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9)
今天在會上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爭論得很激烈很尖銳，這是階級鬥爭的正常現象，是階級鬥爭的規律。對工作組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在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隊的問題上，爭論得這樣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們讚成大家的意見，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文化革命的工作組，是個障礙物。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路上，要搬掉這個障礙物。
有的同學想給工作組辯護，給他們塗脂抹粉。除了別有用心的不說，在我們同學中，對工作組有迷信，好像沒有工作組，同學就不能革命了。實際上工作組是壓製同學們革命的蓋子，我們建議新市委把這個蓋子揭開。我們很多人受了舊社會習慣勢力的影響和剝削階級習慣勢力的影響，好像沒有工作組就不能革命。我們破壞這個習慣勢力。我們重複毛主席經常說的話，破除迷信，破除習慣勢力……你們能不能自己革命？有沒有無產階級雄心壯誌？任何革命都不能包辦代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們頭腦裏還殘存著殘餘的資產階級靈魂。毛主席指出：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動腦筋，革掉資產階級的靈魂！
就這樣，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組曾非常嚴厲地批評過“六一八”事件，發過《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在當時受到劉少奇的稱讚，寫下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當時曾讚同過劉少奇批示的陳伯達，這時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個多月前說的話，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有人說“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錯誤的。反過來說：“六一八”事件應該是革命事件。同學們都得注意，黨的領導的標準是什麽呢？就是黨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黨代表怎麽才能代表黨的領導呢，就是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學們說：“六一八”事件就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眾來鬥爭牛鬼蛇神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
確實，陳伯達“反過來說”了！
在那些日子裏，陳伯達不斷地“反過來說”，遊說於北京各大學，掀起一場反工作組的浪潮。
7月27日，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把工作組稱為“保姆”。他說：“你們現在不要搞保姆了。這麽大了，保姆又不好，又不會，做保姆的要先學習，也要先當學生。沒有學習過就不能當保姆。”
陳伯達點名批評了以孫友漁和以劉卓甫為首先後進駐北京師範大學的兩期工作組。陳伯達批評他們是“欽差大臣”：“他們一來就擺出欽差大臣的派頭，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懂得文化大革命。其實什麽也不懂。自以為是，很可悲。”
醉翁之意不在酒。陳伯達和江青率“中央文革”的成員們點火於北京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浪潮，其目的在於在群眾中搞臭劉少奇……
在“文革”檔案中，有一篇歌頌“理論家”的“功績”的文章，內中這麽評價陳伯達的反工作組的“貢獻”，倒是從反麵勾畫出當年陳伯達的形象：
“在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50天統治的白色恐怖裏（注：這‘五十天’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伯達同誌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林彪同誌的指示，堅決反對劉鄧派出工作組鎮壓文化大革命，公開號召群眾衝破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並同康生、江青等同誌一起，以‘小學生’‘小小老百姓’的姿態，深入北京許多高校，支持革命造反派。伯達同誌在匯報會議和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劉少奇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有力地打擊了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
在重重壓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翌日，“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岌岌可危的劉少奇，出現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發表講話道：
“至於怎麽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躍為第五號人物
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一個明顯的訊號，在中共高層政治圈子中產生震動。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盡管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會議的公報的初稿卻在陳伯達的主持之下已經寫好了！
據王力回憶，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驚：
第一，為何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
第二，送審傳閱的名單上，主席後邊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劉少奇幾天前發表的一段話，給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最堅決最熱烈地支持越南胡誌明主席7月17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公報的初稿曾引用了劉少奇聲明中的幾句話。
這三件事，已經清楚表明，劉少奇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挨批判——連公報初稿都不再送他審閱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將取代劉少奇——會議還沒開，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緊接著，1966年8月1日這一天，發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報》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社論公布了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信，為林彪成為“副統帥”造輿論。
第二件，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紅衛兵，取義於“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學生中的秘密組織。毛澤東在信中說，你們的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從此之後，紅衛兵運動在毛澤東的“熱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國。而毛澤東也就成了他們的“紅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層人士進行大變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天起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毛、劉在這次會議上總攤牌。七十四位中共中央委員和六十七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
8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犯了“路線錯誤”。毛澤東甚至當著劉少奇和常委們的麵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據雲，張春橋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劉少奇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的批語，送交毛澤東。如同火上加油，毛澤東看後，益發對劉少奇反感。毛澤東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劉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卻，一次又一次承認錯誤。8月1日，劉少奇便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
8月2日，劉少奇在北京建築工業學院講話（這所學院是劉少奇的“點”）說：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
8月3日，劉少奇對各大區負責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說，自己“跟不上形勢”，對於“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8月4日，劉少奇對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工作組發表講話。檔案中所載原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是正確的。如果是好人，反錯了，還是好人。如果不讓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組不讓人家造反嘛……
“這次文化大革命要觸及靈魂。曆代統治者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我們共產黨人也不知不覺地鎮壓了學生運動。我們這樣做，肯定要失敗……”
劉少奇已承認自己“不知不覺地鎮壓了學生運動”了！
毛澤東卻不滿於劉少奇的這些檢查，以為他並非“不知不覺”。終於，在8月5日，毛澤東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寫下了討劉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重炮猛轟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使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從此一蹶不振。也就在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澤東表揚了陳伯達主持寫作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是“寫得何等好啊”。這樣，陳伯達的晉升，也將是無疑的。
陳伯達立即“緊跟”，寫了大字報，堅決擁護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陳伯達成了“反劉英雄”。他的大字報被作為會議文件印發。
聽說毛澤東“炮打”劉少奇，原本在大連、沒有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林彪，在8月6日坐專機趕回北京。空軍司令吳法憲去機場迎接。8月8日，林彪接見了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對他們鼓勵了一番。林彪宣稱“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陳伯達得到毛澤東和林彪的好評，他連升兩級。
會議決定補選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成為其中之一——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這樣，他從中共“八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會議決定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選十一人，陳伯達當選。這樣，他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又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十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順序，幾經改動，才予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單據陳伯達和王力回憶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鄧小平怎麽會名列第四呢？因為他在選舉政治局常委時得全票，所以列於毛、林、周之後，居第四。
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看到這張名單，大為不滿，她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麽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澤東，而是去找林彪，說出自己心中的不滿。江青的話，正是說出了林彪的意思。於是，把鄧小平排到陳伯達之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江青看了名單，仍不滿意。江青說：“老夫子，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根據江青的意見、陶鑄從末位一下子升到第四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這一次排定的名單，成為見報公布的名單，江青開創了中共黨史上的“史無前例”——一個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人，竟有那麽大的權力，去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
這麽一來，陳伯達成為中共第五號人物！盡管他自稱“小小老百姓”，實際上已成了一個手握大權的“大首長”。
須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陳伯達成為中央候補委員，按排列順序是第四十七號；1956年在中共“八大”，陳伯達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排名第二十一號。這一回，他越過了劉少奇，越過了朱德，越過了陳雲，越過了鄧小平，一下子躍為第五號人物。他在黨內舉足輕重了！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1）
一場新的激烈的鬥爭，又在中共核心層中展開。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1100多萬紅衛兵。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想見一見毛澤東主席！陳伯達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續到毛澤東去世。
鼎盛之中暗伏著危機
自從成為中共第五號人物，陳伯達名聲大振。寫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收”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來。據陳伯達的秘書回憶，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陳伯達從來沒有如此走“紅”過……
這時的陳伯達，有兩位王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擔任機要秘書，兼任“陳辦”的黨小組組長。他1947年入黨，原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做機要秘書工作。1960年當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生孩子時，調他去擔任秘書。
王文耀則是在1965年下半年，調他到陳伯達那裏擔任秘書。
兩“王”也從來沒有這麽忙碌過：一個“王”守著四部電話機，隨時作電話記錄，收看文件、電報、信件；另一個“王”則要跟在陳伯達身邊，時而釣魚台，時而中南海，時而人民大會堂，時而各大專院校。
司機於子雲處於“時刻準備著”的狀態，陳伯達一聲吩咐，不論白天黑夜，轎車隨時要出動。
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麽個“小組”，權力正在無限擴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這個“小組長”，手握大權，躊躇滿誌，他與別人不同，在口頭上還在那裏自稱“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飾著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陳伯達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他帶著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之後，幹了一個月。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條”，他把《人民日報》交給了代總編唐平鑄。他是《紅旗》的主編。這時，他把《紅旗》交給了關鋒。他作為“輿論總管”，來管《人民日報》，管《紅旗》，管新華通訊社，管中共中央宣傳部……
有的同學想給工作組辯護，給他們塗脂抹粉。除了別有用心的不說，在我們同學中，對工作組有迷信，好像沒有工作組，同學就不能革命了。實際上工作組是壓製同學們革命的蓋子，我們建議新市委把這個蓋子揭開。我們很多人受了舊社會習慣勢力的影響和剝削階級習慣勢力的影響，好像沒有工作組就不能革命。我們破壞這個習慣勢力。我們重複毛主席經常說的話，破除迷信，破除習慣勢力……你們能不能自己革命？有沒有無產階級雄心壯誌？任何革命都不能包辦代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們頭腦裏還殘存著殘餘的資產階級靈魂。毛主席指出：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動腦筋，革掉資產階級的靈魂！
就這樣，陳伯達一席話，便使進駐北大不到兩個月的工作組，徹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組曾非常嚴厲地批評過“六一八”事件，發過《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在當時受到劉少奇的稱讚，寫下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當時曾讚同過劉少奇批示的陳伯達，這時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個多月前說的話，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有人說“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錯誤的。反過來說：“六一八”事件應該是革命事件。同學們都得注意，黨的領導的標準是什麽呢？就是黨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黨代表怎麽才能代表黨的領導呢，就是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同學們說：“六一八”事件就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眾來鬥爭牛鬼蛇神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
確實，陳伯達“反過來說”了！
在那些日子裏，陳伯達不斷地“反過來說”，遊說於北京各大學，掀起一場反工作組的浪潮。
7月27日，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把工作組稱為“保姆”。他說：“你們現在不要搞保姆了。這麽大了，保姆又不好，又不會，做保姆的要先學習，也要先當學生。沒有學習過就不能當保姆。”
陳伯達點名批評了以孫友漁和以劉卓甫為首先後進駐北京師範大學的兩期工作組。陳伯達批評他們是“欽差大臣”：“他們一來就擺出欽差大臣的派頭，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懂得文化大革命。其實什麽也不懂。自以為是，很可悲。”
醉翁之意不在酒。陳伯達和江青率“中央文革”的成員們點火於北京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浪潮，其目的在於在群眾中搞臭劉少奇……
在“文革”檔案中，有一篇歌頌“理論家”的“功績”的文章，內中這麽評價陳伯達的反工作組的“貢獻”，倒是從反麵勾畫出當年陳伯達的形象：
“在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50天統治的白色恐怖裏（注：這‘五十天’指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伯達同誌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林彪同誌的指示，堅決反對劉鄧派出工作組鎮壓文化大革命，公開號召群眾衝破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並同康生、江青等同誌一起，以‘小學生’‘小小老百姓’的姿態，深入北京許多高校，支持革命造反派。伯達同誌在匯報會議和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劉少奇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有力地打擊了這個黨內頭號走資派。”
在重重壓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翌日，“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岌岌可危的劉少奇，出現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發表講話道：
“至於怎麽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躍為第五號人物
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一個明顯的訊號，在中共高層政治圈子中產生震動。
那是1966年7月27日至30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盡管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會議的公報的初稿卻在陳伯達的主持之下已經寫好了！
據王力回憶，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驚：
第一，為何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沒有劉少奇？
第二，送審傳閱的名單上，主席後邊即是林彪。
第三，初稿上，曾引述了劉少奇幾天前發表的一段話，給勾掉了！那是7月22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最堅決最熱烈地支持越南胡誌明主席7月17日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公報的初稿曾引用了劉少奇聲明中的幾句話。
這三件事，已經清楚表明，劉少奇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挨批判——連公報初稿都不再送他審閱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將取代劉少奇——會議還沒開，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緊接著，1966年8月1日這一天，發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報》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社論公布了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信，為林彪成為“副統帥”造輿論。
第二件，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紅衛兵，取義於“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學生中的秘密組織。毛澤東在信中說，你們的行動“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從此之後，紅衛兵運動在毛澤東的“熱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國。而毛澤東也就成了他們的“紅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層人士進行大變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天起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會議。毛、劉在這次會議上總攤牌。七十四位中共中央委員和六十七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
8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犯了“路線錯誤”。毛澤東甚至當著劉少奇和常委們的麵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據雲，張春橋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劉少奇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的批語，送交毛澤東。如同火上加油，毛澤東看後，益發對劉少奇反感。毛澤東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劉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卻，一次又一次承認錯誤。8月1日，劉少奇便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
8月2日，劉少奇在北京建築工業學院講話（這所學院是劉少奇的“點”）說：
“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
8月3日，劉少奇對各大區負責人和中央一些部委說，自己“跟不上形勢”，對於“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8月4日，劉少奇對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工作組發表講話。檔案中所載原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是正確的。如果是好人，反錯了，還是好人。如果不讓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組不讓人家造反嘛……
“這次文化大革命要觸及靈魂。曆代統治者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從北洋軍閥到蔣介石。我們共產黨人也不知不覺地鎮壓了學生運動。我們這樣做，肯定要失敗……”
劉少奇已承認自己“不知不覺地鎮壓了學生運動”了！
毛澤東卻不滿於劉少奇的這些檢查，以為他並非“不知不覺”。終於，在8月5日，毛澤東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寫下了討劉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重炮猛轟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使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從此一蹶不振。也就在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澤東表揚了陳伯達主持寫作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是“寫得何等好啊”。這樣，陳伯達的晉升，也將是無疑的。
陳伯達立即“緊跟”，寫了大字報，堅決擁護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陳伯達成了“反劉英雄”。他的大字報被作為會議文件印發。
聽說毛澤東“炮打”劉少奇，原本在大連、沒有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林彪，在8月6日坐專機趕回北京。空軍司令吳法憲去機場迎接。8月8日，林彪接見了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對他們鼓勵了一番。林彪宣稱“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陳伯達得到毛澤東和林彪的好評，他連升兩級。
會議決定補選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成為其中之一——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這樣，他從中共“八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會議決定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選十一人，陳伯達當選。這樣，他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又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這十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順序，幾經改動，才予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單據陳伯達和王力回憶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鄧小平怎麽會名列第四呢？因為他在選舉政治局常委時得全票，所以列於毛、林、周之後，居第四。
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看到這張名單，大為不滿，她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麽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澤東，而是去找林彪，說出自己心中的不滿。江青的話，正是說出了林彪的意思。於是，把鄧小平排到陳伯達之後：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江青看了名單，仍不滿意。江青說：“老夫子，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根據江青的意見、陶鑄從末位一下子升到第四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這一次排定的名單，成為見報公布的名單，江青開創了中共黨史上的“史無前例”——一個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人，竟有那麽大的權力，去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
這麽一來，陳伯達成為中共第五號人物！盡管他自稱“小小老百姓”，實際上已成了一個手握大權的“大首長”。
須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陳伯達成為中央候補委員，按排列順序是第四十七號；1956年在中共“八大”，陳伯達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排名第二十一號。這一回，他越過了劉少奇，越過了朱德，越過了陳雲，越過了鄧小平，一下子躍為第五號人物。他在黨內舉足輕重了！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1）
一場新的激烈的鬥爭，又在中共核心層中展開。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1100多萬紅衛兵。陳伯達產生一種強烈的願望：想見一見毛澤東主席！陳伯達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續到毛澤東去世。
鼎盛之中暗伏著危機
自從成為中共第五號人物，陳伯達名聲大振。寫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收”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雪片般飛來。據陳伯達的秘書回憶，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陳伯達從來沒有如此走“紅”過……
這時的陳伯達，有兩位王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擔任機要秘書，兼任“陳辦”的黨小組組長。他1947年入黨，原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做機要秘書工作。1960年當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生孩子時，調他去擔任秘書。
王文耀則是在1965年下半年，調他到陳伯達那裏擔任秘書。
兩“王”也從來沒有這麽忙碌過：一個“王”守著四部電話機，隨時作電話記錄，收看文件、電報、信件；另一個“王”則要跟在陳伯達身邊，時而釣魚台，時而中南海，時而人民大會堂，時而各大專院校。
司機於子雲處於“時刻準備著”的狀態，陳伯達一聲吩咐，不論白天黑夜，轎車隨時要出動。
從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麽個“小組”，權力正在無限擴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這個“小組長”，手握大權，躊躇滿誌，他與別人不同，在口頭上還在那裏自稱“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飾著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陳伯達成為中國的“輿論總管”。他帶著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之後，幹了一個月。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條”，他把《人民日報》交給了代總編唐平鑄。他是《紅旗》的主編。這時，他把《紅旗》交給了關鋒。他作為“輿論總管”，來管《人民日報》，管《紅旗》，管新華通訊社，管中共中央宣傳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