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1)
第一節 隨風轉航會看苗頭一躍而成五號人物
陳伯達不抽煙。倘若來了抽煙的客人，陳伯達待客人一走，趕緊開窗。他喝點葡萄酒。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陳伯達要做“法拉格”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個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澤東和朱德在北平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從這一天起，北平成了中國的紅色的政治中心。
陳伯達隨著毛澤東來到北平。想及十二年前急匆匆逃離北平，如今以勝利者的姿態昂首北平，陳伯達感慨萬千。尤其是在他的車子駛過北海公園附近時，猛然間想及那裏的草嵐子監獄，心中猶有餘悸。然而，當年淋巴腺滴著膿汁、可憐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員，真可謂彼一時此一時也……
進城之初，陳伯達便成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員：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會議的第七天，陳伯達作了一番“指示”。他“親臨會場”，“要求提高思想，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作風，苦心反複研究社會各種現象”。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的最好的結合，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報》便報道了陳伯達的這番講話。
就在發表這番講話的前一日，陳伯達出現在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總籌備會上。《中國四大家族》的發表，使陳伯達贏得“經濟學家”的桂冠。他當選為主任，馬寅初、杜守素、薛暮橋為副主任。
幾天之後——7月14日，陳伯達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發起人會議上。林伯渠被選為主席，沈鈞儒、郭沫若、陳伯達、李達為副主席。
9月23日，陳伯達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上，以“社會科學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發言。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陳伯達坐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的主席台上，“號召工作態度要嚴肅負責。”
10月20日，陳伯達在首都各界紀念魯迅大會上，發表題為《魯迅是我們的榜樣》的演說。
進城之初，由於馬列學院（後改稱中共中央黨校）設在北平西郊頤和園那裏，陳伯達作為副院長也就住在那裏。可是，他又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毛澤東常常要找他。剛進城，周恩來驅車北平城裏，精心為毛澤東挑選住所。周恩來選中了地點適中、鬧中取靜、綠樹紅牆、一派古風的中南海，作為政府辦公用地。中南海與北海以北海大橋為界，大橋以北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與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橋為界，合稱中南海，從此，中南海便成為中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地。
周恩來把中南海的勤政殿，給毛澤東作為辦公、居住之處。第一次把中南海勤政殿作為政界要地披露報端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進入北平的半個來月（最初毛澤東住在北平香山）——1949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以張治中先生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張治中先生等舉行談判，也在勤政殿。
頤和園與中南海相距甚遠，每逢毛澤東電召陳伯達，過了半個來小時，陳伯達的汽車才抵達中南海。
“你搬到中南海來住吧！”毛澤東說道。
於是，陳伯達搬入了中國的政治中樞，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裏。那兒畢竟不能久住，而且陳伯達開始第三次戀愛，沒有房子怎麽行呢？總算給了他房子，讓他住在迎春堂。迎春堂由南向北有三個四合院，陳伯達住在其中的一個，那房子早已上了“年紀”，頗為破舊。他的鄰居是周揚和熊複。
中南海分為甲區和乙區。毛澤東住在甲區，陳伯達住的是乙區。持有特殊的通行卡，才可由乙區進入甲區。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持有特殊通行卡。一接到毛澤東的電話，他便從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約莫一華裏，走十幾分鍾就到了。
那時的毛澤東，除了身邊的許多工作人員之外，有著正式秘書職務的是四個人，人稱“四大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胡喬木不住在中南海。與毛澤東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葉子龍。葉子龍是機要秘書。日常秘書工作由田家英負責。1956年，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澤東的秘書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江青原是機關協理員，這時成為負責國際方麵問題的毛澤東秘書。
田家英是在1948年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據陳伯達回憶，1946年2月，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留學歸來，回到延安。毛澤東發覺，毛岸英在蘇聯多年，對於中國文化曆史的知識頗為欠缺。毛澤東請陳伯達當毛岸英的老師。可是，毛岸英聽不懂陳伯達那福建口音，再說陳伯達正忙於自己的著述，便以“話聽不懂”為理由推托了。陳伯達向毛澤東推薦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家庭貧寒，小時候在中藥店裏當學徒。1937年，不滿16歲的田家英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在延安的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田家英幫助毛岸英學習中國文化曆史知識，慢慢與毛澤東熟悉。
後來，毛澤東身邊需要人幫助料理文件，選中了田家英。這樣，27歲的田家英，擔任了毛澤東秘書。
解放後，田家英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田家英為人正直、磊落。他與陳伯達共事，漸漸看不慣陳伯達之詭，比如，在私下裏，陳伯達向田家英打聽，毛澤東最近在看些什麽書，說過些什麽話——陳伯達為的是摸準毛澤東的思想動向，以便“跟準”，寫出符合毛澤東心意的文章。田家英看不慣陳伯達這種摸行情、探氣候的鬼頭鬼腦的行為。起初，田家英含糊其詞，或者避而不答。陳伯達盯緊了，問多了，田家英忍無可忍，頂了他幾句。於是，陳伯達與田家英的關係到後來日趨緊張。
公務員眼中的陳伯達
接受采訪時，像聊天一樣，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倒是十分逼真地勾畫出陳伯達當時的形象……
李景如到陳伯達家當公務員，是領導上分配去的。剛到他那裏，就遇上麻煩事——他的話很難懂。過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聽懂了。
剛一去，叫他“陳部長”，他很不高興，說道：“我不作興叫‘部長’‘首長’的。我當過教員，你以後就叫我‘陳教員’。”
雖說李景如覺得有點別扭，畢竟是陳伯達要他那麽叫，也就喊“陳教員”。從此，一直叫他“陳教員”。
這位“教員”是吃特灶的。那時，陳家老小及工作人員都吃中南海乙區的大灶，但陳伯達夫婦是吃甲區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區西樓大廳去打飯——他拎著鐵飯盒去，風雨無阻。到了冬天，鐵飯盒外邊罩一個棉套子，以求保暖。
從迎春堂到西樓大廳特灶，大約要走半裏地。從乙區到甲區，要通過崗哨。崗哨很嚴格。李景如雖然一日來回六次經過那裏，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著通行證——一張像公共汽車月票大小的黃色卡片，上麵貼著照片，寫著姓名、工作單位、職務。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大印和楊尚昆的圖章。通行證每月換一次，過期無效。從乙區進甲區時要查看通行證，從甲區去乙區則不查。
特灶的菜譜總是在前一天晚上送來。最初是陳伯達親自點菜。後來由劉叔晏點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他們的脾氣，也就常常由李景如來替他們點。也有時，他們想吃什麽，叮囑他一句。他們一般中飯三個菜，晚飯三個菜，算是吃得省的。早飯一般是饅頭、青菜、豆腐乳加兩個煮雞蛋。
陳伯達喜歡吃海鮮，如魚、蝦、螃蟹、海參，也吃清燉母雞、肉絲炒米粉、青菜之類。不吃黃鱔，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訂了個清蒸甲魚，陳伯達說是“王八魚”，趕緊退掉。
陳伯達總是說，在他家看上去是為他服務，而他是為黨服務，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為黨服務，是很光榮的。隻有得到領導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家服務。在陳伯達這樣的“教育”下，李景如當時工作是盡心盡力的，服務非常周到——因為這是“為黨服務”。
有一回，天涼了，陳伯達要出門時，想起應該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時又找不到。他說：
“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陳伯達走後，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見陳伯達是徒步離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澤東那裏去。李景如怕他著涼，便騎自行車，帶著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澤東住處的電鈴，一位工作人員出來了。
“陳伯達同誌在嗎？”李景如問道。
那位工作人員點點頭。
李景如把毛衣交給了那位工作人員，騎車回去了。
第二天，陳伯達特地找李景如談話，臉色十分嚴肅：“你怎麽知道我在主席那裏？”
“我看你出門時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後不要給我往那裏送衣服！”這時，“陳教員”用很嚴厲的語氣說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麽周到的服務，反而惹他生氣了——因為他在毛澤東麵前是很注意“影響”的！
其實，李景如完全出於一片好意。他在陳伯達身邊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陳伯達常說：“一感冒，就會影響身體。”所以，他整年都戴著帽子，春、秋、冬戴鴨舌帽或幹部帽，夏天也愛戴網眼帽。他理發、洗澡，從不洗頭，怕著涼。頭發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頭屑。他甚至在家裏也戴帽——睡覺時還要戴頂睡帽。起初戴頂破棉帽當睡帽，後來劉叔晏給織了頂毛線睡帽。正因為這樣，陳伯達在種種新聞照片上，總是戴帽的。
陳伯達對於衣著，倒並不講究。平常，穿藍色、灰色斜紋布中山裝。逢“五一”勞動節或“十一”國慶節，要上天安門，才穿料子衣服。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給買的。反正李景如試穿時覺得稍緊一點，給陳伯達穿正好。陳伯達隻有一雙“三節頭”黑皮鞋。要去天安門或者見外賓，便囑咐李景如擦得鋥亮。李景如知道“陳教員”常有稿費收入，經濟上不緊張，勸他再買雙皮鞋，可供輪換，“陳教員”直搖頭。
陳伯達不抽煙。倘若來了抽煙的客人，陳伯達待客人一走，趕緊開窗。他經常喝點葡萄酒。常常腰疼、腿疼。他篤信狗皮膏藥，總叫李景如去買，貼在腰上和膝蓋上。
幾乎沒有什麽業餘愛好，有時練練毛筆字，寫完了就撕掉。他不大願意給人題字，說是“太招搖”。所以他給誰題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誰。
他的惟一愛好是看書。他有好多書。要麽坐在那裏看，要麽躺著看。看到得意之際，往往搖頭晃腦，口中用福建話念念有詞，李景如聽來像唱歌一般，一雙腳有節奏地抖動著。他的床和書桌緊挨著。睡得晚，起得晚。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書、稿，不許別人翻動。
最喜歡去琉璃廠中國書店去淘古書。他坐著小汽車去，停在附近，然後自己進去翻找，不喜歡別人跟著。
他關照所有的工作人員，不論是誰，一接到毛澤東那裏來的電話，無論如何要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覺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聽說毛澤東找他，就會風風火火趕去。
後來，李景如學會了開汽車，當過陳伯達的司機。凡是到毛澤東那裏，他總是說“去勤政殿”。去周恩來那裏，則說“去西花廳”。至於別人，就直說其名，如“去少奇同誌那裏”“去小平同誌那裏”。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澤東去杭州。到了春暖花開，一起回到北京。
他對工作人員的生活很少關心。他所要求的，隻是工作人員如何為他服務。
秘書眼中的陳伯達
陳伯達給毛澤東當秘書，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書。
他的第一位秘書叫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中共江蘇東台縣委宣傳部長。1948年秋，調到馬列學院學習，1952年在馬列主義研究室工作。那時，陳伯達身邊需要一個人收發文件，可能是馬列學院教務長楊獻珍提名，把他調往陳伯達那裏工作。於是，姚洛成了陳伯達的第一位秘書。
姚洛說，那時候的陳伯達，還不是黨國要人，不處於政治的最高層，處於中上層。雖然陳伯達兼著許多帶“副”字的社會職務，但是他主要給毛澤東做文字工作，當政治秘書。
陳伯達寫東西都是自己動手，從不叫姚洛起草。有時，叫姚洛抄一抄。不過，姚洛喜歡寫那種自己“發明”的簡體字，使陳伯達很不高興。比如，姚洛有一回把“黨員”寫成“TO”，因為他把“T”當做“黨”的簡體字。而“O”是圓形，亦即“員”。陳伯達常常挖苦姚洛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陳伯達可用一個字概括：詭！
平素，陳伯達總是擺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小學生”，是“教員”，不是“首長”。尤其是在毛澤東麵前，裝出謙恭的態度。
對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種張牙舞爪的氣勢。可是，他陰陽怪氣，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隻有在他身邊工作多年，才能慢慢看出他為人的詭：
比如，他最關心的，是摸毛澤東的動態。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他都很注意，他總是在揣摩著毛澤東的心思，千方百計迎合毛澤東。看風向，摸氣候，是他的本領。
陳伯達不抽煙。倘若來了抽煙的客人，陳伯達待客人一走，趕緊開窗。他喝點葡萄酒。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江青邀這位“老夫子”參與“機要”了……毛、劉總攤牌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陳伯達要做“法拉格”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之前的一個多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移至北平。毛澤東和朱德在北平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從這一天起，北平成了中國的紅色的政治中心。
陳伯達隨著毛澤東來到北平。想及十二年前急匆匆逃離北平，如今以勝利者的姿態昂首北平，陳伯達感慨萬千。尤其是在他的車子駛過北海公園附近時，猛然間想及那裏的草嵐子監獄，心中猶有餘悸。然而，當年淋巴腺滴著膿汁、可憐巴巴的他，如今已是中共中央委員，真可謂彼一時此一時也……
進城之初，陳伯達便成為政治舞台上忙碌的演員：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會議的第七天，陳伯達作了一番“指示”。他“親臨會場”，“要求提高思想，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作風，苦心反複研究社會各種現象”。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的最好的結合，文藝工作者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翌日——7月10日，《人民日報》便報道了陳伯達的這番講話。
就在發表這番講話的前一日，陳伯達出現在中國新經濟學研究會總籌備會上。《中國四大家族》的發表，使陳伯達贏得“經濟學家”的桂冠。他當選為主任，馬寅初、杜守素、薛暮橋為副主任。
幾天之後——7月14日，陳伯達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發起人會議上。林伯渠被選為主席，沈鈞儒、郭沫若、陳伯達、李達為副主席。
9月23日，陳伯達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上，以“社會科學工作者首席代表”的身份，作了發言。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10月14日，陳伯達坐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的主席台上，“號召工作態度要嚴肅負責。”
10月20日，陳伯達在首都各界紀念魯迅大會上，發表題為《魯迅是我們的榜樣》的演說。
進城之初，由於馬列學院（後改稱中共中央黨校）設在北平西郊頤和園那裏，陳伯達作為副院長也就住在那裏。可是，他又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毛澤東常常要找他。剛進城，周恩來驅車北平城裏，精心為毛澤東挑選住所。周恩來選中了地點適中、鬧中取靜、綠樹紅牆、一派古風的中南海，作為政府辦公用地。中南海與北海以北海大橋為界，大橋以北為北海，以南便是中海與南海。中海、南海以蜈蚣橋為界，合稱中南海，從此，中南海便成為中國的政治中樞所在地。
周恩來把中南海的勤政殿，給毛澤東作為辦公、居住之處。第一次把中南海勤政殿作為政界要地披露報端的，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進入北平的半個來月（最初毛澤東住在北平香山）——1949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以張治中先生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張治中先生等舉行談判，也在勤政殿。
頤和園與中南海相距甚遠，每逢毛澤東電召陳伯達，過了半個來小時，陳伯達的汽車才抵達中南海。
“你搬到中南海來住吧！”毛澤東說道。
於是，陳伯達搬入了中國的政治中樞，起初就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裏。那兒畢竟不能久住，而且陳伯達開始第三次戀愛，沒有房子怎麽行呢？總算給了他房子，讓他住在迎春堂。迎春堂由南向北有三個四合院，陳伯達住在其中的一個，那房子早已上了“年紀”，頗為破舊。他的鄰居是周揚和熊複。
中南海分為甲區和乙區。毛澤東住在甲區，陳伯達住的是乙區。持有特殊的通行卡，才可由乙區進入甲區。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持有特殊通行卡。一接到毛澤東的電話，他便從迎春堂步行前往勤政殿，約莫一華裏，走十幾分鍾就到了。
那時的毛澤東，除了身邊的許多工作人員之外，有著正式秘書職務的是四個人，人稱“四大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胡喬木不住在中南海。與毛澤東住在一起的是田家英和葉子龍。葉子龍是機要秘書。日常秘書工作由田家英負責。1956年，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澤東的秘書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江青原是機關協理員，這時成為負責國際方麵問題的毛澤東秘書。
田家英是在1948年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據陳伯達回憶，1946年2月，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從蘇聯留學歸來，回到延安。毛澤東發覺，毛岸英在蘇聯多年，對於中國文化曆史的知識頗為欠缺。毛澤東請陳伯達當毛岸英的老師。可是，毛岸英聽不懂陳伯達那福建口音，再說陳伯達正忙於自己的著述，便以“話聽不懂”為理由推托了。陳伯達向毛澤東推薦了田家英。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家庭貧寒，小時候在中藥店裏當學徒。1937年，不滿16歲的田家英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在延安的陝北公學、馬列學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田家英幫助毛岸英學習中國文化曆史知識，慢慢與毛澤東熟悉。
後來，毛澤東身邊需要人幫助料理文件，選中了田家英。這樣，27歲的田家英，擔任了毛澤東秘書。
解放後，田家英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田家英為人正直、磊落。他與陳伯達共事，漸漸看不慣陳伯達之詭，比如，在私下裏，陳伯達向田家英打聽，毛澤東最近在看些什麽書，說過些什麽話——陳伯達為的是摸準毛澤東的思想動向，以便“跟準”，寫出符合毛澤東心意的文章。田家英看不慣陳伯達這種摸行情、探氣候的鬼頭鬼腦的行為。起初，田家英含糊其詞，或者避而不答。陳伯達盯緊了，問多了，田家英忍無可忍，頂了他幾句。於是，陳伯達與田家英的關係到後來日趨緊張。
公務員眼中的陳伯達
接受采訪時，像聊天一樣，陳伯達的公務員李景如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倒是十分逼真地勾畫出陳伯達當時的形象……
李景如到陳伯達家當公務員，是領導上分配去的。剛到他那裏，就遇上麻煩事——他的話很難懂。過了些日子，才算慢慢地聽懂了。
剛一去，叫他“陳部長”，他很不高興，說道：“我不作興叫‘部長’‘首長’的。我當過教員，你以後就叫我‘陳教員’。”
雖說李景如覺得有點別扭，畢竟是陳伯達要他那麽叫，也就喊“陳教員”。從此，一直叫他“陳教員”。
這位“教員”是吃特灶的。那時，陳家老小及工作人員都吃中南海乙區的大灶，但陳伯達夫婦是吃甲區特灶的。一日三餐，由李景如到甲區西樓大廳去打飯——他拎著鐵飯盒去，風雨無阻。到了冬天，鐵飯盒外邊罩一個棉套子，以求保暖。
從迎春堂到西樓大廳特灶，大約要走半裏地。從乙區到甲區，要通過崗哨。崗哨很嚴格。李景如雖然一日來回六次經過那裏，跟哨兵很熟，但是每一回都得拿著通行證——一張像公共汽車月票大小的黃色卡片，上麵貼著照片，寫著姓名、工作單位、職務。蓋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大印和楊尚昆的圖章。通行證每月換一次，過期無效。從乙區進甲區時要查看通行證，從甲區去乙區則不查。
特灶的菜譜總是在前一天晚上送來。最初是陳伯達親自點菜。後來由劉叔晏點菜。日子久了，李景如知道他們的脾氣，也就常常由李景如來替他們點。也有時，他們想吃什麽，叮囑他一句。他們一般中飯三個菜，晚飯三個菜，算是吃得省的。早飯一般是饅頭、青菜、豆腐乳加兩個煮雞蛋。
陳伯達喜歡吃海鮮，如魚、蝦、螃蟹、海參，也吃清燉母雞、肉絲炒米粉、青菜之類。不吃黃鱔，也不吃辣味、大蒜。有一回，李景如訂了個清蒸甲魚，陳伯達說是“王八魚”，趕緊退掉。
陳伯達總是說，在他家看上去是為他服務，而他是為黨服務，因此在他家工作也就是為黨服務，是很光榮的。隻有得到領導信任的人，才可能到他家服務。在陳伯達這樣的“教育”下，李景如當時工作是盡心盡力的，服務非常周到——因為這是“為黨服務”。
有一回，天涼了，陳伯達要出門時，想起應該加件薄毛衣。可是，一時又找不到。他說：
“不找了，不找了！”看看手表，走了。
陳伯達走後，李景如找到了那件薄毛衣。他見陳伯達是徒步離家的，猜出十有八九是到毛澤東那裏去。李景如怕他著涼，便騎自行車，帶著薄毛衣，前往勤政殿。
李景如按了毛澤東住處的電鈴，一位工作人員出來了。
“陳伯達同誌在嗎？”李景如問道。
那位工作人員點點頭。
李景如把毛衣交給了那位工作人員，騎車回去了。
第二天，陳伯達特地找李景如談話，臉色十分嚴肅：“你怎麽知道我在主席那裏？”
“我看你出門時朝勤政殿方向走。”李景如答道。
“以後不要給我往那裏送衣服！”這時，“陳教員”用很嚴厲的語氣說道。看得出，李景如昨天那麽周到的服務，反而惹他生氣了——因為他在毛澤東麵前是很注意“影響”的！
其實，李景如完全出於一片好意。他在陳伯達身邊日子多了，知道他最怕感冒。陳伯達常說：“一感冒，就會影響身體。”所以，他整年都戴著帽子，春、秋、冬戴鴨舌帽或幹部帽，夏天也愛戴網眼帽。他理發、洗澡，從不洗頭，怕著涼。頭發常用篦子篦一篦，篦去頭屑。他甚至在家裏也戴帽——睡覺時還要戴頂睡帽。起初戴頂破棉帽當睡帽，後來劉叔晏給織了頂毛線睡帽。正因為這樣，陳伯達在種種新聞照片上，總是戴帽的。
陳伯達對於衣著，倒並不講究。平常，穿藍色、灰色斜紋布中山裝。逢“五一”勞動節或“十一”國慶節，要上天安門，才穿料子衣服。平常穿布鞋。他的布鞋，都是李景如給買的。反正李景如試穿時覺得稍緊一點，給陳伯達穿正好。陳伯達隻有一雙“三節頭”黑皮鞋。要去天安門或者見外賓，便囑咐李景如擦得鋥亮。李景如知道“陳教員”常有稿費收入，經濟上不緊張，勸他再買雙皮鞋，可供輪換，“陳教員”直搖頭。
陳伯達不抽煙。倘若來了抽煙的客人，陳伯達待客人一走，趕緊開窗。他經常喝點葡萄酒。常常腰疼、腿疼。他篤信狗皮膏藥，總叫李景如去買，貼在腰上和膝蓋上。
幾乎沒有什麽業餘愛好，有時練練毛筆字，寫完了就撕掉。他不大願意給人題字，說是“太招搖”。所以他給誰題字，就表示很看得起誰。
他的惟一愛好是看書。他有好多書。要麽坐在那裏看，要麽躺著看。看到得意之際，往往搖頭晃腦，口中用福建話念念有詞，李景如聽來像唱歌一般，一雙腳有節奏地抖動著。他的床和書桌緊挨著。睡得晚，起得晚。怕吵，所以特地叫人加了一道玻璃窗。桌上的書、稿，不許別人翻動。
最喜歡去琉璃廠中國書店去淘古書。他坐著小汽車去，停在附近，然後自己進去翻找，不喜歡別人跟著。
他關照所有的工作人員，不論是誰，一接到毛澤東那裏來的電話，無論如何要馬上通知他。即便是睡覺了，也要立即叫醒他。一聽說毛澤東找他，就會風風火火趕去。
後來，李景如學會了開汽車，當過陳伯達的司機。凡是到毛澤東那裏，他總是說“去勤政殿”。去周恩來那裏，則說“去西花廳”。至於別人，就直說其名，如“去少奇同誌那裏”“去小平同誌那裏”。
每年冬天，他差不多都要跟毛澤東去杭州。到了春暖花開，一起回到北京。
他對工作人員的生活很少關心。他所要求的，隻是工作人員如何為他服務。
秘書眼中的陳伯達
陳伯達給毛澤東當秘書，到了1952年，他自己也有了秘書。
他的第一位秘書叫姚洛，1923年生，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過中共江蘇東台縣委宣傳部長。1948年秋，調到馬列學院學習，1952年在馬列主義研究室工作。那時，陳伯達身邊需要一個人收發文件，可能是馬列學院教務長楊獻珍提名，把他調往陳伯達那裏工作。於是，姚洛成了陳伯達的第一位秘書。
姚洛說，那時候的陳伯達，還不是黨國要人，不處於政治的最高層，處於中上層。雖然陳伯達兼著許多帶“副”字的社會職務，但是他主要給毛澤東做文字工作，當政治秘書。
陳伯達寫東西都是自己動手，從不叫姚洛起草。有時，叫姚洛抄一抄。不過，姚洛喜歡寫那種自己“發明”的簡體字，使陳伯達很不高興。比如，姚洛有一回把“黨員”寫成“TO”，因為他把“T”當做“黨”的簡體字。而“O”是圓形，亦即“員”。陳伯達常常挖苦姚洛為“TO”！
在姚洛的印象中，陳伯達可用一個字概括：詭！
平素，陳伯達總是擺出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小學生”，是“教員”，不是“首長”。尤其是在毛澤東麵前，裝出謙恭的態度。
對下呢，他倒也不是那種張牙舞爪的氣勢。可是，他陰陽怪氣，弄得你左右不是，捉摸不透。
你隻有在他身邊工作多年，才能慢慢看出他為人的詭：
比如，他最關心的，是摸毛澤東的動態。毛澤東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他都很注意，他總是在揣摩著毛澤東的心思，千方百計迎合毛澤東。看風向，摸氣候，是他的本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