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4)
《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又是如何反應呢？他對友人王麥初說：
“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麵（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誌）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麽會反黨？我相信這件事早晚會弄清楚的。”
“大左派”們又是反應如何呢？
關鋒居然也對那篇“雄文”的背景毫無所知。當上海《文匯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看法時，關鋒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當做“學術論文”談了一通。
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他比關鋒的“政治靈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後，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他的“第一反應”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麽東西？”陳伯達有些憤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而當年姚蓬子被捕後在《中央日報》發表叛黨聲明，他也都知道。這一回，起用姚文元來寫這樣的“大文章”，把他這位“理論家”撂在一邊了！何況，“保密”工作做得那麽嚴格，對他不透半點風聲。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後指揮乃是江青。他急於弄清詳細的背景，特別是弄清毛澤東的態度。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保持沉默，不予轉載，也不發呼應文章，南北嚴重對立。由他主編的《紅旗》，也未敢輕舉妄動，未對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應。他隻是趕緊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作為一種特殊的呼應。
毛澤東在杭州。陳伯達巴不得能夠去一趟杭州，從毛澤東那裏摸清情況。
真巧，機會來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二十來天，毛澤東電召四人前往杭州。這四個人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不言而喻，毛澤東電召這幾位“秀才”，為的是繼續討論半年多以前在長沙尚未了結的為六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於田家英，因是毛澤東秘書，已在杭州。
幾位“秀才”趕到杭州，不巧，毛澤東感冒了，說是大家分頭先看看那六本書。
幾天後，毛澤東通知陳伯達，一起前往上海。他們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於是，艾思奇便與關鋒結伴遊杭州，胡繩則到上海探親。
陳伯達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的錦江飯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從12月8日開始，至15日結束。會議的氣氛非常神秘。陳伯達到了會場，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背靠背“揭發”羅瑞卿。
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軟禁在上海建國西路六一八號一幢花園洋房裏（今波蘭駐滬領事館）。
林彪在會上猛烈地攻擊羅瑞卿“篡軍反黨”“反對突出政治”。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冤案，自此時拉開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羅”。
陳伯達作為“秀才”，對於羅瑞卿接觸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彈”。不過，會議那緊張的氣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廬山上批鬥彭德懷。
毛澤東正忙於處理羅瑞卿問題，陳伯達沒有機會從他那裏探聽消息。
上海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仍囑陳伯達回杭州去。因為關於為六本馬列著作寫序的事，還要照計劃進行。為寫序用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大字本整整兩木箱，也已從北京運抵杭州。
終於，在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五位“秀才”開會了。
一見麵，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那天，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一邊抽著煙，一邊海闊天空地聊著，話題並不隻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關鋒按照自己的習慣，一邊聽毛澤東談話，一邊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記錄，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記錄原文：
這一期《哲學研究》（指1965年第6期《哲學研究》雜誌，這一期是“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毛澤東對《哲學研究》雜誌很注意，幾乎每期必看。他曾建議政治局委員每人訂一份《哲學研究》）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麽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讚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隻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麽讓步？地主階級對於太平天國就沒有什麽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了“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麽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隻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麽“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麽“讓步政策”？隻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曆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東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係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麽多。
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曆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後，寫了一些文章，講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作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腦子裏連一點勞動的影子都沒有了。”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這個話我也還沒說過。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後，隻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能夠摸得著，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學了。
要逐漸接觸實際，在農村搞上幾年，學點農業科學、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細菌學、森林學、水利學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有點常識也好。
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們懷疑。從小學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粟、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要寫序言，還要作注釋。寫序言，政治的比較好辦，哲學的麻煩，不太好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見，隻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好比是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係，這種說法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後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要用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國民黨罵我們是“匪徒”，共產黨是“匪徒”，張三是共產黨，所以張三是“匪徒”。我們說：“國民黨是匪徒，蔣介石是國民黨，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這兩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實際上包括在大前提裏麵，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談興確實很濃，話題廣泛，思維活躍。談著，談著，他談起了《紅旗》雜誌，陳伯達不由得豎起了耳朵。
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所載邵友勳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說：什麽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麽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
在對邵友勳的文章評論了一番之後，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陳伯達非常仔細地聽著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是在那裏趁興而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從毛澤東的這一段話裏，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向來“跟準”毛澤東的他，心中有底了。
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
“向你致謝，‘老夫子’！”江青得知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為陳伯達向她獻媚感到興奮。年已花甲的陳伯達，連毛澤東都當麵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卻表明了與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閻王”完全不同的態度，從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澤東那段話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並把消息轉告張春橋、姚文元。
本來，那天毛澤東跟陳伯達等人隻是工作漫談，艾思奇和關鋒也隻是按平日的習慣記下毛澤東的話，以備今後參考，事先並沒有想到要把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為“紀要”。田家英那天也記了些，不過不是每句都記，隻記了一些重要的話。田家英隻得求助於艾思奇和關鋒：“老艾，老關，請你們兩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談話紀要。”
艾思奇、關鋒都是快筆頭。兩人忙碌了一天，就寫出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評價的那段話。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家英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其實，田家英這話，隻是托詞。1959年在廬山上，他就對彭德懷深抱同情。他對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刪去了毛澤東談論這兩篇文章的那幾句話。
紀要印出來了。
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看沒有那段話，先是吃驚，繼而震怒。因為他們要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澤東的這一段“最高指示”壓人。
江青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
陳伯達去問關鋒：“那一段話，是誰刪的？”
很快的，陳伯達和江青明白了是怎麽回事。
此後的情況，如同鄧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描述的那樣：
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誌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1965年，家英同誌參加整理一個談話記錄。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反對把《海瑞罷官》一劇說成是為彭德懷同誌翻案。事後不久，被一個混進黨內壞人告發，從此對他定下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誌對於混進黨內並身居高位的壞分子，像陳伯達、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這夥人的惡劣品質，曾長期同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並被他們恨入骨髓。
撬掉田家英，是陳伯達與江青的第一次“聯合行動”。陳伯達早已恨透了田家英，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敵，又贏得江青的信任，陳伯達可謂一舉兩得。
幫助江青炮製《紀要》
自從陳伯達與江青“結盟”之後，很快的，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
對於“偶爾露崢嶸”的江青來說，組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隻是打響了第一炮。可是，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要實現女皇夢，不能不提高自己的聲望。
她，求助於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前往蘇州，拜會林彪，請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求林彪給予“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名義，以提高聲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說了一些什麽話，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話是後來載入《林彪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誌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誌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誌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誌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麵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麽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係，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須知，江青當時正欲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多麽需要林彪這樣的“大人物”的提攜！盡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澤東絕不會對她作這麽一番“高度評價”的。
從林彪那裏拿了“令箭”，“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便於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錦江賓館開張了。
“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麵（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誌）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麽會反黨？我相信這件事早晚會弄清楚的。”
“大左派”們又是反應如何呢？
關鋒居然也對那篇“雄文”的背景毫無所知。當上海《文匯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看法時，關鋒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當做“學術論文”談了一通。
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他比關鋒的“政治靈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後，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他的“第一反應”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麽東西？”陳伯達有些憤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而當年姚蓬子被捕後在《中央日報》發表叛黨聲明，他也都知道。這一回，起用姚文元來寫這樣的“大文章”，把他這位“理論家”撂在一邊了！何況，“保密”工作做得那麽嚴格，對他不透半點風聲。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後指揮乃是江青。他急於弄清詳細的背景，特別是弄清毛澤東的態度。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保持沉默，不予轉載，也不發呼應文章，南北嚴重對立。由他主編的《紅旗》，也未敢輕舉妄動，未對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應。他隻是趕緊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作為一種特殊的呼應。
毛澤東在杭州。陳伯達巴不得能夠去一趟杭州，從毛澤東那裏摸清情況。
真巧，機會來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二十來天，毛澤東電召四人前往杭州。這四個人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不言而喻，毛澤東電召這幾位“秀才”，為的是繼續討論半年多以前在長沙尚未了結的為六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於田家英，因是毛澤東秘書，已在杭州。
幾位“秀才”趕到杭州，不巧，毛澤東感冒了，說是大家分頭先看看那六本書。
幾天後，毛澤東通知陳伯達，一起前往上海。他們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於是，艾思奇便與關鋒結伴遊杭州，胡繩則到上海探親。
陳伯達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的錦江飯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從12月8日開始，至15日結束。會議的氣氛非常神秘。陳伯達到了會場，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背靠背“揭發”羅瑞卿。
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軟禁在上海建國西路六一八號一幢花園洋房裏（今波蘭駐滬領事館）。
林彪在會上猛烈地攻擊羅瑞卿“篡軍反黨”“反對突出政治”。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冤案，自此時拉開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羅”。
陳伯達作為“秀才”，對於羅瑞卿接觸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彈”。不過，會議那緊張的氣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廬山上批鬥彭德懷。
毛澤東正忙於處理羅瑞卿問題，陳伯達沒有機會從他那裏探聽消息。
上海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仍囑陳伯達回杭州去。因為關於為六本馬列著作寫序的事，還要照計劃進行。為寫序用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大字本整整兩木箱，也已從北京運抵杭州。
終於，在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五位“秀才”開會了。
一見麵，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那天，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一邊抽著煙，一邊海闊天空地聊著，話題並不隻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關鋒按照自己的習慣，一邊聽毛澤東談話，一邊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記錄，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記錄原文：
這一期《哲學研究》（指1965年第6期《哲學研究》雜誌，這一期是“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毛澤東對《哲學研究》雜誌很注意，幾乎每期必看。他曾建議政治局委員每人訂一份《哲學研究》）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麽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讚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隻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麽讓步？地主階級對於太平天國就沒有什麽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了“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麽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隻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麽“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麽“讓步政策”？隻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曆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東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係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麽多。
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曆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後，寫了一些文章，講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作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腦子裏連一點勞動的影子都沒有了。”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這個話我也還沒說過。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後，隻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能夠摸得著，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學了。
要逐漸接觸實際，在農村搞上幾年，學點農業科學、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細菌學、森林學、水利學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有點常識也好。
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們懷疑。從小學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粟、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要寫序言，還要作注釋。寫序言，政治的比較好辦，哲學的麻煩，不太好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見，隻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好比是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係，這種說法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後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要用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國民黨罵我們是“匪徒”，共產黨是“匪徒”，張三是共產黨，所以張三是“匪徒”。我們說：“國民黨是匪徒，蔣介石是國民黨，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這兩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實際上包括在大前提裏麵，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談興確實很濃，話題廣泛，思維活躍。談著，談著，他談起了《紅旗》雜誌，陳伯達不由得豎起了耳朵。
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所載邵友勳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說：什麽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麽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
在對邵友勳的文章評論了一番之後，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陳伯達非常仔細地聽著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是在那裏趁興而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從毛澤東的這一段話裏，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向來“跟準”毛澤東的他，心中有底了。
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
“向你致謝，‘老夫子’！”江青得知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為陳伯達向她獻媚感到興奮。年已花甲的陳伯達，連毛澤東都當麵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卻表明了與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閻王”完全不同的態度，從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澤東那段話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並把消息轉告張春橋、姚文元。
本來，那天毛澤東跟陳伯達等人隻是工作漫談，艾思奇和關鋒也隻是按平日的習慣記下毛澤東的話，以備今後參考，事先並沒有想到要把毛澤東的談話整理成為“紀要”。田家英那天也記了些，不過不是每句都記，隻記了一些重要的話。田家英隻得求助於艾思奇和關鋒：“老艾，老關，請你們兩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談話紀要。”
艾思奇、關鋒都是快筆頭。兩人忙碌了一天，就寫出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評價的那段話。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家英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其實，田家英這話，隻是托詞。1959年在廬山上，他就對彭德懷深抱同情。他對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刪去了毛澤東談論這兩篇文章的那幾句話。
紀要印出來了。
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看沒有那段話，先是吃驚，繼而震怒。因為他們要整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澤東的這一段“最高指示”壓人。
江青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
陳伯達去問關鋒：“那一段話，是誰刪的？”
很快的，陳伯達和江青明白了是怎麽回事。
此後的情況，如同鄧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描述的那樣：
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誌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裏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1965年，家英同誌參加整理一個談話記錄。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反對把《海瑞罷官》一劇說成是為彭德懷同誌翻案。事後不久，被一個混進黨內壞人告發，從此對他定下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大罪……
家英同誌對於混進黨內並身居高位的壞分子，像陳伯達、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這夥人的惡劣品質，曾長期同他們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並被他們恨入骨髓。
撬掉田家英，是陳伯達與江青的第一次“聯合行動”。陳伯達早已恨透了田家英，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敵，又贏得江青的信任，陳伯達可謂一舉兩得。
幫助江青炮製《紀要》
自從陳伯達與江青“結盟”之後，很快的，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
對於“偶爾露崢嶸”的江青來說，組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隻是打響了第一炮。可是，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她要實現女皇夢，不能不提高自己的聲望。
她，求助於林彪。
1966年1月21日，江青從上海前往蘇州，拜會林彪，請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求林彪給予“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名義，以提高聲望。
林彪和江青悄悄地說了一些什麽話，不得而知。但是，有段話是後來載入《林彪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誌對參加座談會的部隊同誌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誌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誌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麵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麽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係，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的“高度評價”，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資本。須知，江青當時正欲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多麽需要林彪這樣的“大人物”的提攜！盡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澤東絕不會對她作這麽一番“高度評價”的。
從林彪那裏拿了“令箭”，“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便於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錦江賓館開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