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1)
即送陳伯達同誌，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是否在什麽地方加進去，請考慮。要大量印發，印成小本子，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最少一本。
毛澤東
10月24日23時
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於林彪，指責劉、鄧搞的是“國民黨的‘訓政’”。茲照原文，摘錄於下：
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曆來各次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歡呼和支持，同時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恐懼、痛恨，而許多庸人則為之目瞪口呆。
在這大好的形勢下，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會自然消失了嗎？不！它並不會自然消失……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路線，糾正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錯誤路線還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形式出現。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鬥爭一直圍繞著對待群眾采取什麽立場，采取什麽態度的問題上。有些人不願意執行黨的路線、無產階級的路線、革命的路線即毛主席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一些同誌還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他們都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們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鬥，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誤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變成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隻是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如果運用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領導人，把工作組這種組織形式強加在群眾頭上，不過是為了便於推行那種錯誤路線罷了。
工作組雖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讚成毛主席路線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職權，利用其他形式來代替……有些人仍然頑固不化，對毛主席的批評不理，還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不是資產階級的本能在他們的頭腦中和行動中起作用又是什麽呢……
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錯誤路線的是某些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黨內路線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這條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的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黨內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和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
陳伯達的講話，除了談“形勢大好”“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外，還談了另外兩個問題，即“去掉怕字，放手發動群眾”，“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陳伯達在結束講話時高呼：“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必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據陳伯達自雲，他是花了三天時間趕寫出這篇講話稿的。
陳伯達的講話，跟林彪的講話緊密配合，在全黨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毛澤東也在會上講了話。他隨口而講，沒有稿子。從他的講話記錄來看，他的“調子”比林彪、陳伯達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照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摘錄於下：
講幾句話，兩件事。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是：考慮國家的安全，鑒於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誌在第一線。現在看不那麽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有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北京就是沒辦法，中央也是沒辦法，直到去年九、十月我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麽辦？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麽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因為北京沒人辦！現在北京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件，文化大革命闖了禍，這就是批了北大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給清華附中寫了一封信，還有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6月、7月、8月、9月、10月，五個月不到，難怪同誌們不那麽理解。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料到北大聶元梓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一衝就衝得你們不亦樂乎。我這個人闖了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是難怪的。上次會議（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我是沒有信心的，說過不一定能執行。果然是多數同誌還是不那麽理解。經過兩個月，有點經驗，好了些……
我看衝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衝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麽路線錯誤，犯了就改嘛！誰要打倒你們？我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想打倒你們……有些同誌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稀裏糊塗犯了錯誤，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沒管好。時間短，新的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做好。我們十七天會議以後，會好些。
劉少奇也出席會議。麵對著種種的批評和責難，他隻好作檢查。劉少奇在“文革”中作過多次檢查，這一次的檢查最長、最詳細。劉少奇的講話中，幾處提及了陳伯達。
以下摘錄劉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查的原文：
同誌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誌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誌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係的。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2）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誌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誌，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誌，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誌，某些地方的領導同誌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準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誌發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眾運動發生對抗的現象，並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誌是根據毛主席的啟發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於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做……
盡管劉少奇是被迫作這番檢查，但是劉少奇說“陳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使陳伯達喜孜孜的，似乎證明了陳伯達的“正確”。
“新賬老賬一起算”，向來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劉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檢查除了被迫承認了派工作組這一“路線錯誤”之外，不得不曆數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錯誤老賬”。最後，“挖根源”，陳述了四點“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的“原因”，表示要“學習林彪同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樣，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力求在今後為黨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不放過他。
中央工作會議收場不久，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第15期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高了“批判劉鄧”的調子：
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被廣大群眾所識破。一些執行過錯誤路線的同誌正在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越來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隊伍，有了很大的發展、壯大和提高。
廣大革命群眾，正在掃除一切絆腳石，沿著毛主席親手開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進。
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還在玩弄新的花樣，采取新的形式來欺騙群眾，繼續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除了猛攻劉少奇之外，陳伯達還尖銳地批判鄧小平。陳伯達在1966年10月25日的講話中，稱“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鄧的麵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打著一樣的旗幟”，“鄧搞獨立王國”，“1962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
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的猛烈衝擊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完全靠邊了，再不露麵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權重一時，他這個“小組長”擁有比總書記還大的權力。
盡管報上天天在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大多數中共高級幹部想不通，誠如毛澤東1967年5月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謝胡等人所說的那樣：
《五一六通知》已經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出了兩條路線問題。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隻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隻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隻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劉瀾濤也不通。伯達同誌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後我們隻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驗吧！
毛澤東提到的李井泉，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則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劉瀾濤代表著一大批“想不通”的中共高幹！
林彪踢來的“皮球”
“文革進行曲”在時起時伏地“進行”著：5月，《五一六通知》；6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組“抓遊魚”；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聯，紅衛兵湧向北京；10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入11月，全國性的大動亂惡性爆發了……
12月2日，“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幅標語，第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外國通訊社駐京記者紛紛發出急電，報道來自中國紅都的爆炸性新聞。從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已經成了“打倒對象”。
過了一天，中國各報以醒目的地位，登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現時中國的領導核心是由這五個人所組成，已經擯棄了劉少奇和鄧小平。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中國處於大動蕩之中。
11月8日淩晨2時，一樁突然爆發的事件，震驚了北京：從來門衛森嚴的國防部，遭到幾百名學生的衝擊。學生們從國防部南門朝裏衝，要衝進國防部大院。警衛部隊緊急動員，組成一道人牆，攔阻學生。學生與警衛部隊發生了衝突……
國防部乃軍機要地，何況國防部部長是“副統帥”林彪，學生們難道吃了豹子膽，怎敢衝擊國防部呢？
原來，那理由很簡單：“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前來衝擊的學生，主要是張家口外語學院的學生，也有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的學生。據說，國防部李天佑副總參謀長在這些學校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學生們前來國防部興師問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關重大。國防部立即把緊急情況報告全軍文革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劉誌堅不敢怠慢，馬上打電話向林彪報告。接電話的是林彪秘書張雲生，據他回憶：
劉誌堅的電話講了半個多小時，蕭華又來了電話，他也報告了類似的情況，也主張對衝擊國防部的學生進行嚴肅處理。
向林彪報告事情有幾條禁忌：他在臨休息前，不能向他報告任何事情，否則會影響他睡覺；他在睡覺的時候，無論什麽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後，由於精神尚未完全恢複，也不能聽講任何東西；他在用飯時乃至飯後半小時內，不但不能聽講文件，就是與人談話，都會“出汗”，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在林辦已延續多年：誰違反了它，誰就要對林彪的健康負責。由於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劉誌堅和蕭華主任的電話報告，直拖到上午九點鍾以後才得機會向林彪報告。
林彪先是有點驚訝，說：“啊？衝進國防部了？”可是，他並不想直接出麵處理。林彪踢皮球，把難題推給軍隊的文革小組去處理。
軍隊的文革小組李曼村、謝鏜忠、辛國治出麵勸說學生們退出國防部，可是，學生們不予理睬，因為軍隊的文革小組畢竟沒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覺的時候，軍隊的文革小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陳伯達不吭聲。他知道國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國防部大院裏不停地喊著。軍隊文革小組無法解決問題，隻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陳伯達知道這是林彪踢過來的“皮球”，也就顯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陳伯達派出了手下的張春橋、戚本禹兩員大將，會同“中央文革”的軍隊成員謝鏜忠，出現在國防部。
毛澤東
10月24日23時
陳伯達的講話，那激烈的調子不亞於林彪，指責劉、鄧搞的是“國民黨的‘訓政’”。茲照原文，摘錄於下：
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曆來各次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歡呼和支持，同時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恐懼、痛恨，而許多庸人則為之目瞪口呆。
在這大好的形勢下，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會自然消失了嗎？不！它並不會自然消失……黨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糾正了前一階段的錯誤路線，糾正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錯誤路線還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形式出現。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鬥爭一直圍繞著對待群眾采取什麽立場，采取什麽態度的問題上。有些人不願意執行黨的路線、無產階級的路線、革命的路線即毛主席的路線。因為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是同一些同誌還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徹頭徹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代表人，他們都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他們在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他們把群眾當成阿鬥，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這條錯誤路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變成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組隻是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在某種運動中如果運用得適當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錯誤路線的某些領導人，把工作組這種組織形式強加在群眾頭上，不過是為了便於推行那種錯誤路線罷了。
工作組雖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讚成毛主席路線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職權，利用其他形式來代替……有些人仍然頑固不化，對毛主席的批評不理，還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這不是資產階級的本能在他們的頭腦中和行動中起作用又是什麽呢……
路線問題要分開看，一種是提出的，一種是執行的，提出錯誤路線的是某些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要負主要責任。
黨內路線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這條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的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黨內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和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
陳伯達的講話，除了談“形勢大好”“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外，還談了另外兩個問題，即“去掉怕字，放手發動群眾”，“堅持毛主席提出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陳伯達在結束講話時高呼：“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必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據陳伯達自雲，他是花了三天時間趕寫出這篇講話稿的。
陳伯達的講話，跟林彪的講話緊密配合，在全黨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毛澤東也在會上講了話。他隨口而講，沒有稿子。從他的講話記錄來看，他的“調子”比林彪、陳伯達要低一些，甚至提及了“也不能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照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摘錄於下：
講幾句話，兩件事。十七年來，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來的意思是：考慮國家的安全，鑒於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誌在第一線。現在看不那麽好，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有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引起我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時候，北京就是沒辦法，中央也是沒辦法，直到去年九、十月我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麽辦？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麽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因為北京沒人辦！現在北京的問題解決了。
第二件，文化大革命闖了禍，這就是批了北大聶元梓的一張大字報，給清華附中寫了一封信，還有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6月、7月、8月、9月、10月，五個月不到，難怪同誌們不那麽理解。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料到北大聶元梓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一衝就衝得你們不亦樂乎。我這個人闖了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是難怪的。上次會議（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我是沒有信心的，說過不一定能執行。果然是多數同誌還是不那麽理解。經過兩個月，有點經驗，好了些……
我看衝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衝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麽路線錯誤，犯了就改嘛！誰要打倒你們？我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想打倒你們……有些同誌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稀裏糊塗犯了錯誤，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沒管好。時間短，新的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做好。我們十七天會議以後，會好些。
劉少奇也出席會議。麵對著種種的批評和責難，他隻好作檢查。劉少奇在“文革”中作過多次檢查，這一次的檢查最長、最詳細。劉少奇的講話中，幾處提及了陳伯達。
以下摘錄劉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查的原文：
同誌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誌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誌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係的。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2）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誌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誌，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誌，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誌，某些地方的領導同誌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準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誌發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眾運動發生對抗的現象，並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誌是根據毛主席的啟發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於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做……
盡管劉少奇是被迫作這番檢查，但是劉少奇說“陳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使陳伯達喜孜孜的，似乎證明了陳伯達的“正確”。
“新賬老賬一起算”，向來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劉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檢查除了被迫承認了派工作組這一“路線錯誤”之外，不得不曆數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錯誤老賬”。最後，“挖根源”，陳述了四點“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的“原因”，表示要“學習林彪同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樣，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力求在今後為黨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不放過他。
中央工作會議收場不久，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第15期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高了“批判劉鄧”的調子：
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被廣大群眾所識破。一些執行過錯誤路線的同誌正在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越來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隊伍，有了很大的發展、壯大和提高。
廣大革命群眾，正在掃除一切絆腳石，沿著毛主席親手開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進。
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還在玩弄新的花樣，采取新的形式來欺騙群眾，繼續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除了猛攻劉少奇之外，陳伯達還尖銳地批判鄧小平。陳伯達在1966年10月25日的講話中，稱“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鄧的麵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打著一樣的旗幟”，“鄧搞獨立王國”，“1962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
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的猛烈衝擊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完全靠邊了，再不露麵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權重一時，他這個“小組長”擁有比總書記還大的權力。
盡管報上天天在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是大多數中共高級幹部想不通，誠如毛澤東1967年5月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謝胡等人所說的那樣：
《五一六通知》已經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出了兩條路線問題。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隻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隻好將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隻得到了半數多一點人的同意，當時還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劉瀾濤也不通。伯達同誌找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後我們隻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驗吧！
毛澤東提到的李井泉，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則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劉瀾濤代表著一大批“想不通”的中共高幹！
林彪踢來的“皮球”
“文革進行曲”在時起時伏地“進行”著：5月，《五一六通知》；6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組“抓遊魚”；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聯，紅衛兵湧向北京；10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入11月，全國性的大動亂惡性爆發了……
12月2日，“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幅標語，第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外國通訊社駐京記者紛紛發出急電，報道來自中國紅都的爆炸性新聞。從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已經成了“打倒對象”。
過了一天，中國各報以醒目的地位，登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現時中國的領導核心是由這五個人所組成，已經擯棄了劉少奇和鄧小平。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中國處於大動蕩之中。
11月8日淩晨2時，一樁突然爆發的事件，震驚了北京：從來門衛森嚴的國防部，遭到幾百名學生的衝擊。學生們從國防部南門朝裏衝，要衝進國防部大院。警衛部隊緊急動員，組成一道人牆，攔阻學生。學生與警衛部隊發生了衝突……
國防部乃軍機要地，何況國防部部長是“副統帥”林彪，學生們難道吃了豹子膽，怎敢衝擊國防部呢？
原來，那理由很簡單：“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前來衝擊的學生，主要是張家口外語學院的學生，也有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的學生。據說，國防部李天佑副總參謀長在這些學校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學生們前來國防部興師問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關重大。國防部立即把緊急情況報告全軍文革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劉誌堅不敢怠慢，馬上打電話向林彪報告。接電話的是林彪秘書張雲生，據他回憶：
劉誌堅的電話講了半個多小時，蕭華又來了電話，他也報告了類似的情況，也主張對衝擊國防部的學生進行嚴肅處理。
向林彪報告事情有幾條禁忌：他在臨休息前，不能向他報告任何事情，否則會影響他睡覺；他在睡覺的時候，無論什麽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後，由於精神尚未完全恢複，也不能聽講任何東西；他在用飯時乃至飯後半小時內，不但不能聽講文件，就是與人談話，都會“出汗”，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在林辦已延續多年：誰違反了它，誰就要對林彪的健康負責。由於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劉誌堅和蕭華主任的電話報告，直拖到上午九點鍾以後才得機會向林彪報告。
林彪先是有點驚訝，說：“啊？衝進國防部了？”可是，他並不想直接出麵處理。林彪踢皮球，把難題推給軍隊的文革小組去處理。
軍隊的文革小組李曼村、謝鏜忠、辛國治出麵勸說學生們退出國防部，可是，學生們不予理睬，因為軍隊的文革小組畢竟沒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覺的時候，軍隊的文革小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陳伯達不吭聲。他知道國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國防部大院裏不停地喊著。軍隊文革小組無法解決問題，隻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陳伯達知道這是林彪踢過來的“皮球”，也就顯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陳伯達派出了手下的張春橋、戚本禹兩員大將，會同“中央文革”的軍隊成員謝鏜忠，出現在國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