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2)
田家英看不慣他的這一套，跟他關係緊張。姚洛跟田家英有些來往，陳伯達馬上就很敏感，懷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後搞他。他對姚洛說：“有人反映，你在背後搞你的‘老板’！”
他給毛澤東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後，他往往要把自己親筆寫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這些手稿應當存檔的呀，他卻隻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釋。（據別人解釋，那是陳伯達生怕將來這些手稿給毛澤東看見，諸多不便。因為解放後毛澤東事忙，有些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文章，是由陳伯達起草的。陳伯達的心眼多，處處提防著，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邊的人，一個個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職。陳伯達不搞這個。這倒並不是說他不熱心於培植自己的勢力。他是另一種想法，怕自己身邊的人一個個拉上高位，太顯眼了，容易牽涉到他，給他帶來麻煩。這與他總說自己是“教員”、在“文革”中聲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是一致的。他是在“謙遜”背後下功夫。他與康生各有一套“拳經”。
在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做大報告，也不大講課，主要是因為他的話難懂。
除了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外，陳伯達曾打算寫一部理論著作《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調來兩個人幫助他收集材料，一個是陳真，一個是徐洪烈。徐洪烈成了他的文書。
後來，又調來徐兵、史敬棠幫助收集材料。這樣，他那裏的工作人員多起來了。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沒有寫成。後來，把收集到的材料編成《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總共四大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後，陳伯達的文思不如從前，寫東西不流暢。寫東西要反反複複地改。尤其是往毛澤東那裏送去的文稿，陳伯達小心翼翼。姚洛記得，有幾次文稿裝入大信封，已經封好，準備送往毛澤東那裏，陳伯達忽然想起什麽，又拆開來作修改。還有一次，文稿已由交通員送出，陳伯達又想起什麽，派人趕往勤政殿，從毛澤東秘書那裏追回剛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陳伯達生怕在毛澤東那裏有半點差錯，他深深知道，毛澤東對他的印象好壞，將決定他的仕途前景。
劉叔晏在通縣工作了一段時間，想調回來，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調動工作，一時難以辦成。這時她生病，便在家住著。姚洛替她辦通行證，證上要填寫職務，姚洛寫了“家屬”兩字，不料，這件事惹了她，極不高興。她說：“‘家屬’怎麽成了我的職務呢！”可是，不寫“家屬”，姚洛又想不出別的合適的符合她的身份的職務！
終於，在1956年，劉叔晏取代了姚洛，成為陳伯達的秘書。
姚洛調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陳伯達要姚洛交待：“你和田家英是什麽關係？”直到這時，姚洛才明白他被調走的真正原因：原來，陳伯達早就對姚洛與田家英的接觸生疑。陳伯達以己度人，因為他曾想通過田家英摸毛澤東的動態，因而擔心田家英通過姚洛摸他的動態！調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當秘書，陳伯達這才放心了……陳伯達確實“詭”！
趕緊從高崗那裏滑腳
除了參加起草農業合作化的文件之外，陳伯達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
據1954年3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
“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毛主席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會議聽取了憲法起草委員會陳伯達關於憲法草案初稿的說明。”
陳伯達說，憲法主要是按照毛澤東的一係列指示起草的。參加起草的不隻他一個。序言是胡喬木執筆的。田家英也參加起草工作。參加討論的人那就更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中，廣泛吸取了大家的正確的意見。他隻是做“文字理發匠”的工作。
另外，1953年3月9日，毛澤東為悼念斯大林去世而發表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他參與起草。
雖說他一直把“跟準”毛澤東，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可是，在50年代初，他有一回沒有“跟準”毛澤東，差一點出了大事，嚇出一身冷汗。
那是1952年，高崗從東北調來北京，擔任國家計委主任。高崗是陝西橫山縣人，比陳伯達小一歲。在延安，高崗擔任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時，跟陳伯達認識。此後，高崗調往東北，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東北搞獨立王國。高崗調入北京不久，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調到北京作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與饒漱石聯合起來，圖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高崗看中了“理論家”陳伯達，請陳伯達幫助修改《榮譽是屬於誰的？》一文。陳伯達答應了，為他出了力。高崗正需要一支筆，看中了陳伯達。盡管過去他們沒有深交，如今卻因高崗的特殊目的，彼此不斷有了來往。
幸虧陳伯達從毛澤東那裏獲知重要信息，趕緊從高崗那裏滑腳。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中的一段話，語氣那般尖銳，表明是實有所指的：
“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曆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
決議批判了“獨立王國”，指出有人“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判監督，對批判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決議還批判了“小集團”，指出“如果避開黨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散布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
盡管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沒有點名，實際上很明確，指的便是高崗和饒漱石。
高崗和饒漱石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和同年9月至10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發難的。毛澤東發覺了高、饒異常的動向，在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饒發出警告。兩個多月後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饒展開了批判。後來，由於高崗以自殺相抗，1955年3月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公開點了高、饒之名。
高、饒的反黨聯盟是短命的。從他們發難到倒台，不過幾個月。陳伯達剛剛踏上高崗那艘船，一發覺不對頭，連忙抽回了腳。倘若高、饒再晚些時候倒台，陳伯達的腳就不那麽容易抽回來了！他，逃過了一次政治危機！
關於毛澤東如何察覺高崗的反叛，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中，透露一段鮮為人知的情況：
我們的這位代表（指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開始向我們報告，說中國領導班子中有許多人對蘇聯和我們黨不滿。據他說，口頭上積極反對我們的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拿給我們傳閱，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內容。
關於中國黨內這種情緒的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我們那位代表報回來的與高崗談話的記錄拿給毛看，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
隻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這樣做是出於何種考慮。他把這種做法說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領導班子內把高崗孤立起來。那時高崗還在政治局裏，但我們知道他實際上已經被打入了冷宮。後來，我們得知毛把他軟禁起來了，再後來，聽說他服毒自殺了……
斯大林為什麽要出賣高崗？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
對於高、饒的批判，是解放後中共黨內第一次激烈的鬥爭。陳伯達躲過了這一關，總算鬆了一口氣。
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據陳伯達說，他參加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的一部分修改工作，而他的主要精力則花在起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17日由大會通過）。陳伯達在《決議》中字斟句酌地寫入這麽一段話：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這一段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論述，涉及全局，涉及黨的基本路線。他是揣摩了毛澤東、劉少奇當時的見解，加上自己的發揮，寫成這一段文字。誠然，到了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改變了觀點，認為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完全否定了“八大”決議中的這一段話，陳伯達也步毛澤東的後塵加以否定。“理論家”的“理論”是隨著風向的改變而改變的。
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又當選為中央委員。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伯達向前邁進一步，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行列。
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李先念。
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在中共“七大”陳伯達為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中，排名次序為第47位；如今，他“前進”至第21位。
不過，這時陳伯達的主要的工作，仍是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八大”結束之後，陳伯達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為毛澤東整理了幾篇重要的講話稿。這時的毛澤東，雖然國務、黨務冗忙，但文章還是親自執筆寫的。陳伯達協助整理的，是毛澤東在各種會議上隨口而談的講話記錄稿。陳伯達在整理時，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毛澤東的原話，隻是作些刪節，調整段落順序，或者把幾次講話記錄合並成一篇文章。整理出初稿之後，交給毛澤東審定。毛澤東常常作了許多修改、補充，這才定稿發表。正因為毛澤東事後作的改動較大，因此正式作為文章發表，往往與講話的原始記錄有許多差別。
據陳伯達回憶，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是他幫助整理的。此文原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彭真把記錄稿給了陳伯達。陳伯達又補入毛澤東在其他幾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共計十個問題。整理之後，毛澤東作了修改。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陳伯達根據會議記錄加以整理的。主要是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記錄，但也補了另幾次講話的內容。整理之後，毛澤東又作了較多的改動，親筆增添了新的內容。
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毛澤東親自所作的增刪最多。當年聽過毛澤東講話的人，後來看了文章，都有這種感覺——許多當場聽到過的話，文章裏沒有；文章有些話，則是當場未曾聽到的。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所作的這些增刪，是正常的。因為講話時隨口而說，在整理成文時經過他仔細思索，有增有刪，誠如一篇文章寫成後也要改幾遍一樣。再說，文章要比即興講話縝密得多。另外，文章在報上發表後，收入選集，再作些修改，也是正常的。
陳伯達再三地說，他隻是做秘書工作，做做“文字理發匠”的工作。毛澤東的這些根據講話記錄整理而成的文章，用的都是毛澤東的原話。隻有個別處，他在不違背毛澤東意願的前提下，把記錄的文字改得通順一些，如此而已。
陳伯達伴隨毛澤東度過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夏天。毛澤東設下“陽謀”，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擴大”到“右派”的行列之中。那個不平常的夏天，是毛澤東一生中不平常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毛澤東率領億萬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不愧為正確，因之也就無愧於光榮、偉大、英明；在此之後，64歲的毛澤東向“左”偏航，越來越偏離正確的航道，直至73歲陷入“左”的迷誤，發動那“史無前例”的“文革”，終於在83歲痛苦地離去，留下一個“左”病深重的中國……一向“跟準”毛澤東的陳伯達，在向“左”大轉彎的時候，比毛澤東跑得更快、更遠，以至這位曾寫過《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理論家”成為“人民公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
毛澤東夤夜口授“二十三條”
曆史的車輪日漸駛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細細探索起來，“文革”的前奏早已開始：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是其前奏，“四清”運動也是其前奏。毛澤東對外“批修”，對內搞“四清”。
“四清”運動，1962年底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叫“小四清”。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清”運動在農村開展。城市裏則進行“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
他給毛澤東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後，他往往要把自己親筆寫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這些手稿應當存檔的呀，他卻隻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釋。（據別人解釋，那是陳伯達生怕將來這些手稿給毛澤東看見，諸多不便。因為解放後毛澤東事忙，有些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文章，是由陳伯達起草的。陳伯達的心眼多，處處提防著，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邊的人，一個個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職。陳伯達不搞這個。這倒並不是說他不熱心於培植自己的勢力。他是另一種想法，怕自己身邊的人一個個拉上高位，太顯眼了，容易牽涉到他，給他帶來麻煩。這與他總說自己是“教員”、在“文革”中聲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是一致的。他是在“謙遜”背後下功夫。他與康生各有一套“拳經”。
在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做大報告，也不大講課，主要是因為他的話難懂。
除了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外，陳伯達曾打算寫一部理論著作《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調來兩個人幫助他收集材料，一個是陳真，一個是徐洪烈。徐洪烈成了他的文書。
後來，又調來徐兵、史敬棠幫助收集材料。這樣，他那裏的工作人員多起來了。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沒有寫成。後來，把收集到的材料編成《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總共四大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後，陳伯達的文思不如從前，寫東西不流暢。寫東西要反反複複地改。尤其是往毛澤東那裏送去的文稿，陳伯達小心翼翼。姚洛記得，有幾次文稿裝入大信封，已經封好，準備送往毛澤東那裏，陳伯達忽然想起什麽，又拆開來作修改。還有一次，文稿已由交通員送出，陳伯達又想起什麽，派人趕往勤政殿，從毛澤東秘書那裏追回剛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陳伯達生怕在毛澤東那裏有半點差錯，他深深知道，毛澤東對他的印象好壞，將決定他的仕途前景。
劉叔晏在通縣工作了一段時間，想調回來，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調動工作，一時難以辦成。這時她生病，便在家住著。姚洛替她辦通行證，證上要填寫職務，姚洛寫了“家屬”兩字，不料，這件事惹了她，極不高興。她說：“‘家屬’怎麽成了我的職務呢！”可是，不寫“家屬”，姚洛又想不出別的合適的符合她的身份的職務！
終於，在1956年，劉叔晏取代了姚洛，成為陳伯達的秘書。
姚洛調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陳伯達要姚洛交待：“你和田家英是什麽關係？”直到這時，姚洛才明白他被調走的真正原因：原來，陳伯達早就對姚洛與田家英的接觸生疑。陳伯達以己度人，因為他曾想通過田家英摸毛澤東的動態，因而擔心田家英通過姚洛摸他的動態！調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當秘書，陳伯達這才放心了……陳伯達確實“詭”！
趕緊從高崗那裏滑腳
除了參加起草農業合作化的文件之外，陳伯達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
據1954年3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
“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毛主席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會議聽取了憲法起草委員會陳伯達關於憲法草案初稿的說明。”
陳伯達說，憲法主要是按照毛澤東的一係列指示起草的。參加起草的不隻他一個。序言是胡喬木執筆的。田家英也參加起草工作。參加討論的人那就更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中，廣泛吸取了大家的正確的意見。他隻是做“文字理發匠”的工作。
另外，1953年3月9日，毛澤東為悼念斯大林去世而發表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他參與起草。
雖說他一直把“跟準”毛澤東，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可是，在50年代初，他有一回沒有“跟準”毛澤東，差一點出了大事，嚇出一身冷汗。
那是1952年，高崗從東北調來北京，擔任國家計委主任。高崗是陝西橫山縣人，比陳伯達小一歲。在延安，高崗擔任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時，跟陳伯達認識。此後，高崗調往東北，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東北搞獨立王國。高崗調入北京不久，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調到北京作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與饒漱石聯合起來，圖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高崗看中了“理論家”陳伯達，請陳伯達幫助修改《榮譽是屬於誰的？》一文。陳伯達答應了，為他出了力。高崗正需要一支筆，看中了陳伯達。盡管過去他們沒有深交，如今卻因高崗的特殊目的，彼此不斷有了來往。
幸虧陳伯達從毛澤東那裏獲知重要信息，趕緊從高崗那裏滑腳。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中的一段話，語氣那般尖銳，表明是實有所指的：
“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曆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
決議批判了“獨立王國”，指出有人“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判監督，對批判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決議還批判了“小集團”，指出“如果避開黨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散布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
盡管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沒有點名，實際上很明確，指的便是高崗和饒漱石。
高崗和饒漱石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和同年9月至10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發難的。毛澤東發覺了高、饒異常的動向，在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饒發出警告。兩個多月後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饒展開了批判。後來，由於高崗以自殺相抗，1955年3月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公開點了高、饒之名。
高、饒的反黨聯盟是短命的。從他們發難到倒台，不過幾個月。陳伯達剛剛踏上高崗那艘船，一發覺不對頭，連忙抽回了腳。倘若高、饒再晚些時候倒台，陳伯達的腳就不那麽容易抽回來了！他，逃過了一次政治危機！
關於毛澤東如何察覺高崗的反叛，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中，透露一段鮮為人知的情況：
我們的這位代表（指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開始向我們報告，說中國領導班子中有許多人對蘇聯和我們黨不滿。據他說，口頭上積極反對我們的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拿給我們傳閱，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內容。
關於中國黨內這種情緒的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我們那位代表報回來的與高崗談話的記錄拿給毛看，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
隻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這樣做是出於何種考慮。他把這種做法說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領導班子內把高崗孤立起來。那時高崗還在政治局裏，但我們知道他實際上已經被打入了冷宮。後來，我們得知毛把他軟禁起來了，再後來，聽說他服毒自殺了……
斯大林為什麽要出賣高崗？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
對於高、饒的批判，是解放後中共黨內第一次激烈的鬥爭。陳伯達躲過了這一關，總算鬆了一口氣。
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據陳伯達說，他參加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的一部分修改工作，而他的主要精力則花在起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17日由大會通過）。陳伯達在《決議》中字斟句酌地寫入這麽一段話：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這一段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論述，涉及全局，涉及黨的基本路線。他是揣摩了毛澤東、劉少奇當時的見解，加上自己的發揮，寫成這一段文字。誠然，到了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改變了觀點，認為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完全否定了“八大”決議中的這一段話，陳伯達也步毛澤東的後塵加以否定。“理論家”的“理論”是隨著風向的改變而改變的。
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又當選為中央委員。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伯達向前邁進一步，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行列。
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李先念。
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在中共“七大”陳伯達為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中，排名次序為第47位；如今，他“前進”至第21位。
不過，這時陳伯達的主要的工作，仍是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八大”結束之後，陳伯達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為毛澤東整理了幾篇重要的講話稿。這時的毛澤東，雖然國務、黨務冗忙，但文章還是親自執筆寫的。陳伯達協助整理的，是毛澤東在各種會議上隨口而談的講話記錄稿。陳伯達在整理時，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毛澤東的原話，隻是作些刪節，調整段落順序，或者把幾次講話記錄合並成一篇文章。整理出初稿之後，交給毛澤東審定。毛澤東常常作了許多修改、補充，這才定稿發表。正因為毛澤東事後作的改動較大，因此正式作為文章發表，往往與講話的原始記錄有許多差別。
據陳伯達回憶，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是他幫助整理的。此文原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彭真把記錄稿給了陳伯達。陳伯達又補入毛澤東在其他幾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共計十個問題。整理之後，毛澤東作了修改。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陳伯達根據會議記錄加以整理的。主要是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記錄，但也補了另幾次講話的內容。整理之後，毛澤東又作了較多的改動，親筆增添了新的內容。
毛澤東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毛澤東親自所作的增刪最多。當年聽過毛澤東講話的人，後來看了文章，都有這種感覺——許多當場聽到過的話，文章裏沒有；文章有些話，則是當場未曾聽到的。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所作的這些增刪，是正常的。因為講話時隨口而說，在整理成文時經過他仔細思索，有增有刪，誠如一篇文章寫成後也要改幾遍一樣。再說，文章要比即興講話縝密得多。另外，文章在報上發表後，收入選集，再作些修改，也是正常的。
陳伯達再三地說，他隻是做秘書工作，做做“文字理發匠”的工作。毛澤東的這些根據講話記錄整理而成的文章，用的都是毛澤東的原話。隻有個別處，他在不違背毛澤東意願的前提下，把記錄的文字改得通順一些，如此而已。
陳伯達伴隨毛澤東度過1957年那個不平常的夏天。毛澤東設下“陽謀”，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擴大”到“右派”的行列之中。那個不平常的夏天，是毛澤東一生中不平常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毛澤東率領億萬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不愧為正確，因之也就無愧於光榮、偉大、英明；在此之後，64歲的毛澤東向“左”偏航，越來越偏離正確的航道，直至73歲陷入“左”的迷誤，發動那“史無前例”的“文革”，終於在83歲痛苦地離去，留下一個“左”病深重的中國……一向“跟準”毛澤東的陳伯達，在向“左”大轉彎的時候，比毛澤東跑得更快、更遠，以至這位曾寫過《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理論家”成為“人民公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
毛澤東夤夜口授“二十三條”
曆史的車輪日漸駛向那天崩地裂的“文革”。
細細探索起來，“文革”的前奏早已開始：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是其前奏，“四清”運動也是其前奏。毛澤東對外“批修”，對內搞“四清”。
“四清”運動，1962年底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叫“小四清”。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清”運動在農村開展。城市裏則進行“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