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0)
現存於檔案之中的陳伯達1966年8月13日致毛澤東的信可窺見當時陳伯達管得多麽寬：
主席：
昨天中午文化革命小組開會，討論有關問題，大家認為重要的有以下：
（一）強調各學校、各單位認真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按十六條指示辦事。已由《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社論。
（二）自然科學技術各單位都要舉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綱，但應當分工，部屬一部分人處理文化革命問題，一部分人照常處理原定工作計劃，特別是各個要害和尖端部門，不得中斷，必須按期完成，保證質量。
上述意見是在今日上午工作會議上討論的。是否適當？請批準。
陳伯達
1966年8月13日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組長，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向毛澤東負責。
陳伯達處於他的“鼎盛時期”。
不過，他有他的隱憂。他成天價把“小小老百姓”掛在嘴上，無非想表白自己毫無權欲——盡管他的野心不小，權欲不小。
一場明爭暗鬥，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
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所恃而無所恐。
陳伯達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隻是四個副組長之一，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在四個副組長之中，她排名順序第一罷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眾中“亮相”時，有人指著江青介紹說：“江青同誌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此後，“第一副組長”之稱便傳了開來，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職務。
江青並不滿足於“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40攝氏度，住入北京三□一醫院。經陳伯達向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於1966年8月30日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誌病假或離京外出期間，由江青同誌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有了這樣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越發膨脹。等到陳伯達病愈出院，他發現，“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代理”了！
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著“中央文革”的大權。
“顧問”康生最初與陳伯達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他倆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學的“同學”。不過，康生比他更善於鑽營，所以在黨內的地位，康生很快超過了他。延安整風時，康生是陳伯達的上司。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員，名列第十七位，而陳伯達隻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列第四十七位。此後，陳伯達靠著“跟準毛澤東”，才在中共“八大”上超過了康生。那時，陳伯達與康生同時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陳伯達與康生同為中共“大秀才”“理論家”，多年共事而麵和心不和，論筆頭，陳伯達勝過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點子，卻不願寫著作。雖然號稱“理論家”，其“理論著作”寥寥無幾。陳伯達則拙於口才，長於筆頭，所以從起草共同綱領、憲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人民公社六十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都由他執筆或參與執筆。論權術，陳、康各有一套，但是陳伯達畢竟不及康生。
康生對陳伯達，常常嗤之以鼻。當時陳伯達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康生以挖苦的口氣說：“陳伯達能當什麽院長？他呀，隻配當個‘烏龍院’院長！”“烏龍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這麽一位“第一副組長”和“顧問”，使陳伯達頗為棘手。
副組長張春橋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攜”的，對江青言聽計從。
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紅旗》雜誌編輯部成員，原是陳伯達手下三員大將。自從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後，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關鋒也都擅長“見機行事”。
在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而名聲鼎沸時，“中央文革”的軸心已逐漸向江青轉移。危機已經暗伏，隻是他正處於政治巔峰時期，暗伏的危機尚未公開顯露，他自己已意識到了隱憂……
作為“組長”，陳伯達盡量壓住陣腳，帶領著“中央文革”衝鋒陷陣——因為劉、鄧隻是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受到批評，並未徹底垮台。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對劉、鄧發起總攻擊的號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
自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成了“紅海洋”。第一次接見，毛澤東穿著一身軍裝，隻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巨手”，沒有發表講話。他已被封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一開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開場合，隻由緊緊站在他的身邊的那位弱不禁風的“副統帥”林彪，用尖利的嗓音發表一次次的講話。林彪的講話，在那時成為全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大會，照例由林彪發表主旨演說。
往常，林彪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隻是事先讓秘書“拉條子”——寫提綱，準備材料，他喜歡隨口而說，甚至把提綱撂在一邊。可是，在如此莊重盛大的場合，林彪隻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們為他擬好的講稿照念。
這一回，林彪的講話稿，是由陳伯達和張春橋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林彪發表講話時，他站在毛澤東的右邊，而毛澤東的左邊站著劉少奇。據雲，這是周恩來煞費苦心排定的位置。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而10月1日是國慶節，怎能把劉少奇擠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劉少奇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勢必會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旁邊，宋慶齡、董必武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麽一來，“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澤東、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講話稿，激烈地攻擊著站在毛澤東另一側的劉少奇。林彪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顯然也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
為了提出這麽個新的代名詞，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煞費苦心。
自從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釋”。她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誌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誌”，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麽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裏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不過，姚文元的大字報，並未說得非常明確。
隨著反工作組的鬥爭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兩條路線鬥爭”也由“秀才”們提出來了。“兩條路線”中的一條，早已見諸於報刊，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麽，與之對立的叫什麽路線呢？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詞”，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在為林彪起草國慶講話稿時，陳伯達把這一“新名詞”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林彪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講話稿可用。
陶鑄看了講話稿，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凶，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於“反革命”，擴大打擊麵，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
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念了這個“新名詞”之後，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毛澤東答道：“以後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據關鋒回憶，是他提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他是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加上演繹，理所當然被毛澤東所采用。
據王力回憶，周恩來當時不在場，不知道，周恩來曾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王力回憶說：
總理是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後他對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曆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主席用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 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 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 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
總理又找了關鋒，關鋒向他解釋了半小時。總理說關鋒同他主要講了民主革命時期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於路線的提法應當不同。
總理以後就照著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關鋒駁掉是不可能的。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在林彪講話的第三天——10月3日，《紅旗》雜誌第13期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表了。這篇社論由王力、關鋒執筆，“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標題是陳伯達親自擬的。據王力回憶，社論初稿中用的是“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根據毛澤東10月1日晚的意見，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此，社論推遲到10月3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10月4日見報。
這篇社論向全國發出了新的動員令：“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采取折中主義。”
社論剛剛發表，10月6日，以蒯大富為“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萬人，舉行“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
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全中國響起，劉、鄧麵臨著被徹底打倒的危機。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激烈鬥爭
一場新的激烈的鬥爭，又在中共核心層中展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還不到兩個月，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在北京召開。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的主題，便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亦即批判劉、鄧。
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原來隻準備開三天，後來開七天，以至開了十九天。
在會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陳伯達。他們在會上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記錄被印成一本小冊子，廣為散發，作為“學習文件”。
林彪在講話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現照小冊子上的原文摘錄於下：
中央有幾個領導同誌，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同誌，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由於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這樣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就必然產生。關於兩條路線的鬥爭，大家這兩天都清楚了。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全國照他們的路線執行了。可是歸根結底毛主席的路線總是勝利的，因為它是真理……
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盡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
陳伯達在會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後來改題為《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印發。所謂“兩個月”，即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兩個月。
毛澤東曾在陳伯達的講話稿上作如下批示：
主席：
昨天中午文化革命小組開會，討論有關問題，大家認為重要的有以下：
（一）強調各學校、各單位認真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按十六條指示辦事。已由《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社論。
（二）自然科學技術各單位都要舉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綱，但應當分工，部屬一部分人處理文化革命問題，一部分人照常處理原定工作計劃，特別是各個要害和尖端部門，不得中斷，必須按期完成，保證質量。
上述意見是在今日上午工作會議上討論的。是否適當？請批準。
陳伯達
1966年8月13日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組長，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他向毛澤東負責。
陳伯達處於他的“鼎盛時期”。
不過，他有他的隱憂。他成天價把“小小老百姓”掛在嘴上，無非想表白自己毫無權欲——盡管他的野心不小，權欲不小。
一場明爭暗鬥，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
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所恃而無所恐。
陳伯達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隻是四個副組長之一，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在四個副組長之中，她排名順序第一罷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眾中“亮相”時，有人指著江青介紹說：“江青同誌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此後，“第一副組長”之稱便傳了開來，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職務。
江青並不滿足於“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40攝氏度，住入北京三□一醫院。經陳伯達向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於1966年8月30日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誌病假或離京外出期間，由江青同誌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有了這樣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越發膨脹。等到陳伯達病愈出院，他發現，“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代理”了！
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著“中央文革”的大權。
“顧問”康生最初與陳伯達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他倆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學的“同學”。不過，康生比他更善於鑽營，所以在黨內的地位，康生很快超過了他。延安整風時，康生是陳伯達的上司。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員，名列第十七位，而陳伯達隻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列第四十七位。此後，陳伯達靠著“跟準毛澤東”，才在中共“八大”上超過了康生。那時，陳伯達與康生同時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陳伯達與康生同為中共“大秀才”“理論家”，多年共事而麵和心不和，論筆頭，陳伯達勝過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點子，卻不願寫著作。雖然號稱“理論家”，其“理論著作”寥寥無幾。陳伯達則拙於口才，長於筆頭，所以從起草共同綱領、憲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人民公社六十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都由他執筆或參與執筆。論權術，陳、康各有一套，但是陳伯達畢竟不及康生。
康生對陳伯達，常常嗤之以鼻。當時陳伯達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康生以挖苦的口氣說：“陳伯達能當什麽院長？他呀，隻配當個‘烏龍院’院長！”“烏龍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這麽一位“第一副組長”和“顧問”，使陳伯達頗為棘手。
副組長張春橋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攜”的，對江青言聽計從。
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紅旗》雜誌編輯部成員，原是陳伯達手下三員大將。自從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後，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關鋒也都擅長“見機行事”。
在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而名聲鼎沸時，“中央文革”的軸心已逐漸向江青轉移。危機已經暗伏，隻是他正處於政治巔峰時期，暗伏的危機尚未公開顯露，他自己已意識到了隱憂……
作為“組長”，陳伯達盡量壓住陣腳，帶領著“中央文革”衝鋒陷陣——因為劉、鄧隻是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受到批評，並未徹底垮台。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對劉、鄧發起總攻擊的號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
自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毛澤東一次又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成了“紅海洋”。第一次接見，毛澤東穿著一身軍裝，隻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巨手”，沒有發表講話。他已被封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一開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開場合，隻由緊緊站在他的身邊的那位弱不禁風的“副統帥”林彪，用尖利的嗓音發表一次次的講話。林彪的講話，在那時成為全國人民的“學習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大會，照例由林彪發表主旨演說。
往常，林彪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隻是事先讓秘書“拉條子”——寫提綱，準備材料，他喜歡隨口而說，甚至把提綱撂在一邊。可是，在如此莊重盛大的場合，林彪隻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們為他擬好的講稿照念。
這一回，林彪的講話稿，是由陳伯達和張春橋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林彪發表講話時，他站在毛澤東的右邊，而毛澤東的左邊站著劉少奇。據雲，這是周恩來煞費苦心排定的位置。因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而10月1日是國慶節，怎能把劉少奇擠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劉少奇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勢必會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把宋慶齡、董必武安排在劉少奇旁邊，宋慶齡、董必武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麽一來，“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澤東、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講話稿，激烈地攻擊著站在毛澤東另一側的劉少奇。林彪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顯然也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
為了提出這麽個新的代名詞，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煞費苦心。
自從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釋”。她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誌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誌”，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麽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裏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不過，姚文元的大字報，並未說得非常明確。
隨著反工作組的鬥爭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即“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兩條路線鬥爭”也由“秀才”們提出來了。“兩條路線”中的一條，早已見諸於報刊，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麽，與之對立的叫什麽路線呢？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詞”，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
在為林彪起草國慶講話稿時，陳伯達把這一“新名詞”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林彪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講話稿可用。
陶鑄看了講話稿，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凶，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於“反革命”，擴大打擊麵，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變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了。
經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念了這個“新名詞”之後，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毛澤東答道：“以後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據關鋒回憶，是他提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他是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加上演繹，理所當然被毛澤東所采用。
據王力回憶，周恩來當時不在場，不知道，周恩來曾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詞，向毛澤東提出異議。王力回憶說：
總理是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後他對我說，他是向主席這樣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曆來提路線問題都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
主席用英語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 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 tionary 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 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
總理知道這是主席的主張，就說：“我懂了。”
總理又找了關鋒，關鋒向他解釋了半小時。總理說關鋒同他主要講了民主革命時期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對於路線的提法應當不同。
總理以後就照著主席的口徑講了，實際上總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總理把主席、關鋒駁掉是不可能的。
經過“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獻策，毛澤東批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新口號，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提出來了。
在林彪講話的第三天——10月3日，《紅旗》雜誌第13期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發表了。這篇社論由王力、關鋒執筆，“中央文革”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審稿，陳伯達定稿，標題是陳伯達親自擬的。據王力回憶，社論初稿中用的是“徹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根據毛澤東10月1日晚的意見，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此，社論推遲到10月3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10月4日見報。
這篇社論向全國發出了新的動員令：“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采取折中主義。”
社論剛剛發表，10月6日，以蒯大富為“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萬人，舉行“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
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方法問題。自從成為“路線”——這“路線”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是“反動”的，一下子便把劉、鄧的“錯誤”升級了。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聲在全中國響起，劉、鄧麵臨著被徹底打倒的危機。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激烈鬥爭
一場新的激烈的鬥爭，又在中共核心層中展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還不到兩個月，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在北京召開。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的主題，便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亦即批判劉、鄧。
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原來隻準備開三天，後來開七天，以至開了十九天。
在會上唱主角的是林彪和陳伯達。他們在會上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記錄被印成一本小冊子，廣為散發，作為“學習文件”。
林彪在講話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現照小冊子上的原文摘錄於下：
中央有幾個領導同誌，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同誌，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由於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這樣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就必然產生。關於兩條路線的鬥爭，大家這兩天都清楚了。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全國照他們的路線執行了。可是歸根結底毛主席的路線總是勝利的，因為它是真理……
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盡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
陳伯達在會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後來改題為《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印發。所謂“兩個月”，即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兩個月。
毛澤東曾在陳伯達的講話稿上作如下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