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5)
參加這個座談會的正式成員，隻不過五個人，即江青、劉誌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據雲，在18天內，“個別交談八次”“集體座談四次”“看電影十三次”“看戲三次”。
說是座談會，其實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講，別人記，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話來說，她是請林彪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座談會結束了，由部隊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論”，整理出一份“紀要”。江青對這份“紀要”很不滿意，求助於“老夫子”和張春橋。盡管“老夫子”和張春橋都並無軍職，卻比那四個穿軍裝的出席座談會的正式成員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為“理論家”，看了“紀要”草稿，給江青出了兩個重要的“點子”。
關於第一個“點子”，他說：
“十七年（指建國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隻是這樣提，沒頭沒尾。必須講清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藝的繼續和發展。”
經陳伯達這麽一“指點”，對於“文藝黑線”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
江青馬上采納，對《紀要》作了修改：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關於第二個“點子”，他說：
“要講一段江青同誌領導的戲劇革命的成績，那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東西。這樣，破什麽、立什麽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懷，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樣板戲”，“立”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方向”。
江青丟一個眼色，張春橋馬上執筆，在《紀要》中補入了一大段，為江青歌功頌德：“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從事京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進攻，鋒芒所向，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從思想到形式，都發生了極大的革命，並且帶動文藝界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經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批準，在國內外觀眾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這是一個創舉，它將會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產生深遠的影響。它有力地證明：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響樂這種外來的古典藝術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來為我們所用的，對其他藝術的革命就更應該有信心了。有人說革命現代京劇丟掉了京劇的傳統，丟掉了京劇的基本功。事實恰恰相反，革命現代京劇正是對京劇傳統的批判地繼承，是真正的推陳出新……”
陳伯達的這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認為“老夫子”到底有“理論水平”。隻是關於30年代文藝，怎麽會成為“文藝黑線”的“源頭”，連張春橋都有點說不清楚。江青隻得勞駕陳伯達：“‘老夫子’，你寫一下吧！”
陳伯達思索了一下，寫了這麽一段，後來被補入《紀要》之中：
“要破除對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麵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隻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因此，決不能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當成我們無產階級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指導方針。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並沒有係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當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有人說陳伯達是有野心而無主見的“理論家”，這話頗有見地。在30年代，陳伯達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曾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如今卻說“國防文學”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的“理論”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意捏來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自從陳伯達把“文藝黑線”上溯到30年代，於是，所謂“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便成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受到了撻伐。
《紀要》經過陳伯達、張春橋的修改，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親自改了三次。1966年4月10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全國團、縣級黨委。《紀要》不僅成了發動“文革”的重要輿論準備，而且在全黨突出了江青的地位，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奠定了基礎。
在共同炮製《紀要》之後，江青益發倚重陳伯達，而陳伯達也不敢小覷這個當年的藍蘋，對她恭維、恭敬起來了。
起草《五一六通知》
南北對峙，形勢嚴峻。1966年2月，當江青在上海忙於搞《紀要》時，北京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正忙於起草另一個與《紀要》唱“對台戲”的文件。真是曆史的巧合：在上海錦江賓館裏開座談會的是五個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裏討論起草文件的也是五個人！
北京的五個人是彭真、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泠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這個五人小組是1964年5、6月間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意見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麵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
這個小組針對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引起的一場大風波，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人稱《二月提綱》。《二月提綱》的主要內容共六個方麵，其中第四點特別強調，左派學術工作者要“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相互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另外，還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顯然，這些話不指名地批評了姚文元及其同夥。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之後，於2月13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印發文件時，覺得“五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此之前，這個小組一直隻稱“五人小組”。
盡管《二月提綱》在正式發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澤東當麵作了匯報，但毛澤東在不久之後便支持江青的《紀要》，而斥責《二月提綱》為“修正主義綱領”。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1966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準備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據王力對筆者說，他記得，他所擬的《通知》隻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政治局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找“理論家”陳伯達，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的《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一篇大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
陳伯達找了“快筆頭”王力合作。由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兩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寫出初稿。
初稿在釣魚台討論。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即稱《二月提綱》為“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鰍還滑。作為“五人小組”的成員，他參加過《二月提綱》的討論，並和彭真一起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此刻，他一甩袖子，說《二月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提高了嗓門痛斥《二月提綱》。這麽一來，《二月提綱》仿佛隻是“四人小組”的“匯報提綱”，與他無關了。論奸雄，康生堪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澤東。這時，康生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份大事記，作為附件，一起下發。”這麽一來，《通知》的規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來起草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名以下人員為組員：康生、江青、王力、吳泠西、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這個小組後來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班底。陳伯達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負責起草《大事記》。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各大區的書記也去開會。毛澤東提議，起草小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於是，起草小組的成員們紛紛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名義上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陳伯達、康生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因此起草小組的實際領導權便落在了江青手中。
這時，當年隻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顯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組寫完一稿，即由張春橋派人急送杭州。毛澤東看後加了一些話，派人即送張春橋，由他轉起草小組。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又進行討論、修改，再由張春橋派人送毛澤東，毛澤東又加了一些話退張春橋……王力笑稱張春橋為“秘書長”。隻是張春橋的那位“親密戰友”姚文元此時還被撂在錦江賓館之外，還夠不上“中央級”的“秀才”的資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見毛澤東對《通知》的重視。當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和康生從杭州趕回上海，出席會議。會議開到一半，毛澤東還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話。電話是王力接的。王力聽不清楚，讓吳泠西接，一邊接，一邊記下毛澤東添入《通知》中的話。
《通知》起草完畢，並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亮相，卻由康生帶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怕那裏會“泄密”——讓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廠去排印。
雲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通知》中的點睛之筆是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說是座談會，其實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講，別人記，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話來說，她是請林彪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座談會結束了，由部隊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論”，整理出一份“紀要”。江青對這份“紀要”很不滿意，求助於“老夫子”和張春橋。盡管“老夫子”和張春橋都並無軍職，卻比那四個穿軍裝的出席座談會的正式成員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為“理論家”，看了“紀要”草稿，給江青出了兩個重要的“點子”。
關於第一個“點子”，他說：
“十七年（指建國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隻是這樣提，沒頭沒尾。必須講清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三十年代文藝的繼續和發展。”
經陳伯達這麽一“指點”，對於“文藝黑線”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
江青馬上采納，對《紀要》作了修改：
“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關於第二個“點子”，他說：
“要講一段江青同誌領導的戲劇革命的成績，那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東西。這樣，破什麽、立什麽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懷，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樣板戲”，“立”為“無產階級文藝”的“方向”。
江青丟一個眼色，張春橋馬上執筆，在《紀要》中補入了一大段，為江青歌功頌德：“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從事京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進攻，鋒芒所向，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從思想到形式，都發生了極大的革命，並且帶動文藝界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經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批準，在國內外觀眾中，受到了極大的歡迎。這是一個創舉，它將會對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產生深遠的影響。它有力地證明：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響樂這種外來的古典藝術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來為我們所用的，對其他藝術的革命就更應該有信心了。有人說革命現代京劇丟掉了京劇的傳統，丟掉了京劇的基本功。事實恰恰相反，革命現代京劇正是對京劇傳統的批判地繼承，是真正的推陳出新……”
陳伯達的這兩個“點子”，贏得了江青的喝彩，認為“老夫子”到底有“理論水平”。隻是關於30年代文藝，怎麽會成為“文藝黑線”的“源頭”，連張春橋都有點說不清楚。江青隻得勞駕陳伯達：“‘老夫子’，你寫一下吧！”
陳伯達思索了一下，寫了這麽一段，後來被補入《紀要》之中：
“要破除對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迷信。那時，左翼文藝運動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戲劇方麵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們是俄國沙皇時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革命，隻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因此，決不能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當成我們無產階級思想運動、文藝運動的指導方針。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但是並沒有係統地解決文藝同工農兵相結合這個根本問題。當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有些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就沒過去，有些人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這一關。”
有人說陳伯達是有野心而無主見的“理論家”，這話頗有見地。在30年代，陳伯達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曾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說：“我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不可駁倒的。”如今卻說“國防文學”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的“理論”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意捏來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自從陳伯達把“文藝黑線”上溯到30年代，於是，所謂“四條漢子”——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便成為“文藝黑線”的“祖師爺”，受到了撻伐。
《紀要》經過陳伯達、張春橋的修改，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親自改了三次。1966年4月10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全國團、縣級黨委。《紀要》不僅成了發動“文革”的重要輿論準備，而且在全黨突出了江青的地位，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奠定了基礎。
在共同炮製《紀要》之後，江青益發倚重陳伯達，而陳伯達也不敢小覷這個當年的藍蘋，對她恭維、恭敬起來了。
起草《五一六通知》
南北對峙，形勢嚴峻。1966年2月，當江青在上海忙於搞《紀要》時，北京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正忙於起草另一個與《紀要》唱“對台戲”的文件。真是曆史的巧合：在上海錦江賓館裏開座談會的是五個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裏討論起草文件的也是五個人！
北京的五個人是彭真、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泠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這個五人小組是1964年5、6月間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意見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麵的工作，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
這個小組針對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引起的一場大風波，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人稱《二月提綱》。《二月提綱》的主要內容共六個方麵，其中第四點特別強調，左派學術工作者要“用適當的方式互相批評和相互幫助，反對自以為是，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另外，還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顯然，這些話不指名地批評了姚文元及其同夥。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之後，於2月13日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印發文件時，覺得“五人小組”一詞不明確，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臨時加上“文化革命”四字，變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在此之前，這個小組一直隻稱“五人小組”。
盡管《二月提綱》在正式發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澤東當麵作了匯報，但毛澤東在不久之後便支持江青的《紀要》，而斥責《二月提綱》為“修正主義綱領”。
毛澤東不滿於《二月提綱》。1966年3月下旬，毛澤東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個通知，準備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據王力對筆者說，他記得，他所擬的《通知》隻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經政治局討論同意。
《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
於是，毛澤東找“理論家”陳伯達，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據陳伯達告訴筆者，他領會毛澤東所說的《通知》“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那是要我寫一篇大文章呀！”陳伯達當過多年的毛澤東政治秘書，頗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毛澤東對他的極大的信賴：江青和張、姚起草批判《海瑞罷官》時，完全瞞著他；江青搞《紀要》時，請他幫助修改；這一回，毛澤東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壓在他的肩上。
陳伯達找了“快筆頭”王力合作。由陳伯達主稿，王力協助，兩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寫出初稿。
初稿在釣魚台討論。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話，即稱《二月提綱》為“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鰍還滑。作為“五人小組”的成員，他參加過《二月提綱》的討論，並和彭真一起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此刻，他一甩袖子，說《二月提綱》是“背著他搞的”，提高了嗓門痛斥《二月提綱》。這麽一來，《二月提綱》仿佛隻是“四人小組”的“匯報提綱”，與他無關了。論奸雄，康生堪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澤東。這時，康生又提出一個重要的“建議”：“光有通知還不夠。應該搞一份大事記，作為附件，一起下發。”這麽一來，《通知》的規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小組來起草通知。毛澤東點名陳伯達為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名以下人員為組員：康生、江青、王力、吳泠西、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這個小組後來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班底。陳伯達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負責起草《大事記》。
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各大區的書記也去開會。毛澤東提議，起草小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於是，起草小組的成員們紛紛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名義上說是為政治局會議準備材料，實際上是在那裏討論、修改《通知》。陳伯達、康生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因此起草小組的實際領導權便落在了江青手中。
這時，當年隻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顯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組寫完一稿，即由張春橋派人急送杭州。毛澤東看後加了一些話，派人即送張春橋，由他轉起草小組。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又進行討論、修改，再由張春橋派人送毛澤東，毛澤東又加了一些話退張春橋……王力笑稱張春橋為“秘書長”。隻是張春橋的那位“親密戰友”姚文元此時還被撂在錦江賓館之外，還夠不上“中央級”的“秀才”的資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見毛澤東對《通知》的重視。當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和康生從杭州趕回上海，出席會議。會議開到一半，毛澤東還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話。電話是王力接的。王力聽不清楚，讓吳泠西接，一邊接，一邊記下毛澤東添入《通知》中的話。
《通知》起草完畢，並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亮相，卻由康生帶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怕那裏會“泄密”——讓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廠去排印。
雲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每逢“五一”、國慶，原是必定上天安門城樓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一直開到26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其實，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論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通知》中的點睛之筆是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