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21)
“四人幫”慣於打著“群眾”的招牌，把群眾運動變成“運動”群眾，假借“群眾”之手，推行他們的罪惡陰謀。譚震林同誌見張春橋故意推脫，馬上打斷他的話：“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譚震林同誌激憤地接著又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譚震林同誌談到一些幹部子女被衝擊，他說：“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麽？”
談到一些所謂造反派時，譚震林同誌說：“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農口決定一部分漁輪，輪流回港學習，抓革命、促生產。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為沒有經過中央文革，陳伯達就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譚震林同誌說：“捕魚問題連續逼我四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有一點反對毛主席！”
這時，負責公檢法的謝富治插話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是保譚震林同誌的。
“我就是不讓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說著譚震林同誌憤怒地站起來，走著穿衣服，邊走邊說：“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不跟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同誌要他回來，不要走！
陳毅同誌也說：“不要走，要在裏邊鬥爭！”
譚震林同誌走了幾步，轉回身子，麵向會場說：“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也不走！”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陳毅、譚震林同誌是並肩馳騁江南、華東的老戰友。他們在風雨裏，在炮火下，在一條戰壕裏，度過多少春秋！今天，他們和其他老同誌，又麵臨著一場新的戰鬥。
耿直、爽朗、襟懷坦白的陳毅同誌，接著發言。他針對林彪一夥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麵派活動，斥責說：“這些家夥上台，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
陳毅同誌停一停又說：“我們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曆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把班交給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是搞修正主義嗎？”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老總就多次和他們進行鬥爭。當林彪一夥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刷大字標語，惡毒攻擊朱德、賀龍等同誌時，陳老總就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麽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曆史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葉劍英同誌講到黨的傳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麽做工作？”
看到許多單位發生殘酷虐待老幹部的事，餘秋裏同誌拍著桌子，大聲疾呼：“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照這樣幹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幫”的謝富治，妄圖插話辯解。李先念同誌駁斥他說：“你不要和稀泥！”接著，他憤怒譴責林彪一夥破壞黨的傳統，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法西斯罪行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麽？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
“聯動”，即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是由北大附中、八一學校等數百個中學紅衛兵組織起來的。他們堅決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反對中央文革“打倒一切”的錯誤作法。於是，江青之流指使蒯大富、聶元梓，煽動1萬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包圍八一學校，大肆打砸搶，把一些幹部、烈士子弟當做“反革命”，關押逮捕起來。在法西斯的恐怖鎮壓中，這些被周總理稱為“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勝利地經曆了嚴峻的鬥爭。
想到許多老幹部被林彪一夥整殘整死，譚震林同誌又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書，又有孩子，隻能背地流眼淚！”
謝富治插話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時，譚震林同誌駁斥他：“我哭不是為自己，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我也哭過三次。”李先念同誌說：“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社論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全國就開始了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被打倒了！”
周恩來同誌當即質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假裝不知，回答：“我沒有看！”
周恩來同誌氣憤地說：“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你不叫我們看看！”
慣於耍陰謀的康生，當麵撒謊欺騙大家。事實上，這篇煽動“全麵內戰”“打倒一切”的社論，不僅是他和陳伯達指使寫的，而且寫好後還經過他的親自審查。
在碰頭會上，我們尊敬的共產主義老戰士，就這樣同一夥叛徒、特務、陰謀家、野心家進行英勇戰鬥。老將們鏗鏘、鋒利的語言，像鋒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幫”的心髒，剔膚見骨地揭露了林彪一夥的罪惡，伸張了革命的正義，是代表全國人民對他們進行的審判和控訴！
頂著驚濤駭浪
在黨的會議上，暢所欲言，發表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利用他們竊取的地位和權力，一手遮天，大興問罪之師。為了進一步奪權，他們一方麵繼續在全國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另一方麵對與“二月逆流”有關的一些老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惡人先告狀”，就在2月16日的當天夜裏，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根據康生的指使，來到人民大會堂，“集體整理和核對”了中央碰頭會的《記錄》。
出於顯而易見的目的，這份《記錄》有許多歪曲、篡改、斷章取義的地方。然後，他們就帶著這份《記錄》，來到中南海，用欺騙、誇大的手法，向毛澤東同誌匯報了中央碰頭會上，老一代革命家們怎樣向他們這夥小醜進行鬥爭。
毛澤東同誌抽著煙，靜靜地聽著匯報。
張春橋講到譚震林同誌拿起衣服要走時，毛澤東同誌說：“他不願幹，讓他走嘛！”
張春橋歪曲陳毅同誌的講話，挑撥說，陳毅同誌反對延安整風運動……
毛澤東同誌一聽反對延安整風運動，立時惱怒起來，氣衝衝地說：“怎麽，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延安整風有很大成績。整風期間，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誌當做“特務”批鬥、搶救，傷害許多好同誌。碰頭會上，陳毅同誌根據“文化大革命”中，絕大多數幹部都被迫害的事實，聯係曆史的教訓，提醒不要重複過去“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反映了曆史的真實情況。
陳毅同誌仗義執言的講話，正刺中了康生的痛處，像挖了他的祖墳，引起了他的宿仇。於是，他立即唆使張春橋等人，連夜向毛澤東同誌匯報，故意擴大事態，挑起毛澤東同誌的憤怒。
與康生的態度截然相反，主持碰頭會的周恩來同誌，從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全黨利益出發，則竭力使事態不要擴大。事過三天之後，向毛澤東同誌匯報了碰頭會的情況。這就把惟恐天下不亂的林彪一夥，更加觸怒了。
懷仁堂的會議室裏，連日緊張舉行會議。林彪一夥咆哮如雷，向敢於堅持黨的原則的老一代革命家們，進行圍攻批鬥。
他們瘋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風，就是反對毛主席！”
“你們是不是想叫王明回來，恢複王明的投降路線嗎？”
“能說文化大革命，沒有黨的領導嗎？毛主席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攻擊沒有黨的領導，就是反對毛主席！”
康生揮著手，氣急敗壞地嚷叫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
江青妖裏妖氣，晃著腦袋：“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陰陽怪氣地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複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種種帽子、棍子，一齊向老帥們飛來。
在懷仁堂的會議室裏，他們一連對李富春、葉劍英、陳毅、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同誌等老一代革命家，圍攻批鬥了半個多月。康生指著徐向前同誌凶惡地叫囂：“徐向前呀，軍隊不是你的。你有什麽了不起呀！你要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想要反黨嗎？”
他邊說邊抽煙，口角濺著白沫：“毛主席發怒，是無產階級之怒，是無產階級的義憤，你們提意見，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鬥會上，謝富治尖著嗓子喊：“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反革命複辟……”他們惡毒汙蔑老帥們在碰頭會上的發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叫嚷什麽“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走資派，保護叛徒、內奸、特務。”
林彪、康生、“四人幫”一夥慣於給人戴大帽子。什麽“俱樂部”呀，什麽“黑幹將”呀，什麽“聯絡員”呀等等。陳毅同誌兼任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常到兩個機關開會，康生便汙蔑陳毅同誌是“聯絡員”，有些高級幹部住×××醫院，他就罵什麽：“×××有妖！”餘秋裏、穀牧同誌積極支持老帥，他就說：“二月逆流還有兩個小夥計！”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誌協助周總理處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國務院工作的業務組長，經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說：“我再不抓，周總理的壓力就更大啦。”
幾個副總理常到他那裏討論問題。康生因此就汙蔑他是“俱樂部主任”。李富春同誌回答這位“帽子工廠”的老板說：“好呀，那你就組織專案審查吧！人有嘴，話總是要講嘛。”
在林彪、“四人幫”的淫威下，在黨的民主遭踐踏的日子裏，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從全局出發，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著冤屈，也說了些“違心”的檢討話。
一天，戚本禹打電話給李先念同誌，催要書麵檢查。秘書說：“又催來了……”
“你告他。”李先念同誌氣憤地說：“我不寫，你就說，我不寫檢查！”
見秘書有點猶豫。李先念同誌大步走到電話機前，嚴肅地說：“你把我原話告他，就說，我不寫檢查，看他怎麽辦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個18級幹部。反右派鬥爭中，積極陰謀參與製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擊大批革命幹部。他因為善於搞陰謀詭計，寫了一個鐵路工廠的匯報，寫了關於研究李秀成的文章，馬上得到了陳伯達、江青之流的賞識。於是，一步登天，青雲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員，與王力、關鋒一起，到處興風作浪。“王關戚”不僅操縱少數壞人，瘋狂迫害革命幹部，而且積極組織策劃對老帥的批鬥。
3月18日，批鬥會結束這天，陳毅同誌回到家裏，無限感慨地對身邊的同誌說：“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這天，在黨和李大釗同誌領導下，我們組織4000多市民、工人、學生，衝擊北洋軍閥段琪瑞的反動政府，革命群眾遭到屠殺。魯迅痛斥‘三一八事件’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後的今天，我因反對這一類反動家夥，受到批判！”
黨的民主原則，受到了踐踏。一場危機真正到來了。從此，黨、政、軍、文碰頭會中斷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員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在組織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政治局；用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會，逐步實現了他們的奪權陰謀。
寫到這裏，需要插進1968年11月21日，陳伯達、康生和外賓的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康生對所謂“二月逆流”和碰頭會上的鬥爭，作了介紹。
這次《談話》記錄，雖然大多是誣陷攻擊之詞，但也從反麵透露了當時七位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在中央碰頭會上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
康生在《談話》中汙蔑說：“在這次會上，他們反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而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他們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實質上就是恢複王明投降帝國主義的投降路線。所以我們反駁他們說，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否定人民解放軍在革命戰爭中所取得的全國性勝利，也就是否定全國革命的勝利。”
在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淫威下，大批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好幹部，被他們無辜打倒，受到了無情打擊，遭到了殘酷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對於這種狀況，幾位老帥和副總理表示了極大的義憤。
康生卻說：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把老幹部整得很苦，所以，他們要起來保護老幹部。因為老幹部受了打擊，所以文化大革命要不得。他們反對偉大的紅衛兵運動。他們汙蔑文化大革命，說這是曆史上一次最大的殘酷鬥爭。
他們借口保護老幹部，企圖招降納叛，組織隊伍，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中央文革……就是保護一小撮反馬列主義的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他們把毛主席充分發揮群眾路線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種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誣蔑為形而上學。”
康生別有用心地把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群眾路線對立起來，說：“他們叫囂說：你們天天喊群眾、群眾，那還有什麽黨的領導？我們回答說：你們說的那種黨的領導沒有了，而且永遠不會有，那是劉鄧招降納叛的領導。”
康生在《談話》中攻擊說：“他們還有一個口號，叫做‘文化大革命’把軍隊搞亂了。他們把保護軍隊同文化大革命對立起來。”
其實，把軍隊的穩定同“文革”對立起來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幫”。他們炮製“二月逆流”冤案，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倒我軍的一批負責同誌，進一步把軍隊搞亂。他們借口反擊“二月逆流”，把一些軍隊的負責同誌誣指為“某老譚”，從而衝擊軍事機關，搞亂軍隊，在軍隊內部打擊一大片。
與這次批鬥會相配合，林彪一夥在社會上大規模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
譚震林同誌曾因寫信給中央揭發江青，稱她是“今日中國的武則天！”希望對她提高警惕。江青聽了暴跳如雷，對譚震林同誌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後快。
3月6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譚厚蘭密謀商量，決定“反擊‘二月逆流’先從譚震林開刀。”“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相繼製造了衝擊農業展覽館和衝擊工業學大慶展覽的事件。
1967年3月8日，譚厚蘭帶著受操縱蒙蔽的1000多北師大學生，向北京農業展覽館衝來，製造了衝擊“農業學大寨展覽”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譚震林”“譚震林的黑報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書”“譚震林欺騙毛主席，罪該萬死”的口號。在農展館，他們不僅搶走大批文件，還當場揪走了農業部代理部長江一真同誌。
3月9日，陳伯達在一次軍級以上幹部會上，叫囂什麽現在全國自上而下，各級都有反革命複辟現象，提出要迎頭痛擊“複辟資本主義逆流！”
3月10日上午，王力、關鋒、戚本禹及謝富治親臨農展館，向占領農展館的譚厚蘭等慰問打氣。他們一起高舉雙手，狂叫著“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
在這前後，康生也趕到這裏。他搖頭晃腦地在農業學大寨展覽館裏轉了一圈，然後說：“展覽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煽動青年衝擊大寨展覽。而人們清楚記得，這個展覽除兩次經周總理親自審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專門審查批準的。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一夥操縱下，首都街頭出現了10萬學生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喊反擊“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位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瘋狂叫嚷，胡說什麽“文化大革命這一鬥爭勝敗，是決定中國走向何處去，決定中國命運，也決定著整個人類命運。”他混淆黑白，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進一步煽動，把反擊“二月逆流”推向全國各地。
烏雲可以一時迷漫天空，但終究遮不住陽光。正當反擊“二月逆流”甚囂塵上的時候，喜出望外的事情發生了。
1967年五一節前夕，4月30日的夜間，毛澤東同誌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同誌，來到自己家裏。在書滿四壁的會客室，毛澤東同誌同大家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毛澤東同誌逐個問了幾位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的情況，然後說：“今天開個團結會。我們還是要搞團結嘛。”
毛澤東同誌手裏夾著一支香煙，一邊抽，一邊和悅地說：“開初，我不知道什麽是‘大鬧懷仁堂’。後來，我聽了幾次匯報，才搞清楚了。”
譚震林同誌激憤地接著又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譚震林同誌談到一些幹部子女被衝擊，他說：“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麽？”
談到一些所謂造反派時，譚震林同誌說：“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農口決定一部分漁輪，輪流回港學習，抓革命、促生產。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為沒有經過中央文革，陳伯達就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譚震林同誌說：“捕魚問題連續逼我四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檢查一下，哪有一點反對毛主席！”
這時，負責公檢法的謝富治插話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是保譚震林同誌的。
“我就是不讓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說著譚震林同誌憤怒地站起來，走著穿衣服，邊走邊說：“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不跟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同誌要他回來，不要走！
陳毅同誌也說：“不要走，要在裏邊鬥爭！”
譚震林同誌走了幾步，轉回身子，麵向會場說：“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也不走！”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陳毅、譚震林同誌是並肩馳騁江南、華東的老戰友。他們在風雨裏，在炮火下，在一條戰壕裏，度過多少春秋！今天，他們和其他老同誌，又麵臨著一場新的戰鬥。
耿直、爽朗、襟懷坦白的陳毅同誌，接著發言。他針對林彪一夥打著毛主席的旗號，進行反革命兩麵派活動，斥責說：“這些家夥上台，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
陳毅同誌停一停又說：“我們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曆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指林彪）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把班交給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不是搞修正主義嗎？”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老總就多次和他們進行鬥爭。當林彪一夥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刷大字標語，惡毒攻擊朱德、賀龍等同誌時，陳老總就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麽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曆史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葉劍英同誌講到黨的傳統，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麽做工作？”
看到許多單位發生殘酷虐待老幹部的事，餘秋裏同誌拍著桌子，大聲疾呼：“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照這樣幹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幫”的謝富治，妄圖插話辯解。李先念同誌駁斥他說：“你不要和稀泥！”接著，他憤怒譴責林彪一夥破壞黨的傳統，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法西斯罪行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麽？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哩？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
“聯動”，即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是由北大附中、八一學校等數百個中學紅衛兵組織起來的。他們堅決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反對中央文革“打倒一切”的錯誤作法。於是，江青之流指使蒯大富、聶元梓，煽動1萬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包圍八一學校，大肆打砸搶，把一些幹部、烈士子弟當做“反革命”，關押逮捕起來。在法西斯的恐怖鎮壓中，這些被周總理稱為“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勝利地經曆了嚴峻的鬥爭。
想到許多老幹部被林彪一夥整殘整死，譚震林同誌又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書，又有孩子，隻能背地流眼淚！”
謝富治插話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時，譚震林同誌駁斥他：“我哭不是為自己，是為全體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我也哭過三次。”李先念同誌說：“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社論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全國就開始了大規模地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被打倒了！”
周恩來同誌當即質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假裝不知，回答：“我沒有看！”
周恩來同誌氣憤地說：“這麽大的事，為什麽你不叫我們看看！”
慣於耍陰謀的康生，當麵撒謊欺騙大家。事實上，這篇煽動“全麵內戰”“打倒一切”的社論，不僅是他和陳伯達指使寫的，而且寫好後還經過他的親自審查。
在碰頭會上，我們尊敬的共產主義老戰士，就這樣同一夥叛徒、特務、陰謀家、野心家進行英勇戰鬥。老將們鏗鏘、鋒利的語言，像鋒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幫”的心髒，剔膚見骨地揭露了林彪一夥的罪惡，伸張了革命的正義，是代表全國人民對他們進行的審判和控訴！
頂著驚濤駭浪
在黨的會議上，暢所欲言，發表不同意見，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利用他們竊取的地位和權力，一手遮天，大興問罪之師。為了進一步奪權，他們一方麵繼續在全國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另一方麵對與“二月逆流”有關的一些老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惡人先告狀”，就在2月16日的當天夜裏，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根據康生的指使，來到人民大會堂，“集體整理和核對”了中央碰頭會的《記錄》。
出於顯而易見的目的，這份《記錄》有許多歪曲、篡改、斷章取義的地方。然後，他們就帶著這份《記錄》，來到中南海，用欺騙、誇大的手法，向毛澤東同誌匯報了中央碰頭會上，老一代革命家們怎樣向他們這夥小醜進行鬥爭。
毛澤東同誌抽著煙，靜靜地聽著匯報。
張春橋講到譚震林同誌拿起衣服要走時，毛澤東同誌說：“他不願幹，讓他走嘛！”
張春橋歪曲陳毅同誌的講話，挑撥說，陳毅同誌反對延安整風運動……
毛澤東同誌一聽反對延安整風運動，立時惱怒起來，氣衝衝地說：“怎麽，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延安整風有很大成績。整風期間，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誌當做“特務”批鬥、搶救，傷害許多好同誌。碰頭會上，陳毅同誌根據“文化大革命”中，絕大多數幹部都被迫害的事實，聯係曆史的教訓，提醒不要重複過去“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反映了曆史的真實情況。
陳毅同誌仗義執言的講話，正刺中了康生的痛處，像挖了他的祖墳，引起了他的宿仇。於是，他立即唆使張春橋等人，連夜向毛澤東同誌匯報，故意擴大事態，挑起毛澤東同誌的憤怒。
與康生的態度截然相反，主持碰頭會的周恩來同誌，從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全黨利益出發，則竭力使事態不要擴大。事過三天之後，向毛澤東同誌匯報了碰頭會的情況。這就把惟恐天下不亂的林彪一夥，更加觸怒了。
懷仁堂的會議室裏，連日緊張舉行會議。林彪一夥咆哮如雷，向敢於堅持黨的原則的老一代革命家們，進行圍攻批鬥。
他們瘋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風，就是反對毛主席！”
“你們是不是想叫王明回來，恢複王明的投降路線嗎？”
“能說文化大革命，沒有黨的領導嗎？毛主席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攻擊沒有黨的領導，就是反對毛主席！”
康生揮著手，氣急敗壞地嚷叫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
江青妖裏妖氣，晃著腦袋：“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陰陽怪氣地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複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種種帽子、棍子，一齊向老帥們飛來。
在懷仁堂的會議室裏，他們一連對李富春、葉劍英、陳毅、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同誌等老一代革命家，圍攻批鬥了半個多月。康生指著徐向前同誌凶惡地叫囂：“徐向前呀，軍隊不是你的。你有什麽了不起呀！你要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想要反黨嗎？”
他邊說邊抽煙，口角濺著白沫：“毛主席發怒，是無產階級之怒，是無產階級的義憤，你們提意見，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鬥會上，謝富治尖著嗓子喊：“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反革命複辟……”他們惡毒汙蔑老帥們在碰頭會上的發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叫嚷什麽“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走資派，保護叛徒、內奸、特務。”
林彪、康生、“四人幫”一夥慣於給人戴大帽子。什麽“俱樂部”呀，什麽“黑幹將”呀，什麽“聯絡員”呀等等。陳毅同誌兼任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常到兩個機關開會，康生便汙蔑陳毅同誌是“聯絡員”，有些高級幹部住×××醫院，他就罵什麽：“×××有妖！”餘秋裏、穀牧同誌積極支持老帥，他就說：“二月逆流還有兩個小夥計！”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誌協助周總理處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國務院工作的業務組長，經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說：“我再不抓，周總理的壓力就更大啦。”
幾個副總理常到他那裏討論問題。康生因此就汙蔑他是“俱樂部主任”。李富春同誌回答這位“帽子工廠”的老板說：“好呀，那你就組織專案審查吧！人有嘴，話總是要講嘛。”
在林彪、“四人幫”的淫威下，在黨的民主遭踐踏的日子裏，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從全局出發，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著冤屈，也說了些“違心”的檢討話。
一天，戚本禹打電話給李先念同誌，催要書麵檢查。秘書說：“又催來了……”
“你告他。”李先念同誌氣憤地說：“我不寫，你就說，我不寫檢查！”
見秘書有點猶豫。李先念同誌大步走到電話機前，嚴肅地說：“你把我原話告他，就說，我不寫檢查，看他怎麽辦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個18級幹部。反右派鬥爭中，積極陰謀參與製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擊大批革命幹部。他因為善於搞陰謀詭計，寫了一個鐵路工廠的匯報，寫了關於研究李秀成的文章，馬上得到了陳伯達、江青之流的賞識。於是，一步登天，青雲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員，與王力、關鋒一起，到處興風作浪。“王關戚”不僅操縱少數壞人，瘋狂迫害革命幹部，而且積極組織策劃對老帥的批鬥。
3月18日，批鬥會結束這天，陳毅同誌回到家裏，無限感慨地對身邊的同誌說：“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這天，在黨和李大釗同誌領導下，我們組織4000多市民、工人、學生，衝擊北洋軍閥段琪瑞的反動政府，革命群眾遭到屠殺。魯迅痛斥‘三一八事件’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後的今天，我因反對這一類反動家夥，受到批判！”
黨的民主原則，受到了踐踏。一場危機真正到來了。從此，黨、政、軍、文碰頭會中斷了。合法的政治局委員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在組織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組代替政治局；用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會，逐步實現了他們的奪權陰謀。
寫到這裏，需要插進1968年11月21日，陳伯達、康生和外賓的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康生對所謂“二月逆流”和碰頭會上的鬥爭，作了介紹。
這次《談話》記錄，雖然大多是誣陷攻擊之詞，但也從反麵透露了當時七位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在中央碰頭會上同林彪、“四人幫”的鬥爭。
康生在《談話》中汙蔑說：“在這次會上，他們反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而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他們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實質上就是恢複王明投降帝國主義的投降路線。所以我們反駁他們說，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否定人民解放軍在革命戰爭中所取得的全國性勝利，也就是否定全國革命的勝利。”
在林彪、“四人幫”的法西斯淫威下，大批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好幹部，被他們無辜打倒，受到了無情打擊，遭到了殘酷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對於這種狀況，幾位老帥和副總理表示了極大的義憤。
康生卻說：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把老幹部整得很苦，所以，他們要起來保護老幹部。因為老幹部受了打擊，所以文化大革命要不得。他們反對偉大的紅衛兵運動。他們汙蔑文化大革命，說這是曆史上一次最大的殘酷鬥爭。
他們借口保護老幹部，企圖招降納叛，組織隊伍，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中央文革……就是保護一小撮反馬列主義的叛徒、特務、走資派。他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他們把毛主席充分發揮群眾路線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種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誣蔑為形而上學。”
康生別有用心地把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群眾路線對立起來，說：“他們叫囂說：你們天天喊群眾、群眾，那還有什麽黨的領導？我們回答說：你們說的那種黨的領導沒有了，而且永遠不會有，那是劉鄧招降納叛的領導。”
康生在《談話》中攻擊說：“他們還有一個口號，叫做‘文化大革命’把軍隊搞亂了。他們把保護軍隊同文化大革命對立起來。”
其實，把軍隊的穩定同“文革”對立起來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幫”。他們炮製“二月逆流”冤案，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倒我軍的一批負責同誌，進一步把軍隊搞亂。他們借口反擊“二月逆流”，把一些軍隊的負責同誌誣指為“某老譚”，從而衝擊軍事機關，搞亂軍隊，在軍隊內部打擊一大片。
與這次批鬥會相配合，林彪一夥在社會上大規模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
譚震林同誌曾因寫信給中央揭發江青，稱她是“今日中國的武則天！”希望對她提高警惕。江青聽了暴跳如雷，對譚震林同誌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後快。
3月6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譚厚蘭密謀商量，決定“反擊‘二月逆流’先從譚震林開刀。”“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相繼製造了衝擊農業展覽館和衝擊工業學大慶展覽的事件。
1967年3月8日，譚厚蘭帶著受操縱蒙蔽的1000多北師大學生，向北京農業展覽館衝來，製造了衝擊“農業學大寨展覽”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譚震林”“譚震林的黑報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書”“譚震林欺騙毛主席，罪該萬死”的口號。在農展館，他們不僅搶走大批文件，還當場揪走了農業部代理部長江一真同誌。
3月9日，陳伯達在一次軍級以上幹部會上，叫囂什麽現在全國自上而下，各級都有反革命複辟現象，提出要迎頭痛擊“複辟資本主義逆流！”
3月10日上午，王力、關鋒、戚本禹及謝富治親臨農展館，向占領農展館的譚厚蘭等慰問打氣。他們一起高舉雙手，狂叫著“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
在這前後，康生也趕到這裏。他搖頭晃腦地在農業學大寨展覽館裏轉了一圈，然後說：“展覽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煽動青年衝擊大寨展覽。而人們清楚記得，這個展覽除兩次經周總理親自審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專門審查批準的。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一夥操縱下，首都街頭出現了10萬學生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喊反擊“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位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瘋狂叫嚷，胡說什麽“文化大革命這一鬥爭勝敗，是決定中國走向何處去，決定中國命運，也決定著整個人類命運。”他混淆黑白，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進一步煽動，把反擊“二月逆流”推向全國各地。
烏雲可以一時迷漫天空，但終究遮不住陽光。正當反擊“二月逆流”甚囂塵上的時候，喜出望外的事情發生了。
1967年五一節前夕，4月30日的夜間，毛澤東同誌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穀牧等同誌，來到自己家裏。在書滿四壁的會客室，毛澤東同誌同大家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毛澤東同誌逐個問了幾位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的情況，然後說：“今天開個團結會。我們還是要搞團結嘛。”
毛澤東同誌手裏夾著一支香煙，一邊抽，一邊和悅地說：“開初，我不知道什麽是‘大鬧懷仁堂’。後來，我聽了幾次匯報，才搞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