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6)
毛澤東的這些話，固然正是他晚年嚴重左傾錯誤思想的集中體現，但陳伯達作為《通知》起草小組的組長，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這位“理論家”，已經成為中國的“文革理論家”，成為炙手可熱的“大左派”！
與江青一起為“中央文革”組閣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怪物。
這麽一個“小組”，攪得華夏大地不得安寧，禍水橫流，災難四起。
這個“小組”，起初隻說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後來不斷膨脹，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小組”變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同義語。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壞話，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要員的壞話，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小組”，是根據《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麽一段話：
“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過，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時，並未決定這個“小組”的人選。
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據雲，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便曾跟陳伯達打過招呼。最初，這個“小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員會”，設立“主任”。陳伯達說，他還是當個“小組長”吧，於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寫成“文化革命小組”。
經毛澤東提名之後，“小組長”陳伯達便開始“組閣”。
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而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機靈”地說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讓江青同誌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否決了。這樣，江青便成為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
江青一進入“組閣”名單，馬上提議：“春橋同誌應該擔任副組長。”江青的這一提名，使張春橋從上海躍入中央。
經過陳伯達和江青共同“組閣”，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初步名單。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報毛澤東批準。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副組長的名字未寫入通知，但已定下來，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最初的組員名單是陳亞丁、吳泠西、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
這份名單，實際上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的名單。
後來，覺得陳亞丁、吳泠西有些“問題”，從名單中刪去了，增加了曾參加《紀要》討論的謝鏜忠。
對於王力，曾有過爭論。毛澤東對王力有看法，以為他不合適。陳伯達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單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無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組成員除王力之外，都來上海出席會議。
據關鋒回憶，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對姚文元沒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搶了頭功使他不悅，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陳伯達當眾如此說，差一點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馬上甩出了“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員姚文元，此後姚文元平步青雲，進入“中央文革”是關鍵性的一步。
江青力薦姚文元，陳伯達則力薦王力。陳伯達的理由是，王力是釣魚台“秀才班子”裏的成員，是個“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練。
於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如此增增減減，“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來了。經毛澤東提議，後來增加陶鑄為顧問。
1966年8月2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革”成員名單，共十四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
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名：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於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
這時，“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正式成員共十八人。
“中央文革”設立了辦公室。第一任辦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為戚本禹、穆欣、曹軼歐。曹軼歐即康生之妻。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沒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軍報》宋瓊當主任。又過兩個月，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王光宇負責。後來，改由蕭力負責。蕭力，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常被誤寫為李納），取“小李”之諧音也。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紮寨”。隨著“中央文革”的名聲大振，“釣魚台”在全國的知名度也不斷提高，以至後來“釣魚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
陳伯達、尹達、關鋒住在釣魚台十四號樓。那裏成了“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碰頭會”改在十六號樓召開，但“中央文革”的辦公室、會議室仍設在十四號樓。
江青住在十一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十一樓”，那時一說“十一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釣魚台八號樓，這時仍住那裏，康生也是老“釣魚台”，一直住八號樓。
張春橋和姚文元那時算“走讀生”，來來往往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到北京後，便住釣魚台九號樓。
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不在北京工作，不住釣魚台，其中郭影秋後來換成吳德，作為中共中央華北局的代表。
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如同毛澤東所比喻的剝筍一般，在一片打倒聲中，“剝”去了陶鑄，“剝”去了王任重，“剝”去了劉誌堅……“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後來，真正成為“中央文革”的“首長們”的，是這麽一些“大左派”：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麽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勝過《紅旗》總編，勝過馬列學院院長，也勝過那一連串的“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小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組員們相當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歡呼”聶元梓的大字報
6月1日剛剛接管的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點起一把邪火。也就在這一天，康生跟陳伯達唱“雙簧”，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點起一把邪火……
據陸平講，6月1日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開會。
散會時，吳德通知陸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陸平心頭一震。這張誣良發難的大字報，值得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中國廣播？當晚8時，當陸平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時，果真，頭條新聞便是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
陸平事後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後搗鬼……
康生為什麽會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當有人炮打曹軼歐時，康生於1月22日接待群眾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關於我愛人曹軼歐，有人說她是北大工作組的副組長，這是不對的。我愛人等五人，曾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調查彭真在那裏搞了哪些陰謀，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有關係。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的促進下寫的。”
康生“過謙”矣！曹軼歐對於那張大字報的作用，豈止是“促進”，乃是幕後導演也。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後，深夜12時，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派了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局負責人前來北大，重申內外有別的原則，批評聶元梓等人貼的大字報。
康生從曹軼歐那裏弄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悄然轉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打電話給康生和陳伯達，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勝仗似的，發布消息：“經毛主席同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陳伯達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能否為大字報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在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後，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於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由陳伯達簽發，拚在第一版。
6月2日，陳伯達“接管”之後出版的第二張《人民日報》，火藥味比6月1日更濃。這天，在頭版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另外，還發表了一篇唱左調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後，“文革”的種種用語，諸如“狠觸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源出於此篇社論。
《人民日報》刊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等於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點了宋碩、陸平、彭□雲的名，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衝擊。6月2日下午，趕往北京大學，看到許多大字報對當天的《人民日報》表示“熱烈歡呼”，陳伯達得意地笑了！
也就在6月2日，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張承先被任命為工作組組長，急急派往北大。
康生顯得異常活躍。他說：“大字報廣播了，見報了，我感到解放了！”
6月3日晚，陳伯達再度前往北京大學，看到一批反擊聶元梓的大字報。陳伯達氣呼呼地說：“保皇黨！現在又出現了保皇黨！”
6月4日的《人民日報》，又是硝煙彌漫。頭版頭條，刊載了驚人消息：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文革”工作，由新市委領導。新市委則作出三條新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革”；（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雲的一切職務；（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
頭版，遵陳伯達之命，配發了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歡呼”北京市委改組和工作組進駐北大。
這天，陳伯達還簽發了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公開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內容。
6月5日，根據陳伯達兩次去北大後的談話精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陳伯達給那些支持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陸平為首的原北大黨委的人，送了一頂“保皇派”的帽子。從此，“保皇派”一詞在“文革”中廣泛應用，一大批堅持革命真理，反對“文革”的同誌被斥為“保皇派”“保”字號。
陳伯達主持下所發表的《人民日報》五篇社論，被印成活頁文選，廣為傳播，成了人人必讀的“學習文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這五篇社論起著極大的蠱惑、煽動作用，“文革”之火在中華大地熊熊燃燒起來。《人民日報》所載聶元梓等大字報，在全國樹立起“造反”和“樣板”。成千上萬個聶元梓起來了，千千萬萬張“造反”大字報貼出來了。
江青透露了底細
局勢變得緊張、複雜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亂紛紛，毛澤東卻不在北京。
毛澤東在哪裏？他在杭州！就連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也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帶去，在劉少奇主持下由會議通過——須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劉少奇，劉少奇被蒙在鼓裏，居然由他主持通過《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毛澤東依然在杭州，冷眼看著北京。
北京，劉少奇主持著中央工作。作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來主管著政府工作，正忙於準備出訪。6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三國，歸國途中，還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在7月初，周恩來才飛回北京。江青在這些日子裏，也不在北京，而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眼下卻由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不知所措。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等，曾由北京飛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劉少奇懇請毛澤東回京親自主持“文革”。毛澤東談笑風生，卻說暫時不能回京。
毛澤東處於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歡在冬日去杭州，畢竟江南暖和，氣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從1965年春便離開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澤東一定要劉少奇在北京“領導”這場“文革”，劉少奇隻得照辦。
與江青一起為“中央文革”組閣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人稱“中央文革”，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怪物。
這麽一個“小組”，攪得華夏大地不得安寧，禍水橫流，災難四起。
這個“小組”，起初隻說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後來不斷膨脹，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小組”變成了中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同義語。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壞話，誰敢說一句這個“小組”的要員的壞話，就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小組”，是根據《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麽一段話：
“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過，在《五一六通知》下達時，並未決定這個“小組”的人選。
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這個“小組”的“小組長”，據雲，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毛澤東便曾跟陳伯達打過招呼。最初，這個“小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員會”，設立“主任”。陳伯達說，他還是當個“小組長”吧，於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寫成“文化革命小組”。
經毛澤東提名之後，“小組長”陳伯達便開始“組閣”。
陳伯達已經清楚意識到江青勢力的崛起，而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會親自提名江青，於是陳伯達“機靈”地說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讓江青同誌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理所當然地否決了。這樣，江青便成為陳伯達“組閣”名單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組長。
江青一進入“組閣”名單，馬上提議：“春橋同誌應該擔任副組長。”江青的這一提名，使張春橋從上海躍入中央。
經過陳伯達和江青共同“組閣”，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初步名單。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報毛澤東批準。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通知中寫明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
副組長的名字未寫入通知，但已定下來，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最初的組員名單是陳亞丁、吳泠西、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
這份名單，實際上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的名單。
後來，覺得陳亞丁、吳泠西有些“問題”，從名單中刪去了，增加了曾參加《紀要》討論的謝鏜忠。
對於王力，曾有過爭論。毛澤東對王力有看法，以為他不合適。陳伯達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單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無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錦江賓館開成立會——因為當時毛澤東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組成員除王力之外，都來上海出席會議。
據關鋒回憶，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對姚文元沒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搶了頭功使他不悅，陳伯達當即表示反對，說道：“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陳伯達當眾如此說，差一點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馬上甩出了“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員姚文元，此後姚文元平步青雲，進入“中央文革”是關鍵性的一步。
江青力薦姚文元，陳伯達則力薦王力。陳伯達的理由是，王力是釣魚台“秀才班子”裏的成員，是個“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練。
於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員。
如此增增減減，“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來了。經毛澤東提議，後來增加陶鑄為顧問。
1966年8月2日，中央補發通知，通報“中央文革”成員名單，共十四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鏜忠、尹達、穆欣。
以後又補充四名組名：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於中共中央中南局和華東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張春橋兼任。
這時，“中央文革”進入“全盛時期”，正式成員共十八人。
“中央文革”設立了辦公室。第一任辦公室主任是王力，副主任為戚本禹、穆欣、曹軼歐。曹軼歐即康生之妻。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沒多久，到1966年11月，改由《解放軍報》宋瓊當主任。又過兩個月，宋瓊被打倒，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王光宇負責。後來，改由蕭力負責。蕭力，即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常被誤寫為李納），取“小李”之諧音也。
“中央文革”在釣魚台“安營紮寨”。隨著“中央文革”的名聲大振，“釣魚台”在全國的知名度也不斷提高，以至後來“釣魚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稱。
陳伯達、尹達、關鋒住在釣魚台十四號樓。那裏成了“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後來，“碰頭會”改在十六號樓召開，但“中央文革”的辦公室、會議室仍設在十四號樓。
江青住在十一號樓，由此得了個代號叫“十一樓”，那時一說“十一樓”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王力早在1960年就住釣魚台八號樓，這時仍住那裏，康生也是老“釣魚台”，一直住八號樓。
張春橋和姚文元那時算“走讀生”，來來往往於北京與上海之間。到北京後，便住釣魚台九號樓。
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不在北京工作，不住釣魚台，其中郭影秋後來換成吳德，作為中共中央華北局的代表。
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如同毛澤東所比喻的剝筍一般，在一片打倒聲中，“剝”去了陶鑄，“剝”去了王任重，“剝”去了劉誌堅……“中央文革”的成員不斷減少，權力也越來越集中。
後來，真正成為“中央文革”的“首長們”的，是這麽一些“大左派”：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對於陳伯達來說，當上這麽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小組長”，成為他一生的巔峰。這個“小組長”，遠遠超過他過去所擔任過的一切職務，勝過《紅旗》總編，勝過馬列學院院長，也勝過那一連串的“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這個“小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組員們相當於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歡呼”聶元梓的大字報
6月1日剛剛接管的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點起一把邪火。也就在這一天，康生跟陳伯達唱“雙簧”，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點起一把邪火……
據陸平講，6月1日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開會。
散會時，吳德通知陸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陸平心頭一震。這張誣良發難的大字報，值得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中國廣播？當晚8時，當陸平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時，果真，頭條新聞便是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
陸平事後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後搗鬼……
康生為什麽會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當有人炮打曹軼歐時，康生於1月22日接待群眾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關於我愛人曹軼歐，有人說她是北大工作組的副組長，這是不對的。我愛人等五人，曾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調查彭真在那裏搞了哪些陰謀，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有關係。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的促進下寫的。”
康生“過謙”矣！曹軼歐對於那張大字報的作用，豈止是“促進”，乃是幕後導演也。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後，深夜12時，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派了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局負責人前來北大，重申內外有別的原則，批評聶元梓等人貼的大字報。
康生從曹軼歐那裏弄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悄然轉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打電話給康生和陳伯達，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勝仗似的，發布消息：“經毛主席同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陳伯達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能否為大字報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在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後，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於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由陳伯達簽發，拚在第一版。
6月2日，陳伯達“接管”之後出版的第二張《人民日報》，火藥味比6月1日更濃。這天，在頭版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另外，還發表了一篇唱左調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後，“文革”的種種用語，諸如“狠觸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源出於此篇社論。
《人民日報》刊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等於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點了宋碩、陸平、彭□雲的名，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衝擊。6月2日下午，趕往北京大學，看到許多大字報對當天的《人民日報》表示“熱烈歡呼”，陳伯達得意地笑了！
也就在6月2日，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張承先被任命為工作組組長，急急派往北大。
康生顯得異常活躍。他說：“大字報廣播了，見報了，我感到解放了！”
6月3日晚，陳伯達再度前往北京大學，看到一批反擊聶元梓的大字報。陳伯達氣呼呼地說：“保皇黨！現在又出現了保皇黨！”
6月4日的《人民日報》，又是硝煙彌漫。頭版頭條，刊載了驚人消息：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文革”工作，由新市委領導。新市委則作出三條新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革”；（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雲的一切職務；（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
頭版，遵陳伯達之命，配發了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歡呼”北京市委改組和工作組進駐北大。
這天，陳伯達還簽發了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公開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內容。
6月5日，根據陳伯達兩次去北大後的談話精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陳伯達給那些支持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陸平為首的原北大黨委的人，送了一頂“保皇派”的帽子。從此，“保皇派”一詞在“文革”中廣泛應用，一大批堅持革命真理，反對“文革”的同誌被斥為“保皇派”“保”字號。
陳伯達主持下所發表的《人民日報》五篇社論，被印成活頁文選，廣為傳播，成了人人必讀的“學習文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這五篇社論起著極大的蠱惑、煽動作用，“文革”之火在中華大地熊熊燃燒起來。《人民日報》所載聶元梓等大字報，在全國樹立起“造反”和“樣板”。成千上萬個聶元梓起來了，千千萬萬張“造反”大字報貼出來了。
江青透露了底細
局勢變得緊張、複雜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亂紛紛，毛澤東卻不在北京。
毛澤東在哪裏？他在杭州！就連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也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帶去，在劉少奇主持下由會議通過——須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劉少奇，劉少奇被蒙在鼓裏，居然由他主持通過《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毛澤東依然在杭州，冷眼看著北京。
北京，劉少奇主持著中央工作。作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來主管著政府工作，正忙於準備出訪。6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三國，歸國途中，還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在7月初，周恩來才飛回北京。江青在這些日子裏，也不在北京，而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眼下卻由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不知所措。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等，曾由北京飛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劉少奇懇請毛澤東回京親自主持“文革”。毛澤東談笑風生，卻說暫時不能回京。
毛澤東處於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歡在冬日去杭州，畢竟江南暖和，氣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從1965年春便離開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澤東一定要劉少奇在北京“領導”這場“文革”，劉少奇隻得照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