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13)
林彪也講了話，指名劉少奇和鄧小平推行了“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
陳伯達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的報告，矛頭也是直指劉少奇、鄧小平。他在報告中甩出一頂“怕字派”的帽子，明白不過地要那些心存疑慮的人“丟掉怕字”，朝劉、鄧攻擊。
會議情況被中央文革有意透露出去，知道內情的中央組織部300多名群眾便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澤東、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鬥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決心。
陶鑄聞訊後，當即予以阻止，明確表態說：“組織部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作法我不讚成。”
顯然，這一態度已經被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知道了。
“劉少奇同誌是犯錯誤，不是敵人，不能喊打倒。”陶鑄麵對中央文革小組一群人的質問，毫不隱諱地亮出觀點：“我是不讚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錯誤，應該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戚本禹激烈地說。
“學生貼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要問我，我是不同意的。”陶鑄反而平靜下來。這是因為觀點已經講明，心裏便踏實了。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11）
“中央工作會議還沒有結束。”陳伯達陰沉沉地提醒。
這句話是極有分量的。會議沒結束，這期間暴露的新問題自然也屬待解決之列。一旦會議最終作出與陶鑄觀點相反的結論，那麽陶鑄便很可能不打自倒。
因為他事實上已經自己把自己連到了劉、鄧身上。
因為林彪早在8月18日就在首次接見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講過：“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就是說，誰當“保皇派”，誰就是資產階級的，誰就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牛鬼蛇神”一樣屬於被打倒之列。
陶鑄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裏，又開始在房間裏不停地踱步。
對於“文革”，他與周恩來有同感，認識也相近。周恩來在會議上的講話，用了“方興未艾，欲罷不能”來概括形勢，並且百感交集地說：“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麽大的局麵”，“這麽一想就不寒而栗”。
在當時條件的束縛下，在“文革”這一曆史現象和過程的本質尚未充分暴露的情況下，陶鑄對待“文革”的態度與周恩來也相近，與大多數人也相近，是懷著真誠的願望，努力從好的前途去理解“文革”，希望通過這場運動能夠真正克服和消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確實存在的某些弊端及陰暗麵，以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所以，陶鑄在會上發言，也明確表態：“搞階級鬥爭我是堅決的，搞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堅決的。”
但是，陶鑄堅持認為在無產階級已經執政的條件下，這樣的革命，隻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采取有組織有步驟的方式，在盡可能不影響社會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著健康軌道發展，才能達到上述目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想法與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相去甚遠。
差距就是矛盾。陶鑄陷於這種矛盾中，既想緊跟毛主席，又時時感到那“掉隊之虞”。
在他踱來踱去的時候，他那善於大跳躍善於聯想的大腦已經又在天馬行空，馳騁無邊。
他甚至一下子想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想到那次會議上一段未曾引人注意的小插曲……
陶鑄是帶了妻子曾誌、女兒陶斯亮一道上的廬山。會議期間，陶鑄聽說馮白駒病了，在南昌住院，忙趕下廬山前去看望。
曾誌和陶斯亮一道下了山。借這個機會，曾誌帶了女兒去看望了她的老戰友，閑居南昌的賀子珍。
那是一個非常簡樸的家。賀子珍穿一件褪了色的綢褂，一條南方老太太常穿的灰色短褲，腳下是雙拖鞋，發現有客來便迎上去，手裏還拿著一把大蒲扇。
曾誌一進門便看見了賀子珍，立刻激動起來，在井岡山和贛南閩西的生活刹那間便活躍在腦際，她大聲問：“子珍，你還認識我嗎？”
“你不是曾誌嗎？”賀子珍一把拉住客人的手，“我怎麽會忘了你！”
曾誌眼睛濕潤了，被賀子珍拉進屋坐。她向賀子珍介紹了女兒陶斯亮。
陶斯亮回憶道：“賀子珍頭發已經灰白，但人還清秀，可以看出年輕時秀氣的樣子。老太太親切、和藹、慈祥，看不出有任何毛病……”
“我還記得你到西安，我是看到你的行李。”賀子珍拉著曾誌的手，很動感情地說：“我等你，怎麽等你你也沒來，我看到了你的行李，你怎麽沒來？你為什麽不來看我。”
曾誌一時百感交集。她知道賀子珍說的是1937年，那正是賀子珍離開毛澤東，後來去了蘇聯的時候。曾誌那時本是要經西安去延安的，行李由蕭克的愛人和吳德峰的愛人帶去了。但她本人經過武漢時見到了出獄不久的陶鑄，便留在武漢沒有繼續北上。若那時她能到西安，或許可以勸勸賀子珍，畢竟她們關係不一般，過去是無話不說的呀……
“子珍，那次我是在武漢碰見了陶鑄，就留下了，所以行李去了人沒去。”曾誌解釋著，“不是我不去看你，我也不知道你在西安。”
“你們怎麽到這裏來了？”賀子珍問。
“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我跟老陶一起來了。今天老陶去看望一位老同誌，我就借機下山來看你了。”
賀子珍聽說廬山正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臉上顯出肅然和憶念。片刻，她輕聲問：“毛主席來了？”
曾誌點頭：“來了。”
“他，怎麽樣？”
“很好，身體很好。”曾誌明白賀子珍的心情，向她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一下毛澤東的身體情況。
據陶斯亮回憶：“賀子珍很正常，一再問毛主席怎麽樣？當她問話時，態度很恭敬，同時讓人體會到確是一往情深。”
告辭出來，曾誌覺得賀子珍很正常，過去的共同生活和深厚友誼攪得心裏不安，一上廬山，她就去找毛澤東。
“主席。”曾誌見麵就說：“我下了一趟山……見到子珍了。”
“哦。”毛澤東一怔，馬上問：“她怎麽樣？”
“她很好麽，看不出神經病。”
毛澤東嘴唇翕動一下，兩眼有些黯淡，顯然，他想起了過去的歲月……
忽然，毛澤東胸脯起伏一下，眼睛變得濕潤了，深深歎出一聲：“唉，我們是10年的夫妻喲……”他眨動雙眼，驅走滲出的淚，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聲音說：“我很想她……想見見她……”
“應該見見。”曾誌說得很幹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進贛南、閩西時的生活。“這件事千萬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澤東吩咐，顯然已經同意見麵。
“放心。”曾誌鼓勁說：“她不會知道。”
毛澤東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聲交待：“你去找汪東興，叫他來辦。”
當時汪東興正在江西當副省長，搞調查研究。曾誌說：“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東興精心安排了這次見麵，請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江西省省長方誌純的愛人朱丹華接送賀子珍。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弟弟，朱丹華是毛澤民烈士的遺孀。毛澤民犧牲後，她改嫁了方誌純。
水靜和朱丹華陪同賀子珍乘一輛小轎車駛進毛澤東居住的“美廬”。
水靜和朱丹華先上樓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輕聲說：“你們可以走了。”
水靜和朱丹華走後，衛士把賀子珍領上樓。毛澤東對衛士說：“你也走。”
毛澤東同賀子珍談了近一小時，又由水靜和朱丹華把賀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後，曾誌又趕去見毛澤東，見麵便急切地問：“談得怎麽樣？”
“唉，不行。”毛澤東淒然歎息，“頭腦還有毛病。”
“怎麽有毛病？”曾誌又關心，又著急。
“她怪我對王明不對，說王明還要害我，讓我小心王明。我吃藥，她來搶，說是毒藥，她說她就不吃藥，在上海就不吃藥……”
毛澤東講不下去了，望著屋頂長長歎息，回憶著什麽，眷戀著什麽，傷感著什麽……
曾誌回憶此事時還講道：“賀子珍在上海就曾不吃藥，不吃飯。護士隻好和她一起吃。護士吃什麽，她才吃什麽。子珍和我一起吃飯時不怕，她說：唉，那時我住廣東就好了，我住廣東有你就不會得什麽病了……”
這些，後來曾誌都一一告訴了陶鑄。
往事曆曆，陶鑄思潮起伏。
賀子珍的事，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他這樣想。
毛澤東含淚歎息：“我們是10年的夫妻喲……”這說明毛主席戀舊，而且容易動感情。少奇和小平同誌可是跟他患難與共幾十年的戰友，即便犯了嚴重錯誤，怎麽可能徹底打倒他們呢？
賀子珍的病，正是王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證明，是對王明路線的控訴。王明當年迫害打擊毛澤東，以致賀子珍至今以為他還要毒害毛澤東，搶毛澤東的藥，不叫他吃。這樣一個王明，毛主席還要講團結，說服大家選王明當中央委員。少奇和小平同誌即便錯誤再嚴重也不能同王明相比呀！
陶鑄停止了踱步。他覺得信心倍增，自言自語：“保劉、鄧，我是對的。”
他將日曆翻去一頁，因為已經過了零點。
新的一天開始了。這天毛澤東要親自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陶鑄深信，到時候毛澤東會講話的……
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宣布會議開始。
毛澤東一向善於以自己的情緒感染別人，影響周圍的氣氛。當他吸燃一支香煙，用柔和的目光向與會者一掃時，他那輕鬆平和的神情立刻感染了大家。緊張了十幾天的陶鑄，也不由得全身一陣鬆弛，悄悄籲口氣。
直覺告訴他，他的判斷沒有錯。
毛澤東的目光停在周恩來身上，隨意地問一句：“這個會已經開了半個月了吧？”
周恩來點頭：“差不多了。明天再開半天，具體問題回去按大原則解決。”
毛澤東又望著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你回去打算怎麽辦？”
劉瀾濤說：“回去看看再說。”
毛澤東對西南局的同誌抬抬下頦，說：“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嘛。讓紅衛兵看看《阿Q正傳》。”
陶鑄臉上掠過一絲不為人察覺的笑意。經曆了多少折磨，受了多少氣，現在是非總該清楚了。
毛澤東已經轉向康生，問：“聶元梓怎麽樣？”
康生的眼睛在厚厚的鏡片後麵眨動一下，蹙眉道：“還是要保。”
“關於這場運動的時間。”毛澤東夾煙的手在麵前劃了半個圓，是界線的意思：“大家討論一下，有個大的安排。”
沉默片刻，周恩來說出設想：“機關到春節，大、中學校到明年暑假。”
毛澤東沒有馬上表態，這畢竟不是隨口可定的小事。不過，毛澤東後來講過：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句話講在1967年7月13日，考慮應該是從1966年的10月便有了。毛澤東在隨後視察大江南北時，又在武漢講：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結束，或者稍遲一點……不能再搞了。到了9月26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再次講決心：明年春天結束文化大革命，接著開九大。而事實上，直到毛澤東逝世後，“文革”這場浩劫才告結束。實際為何一再違背毛澤東的初衷？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因為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除了指導思想和路線的錯誤，還不能不看到林彪、江青們利用“文革”之名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之實。那時常講的一句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林彪、江青一夥說“風”來自“走資派”。現在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懷疑了，“風”其實來自林彪、江青一夥人。
但是，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包括毛澤東在內，恐怕還沒有誰意識到這場運動最終會變成那樣慘重的一場浩劫。
毛澤東仍然是一身輕鬆地移動著目光，望著副總理李先念，問：“你們的會，今天開得怎麽樣？”
李先念皺眉：“財經學院說他們要開聲討會，我要檢討，他們不讓我說話。”
毛澤東吩咐：“你明天還去檢討，不然人家說你溜了。”
“我明天要出國。”
“你也告訴他們一下。”
毛澤東將目光活動著轉向全體：“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沒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來了這麽大的事。”
10月25日，林彪講話，指名道姓地說：“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是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路線的尖銳對立。”
“什麽路線錯誤，改了就算了。”毛澤東鬆弛地擺一下手，語氣平和，“我的責任是分一線二線，為什麽分一線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我想在我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大權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權旁落，萬沒有想到走向反麵。去年9、10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麽辦？我就感到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
康生插話：“八大政治報告裏就有階級鬥爭熄滅論。”
毛澤東緊接著糾正道：“報告我們看了，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他吮吮下唇，又強調：“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
中央工作會議10月28日結束。毛澤東講話後，雖然還有一些人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甚至言詞尖厲。但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所采取的諒解態度已是再明白不過的了。
陶鑄回到家裏，終於朝妻子痛痛快快地叫一聲：“曾誌同誌，毛主席講話了。對少奇和小平同誌還是保護的。”
正直、豪爽又十分天真的陶鑄，他哪裏想到就在這同一時間，江青正在召見北大的聶元梓：“給你個光榮的任務，到上海去。你隻要把上海搞亂，就立了大功……”
鬥爭逐步升級
進入1966年11月份，陶鑄與江青一夥人的對立越來越尖銳，鬥爭像越南戰場上的形勢一樣，呈“逐步升級”的態勢。
陶鑄獨個兒坐在沙發裏出神，他又接到通知，去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工作麵前，他從來不曾這樣畏難。
“我不是畏難，是為難。”陶鑄向他的獨生女兒解釋，“江青就是利用她的特殊地位，總是打著主席的旗號，我們難辨真假。”
女兒知道，違心的事爸爸不會幹。可是中南海裏那些知情的叔叔阿姨是讓她傳過話的。“亮亮，因為保一些幹部，你爸爸跟江青、陳伯達他們頂得很厲害，聽說江青對他發了好幾次脾氣，這樣下去可要吃虧的。”
“亮亮，你該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讓就退讓點吧！”
陶鑄明白親人對他的擔心憂慮。他看到妻子進來，目光顯得憂思重重。於是陶鑄勉強一笑，振作精神立起身。
“幹脆請假算了。”
“這個婆娘，瘋瘋癲癲。”陶鑄開始穿製服，朝妻子點點頭：“確實難招惹，但她也成不了氣候。她不具備辦大事的任何一點素質。”
“文革”開始的前半年，因為天天打交道，陶鑄已經把江青這個人看透了。
進入河北廳，陶鑄繃緊的神經稍稍放鬆一下。江青還沒到。至於王力、關鋒、戚本禹甚至包括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都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他朝自己座位走去。除了正式開會，他常感到沒什麽話可說。
P股剛坐穩，廳門砰地響了一聲，頓時引來所有人的目光。
江青黑旋風似地卷進來——黃軍衣、黑鬥篷，腳步又急又衝。進門猛地立住腳，尖利的目光一掃，立刻釘子一般戳在陶鑄身上不動了。
“你想幹什麽？”江青喊第一聲時，氣血已經直衝腦頂，整個臉都膨脹得紅上來：“你搞特務活動！你說清楚，現在就說！”
那一刻，陶鑄已經提起一股氣，硬起了頭皮。他一聲不響望著江青，岩石一樣冷峻，岩石一般淡漠。
於是，江青越加憤激怨毒，那眼神恨不能將陶鑄一口吞下去：“你在衛生係統講什麽？你搞我的鬼，你給我說清楚。”
陶鑄依然冷峻，依然淡漠，整個河北廳受了他的影響，竟如凝固了一般無聲無息。
事情的起因是陶鑄接到醫科大學一位學生的來信。信中說：我們同學裏有爭論：有人提出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我認為不對。毛主席就不能懷疑，不能打倒。
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又很難回答。
馬克思講過“懷疑一切”，馬克思生活的那個時代，這句話無論從認識論上還是從政治鬥爭上都好解釋。
然而現在，在無產階級執政掌權的社會主義中國，又是處於“文革”的運動中，這句話就不可能隻是從認識論上去解釋。理論指導行動，對這句話的任何解釋都將帶來巨大的政治後果。更何況那“懷疑一切”的後麵緊跟著“打倒一切”。
陶鑄慎重思慮，認清這個口號的政治目的就是將所有黨的幹部統統打倒。他立即給寫信的學生回信說：你的意見和主張是正確的，我同意你的觀點。不能懷疑一切，毛主席就不能懷疑。
陳伯達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的報告，矛頭也是直指劉少奇、鄧小平。他在報告中甩出一頂“怕字派”的帽子，明白不過地要那些心存疑慮的人“丟掉怕字”，朝劉、鄧攻擊。
會議情況被中央文革有意透露出去，知道內情的中央組織部300多名群眾便要求去中南海向毛澤東、黨中央送交決心書，表示徹底揭發批鬥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決心。
陶鑄聞訊後，當即予以阻止，明確表態說：“組織部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作法我不讚成。”
顯然，這一態度已經被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知道了。
“劉少奇同誌是犯錯誤，不是敵人，不能喊打倒。”陶鑄麵對中央文革小組一群人的質問，毫不隱諱地亮出觀點：“我是不讚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錯誤，應該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問題！”戚本禹激烈地說。
“學生貼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要問我，我是不同意的。”陶鑄反而平靜下來。這是因為觀點已經講明，心裏便踏實了。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11）
“中央工作會議還沒有結束。”陳伯達陰沉沉地提醒。
這句話是極有分量的。會議沒結束，這期間暴露的新問題自然也屬待解決之列。一旦會議最終作出與陶鑄觀點相反的結論，那麽陶鑄便很可能不打自倒。
因為他事實上已經自己把自己連到了劉、鄧身上。
因為林彪早在8月18日就在首次接見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講過：“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就是說，誰當“保皇派”，誰就是資產階級的，誰就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牛鬼蛇神”一樣屬於被打倒之列。
陶鑄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裏，又開始在房間裏不停地踱步。
對於“文革”，他與周恩來有同感，認識也相近。周恩來在會議上的講話，用了“方興未艾，欲罷不能”來概括形勢，並且百感交集地說：“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麽大的局麵”，“這麽一想就不寒而栗”。
在當時條件的束縛下，在“文革”這一曆史現象和過程的本質尚未充分暴露的情況下，陶鑄對待“文革”的態度與周恩來也相近，與大多數人也相近，是懷著真誠的願望，努力從好的前途去理解“文革”，希望通過這場運動能夠真正克服和消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確實存在的某些弊端及陰暗麵，以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所以，陶鑄在會上發言，也明確表態：“搞階級鬥爭我是堅決的，搞文化大革命我也是堅決的。”
但是，陶鑄堅持認為在無產階級已經執政的條件下，這樣的革命，隻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采取有組織有步驟的方式，在盡可能不影響社會正常生活秩序的前提下，沿著健康軌道發展，才能達到上述目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想法與毛澤東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相去甚遠。
差距就是矛盾。陶鑄陷於這種矛盾中，既想緊跟毛主席，又時時感到那“掉隊之虞”。
在他踱來踱去的時候，他那善於大跳躍善於聯想的大腦已經又在天馬行空，馳騁無邊。
他甚至一下子想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想到那次會議上一段未曾引人注意的小插曲……
陶鑄是帶了妻子曾誌、女兒陶斯亮一道上的廬山。會議期間，陶鑄聽說馮白駒病了，在南昌住院，忙趕下廬山前去看望。
曾誌和陶斯亮一道下了山。借這個機會，曾誌帶了女兒去看望了她的老戰友，閑居南昌的賀子珍。
那是一個非常簡樸的家。賀子珍穿一件褪了色的綢褂，一條南方老太太常穿的灰色短褲，腳下是雙拖鞋，發現有客來便迎上去，手裏還拿著一把大蒲扇。
曾誌一進門便看見了賀子珍，立刻激動起來，在井岡山和贛南閩西的生活刹那間便活躍在腦際，她大聲問：“子珍，你還認識我嗎？”
“你不是曾誌嗎？”賀子珍一把拉住客人的手，“我怎麽會忘了你！”
曾誌眼睛濕潤了，被賀子珍拉進屋坐。她向賀子珍介紹了女兒陶斯亮。
陶斯亮回憶道：“賀子珍頭發已經灰白，但人還清秀，可以看出年輕時秀氣的樣子。老太太親切、和藹、慈祥，看不出有任何毛病……”
“我還記得你到西安，我是看到你的行李。”賀子珍拉著曾誌的手，很動感情地說：“我等你，怎麽等你你也沒來，我看到了你的行李，你怎麽沒來？你為什麽不來看我。”
曾誌一時百感交集。她知道賀子珍說的是1937年，那正是賀子珍離開毛澤東，後來去了蘇聯的時候。曾誌那時本是要經西安去延安的，行李由蕭克的愛人和吳德峰的愛人帶去了。但她本人經過武漢時見到了出獄不久的陶鑄，便留在武漢沒有繼續北上。若那時她能到西安，或許可以勸勸賀子珍，畢竟她們關係不一般，過去是無話不說的呀……
“子珍，那次我是在武漢碰見了陶鑄，就留下了，所以行李去了人沒去。”曾誌解釋著，“不是我不去看你，我也不知道你在西安。”
“你們怎麽到這裏來了？”賀子珍問。
“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我跟老陶一起來了。今天老陶去看望一位老同誌，我就借機下山來看你了。”
賀子珍聽說廬山正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臉上顯出肅然和憶念。片刻，她輕聲問：“毛主席來了？”
曾誌點頭：“來了。”
“他，怎麽樣？”
“很好，身體很好。”曾誌明白賀子珍的心情，向她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一下毛澤東的身體情況。
據陶斯亮回憶：“賀子珍很正常，一再問毛主席怎麽樣？當她問話時，態度很恭敬，同時讓人體會到確是一往情深。”
告辭出來，曾誌覺得賀子珍很正常，過去的共同生活和深厚友誼攪得心裏不安，一上廬山，她就去找毛澤東。
“主席。”曾誌見麵就說：“我下了一趟山……見到子珍了。”
“哦。”毛澤東一怔，馬上問：“她怎麽樣？”
“她很好麽，看不出神經病。”
毛澤東嘴唇翕動一下，兩眼有些黯淡，顯然，他想起了過去的歲月……
忽然，毛澤東胸脯起伏一下，眼睛變得濕潤了，深深歎出一聲：“唉，我們是10年的夫妻喲……”他眨動雙眼，驅走滲出的淚，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聲音說：“我很想她……想見見她……”
“應該見見。”曾誌說得很幹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進贛南、閩西時的生活。“這件事千萬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澤東吩咐，顯然已經同意見麵。
“放心。”曾誌鼓勁說：“她不會知道。”
毛澤東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聲交待：“你去找汪東興，叫他來辦。”
當時汪東興正在江西當副省長，搞調查研究。曾誌說：“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東興精心安排了這次見麵，請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江西省省長方誌純的愛人朱丹華接送賀子珍。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弟弟，朱丹華是毛澤民烈士的遺孀。毛澤民犧牲後，她改嫁了方誌純。
水靜和朱丹華陪同賀子珍乘一輛小轎車駛進毛澤東居住的“美廬”。
水靜和朱丹華先上樓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輕聲說：“你們可以走了。”
水靜和朱丹華走後，衛士把賀子珍領上樓。毛澤東對衛士說：“你也走。”
毛澤東同賀子珍談了近一小時，又由水靜和朱丹華把賀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後，曾誌又趕去見毛澤東，見麵便急切地問：“談得怎麽樣？”
“唉，不行。”毛澤東淒然歎息，“頭腦還有毛病。”
“怎麽有毛病？”曾誌又關心，又著急。
“她怪我對王明不對，說王明還要害我，讓我小心王明。我吃藥，她來搶，說是毒藥，她說她就不吃藥，在上海就不吃藥……”
毛澤東講不下去了，望著屋頂長長歎息，回憶著什麽，眷戀著什麽，傷感著什麽……
曾誌回憶此事時還講道：“賀子珍在上海就曾不吃藥，不吃飯。護士隻好和她一起吃。護士吃什麽，她才吃什麽。子珍和我一起吃飯時不怕，她說：唉，那時我住廣東就好了，我住廣東有你就不會得什麽病了……”
這些，後來曾誌都一一告訴了陶鑄。
往事曆曆，陶鑄思潮起伏。
賀子珍的事，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他這樣想。
毛澤東含淚歎息：“我們是10年的夫妻喲……”這說明毛主席戀舊，而且容易動感情。少奇和小平同誌可是跟他患難與共幾十年的戰友，即便犯了嚴重錯誤，怎麽可能徹底打倒他們呢？
賀子珍的病，正是王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證明，是對王明路線的控訴。王明當年迫害打擊毛澤東，以致賀子珍至今以為他還要毒害毛澤東，搶毛澤東的藥，不叫他吃。這樣一個王明，毛主席還要講團結，說服大家選王明當中央委員。少奇和小平同誌即便錯誤再嚴重也不能同王明相比呀！
陶鑄停止了踱步。他覺得信心倍增，自言自語：“保劉、鄧，我是對的。”
他將日曆翻去一頁，因為已經過了零點。
新的一天開始了。這天毛澤東要親自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陶鑄深信，到時候毛澤東會講話的……
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宣布會議開始。
毛澤東一向善於以自己的情緒感染別人，影響周圍的氣氛。當他吸燃一支香煙，用柔和的目光向與會者一掃時，他那輕鬆平和的神情立刻感染了大家。緊張了十幾天的陶鑄，也不由得全身一陣鬆弛，悄悄籲口氣。
直覺告訴他，他的判斷沒有錯。
毛澤東的目光停在周恩來身上，隨意地問一句：“這個會已經開了半個月了吧？”
周恩來點頭：“差不多了。明天再開半天，具體問題回去按大原則解決。”
毛澤東又望著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你回去打算怎麽辦？”
劉瀾濤說：“回去看看再說。”
毛澤東對西南局的同誌抬抬下頦，說：“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嘛。讓紅衛兵看看《阿Q正傳》。”
陶鑄臉上掠過一絲不為人察覺的笑意。經曆了多少折磨，受了多少氣，現在是非總該清楚了。
毛澤東已經轉向康生，問：“聶元梓怎麽樣？”
康生的眼睛在厚厚的鏡片後麵眨動一下，蹙眉道：“還是要保。”
“關於這場運動的時間。”毛澤東夾煙的手在麵前劃了半個圓，是界線的意思：“大家討論一下，有個大的安排。”
沉默片刻，周恩來說出設想：“機關到春節，大、中學校到明年暑假。”
毛澤東沒有馬上表態，這畢竟不是隨口可定的小事。不過，毛澤東後來講過：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句話講在1967年7月13日，考慮應該是從1966年的10月便有了。毛澤東在隨後視察大江南北時，又在武漢講：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結束，或者稍遲一點……不能再搞了。到了9月26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再次講決心：明年春天結束文化大革命，接著開九大。而事實上，直到毛澤東逝世後，“文革”這場浩劫才告結束。實際為何一再違背毛澤東的初衷？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因為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除了指導思想和路線的錯誤，還不能不看到林彪、江青們利用“文革”之名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之實。那時常講的一句話叫“樹欲靜而風不止”。林彪、江青一夥說“風”來自“走資派”。現在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懷疑了，“風”其實來自林彪、江青一夥人。
但是，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包括毛澤東在內，恐怕還沒有誰意識到這場運動最終會變成那樣慘重的一場浩劫。
毛澤東仍然是一身輕鬆地移動著目光，望著副總理李先念，問：“你們的會，今天開得怎麽樣？”
李先念皺眉：“財經學院說他們要開聲討會，我要檢討，他們不讓我說話。”
毛澤東吩咐：“你明天還去檢討，不然人家說你溜了。”
“我明天要出國。”
“你也告訴他們一下。”
毛澤東將目光活動著轉向全體：“要準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我沒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來了這麽大的事。”
10月25日，林彪講話，指名道姓地說：“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是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路線的尖銳對立。”
“什麽路線錯誤，改了就算了。”毛澤東鬆弛地擺一下手，語氣平和，“我的責任是分一線二線，為什麽分一線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我想在我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大權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權旁落，萬沒有想到走向反麵。去年9、10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麽辦？我就感到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
康生插話：“八大政治報告裏就有階級鬥爭熄滅論。”
毛澤東緊接著糾正道：“報告我們看了，是大會通過的，不能單叫他們兩個負責。”他吮吮下唇，又強調：“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
中央工作會議10月28日結束。毛澤東講話後，雖然還有一些人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甚至言詞尖厲。但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所采取的諒解態度已是再明白不過的了。
陶鑄回到家裏，終於朝妻子痛痛快快地叫一聲：“曾誌同誌，毛主席講話了。對少奇和小平同誌還是保護的。”
正直、豪爽又十分天真的陶鑄，他哪裏想到就在這同一時間，江青正在召見北大的聶元梓：“給你個光榮的任務，到上海去。你隻要把上海搞亂，就立了大功……”
鬥爭逐步升級
進入1966年11月份，陶鑄與江青一夥人的對立越來越尖銳，鬥爭像越南戰場上的形勢一樣，呈“逐步升級”的態勢。
陶鑄獨個兒坐在沙發裏出神，他又接到通知，去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
在工作麵前，他從來不曾這樣畏難。
“我不是畏難，是為難。”陶鑄向他的獨生女兒解釋，“江青就是利用她的特殊地位，總是打著主席的旗號，我們難辨真假。”
女兒知道，違心的事爸爸不會幹。可是中南海裏那些知情的叔叔阿姨是讓她傳過話的。“亮亮，因為保一些幹部，你爸爸跟江青、陳伯達他們頂得很厲害，聽說江青對他發了好幾次脾氣，這樣下去可要吃虧的。”
“亮亮，你該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讓就退讓點吧！”
陶鑄明白親人對他的擔心憂慮。他看到妻子進來，目光顯得憂思重重。於是陶鑄勉強一笑，振作精神立起身。
“幹脆請假算了。”
“這個婆娘，瘋瘋癲癲。”陶鑄開始穿製服，朝妻子點點頭：“確實難招惹，但她也成不了氣候。她不具備辦大事的任何一點素質。”
“文革”開始的前半年，因為天天打交道，陶鑄已經把江青這個人看透了。
進入河北廳，陶鑄繃緊的神經稍稍放鬆一下。江青還沒到。至於王力、關鋒、戚本禹甚至包括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都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他朝自己座位走去。除了正式開會，他常感到沒什麽話可說。
P股剛坐穩，廳門砰地響了一聲，頓時引來所有人的目光。
江青黑旋風似地卷進來——黃軍衣、黑鬥篷，腳步又急又衝。進門猛地立住腳，尖利的目光一掃，立刻釘子一般戳在陶鑄身上不動了。
“你想幹什麽？”江青喊第一聲時，氣血已經直衝腦頂，整個臉都膨脹得紅上來：“你搞特務活動！你說清楚，現在就說！”
那一刻，陶鑄已經提起一股氣，硬起了頭皮。他一聲不響望著江青，岩石一樣冷峻，岩石一般淡漠。
於是，江青越加憤激怨毒，那眼神恨不能將陶鑄一口吞下去：“你在衛生係統講什麽？你搞我的鬼，你給我說清楚。”
陶鑄依然冷峻，依然淡漠，整個河北廳受了他的影響，竟如凝固了一般無聲無息。
事情的起因是陶鑄接到醫科大學一位學生的來信。信中說：我們同學裏有爭論：有人提出要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我認為不對。毛主席就不能懷疑，不能打倒。
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又很難回答。
馬克思講過“懷疑一切”，馬克思生活的那個時代，這句話無論從認識論上還是從政治鬥爭上都好解釋。
然而現在，在無產階級執政掌權的社會主義中國，又是處於“文革”的運動中，這句話就不可能隻是從認識論上去解釋。理論指導行動，對這句話的任何解釋都將帶來巨大的政治後果。更何況那“懷疑一切”的後麵緊跟著“打倒一切”。
陶鑄慎重思慮，認清這個口號的政治目的就是將所有黨的幹部統統打倒。他立即給寫信的學生回信說：你的意見和主張是正確的，我同意你的觀點。不能懷疑一切，毛主席就不能懷疑。
