的五項協議。
張春橋在1966年11月16日的談話中，也講到這一過程：
我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他（指陳伯達）。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你們的認識，你們的行動，作出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陳伯達同誌，江青同誌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這才逐漸成為上海一霸，以至後來成為“四人幫”中的一個。陳伯達從發出那個“大毒草”電報，到迅速“急轉彎”，到支持王洪文，不過兩三天工夫，又一次顯示了他的政治投機的看家本領。
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書記陳丕顯出麵，給陳伯達打電話。陳丕顯在電話中質問陳伯達：“你們的一個文革小組副組長，究竟有沒有權力背著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與群眾組織簽訂反對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你們還要不要國家的法律？”
陳伯達慢條斯理地回答：“不要那麽發脾氣，冷靜一點嘛！字已經簽了，中央在研究。”
陳丕顯又給陶鑄打電話，陶鑄明確表示不同意張春橋的做法。
陳伯達得知陳丕顯給陶鑄打電話，擔心陶鑄會去找毛澤東。陳伯達馬上帶著王力去見江青，江青說：“要搶在陶鑄前麵見主席！”他們深知，如果毛澤東支持陶鑄的話，那他們就會陷入被動。
11月16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北京釣魚台十二樓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但常委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沒有參加），“中央文革”江青和王力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拿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念了其中的“結社自由”一段，說上海的“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毛澤東又談到了張春橋在上海跟“工總司”簽訂的五項協議，他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毛澤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威。他的話，一錘定音。
從此，張春橋益發飛揚跋扈，在上海為所欲為。王洪文從此成為張春橋麾下的親密夥計。陳伯達呢？他慶幸自己“轉”得快，算是沒有釀成大錯，“跟上”了毛澤東！
為“第一夫人”捧場
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最後一次——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來，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
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站穩腳跟的江青，也急於公開亮相。她能“接見”誰呢？自詡為“無產階級文藝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見”她的“文藝大軍”。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舉行盛大集會。江青登台，陳伯達帶著“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捧場。
江青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成為她繼《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後的第二篇“力作”。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公開發表，成為“學習文件”，而且還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誌講話選編》。
鑒於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開亮相（她的以前的種種在群眾場合的即興講話，隻是被用油印機印成傳單散發而已），她的講話將向國內外發布，所以她在向“文藝界的同誌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之後，就“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