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3)
後來，“四清”與“五反”運動合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毛澤東以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在南斯拉夫複辟，為了防止中國“變修”“變色”，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在1963年5月9日發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在思索著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他早在廬山會議上便已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在鬥垮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已在尋找新的鬥爭對象。他的極左思想不斷膨脹，他的鬥爭矛頭指向了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劉少奇。
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陳伯達服了安眠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那是一隻機要電話，勢必有要緊的事要告知他。他趕緊驅走睡意，接了電話。果真，事關重大：毛澤東要他馬上去一趟！
陳伯達豈敢怠慢。對於毛澤東的召見，他總是招之即來。毛澤東習慣於夤夜工作，苦了陳伯達。
匆匆趕到毛澤東那裏。原來，毛澤東要起草一份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由他口授，陳伯達筆錄。
從毛澤東的話裏，陳伯達這才軋出重要的“苗頭”——毛澤東要整劉少奇！
原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分歧由來已久，直到這時終於表麵化了……
毛澤東搞社教運動，像搞“文革”一樣，事先並沒有什麽“偉大戰略部署”，而是幹著看，邊幹邊摸索。
毛澤東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時，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劉少奇對社教運動是投讚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次提出十條政策，人稱“前十條”。
毛澤東為“前十條”的前言，親筆加了一大段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所加的這一大段話，後來被作為毛澤東的一篇著作發表，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前十條”披露了毛澤東的“最新名言”：“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前十條”的核心，便是“抓”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前十條”指出，社教運動的任務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鬥爭”。
對“前十條”，劉少奇是支持的，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稱“後十條”。“後十條”提出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劉少奇也是支持的。劉少奇對於社教運動所作的幾次講話，有些觀點也相當“左”。
但是，後來劉少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劉少奇主張是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不一定什麽都“以階級鬥爭為綱”，都要從“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高度去上線上綱。再如，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不同意。
毛、劉之間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漸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考慮到毛澤東當時身體不大好，沒有請他出席會議。12月底，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會議製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共十七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從1965年元旦之後，至1月14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改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況且第一階段會議毛澤東也未參加，也就勸毛澤東不必參加第二階段會議。不料，毛澤東心中不悅，徑往會場，出席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麵過寬”等等。
毛澤東說到社教運動的矛盾時，劉少奇插了一段話：“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複雜，還是有什麽矛盾就解決什麽矛盾為好。”
毛澤東一聽，麵露慍色。他猛吸著煙，沉默不言，頓時會場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天夜裏，毛澤東急召陳伯達，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毛澤東說一條，陳伯達記一條。
記著，記著，安眠藥的藥力發作了。陳伯達盡力提起精神，卻隻是機械地記下毛澤東的一條條意見，自己的思維變得非常遲鈍。
總算記完了，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陳伯達這才鬆了一口氣。
陳伯達回到家中，囫圇而睡。安眠藥的藥力總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兩個多小時，趕緊翻看記錄，心不由得收緊了。
他，固然早就“跟準”毛澤東。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劉少奇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也必須“緊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時，那位不曾露麵的中央代表劉少奇，使他肅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一百零五次之多。此後陳伯達寫文章，也言必稱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之後，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顯得重要。陳伯達看風使舵，與康生一起，重新發表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僅在《紅旗》雜誌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萬冊單行本！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陳伯達原本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眼下，毛與劉產生嚴重分裂，陳伯達必須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理所當然，他倒向毛澤東……
他著急地要整理筆記。無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狀態下所記的筆記，連他自己也理不出個頭緒來。
他打電話急召王力，王力還在睡夢之中呢。
王力一聽“大秀才”找他，連忙趕去。王力到底比陳伯達小17歲，此時隻有44歲，頭腦比陳伯達靈活。他幫助陳伯達從那混亂的記錄中理出了頭緒，分成了一條又一條。
就在這一天，會場上再度出現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來到會場，毛澤東講話之前，亮出了手中那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憲法，一本是黨章。今天開的會議，既不討論憲法，又不討論黨章，毛澤東帶那兩本小冊子來幹什麽呢？大家都覺得詫異。
直到毛澤東開始講話，大家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說：“我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
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人是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顯然，他誤會了鄧小平的好意，以為不讓他來開會；另一個人，當然是指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言詞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毛澤東動了感情，把劉少奇昨天的插話，當做壓製他的發言。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如此盛怒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幾十年來頭一回。兩位主席的對立，此後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鬥爭。
會後，經彭真、陶鑄等的勸說，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澤東不尊重的表現。毛澤東則不滿意於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重大分歧！
陳伯達馬上意識到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開始了。他惟一的抉擇，便是繼續“跟準”毛澤東。
他惟毛澤東之命而從，著手起草新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陳寓，幾位“秀才”聚集在那裏，陳伯達在執筆。
門前，一輛小轎車隨時準備出發。
“秀才”們討論了一陣子，陳伯達寫出幾頁，馬上送給通訊員。小轎車出發了，駛出中南海西門，來到約一公裏左右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立即付排。
小轎車回到迎春堂時，按照前幾頁手稿排出來的清樣，已由通訊員帶回來了。
如此這般，陳伯達在緊張地進行“流水作業”。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以高質量排版，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準排錯。
總算把文件全部寫出，排好，眾“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陳伯達卻沒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區——親自給毛澤東送去。
經過毛澤東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會議討論通過，便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全黨。
文件的標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總共二十三條，人稱“二十三條”。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強調了此件乃“標準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與此件的“抵觸”之處：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並寫出了討論紀要。現在把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這個文件發至縣、團以上黨委和工作團、隊黨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這份由毛澤東主持、陳伯達執筆的文件，在第二條“運動的性質”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際上已具備了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雛型。
第二條原文如下：
二、運動的性質：
幾種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麽社會裏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麽黨的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麽曆史時期，什麽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麵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麽社會裏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麽曆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從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支持這些當權派的，有的在下麵，有的在上麵。
在下麵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麵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我們絕大多數幹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不清，用人不當，對工作檢查不力，犯官僚主義錯誤。
隨著“二十三條”的下達、貫徹，各地紛紛開始“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們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為“走資派”。後來，社教運動發展為“文革”，發展為全國、全麵地“整走資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條”中已不點名地批判了的劉少奇——“中國頭號走資派”。正因為這樣，這個“二十三條”，已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
成為江青的“盟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推出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
報紙一到北京，北京震驚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反應是：
“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幹什麽？這不是對同誌搞突然襲擊麽？姚文元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是學閥腔調！”
劉少奇逐字逐句細讀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給劉少奇掛電話，詢問他對此文的看法。電話是王光美接的。
接罷電話，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彭真同誌來電話，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我說少奇同誌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同誌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麽意見。你看，這樣回答可以嗎？”
劉少奇作出了明確的反應：
“現在隻能這樣回答，《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對外人講話要格外謹慎。不過，讓我說心裏話，這篇文章寫得並不好，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勢壓人，我不讚成這樣做。”
毛澤東以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在南斯拉夫複辟，為了防止中國“變修”“變色”，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在1963年5月9日發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在思索著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他早在廬山會議上便已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在鬥垮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已在尋找新的鬥爭對象。他的極左思想不斷膨脹，他的鬥爭矛頭指向了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劉少奇。
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陳伯達服了安眠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那是一隻機要電話，勢必有要緊的事要告知他。他趕緊驅走睡意，接了電話。果真，事關重大：毛澤東要他馬上去一趟！
陳伯達豈敢怠慢。對於毛澤東的召見，他總是招之即來。毛澤東習慣於夤夜工作，苦了陳伯達。
匆匆趕到毛澤東那裏。原來，毛澤東要起草一份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由他口授，陳伯達筆錄。
從毛澤東的話裏，陳伯達這才軋出重要的“苗頭”——毛澤東要整劉少奇！
原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分歧由來已久，直到這時終於表麵化了……
毛澤東搞社教運動，像搞“文革”一樣，事先並沒有什麽“偉大戰略部署”，而是幹著看，邊幹邊摸索。
毛澤東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時，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劉少奇對社教運動是投讚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次提出十條政策，人稱“前十條”。
毛澤東為“前十條”的前言，親筆加了一大段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所加的這一大段話，後來被作為毛澤東的一篇著作發表，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前十條”披露了毛澤東的“最新名言”：“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前十條”的核心，便是“抓”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前十條”指出，社教運動的任務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鬥爭”。
對“前十條”，劉少奇是支持的，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稱“後十條”。“後十條”提出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劉少奇也是支持的。劉少奇對於社教運動所作的幾次講話，有些觀點也相當“左”。
但是，後來劉少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劉少奇主張是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不一定什麽都“以階級鬥爭為綱”，都要從“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高度去上線上綱。再如，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不同意。
毛、劉之間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漸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考慮到毛澤東當時身體不大好，沒有請他出席會議。12月底，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會議製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共十七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從1965年元旦之後，至1月14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改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況且第一階段會議毛澤東也未參加，也就勸毛澤東不必參加第二階段會議。不料，毛澤東心中不悅，徑往會場，出席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麵過寬”等等。
毛澤東說到社教運動的矛盾時，劉少奇插了一段話：“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複雜，還是有什麽矛盾就解決什麽矛盾為好。”
毛澤東一聽，麵露慍色。他猛吸著煙，沉默不言，頓時會場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天夜裏，毛澤東急召陳伯達，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毛澤東說一條，陳伯達記一條。
記著，記著，安眠藥的藥力發作了。陳伯達盡力提起精神，卻隻是機械地記下毛澤東的一條條意見，自己的思維變得非常遲鈍。
總算記完了，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陳伯達這才鬆了一口氣。
陳伯達回到家中，囫圇而睡。安眠藥的藥力總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兩個多小時，趕緊翻看記錄，心不由得收緊了。
他，固然早就“跟準”毛澤東。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劉少奇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也必須“緊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時，那位不曾露麵的中央代表劉少奇，使他肅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一百零五次之多。此後陳伯達寫文章，也言必稱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之後，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顯得重要。陳伯達看風使舵，與康生一起，重新發表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僅在《紅旗》雜誌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萬冊單行本！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陳伯達原本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眼下，毛與劉產生嚴重分裂，陳伯達必須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理所當然，他倒向毛澤東……
他著急地要整理筆記。無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狀態下所記的筆記，連他自己也理不出個頭緒來。
他打電話急召王力，王力還在睡夢之中呢。
王力一聽“大秀才”找他，連忙趕去。王力到底比陳伯達小17歲，此時隻有44歲，頭腦比陳伯達靈活。他幫助陳伯達從那混亂的記錄中理出了頭緒，分成了一條又一條。
就在這一天，會場上再度出現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來到會場，毛澤東講話之前，亮出了手中那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憲法，一本是黨章。今天開的會議，既不討論憲法，又不討論黨章，毛澤東帶那兩本小冊子來幹什麽呢？大家都覺得詫異。
直到毛澤東開始講話，大家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說：“我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
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人是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顯然，他誤會了鄧小平的好意，以為不讓他來開會；另一個人，當然是指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言詞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毛澤東動了感情，把劉少奇昨天的插話，當做壓製他的發言。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如此盛怒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幾十年來頭一回。兩位主席的對立，此後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鬥爭。
會後，經彭真、陶鑄等的勸說，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澤東不尊重的表現。毛澤東則不滿意於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重大分歧！
陳伯達馬上意識到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開始了。他惟一的抉擇，便是繼續“跟準”毛澤東。
他惟毛澤東之命而從，著手起草新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陳寓，幾位“秀才”聚集在那裏，陳伯達在執筆。
門前，一輛小轎車隨時準備出發。
“秀才”們討論了一陣子，陳伯達寫出幾頁，馬上送給通訊員。小轎車出發了，駛出中南海西門，來到約一公裏左右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立即付排。
小轎車回到迎春堂時，按照前幾頁手稿排出來的清樣，已由通訊員帶回來了。
如此這般，陳伯達在緊張地進行“流水作業”。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以高質量排版，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準排錯。
總算把文件全部寫出，排好，眾“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陳伯達卻沒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區——親自給毛澤東送去。
經過毛澤東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會議討論通過，便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全黨。
文件的標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總共二十三條，人稱“二十三條”。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強調了此件乃“標準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與此件的“抵觸”之處：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並寫出了討論紀要。現在把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這個文件發至縣、團以上黨委和工作團、隊黨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這份由毛澤東主持、陳伯達執筆的文件，在第二條“運動的性質”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際上已具備了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雛型。
第二條原文如下：
二、運動的性質：
幾種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麽社會裏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麽黨的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麽曆史時期，什麽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麵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麽社會裏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麽曆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從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支持這些當權派的，有的在下麵，有的在上麵。
在下麵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麵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我們絕大多數幹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不清，用人不當，對工作檢查不力，犯官僚主義錯誤。
隨著“二十三條”的下達、貫徹，各地紛紛開始“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們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為“走資派”。後來，社教運動發展為“文革”，發展為全國、全麵地“整走資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條”中已不點名地批判了的劉少奇——“中國頭號走資派”。正因為這樣，這個“二十三條”，已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
成為江青的“盟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推出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
報紙一到北京，北京震驚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反應是：
“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幹什麽？這不是對同誌搞突然襲擊麽？姚文元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是學閥腔調！”
劉少奇逐字逐句細讀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給劉少奇掛電話，詢問他對此文的看法。電話是王光美接的。
接罷電話，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彭真同誌來電話，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我說少奇同誌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同誌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麽意見。你看，這樣回答可以嗎？”
劉少奇作出了明確的反應：
“現在隻能這樣回答，《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對外人講話要格外謹慎。不過，讓我說心裏話，這篇文章寫得並不好，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勢壓人，我不讚成這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